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林的陌生人
作者：vallennox
文案：
1952-1961 柏林冷战往事
一位短暂到访的陌生人，一只麻雀，一堵即将分割世界的墙
冷战三部曲第三部
标签：年上，欧风，冷战，柏林墙
第一卷 局外人
第一章
西柏林警察带他去看尸体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法医正要回家，这个倒霉鬼是在下班前被拦住，拎到现场去做检查的，又累又暴躁，不想多说话。时间是凌晨4点47分，当值的警官非常负责任，再小的疑点都记下来，从不弄丢证据，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多年来都升不上去。可惜他没有记下安德烈看见被害人的时候说了什么，应该是“唉”。面对死去的外勤、折断的铅笔尖、核灾难和过路汽车溅起的脏水，安德烈都会统一评价“唉”。比起灾祸，他更怕麻烦。
年轻的死者总共中了两枪，第一枪在后颈，第二枪在脑后，近距离射击，子弹的射出伤口如此大，鼻子以下成了一团掺杂碎骨的血肉，已经难以辨认样貌。染血的衣物都被脱下来了，陈列在一边，口袋里的东西也被警官掏了出来，一一记录在案。粗呢外套左口袋，打了孔的电车票一张，右侧衣袋有些烟丝碎末，一盒火柴；裤袋，左边有钱包，夹着四张钞票，右边空着。尸体的双手都没有饰品，也没有戒指或手表留下的痕迹。鞋是东德工人常穿的那种，深棕色，污渍斑斑，鞋底结了一层泥壳，好像他在淤泥里跋涉过。
“是你的人吗？”警察问。他是个从各方面来说都长得很方正的中年人，额头因为出汗而在灯泡下发亮。
“是我的人。”安德烈绕到尸体另一边，弯腰审视子弹穿出脖子造成的巨大创口，离得有点近了，警官不由得皱起鼻子。
“你的人叫什么名字？”
“没有名字。”安德烈直起腰，碰了碰帽檐，向门口走去。那个柏林警察两步跨过来，抓住他的肩膀：“你去哪里？”
“回家喝酒，睡觉。你指望我留在这里主持弥撒吗？”
“去你的回家喝酒，我不管你认识上面什么人，有个死人出现在我的辖区里，你不能随便敷衍我。”
“我当然能。”安德烈温和地回答，侧过身，让对方的手从肩膀上滑下去，“谢谢你，警官，抱歉占用你的时间。”
没人拦住他。安德烈推开门，走下短短几级楼梯，点了支烟。五点钟了，天还是没亮，路灯却熄灭了。教堂的钟声像漆黑的沥青，顺着钟塔淌到街道上。安德烈加快了脚步，像是怕踩到这些缓慢流动的低沉声音。稍早前下过雨，凹凸不平的马路布满水坑。他钻进小巷里，往东走了一段，从另一条散发着下水道气味的小路绕回来，往法国占领区边界走去，过了几分钟，又换了个方向，假装停下来系鞋带，借助旁边的商店橱窗观察空荡荡的街道，没有动静。苏联人把这叫作“干洗完毕”，用美国人的话来说，他已经“黑了”，没人跟踪他。
一家面包店亮起了灯，向那点光亮走去，潜入阴影里，推开一扇木门，走上弯曲的楼梯。楼梯间上方亮着一盏积尘的灯泡，左右两边各有一扇门，木头做的，只安装了一个锁，普通人家的大门。他摸出钥匙，打开左边的那扇，轻手轻脚溜了进去。
这不是他第一次为死去的男孩们“打扫”，熟练并不等同于心里好受。安德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羊皮手套，戴上，有条不紊地检查了小公寓的每个角落，首先取走护照、支票本、信件和收据，再检查床垫下面、衣柜后面和浴室橱柜。这头小山羊生前不爱阅读，整间公寓里就丢着一本沾了咖啡渍的小说，封面盖着图书馆的印章，粘在末页的借阅记录表明，这本书早在七个月前就该归还了。安德烈仔细地翻了一遍书本，确保里面没有任何引人警觉的蛛丝马迹。窗台的盆栽下面压着一张发黄变皱的明信片，没有邮戳，背面涂着些意义不明的数字和赛马术语，那是羊群和伦敦沟通用的密码。安德烈把明信片揉成一团，塞进大衣口袋里。等苏联人派斯塔西猎狗偷偷摸摸嗅到这里来的时候，除了橱柜里的半盒发霉的饼干，什么有用的东西都不会找到。
