四
朝鲜战争让民主党深受其害。它遗留下的大笔债务首先得由民主党来承担，然后由全体美国人承担。在那段时间里，杜鲁门承受着各个方面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归因于朝鲜战争和蒋介石的失败，更源于在这个异常艰难、极端痛苦的时代里，内忧外困让民主党人心力交瘁。1952年是战后民主党执政的第七个年头，尽管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乃至整个国家)，都不得不接受一种不安多于胜利的新型战争。共产党国家很可能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永恒敌人。因此，到了1952年，美国人需要改变自己、调整自己，这一点毫不奇怪。但是，那个时代的教训却挥之不去，就像病毒一样，渗入到民主党人的血液之中。而共和党人也找到了自己能做的事——能言善辩的他们一如既往，在嘴上绝不姑息共产主义;他们把共和党标榜为打击共产主义的卫士，他们的使命就是坚定不移地对抗赫鲁晓夫和他的继承人。国家安全也发生了变化：共产主义阵营的威胁已经摆在面前，但如何准确衡量这种威胁却越来越难，因为它现在和共和党的政治深深地、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一直就是最让共和党头疼的一个问题。他们不敢直面挑战，回应指责，更无法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让共和党在政治上倍感煎熬。中国是他们最大的心病。于是，人们马上就忘记了朝鲜战争后出现的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是否需要把真正严肃的国家安全问题与民主政治运动中日趋激烈的反共潮流区分开来。那么，美国是否对哪些是真正的国家安全问题，哪些只是少数人别有用心造成的假象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呢?民主党的固有弱点让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左右为难，并最终变为促成美国涉足越南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战”之后，民主党在稳定欧洲政治经济局势方面取得的成功大多被人们淡忘，毕竟，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
在1952年大选之后的几年里，尽管海外军事力量的配置基本就位，但冷战氛围急剧增长，并成为美国的头号政治问题。此外，斗争的焦点也不只限于与苏联的欧洲主导权之争，在这个战场上(越南)，苏联同样是美国的头号敌人，苏联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他们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把自己的意愿和政治体制强加于他的卫星国。在这些国家里，美国通常与本土的民族主义视为一体，他们唯一的追求就是基督教式的民主资本主义。现在，人们把这些地区看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新战场。在这里，对抗西方殖民地或新殖民体系的本土力量不断强化，为此，他们经常会求助于社会主义的援助和武器。在这些国家，冲突与对立在地缘政治上并没有什么意义，更谈不上有重要性，因而不至于改变全球力量的对比。在凯南看来，他们就属于那些在政治战略上毫无价值的国家。他认为，莫斯科和某些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英国和法国已经认识到，在这个新的时期，继续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已毫无意义，因此，他们正在逐渐放弃这些殖民地;但是，美国却开始打着反共的旗帜来到这里，这让他们的盟友颇感意外。
于是，为适应政治环境的变化，即便是民主党也开始循序渐进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到1960年，当代的绝大部分矛盾都在肯尼迪这个或许是民主党最有魅力的年轻总统候选人身上集中体现出来。肯尼迪是一个智力超群、极具时代气息的政治人物。他的政治思维严谨而冷酷，这让他在这个被核武器所笼罩的新政治气氛中得心应手，因为在当时的氛围里，一个合格的领导人需要的是冷静，而不是热情。从他身上从来就看不到真正的政治激情，但又看不到绝对的理性。很多人以为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实际上未必。这就意味着，肯尼迪和同时代的其他任何民主党人相比更能代表“新政”时期民主党的冲突性力量，因为当时的民主党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民主党，而是演变为冷战时期的民主党。毫无疑问，肯尼迪至少在表面上比他的前任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更强硬。自肯尼迪之后，再也无人指责民主党候选人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了。