没人看见他下楼。面包店开了一扇小气窗，飘散出暖乎乎的黄油香味。证件和纸张把口袋塞得鼓鼓囊囊，但并不重，好像外勤的一生，轻飘飘的，无足轻重，小得足以放进口袋。他到河边去烧掉这一切，用手掌护着火柴，点燃在清晨的寒风里颤抖的薄纸。河流在不远处窃窃私语，拍打开裂的石阶，火焰从下往上卷起，啃噬层层叠叠的纸张，烧尽了姓名和年月之后就衰弱下去，熄灭。他摘下帽子，低头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既是神父，又是唯一的吊唁者。远处传来水鸟扑翅的微弱声音，鸟儿贴着水面滑翔，没入晨雾。
他戴好帽子，用靴底把灰烬扫入斯普雷河，动身去找公共电话。硬币刚好够，安德烈拨了号码，想象着铃声在伦敦的一个沉闷的办公室里响起，一声，两声，夜班情报官连滚带爬地从档案柜后面的小行军床上起来，冲向电话。安德烈对着话筒呼了一口气，斟酌措辞，他会先开一个关于值夜班的玩笑，接着再讲不好听的实话：他失败了。这就是柏林给他的礼物，失败和死亡。
€€€€
他很少失败。他是三个“牧羊人”之中的其中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不在英国本土出生的。没人说得清楚安德烈的产地和具体品种，每个部门都有一套不同的理论，其中一半是时隔多年后才提出的，特别行动处说他是奥地利人，战前跟着犹太母亲借道西班牙逃过来的；苏联司背后叫他“法棍”，富有信心地表示他是一个法国面包师和一个斯洛伐克移民的孩子，甚至拿得出面包店的地址，那栋建筑物七十年代被拆了，今天已经无从考证苏联司的说法，再说，苏联司也不存在了。通讯处自始至终蒙在鼓里，以为他是个专门摆弄窃听器的电工。五处永远怀疑他是苏联间谍，因为没有确凿证据，只能小声咕哝，不敢大声指控。档案室的老警卫坚称安德烈的真名是平平无奇的“詹姆”，其实是个出身臭水沟的伦敦孤儿，但没人把警卫的话当真。他老了，一天里有十八个小时在打瞌睡，而且大轰炸的时候被德国人的高爆弹震聋了右耳，即使有人砸碎窗户爬进来也不一定听得见，上头纯粹是出于同情才让他留下的。
两个解释。一，安德烈是某种远东的异教神，天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每一张面孔都是真的。二，这人是个被害妄想症患者，一条被咬断过尾巴的变色龙，就算在自家阵营里，也不敢露出真正的颜色。他说英语的时候带着口音，法语也是，德语和俄语也一样，仿佛他从未真正属于哪个地方，从未拥有过真正的母语。
能够确定的是，他在战争爆发前就到这个负隅顽抗的小岛上来了，十多岁，尚未入行，不懂得隐藏自己的身份，留下了一串擦不掉的脚印：海关记录，地址注册表，中学入学登记，体检单。安德烈辍学加入皇家工程兵的时候才十八岁，服役记录表明他在1948年和空军一起去了柏林，负责给基地铺电线，这一年之后所有书面痕迹都神秘消失了，他好像进入了一段长长的漆黑隧道，从四十年代延伸到五十年代，从另一头冒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军情六处的“牧羊人”，手里牢牢牵着东欧的羊群。
羊群是个不祥的比喻，只有坐办公室的蠢货才会想出这种代号。安德烈粗略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坐办公室的”，和“在外面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前者制造的，后者被迫帮他们擦屁股。发现尸体之后的第四十七小时，坐在宽街54号五楼隔音室不甚舒适的木椅子上，安德烈心里转着的也是这个念头，像一小片茶叶，漂浮在缓慢升高的液态焦虑里。坐办公室的家伙都不知道羊群最终的命运是什么吗？
“他死了吗？”
提问的是美国人，安德烈没有看他，转而审视上司的脸。特别行动处处长西奥多€€霍恩斯比是个说话轻声细气的伦敦人，四十七岁，鬓角灰白，戴着款式老旧的玳瑁边眼镜，看上去更像个逆来顺受的数学老师，缺乏任何能让人联想到“间谍”的特征。霍恩斯比参加过两次大战，1940年被选入新鲜创立的特别行动局[1]，多次带队空降到法国和比利时执行爆破任务。就是这只老鸟把安德烈招募进来的，他是为数不多能管束住安德烈的人，主要因为霍恩斯比在加入办公室之前，也曾经是个“在外面的人”。
接近午夜了，霍恩斯比的领带依然没有松开的迹象。旁边的美国人早就脱了外套，丢在会议桌上，袖子挽到手肘。中情局来的野蛮人，呼吸里带着浓烈的烟草味，他抽卷烟，门牙和右手手指被染黄了。
“所以？他死了吗？”美国人又问了一次。
安德烈的目光转向美国人，侧了侧头：“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怎样的，但在我们这边，被子弹打烂脑袋一般会导致死亡，麦卡伦先生。”
“确定不是抢劫？或者其他意外？”
“钱包还在。中了两枪，先是脖子，再到后脑勺，确保他死得透彻。看起来像斯塔西的手法，而且他们就是想让我们看出来。”
“那些狗娘养的是怎么知道的？”
“我暂时没法回答这个问题，麦卡伦先生。”
“那你整天在柏林捣鼓什么呢？”
安德烈冲他微笑，略微抬起下巴，像条准备攻击的蛇，“要是中情局也有人在柏林，不就知道了吗？”
霍恩斯比原本在琢磨手里的铅笔，现在抬起头来，冲安德烈皱起眉头，每当他觉得安德烈需要管教的时候就会这样皱眉。美国人看起来不高兴了，因为他和安德烈都清楚中情局在东柏林没有可靠的线人，至今不得不倚靠六处的人脉。表面上中情局和军情六处平起平坐，但这种“特殊关系”正在逐渐变质，旧世界早已破产，新大陆则是有钱的表弟。
“先想想怎么补救。”霍恩斯比一整晚只说了五句话，这是第五句，“有没有‘相关人士’需要打发？父母？妻子？情人？”
“父母去世了，有个弟弟，不怎么来往，应该不是问题。”
“我们还有别的信息来源可以替换吗？”
“这可不是换轮胎，一个坏了就拿个新的上去。我需要从零开始物色新的‘羊羔’，不知道要花多久。”
“‘不知道要多久’。”美国人嘲讽地重复了一遍，安德烈假装听不见。没有人再说话，寂静缓慢膨胀，顶着隔音室的四面厚重墙壁。美国人身后一块装饰板破了一角，露出底下用于阻断无线电的铅板和铁网。这些木质饰板本来是要模仿乡村俱乐部，给隔音室增添一些柔和气氛的，可惜损坏速度比想象中快，现在看来只剩欲盖弥彰的荒谬。
“他说得对，这是需要耐性的工作。”霍恩斯比开口，用手里的铅笔轻轻敲打桌面，“回去睡一会，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回柏林，着手招募新线人，‘秒表’计划启动之前我们一定得在东柏林司令部安置眼睛和耳朵。”行动处处长转向美国人，后者点点头，看起来不打算补充什么了。安德烈拿起帽子，起身离开，椅腿嘎吱刮过地面。美国人用指节敲了敲桌子，安德烈停住脚步，回过头，没有掩饰自己的不耐烦。
“顺便找出是谁干掉了我们的人，知道吗，德国佬？不摸清楚漏水的地方在哪里，什么都不能开始。”
安德烈没有理会那个错误的蔑称，离开了隔音室，放弃了嘎嘎作响的旧电梯，走楼梯下去。外面在下雨，夜班警卫替他推开门的时候，浸透水汽的冷风擦过脸颊。他走过了一条街，离总部足够远，才着手捕捉行踪飘忽的伦敦计程车。快凌晨一点了，路灯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两个醉汉互相搀扶着走了过去，撞上垃圾桶，两人都倒在地上，躺在被雨水沾湿的水泥路上，对着夜空咒骂。安德烈移开目光。