谈到20世纪60年代总统竞选期间的肯尼迪，强硬派专栏作家约瑟夫·阿尔索普说过：“他太神奇了!他比史蒂文森更有男人味!”[1]在1960年的大选中，肯尼迪和民主党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问题上，采取了比其竞选对手理查德·尼克松更强硬的态度，而卡斯特罗则是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成为古巴领导人，也就是说，卡斯特罗问题始于共和党执政期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此时的古巴已经成为总统是否“够男人”的试金石。在1960年的大选中，副总统候选人林登·约翰逊曾走遍南方各州，在每次演说中都不会忘记拿卡斯特罗说事：“我打算先把他洗干净，然后刮掉他的大胡子，最后再打他的屁股。”肯尼迪指责共和党造成美苏在导弹数量上的差异——这足以说明，真正对共产党心慈手软的是共和党，他们使整个国家陷入核恐惧之中。事实马上就验证了他的指责，双方在战略导弹数量上出现明显落差——美国有2000枚，而苏联只有67枚。但共和党仍然采取防御性姿态，而自恃强大无比的赫鲁晓夫也从来没有纠正过肯尼迪的错误。[2]
肯尼迪私下里或许认为完美的中国政策以及拒不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的做法有点非理性，或许更愿意向某些思想更趋自由派的助手表达这种感受，但他肯定不敢冒着政治风险去改变，至少在他的第一个任期里，他还没有这样的胆量。他可以私下里直言不讳地谈论这些，因为为人直率坦诚恰恰是他的个人魅力，也让他得到现实主义者的美名。但肯尼迪的坦诚大多只是表现于非正式场合，他很少在公开场合显露这样的魅力。正因为如此，那些有机会和他私下交往的人甚至会更喜欢他，认为他现实客观，而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大选之前，他可能向自由派助手承诺过，一旦当选，他将对中国实施新政策，但是大选之后，他告诉这些人，现在还不是谈论中国的时候;他可能会含糊其辞地说些“或许应该在第二个任期”之类的话……很清楚，一定要等到第二任期才能考虑这件事。
不过，他的执政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实际上，他们一直处于守势。肯尼迪仅以区区10万张选票的微弱优势战胜对手尼克松，绝对是名副其实的险胜。之后，中情局制订的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计划(帮助古巴反政府力量在古巴海岸线登陆，从卡斯特罗手中夺取政权)把他推向了火坑。这项由中情局而不是军方策划的“猪湾入侵”[3]计划，因肯尼迪未能提供有效的空中支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从政治角度说，这次事件让肯尼迪深受其害，让他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两个月之后，他在维也纳与赫鲁晓夫会晤。苏联领导人认为“猪湾入侵”事件是不合时宜的越轨行为，认为这是肯尼迪犯下的大错，赫鲁晓夫甚至以此来恐吓肯尼迪。西方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唯一可以用枪炮一决雌雄的地方就是越南，赫鲁晓夫认为这更能显示他的强壮和勇敢，而肯尼迪不仅决定迎战，还要增加赌注，准备在越南豪赌一场。
但关于越南，有一个重要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回答：如果说民主党不能解决中国问题，那么他怎么能在越南避免同样的失败呢?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回答，因为根本就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政府里没人谈论中国。而越南现在是否会变成又一个新中国，以及是否需要追究越战中输给共产主义的责任，这还不是他们最紧迫的问题。因此，他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划清界限：对中国的政策可以暂时搁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越南和中国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两个国家中，中国已成定局——任何政策都是徒劳，而越南的问题还在发展当中，或是更确切地说，悲剧正在酝酿之中。相同的政治力量把他们紧紧地拴在一起，相互影响，不可分割：如果你不理解那些曾在中国赢得胜利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自然也就不能应对它们在越南给美国人带来的真正挑战。那些不想输给越南人、不想在另一个从来不是美国盟友的亚洲国家丢脸的美国人，恰恰是那些对中国的政策漠不关心的人。新政府对改革过气的杜勒斯政策信心百倍，决心彻底抛弃大多数过时的政策，坚决把中国挡在联合国的大门之外。曾在肯尼迪政府任职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艾伦·惠廷指出，在中国问题上，肯尼迪“总体上是谨慎的”。[4]
1961年夏天，肯尼迪在海恩尼斯港的家中迎来了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林·克里夫兰及总统助理兼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谈到中国时，肯尼迪说，眼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总统意识到让所有人下定决心的时刻已经到来，便大声对妻子喊道：“杰姬，我们现在需要‘血腥玛丽’。”[5]他告诉满脸狐疑的史蒂文森，一年后再处理中国问题，但这一年好像遥遥无期。
在几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再次提出中国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包括史蒂文森、施莱辛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以及高级国内事务助理兼首席演说撰稿人特德·索伦森。肯尼迪说，史蒂文森的处境很糟糕，因为他要把新中国挡在联合国大门之外。他告诉史蒂文森：“你现在要做的事情，也许是世界上最难做的事，让台湾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这个想法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斗争，让红色中国在我们任期的第一年里就进入联合国：这既是你的第一年，也是我的第一年，那么就相当于把我们赶下了台。因此，我们今年不能让他们加入联合国;我们的真正机会应该在明年。今年是选举年，我们可以将中国加入联合国一事延迟到选举年之后。总之，你今年的唯一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把中国拦在联合国之外。不管你需要什么，只要能完成这个任务，我都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你。”史蒂文森问，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是一年内的任务，还是长期性目标。肯尼迪回答，至少一年。他本人已经亲自向蒋介石表态：他绝对不会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当作一个国内政治问题。之后，肯尼迪居然若无其事地提出，他正在组建一个团队，成员都是那些主张“中国第一”的人，包括卢斯、贾德和霍华德等几个人，让他们专门负责处理中国事务。当时，每个意识到还有一些人正在不遗余力地帮助蒋介石，而且这件事本身似乎与肯尼迪的选举毫不相干的在场者，听到此话后都迷惑不解地想：他以往对政治形势的冷静而现实的评价是不是已经离他而去。仅仅因为总统先生一个善意的电话，就让他们改变对蒋介石的立场是不可能的事情。此时的肯尼迪依旧是世界上最理性的人，但却在执行最不理性的政策。
1961年晚秋，肯尼迪决定再一次升级时打时停、连绵不断的越南战争。当时，美国只向南越派出了600名军事顾问。随着肯尼迪执行极端危险的升级政策，尽管最初只是以顾问和支援部队形式有限参与，但到1963年，驻南越的美军达到1.7万人。肯尼迪的升级战略意味着，尽管美国在越南战争初期的参与程度相对有限，但星条旗在越南的土地上已无处不在，并被敌人视为交战者。这是一场美国自己都无法控制最终将走向何处的战争，但对抗美国代言人(南越)的力量(越共)也有深刻的历史动机。强大而富有的美国认为，自己将是这场战争的主宰者，但随着战争的深入，他们逐渐发现自己对情势越来越缺乏控制力，实际上，他们正在重复法国人走过的路。著名记者、史学家伯纳德·福尔说：“美国人正在复制法国人的足迹，却做着不一样的梦。”福尔最终命丧越南。[6]
在肯尼迪涉足越南的诸多因素中，占主要地位的还是源于国内政治因素：由于在第一个任期里未能在中国问题上有所作为，因此，肯尼迪绝不能再失去另一个国家、一个已经发生战争的国家(越南)。尽管美国人在战场上的存在越来越明显，但把南越从共产党手中拯救出来依旧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这更多地事关民主党不想被赶出华盛顿。冷战思维对美国国内政策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越南战争的升级，对美国人来说，以反殖民主义为由发动战争的动机显然毫无号召力，反而是反共思维更具说服力。艾奇逊作为民主党的外交事务老手、传统主义者及欧洲事务代言人，蒋介石当年的失败曾让他颜面扫地，而在当前的新形势下，艾奇逊在越南这个貌似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却成为最铁腕的强硬派之一，他的强硬甚至让他在杜鲁门执政期间的很多老同事都深感震惊。多年之后，杜鲁门的白宫高级顾问乔治·艾尔塞说：“对于迪安，我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他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转变——他应该清楚这样做不会有什么结果，可他现在却越来越像以前一直在批评他的右翼势力。”[7]相反，艾奇逊对他认定的政府内温和派人士，比如史蒂文森、切斯特·鲍尔斯以及凯南等人，越来越充满敌意，他在那段时间里把嘲弄自己的老同事凯南当成日常工作。在肯尼迪任命凯南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时，艾奇逊甚至在朋友面前对凯南发出非同寻常的恶毒攻击：“就凭老乔治的木头脑袋，铁托每天都会像节日一样轻松愉快。”[8]