一辆黑色计程车窜过前一个街口，没看见他高高扬起的手臂。这位刚从郊野里跋涉回来的牧羊人叹了口气，压低帽檐，设法躲开无孔不入的雨滴，双手插进大衣口袋里，背对着圣詹姆斯公园，沿着冷风飕飕的街道向东南走去，天亮之前他应该能到家，终于能喝上那杯从柏林的停尸房就开始渴望着的威士忌了。
€€€€
你已经发现了，直到这里我都叫他安德烈，尽管这不是他的真名。我习惯了这个名字，我和他在柏林认识的时候，他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在他的许多面孔里，这是他选择向我展示的第一个侧面，第一印象总是很难改变的。在这个故事里，我还是继续把这位短暂到访柏林的陌生人叫作安德烈。
这也是你的故事，毕竟你很快会成为我，而我是他，最终，我希望，你也会变成他。
作者有话说：
[1] 二战早期由丘吉尔创立，即后来的军情六处，“军情六处”这个名字是SIS众多名字中的一个，也是最广为人知的，直到今天还在用。
第二章
1952年的柏林，情报既值钱，又不值钱。满街都是，字面意义上的。墙再过九年才会建起来，轻轨和地铁连通东西柏林，谁都能在四个占领区之间轻松往来。咖啡厅里挤满了兜售小道消息的可疑家伙，只要付钱，他们就是英国的可靠密探，要是克格勃宣布加价，他们马上变成苏维埃的忠实盟友，他们也乐意为法国、波兰、意大利和东德服务，取决于今天打开钱包的是谁。这些人卖的多数是垃圾，有时候外勤们急于凑数，会买些真假不明的闲言碎语来应付上级。安德烈就在这种地方狩猎，固定在两个地点撒网，一个是开在美苏占领区边界的“科隆”咖啡店，另一个是法国占领区深处的“麻雀”咖啡店。他对待价而沽的小道消息不感兴趣，他想要的是人，向来都是。
其他阵营的情报官显然也有同样的主意。“科隆”咖啡店是英国、美国和法国间谍的传统领地。安德烈的苏联同行更偏爱“麻雀”咖啡店，通常是一个人来，坐在靠近厨房门的那张仿三十年代剧场招贴画下面看报纸。这个俄罗斯人表面上在东柏林经营一家玻璃工艺品店，实际上是克格勃的常驻特工，工作名是“科里亚”，军情六处给他的绰号是“水晶”，三十三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1949年来的柏林，在这里躲过了斯大林时代最后的风暴。这位“科里亚”未婚，喜欢长跑，不抽烟，但是喝酒，曾经和一个捷克姑娘同居，不过在莫斯科中心的干预下分手了。安德烈知道这一切，完全得益于军情六处柏林站整理的档案和监视报告，可以肯定克格勃也专门为安德烈单独设置了一个类似的文件夹，塞满用长焦镜头偷拍的照片和枯燥的监视记录，“目标早上8时进入面包店，8时07分走出上述面包店”，“目标常于周二17：00-19：00时出现在斯皮特马克地铁站附近”，诸如此类。“水晶”和安德烈几乎从未交谈，每次见面都非常礼貌，点头，微笑，轮流为对方的咖啡付账，好像一对曾经亲密、却因为多年积怨而再不来往的朋友。在柏林这么拥挤的地方，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友好共存的关系，免得擦出火花，引燃堆积在舞台下面的炸药。
安德烈等的人来了，一个戴贝雷帽的高个子，穿着一件毛呢外套，剪裁精致，但已经很旧了，手肘处有块补丁，尽力选了最接近原本颜色的布料，但还是很突兀。这个男人并没有走进咖啡店，而是在落地窗外路过，站了两三分钟，抽完了一支烟，到路对面的报摊去买了一份《新德国》，走了。这是可以见面的信号。安德烈等了五分钟，结账离开，科里亚坐在原处没动，目光一直粘在他背上。
有人在跟踪他，当然有了，安德烈在柏林永远都有尾巴，这无所谓，在路上就能甩掉。戴贝雷帽的人大步走进地铁站，安德烈走向轻轨。他们会在火车总站见面，要是苏联人还跟着，那就下来，步行到波茨坦广场。如果戴贝雷帽的人手上的报纸不见了，这意味着他认为情况过于危险，会面取消。