此外，提高对越南战争的参与程度，无疑是肯尼迪政府最大的冒险之举，因为它暴露了肯尼迪谋取政治利益的真实目的：靠越南战争为1964年大选争取时间。由于美国人在这个过程中陷得太深，因此，只有取得更有说服力的结果，才能给国内一个好的交代。肯尼迪需要给美国人拿出且要尽快拿出成果。但这些结果并没有而且永远都不会出现。因此，为了弥补战场上成果的缺失，肯尼迪政府很快就抛出更可怕的工具——制造一台巨大无比的撒谎机器，它的基地在华盛顿，而最主要的辅助设备则设在西贡，这台机器不仅会系统化地拒绝所有来自战场上的负面消息，而且还能根据要求制造出他们幻想中的胜利和成功，无数从来就不存在的胜利和成功。它将自欺欺人的伎俩发挥到极致：在那段时间，这台撒谎机器确实物尽所用，让真实的消息整整推迟三年才传到华盛顿，当然，它也开启了美国政府公信力不断萎缩的时代。在这三年里，美国对真正有效的政策丧失了理性判断力。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害身亡。
他原打算在自己的第二个任期里彻底解决越南问题，结果却未能如愿。他的前任把中国政策这个包袱扔给了他，而他则给继任挖下了一个更深的泥潭——越南。肯尼迪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特有的幽默感，国家安全委员会曾就前一任政府留下的一些灾难性问题进行讨论，肯尼迪在会后风趣地说：“没关系，想想我们以后也会给下一届政府留下更多的麻烦，他们也许比我们还可怜。”[9]
这个可怜的继任者就是林登·约翰逊，但没人认为他是个可怜的家伙，尤其是那些以前被他击败的人现在至少可以轻松下来，并最终为一件原本不赞成的事情(越南战争)投上一个赞成票。肯尼迪给他的最大礼包就是越南。到1963年秋，越共基本上赢了这场战争。美国政府用了三年的时间，才把越南变成地缘政治上貌似重要的一环，实际上，即便是华盛顿的权威人士也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到约翰逊上台时，美国人跑到越南打仗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他们已经在那里打仗了，如果不把这场战争打下去，即使战争不把他们拖垮，其他方面的压力也会让他们喘不过气。过去的这三年里，美国官员讲了很多玩世不恭的话，无非是想告诉人们，美国人在那里打得很漂亮，而且越南很重要，所以把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兵扔到越南去打一场永远也打不赢的战争是合乎道理的。
约翰逊是与肯尼迪截然不同的总统。肯尼迪(私下里)一直强调要把欧洲的强硬共产主义和第三世界中的共产主义 — 民族主义区分开来，而约翰逊很少在共产主义阵营中搞区别对待，而且他几乎不给身边人留下质疑的空间。在约翰逊的眼里，世界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并不像肯尼迪想象的那么亲近。如果说约翰逊的高瞻远瞩让他在1964年的大选中脱颖而出，那么，他更希望能把获取的权力尽快施展到国内事务上，而不像肯尼迪那样，乐于在外交事务上大显身手。他从不过分关注外交政策，除非它们直接影响到他的国内政策。1965年，华盛顿最优秀的外交政策分析家之一菲利普·盖林曾预言了约翰逊与外界世界的冲突：“除非事到临头，林登·约翰逊从不对国际事务发生真正的兴趣。”[10]
约翰逊认为越南属于世界的四流国家。他不了解这个弱小但勇猛的国家的精明之处，不知道它在过去是如何抵抗强大的中国，在最近又如何打败法国的。越南的历史就是一部宿命论的历史。战争的一方是那些把法国人赶出越南的男男女女，那些革命英雄，尽管美国从不把这场革命看成是真正的革命;而战争的另一方是努力英勇作战的南越军队，他们的大多数高级将领是亲西方派，是那些当年和法国人并肩作战的人。站在美国人对面的对手，灵活机动、勇敢善战，有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战术，这一点和毛泽东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是从毛泽东那里学到的本事。和他们交过手的人，永远不会低估他们的能力和表现，只有华盛顿那些自以为无所不能、对这种新型战争一无所知的人，才会不识时务地嘲笑他们缺乏传统的作战组织。越战初期，华盛顿的高层争执不下——一方为河内摇旗呐喊，另一方则为美国擂鼓助威，双方都各执己见，据理力争。事实证明，河内拥有比美国更多的选择，因为他们可以在不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继续玩下去。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这场游戏，因为他们经常没有好结果。
1964年，正当约翰逊准备对越战做出最终决策的时候，三个因素突然又让他变得异常强硬：首先是他本人的变化。他对自己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希望自己高人一筹，在挑战面前绝不低头，让所有斗争带上个人色彩，以此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魄。就任之后，约翰逊告诉肯尼迪政府的首席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他的工作就是一定要把约翰逊描绘成得克萨斯州的大块头，高大威猛，勇敢坚定。谈到多米尼加的反美领导人，约翰逊对麦克乔治·邦迪说：“告诉那些不像男人的王八蛋，我可什么都干得出来。”
第二个因素是隐藏在表面之下、美国人潜意识深处的种族主义。朝鲜战争开始时，这种思维就让很多美国高层人士困惑不已。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认为，亚洲人身材矮小，工业和技术落后，因此，他们天生就是劣等民族，抵挡不住先进的美国技术和强大的美国军队。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错判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所有人都低估了朝鲜军队在战争初期乃至随后的战斗力。麦克阿瑟不仅误判了中国人的对策，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军队会有多么强大，这一切都让美国人在朝鲜战争初期付出了惨重代价。当约翰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谈到越南时，还狂妄地称之为“一个破烂的四等国家”。[11]偶尔，他也会像阿尔蒙德一样，称那些北越士兵为“洗衣工”。就在即将做出是否向越南派兵这个重大决定时，约翰逊的种族主义再现身形。他声称，越南人和墨西哥人一样都属于劣等民族，必须先兵后礼，只有在他们面前显示你的强大威力，他们才会给你应有的尊重。他总喜欢说，越南人不可能欺骗他，因为他了解这些人，也和像他们这样的人打过交道，比如墨西哥人。现在，只要你让墨西哥人知道谁是老板，他们就会听你的话，但是，“你要是不盯着他们，他们就会跑到你的后院，只要你不做声，他们就会抢夺你的地盘。第二天，这些瘦小孱弱的墨西哥人就会光着脚，跑到你的门口，当真来接收你的地盘。但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告诉这些家伙，‘等着吧，等我有时间再和你们算账’，他们就知道，一旦把你惹急了，你就会给他们颜色看。只要让他们知道了你的厉害，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12]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政治因素。作为一个政治家，约翰逊如果要把美国大兵派到越南打仗，肯定需要一个政治上的理由。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但这次约翰逊犯了一个错误：他还固守以往的政见，而没有着眼于未来。他以为历史可以预见未来。在1964年的大选中，面对更强硬的共和党人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他的失败，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他说他不会让美国小伙子去做本应由亚洲小伙子们做的事)，约翰逊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约翰逊却错误地解读了这场胜利背后的政治学。对战争政治学的错误认识和西贡失陷的代价，促使他联想到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以及强硬的国内政治力量。约翰逊马上就对这些政治力量警觉起来，因为它们对自己最了解的两个地方而言意义非凡：一个是华盛顿，在这里，他看到反麦卡锡的参议员们被彻底毁掉;另一个是得克萨斯州，在当地石油大亨的支持下，当地的麦卡锡主义势力仍然凶猛可畏。也正是在得克萨斯，当约翰逊由一个“新政”自由派众议员转变为参议员时，他在政治上开始逐渐向这些支持麦卡锡的右翼势力靠拢，并进而对他们产生依赖。
在制定最终的越南政策时，中国因素对约翰逊影响甚大。他一直在谈论中国，私下里经常提及中国是如何在50年代初毁掉民主党政府的，以及一旦把越南输给共产党，整个美国将被淹没在麦卡锡主义的洪水之中。他经常会说，杜鲁门和艾奇逊丢了中国，这就像是一个咒语：当他们丢了中国，他们就丢了国会，因为国会中的共和党总能找到攻击民主党的理由。约翰逊私下里在和比尔·莫耶斯和乔治·里迪等挚友及助理交谈时，经常会一抒胸怀，坦言对失去“伟大社会”的担忧。“伟大社会”[13]是他最大的心愿，但是，约翰逊还是因为在越南问题上的软弱而失去了他最珍爱的“伟大社会”。