两人夹在稀疏的旅客里，前后走出火车站，戴贝雷帽的男人腋下仍然夹着卷起的报纸，匆匆走向河岸，消失不见。安德烈慢慢穿过车站前的广场，那里空旷荒芜，零零碎碎散落着用途不明的壕沟和草率补上的弹坑，水泥已经开裂凹陷，中间有一汪肮脏的积水，湿漉漉的车辙在泥里互相交错。七年前，盟军的B-17轰炸机曾经从这里飞过，掷下燃烧弹。安德烈抬起头，双手插在口袋里，盯着灰蒙蒙的天空看，直到路过的人们不停投来疑惑的目光，才继续往前走。
河边丢弃着更多砖块和折弯的钢筋，在胜利日前后的混乱里，为了快速给车队开路，士兵都草草把瓦砾铲到一边了事，它们就这么留在原处，被野草覆盖，无人负责。戴贝雷帽的男人坐在唯一一张存活的长椅上看报纸，安德烈在他旁边坐下，看着河水轻轻拍打淤泥。对岸有个母亲推着婴儿车慢慢走过，绑在把手上的蓝色缎带随风摇摆。
“下午好，君特。”
“他死了，是吗？汉斯暴露了。”
安德烈闭上眼睛，数了两秒，再睁开。可以预见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会反复被问类似的问题。这位名叫君特的线人在斯塔西工作，能从不止一个途径打听到小山羊的死讯，没必要撒谎，“是的，但是€€€€”
“我不干了。”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觉，君特，但让我们先€€€€”
“我退出，就这样。我同意帮你的时候就说过了，我只想赚点外快，没打算挨子弹。”
“非常合理的想法，君特，我和你一样震惊，也很难过，不如休息两个星期，我们再谈下一步。”
“没有下一步。我本来不应该再和你见面的。”他按了按帽子，尽管风并不大，“听着，我挺喜欢你的，也不讨厌英国人。我只是不能继续冒险了，我妻子下个月就要生了，你明白吗？你们不见得会替我照顾她。”
他是对的，所以安德烈没有说话。过了五分钟，焦灼不安的斯塔西军官站了起来，急着离开。安德烈轻轻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对方站住了，可能已经猜到情报官想问什么，这个问题从两人见面开始就一直悬在半空中，现在是掉下来的时候了。
“你知道是谁对汉斯下手的吗？就算只是猜的，也请告诉我。”
君特抿了抿嘴唇，好像吃到了有强烈苦味的什么东西，但碍于礼貌不能吐出来。他跺了跺靴子上的泥，看了看地面，再看了看河水，这才把目光转向安德烈：“我不敢说我确切知道，但我有种感觉。”
“我一直相信你的直觉。”
“来了个新人，在上面。”君特告诉他，指了指天空，好像斯塔西指挥部设在那里似的，“三十四岁，或者三十五岁，比我年轻，德国人，不过是莫斯科直接指派的，他自己不久前刚从莫斯科回国，‘在那边读书’，听说是这样。像个幽灵，至今还没人和他说过话，办公室总是关着门。他的命令都是深夜发的，让我们去这个或那个地方逮捕‘帝国主义间谍’，十次里有九次能抓到。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从锁着的房间里推测出这一切，我认为他在你们或者美国人‘家里’招揽了地鼠，而且职位不低。”
“也没有名字吗？”
“他让别人叫他‘赫尔曼先生’，应该不是真名。”
“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事吗？多不起眼都可以。”
君特皱起眉，思索了一会，摇摇头。
“谢谢你，君特。”