约翰逊经常说，他会坚守自己的梦想。他还说，杜鲁门和艾奇逊居然被人们指责为妥协，谁能相信呢?“你们这些小伙子还很年轻，”约翰逊对莫耶斯和其他年轻人说，“你们根本就不了解国会和亚洲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如果胡志明走在西贡的大街上，他们就永远也不会让你得到‘伟大社会’和‘民权’。”他说，国会不关心这些立法。“他们只是一味地拿越南说事，越南，越南，越南，好像除了越南，什么也没有，简直让我无法忍受。”[14]莫耶斯认为，约翰逊似乎比肯尼迪还难以忘怀刚刚过去的那段历史。约翰逊从不认为美国正在发生变化，即使当肯尼迪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里感觉有可能讨论和平时，他也是这么认为。奇怪的是，约翰逊并不认为美国人想到越南打仗，不过他以为自己知道该怎样逃过华盛顿政治体系的讨伐，但实际上他不知道。约翰逊同样没有想到的是，缓和冷战带来的紧张压力可能会带来新的政治回报，他更没有意识到，美国也在变化，不愿做冷战奴隶的新一代人，正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
约翰逊没有且无法看到的是，在1965年与北越部队开战前夕，美国所有的军事和政治力量都是表面上的，自以为令人恐惧，而实际上美国人打这场战争的弱点被隐藏起来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约翰逊的越南战争归根到底是恐吓。这些缺陷虽然常见却极其致命：美国人无力操纵这场遥远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的战争;美国人在内心深处就没有耐心等待胜利，美国大兵也不能把自己变成“越南人”，这些困难是远非决策者所能想到的。相比而言，越南人的劣势是表面上的，虽然这种劣势显而易见——他们缺少大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但越南人的优势令人生畏，只不过是被表面的劣势所掩盖而已。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去发挥这些优势，而一旦优势显现，就会让美国人心惊胆战。道理很简单：这毕竟是在他们的土地上。
保罗·麦吉中士于1952年6月退役。一年多之前，他在砥平里南侧的“麦吉”山上阻击中国人。麦吉想继续留在军中，因为他喜欢陆军，而且自视为一个不错的甚至可以说得上优秀的士兵，但他还是接受军方的伤病劝退，回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家中。父亲开了一家小机修厂，他的工作是维修棉纺织厂的零部件。后来，父亲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麦吉便成了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在朝鲜作战时，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所做之事的正确性。他自愿去到朝鲜，即使是在砥平里战役最艰难的时刻，他也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决定，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亦是如此。他认为，那的确不是一场受欢迎的战争，大多数美国人早已忘记了这场战争，但对于他本人以及其他曾在那里战斗过的人来说，朝鲜战争意义非凡，值得他们为此承担那么多痛苦，付出那么多生命。麦吉认为，后来共产党阵营没有再做朝鲜那样的尝试，说明美国到那里去打仗是正确的。由于回到了北卡罗来纳的贝尔蒙特老家，麦吉就错过了继续留在陆军的机会。在朝鲜战争之后的几年里，陆军也忘记了他的存在。偶尔还会有征兵人员来到乡下探望他，看看他过得如何，问他是否还想回到军中。50年代末期，陆军准备在布莱格堡筹建特种兵。有人看了他的资料，认为他是率领这支特战部队的最佳人选，是最理想的“绿色贝雷帽”成员，于是，他们想尽办法让他回到军中。尽管麦吉一直认为这是自己最应该做的事情，但家庭的责任还是胜过了他的情感追求。麦吉认为，如果回到陆军，他很可能会参加自己的第三场战斗，也就是在越南;他怀疑自己能不能还像在朝鲜那样幸运活着回到美国。
他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去过朝鲜的人对这场战争和他有不同的看法。偶尔想起很多曾和他并肩作战的人没能回家，他会感到一丝忧伤。在那场战争中成为他挚友的比尔·克拉茨中士，几年前刚刚去世。他们的友谊延续一生。此后，麦吉很少参加朝鲜战争的老兵聚会，因为他们都老了，而且人越来越少，而每次看到他们日渐衰老的面容，每次听到有人离去的消息，都会让他更加难过。他至今仍与克莱特斯·因蒙保持联系，因蒙当时是第二个登上“麦吉”山的人。他们每月通话一次，实际上，他们心有灵犀，以致每次拿起电话时，都很清楚对方在想什么;他们的交流无须以语言为桥梁——他们曾同战斗、共患难，和很多战友永别。即使没有语言，他们的心也是相通的，他们的行动永远是最坚强的纽带。麦吉一直认为，不管怎样，他都绝不曾也不会后悔去过那里，在那里战斗;那是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且他最终做到了。当你回想起那段时光时，你都会心感宽慰，因为这样的选择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