德国人点点头，没有道别就走了。报纸留在长椅上，页边还有手指摸出来的汗渍。安德烈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双手放在大腿上，挺直腰，注视着河水。情报网坍塌起来就像骨牌，一小块倒下就能引发连锁反应。君特是他在斯塔西里面的最后一双眼睛，尽管不在高位，但在预警突击搜查的时候很有用。谁是这个深夜里开枪的不速之客？害他的羊群四散奔逃。“赫尔曼先生”？莫斯科直接指派？没人见过，像个幽灵？
河对岸的母亲折返了，走得比刚才匆忙，安德烈思忖她是哪一方的眼线，谁说得清楚呢？柏林到处都是窥视的眼睛。他起身离开，边走边小声哼唱《空中骑士》[2]，手指在裤腿上打节拍。他焦虑的时候总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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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刚来柏林的时候，这地方是个废墟，各种意义上都是。战前建立的情报网已经不存在，线人死亡一大半，剩下的行踪不明。军情六处搬进了奥林匹克体育馆，中情局悄悄占据了弗伦街的一栋红砖建筑。而克格勃€€€€当时还叫内务部€€€€早就在卡尔斯霍特安营扎寨。英国人还在慢吞吞地修复碎裂的窗户和被弹片击穿的屋顶，克格勃已经耐心地织好了庞大的情报蛛网。
公平而论，五十年代不是军情六处状态最好的时候。战争刚刚结束，伦敦虚弱又吝啬，每个便士都要拿去润滑生锈的财政齿轮，喂养间谍花费不菲，战时英雄们也厌倦了这种见不得光的游戏，要不就去更体面的部门另谋高就，要不就回到乡间大宅一心一意养马。总部的气氛就像散场之后的剧院后台，音乐停了，大家都在收拾私人物品，撤下道具，关灯。
可是铁幕的交响曲还在继续，每分钟都变得更响亮，大号和定音鼓是红军，小提琴和钢琴敲出克格勃的主题旋律。美国人也登场了，只带了吉他，格格不入，还比任何人都吵闹。舞台中央再也没有英国的位置，可怜的岛屿被挤到边缘，时不时敲一下三角铁。法国甚至不在舞台上，戴高乐在聚光灯外大声抱怨，也许有人听，也许没有。
按照这个比喻说下去，柏林应该是什么？柏林是舞台本身，所有灯光都打在上面，太多灯光了，观众甚至看不清乐队，乐队也看不清对方，尽管他们都努力眯着眼窥视对面的乐谱。我们总是怀疑对面偷偷运来了新的布景，但又不能确定，只好在幕后悄悄打探，同时极力否认自己在偷窥。打架是不可避免的，偶尔打到台前，观众也许会鼓掌，也许大声喝倒彩，双方都练出了厚脸皮。
不难想象军情六处为什么看上安德烈，一个服役超过五年的皇家工程兵，德语足够好，可以应付这个被击败的敌国首都。他平日被关在空军基地里，偶尔在上级军官监督下到市区里架设电线。因为反复被情报部门借走当翻译，军官们决定让他留在那里。安德烈很快当起了信差，脱掉军队制服，换上旧衬衫和不合身的长裤，打扮得像个柏林人，在这座被炮火夷平的城市里钻来钻去。
1949年底，他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线人，是个在地下酒吧认识的波兰飞行员，两个弟弟都死在了卡廷森林，需要为心里针对俄罗斯的仇恨找一个出口。他仔细向安德烈解释苏联战机的编队和呼号，定期送来中队调动安排，手写的，整齐又详细。安德烈这时候才开始学外勤该有的“技艺”，怎样在通讯被监听的情况下和线人沟通，怎样使用死信箱，怎样藏匿缩微胶片，诸如此类。他和波兰人选定苏联占领区里的一座穹顶坍塌的教堂做接头地点，里面散落着布满弹孔的巨大石砖和烧焦的木头。波兰飞行员会把紧紧卷起的纸条塞进石板的缝隙里，那块石板上压着倒塌的柱子，看似无法移动，实际上靠近左下角的地方有一道足以伸进半只手掌的缝隙。安德烈拿走纸条，留下钞票，美元，不是德国马克。
1950年1月20日，波兰飞行员返回华沙，再也联系不上。安德烈预定1月31日正式退役，本不该继续留在德国，但行动处处长霍恩斯比扫开了官僚主义的障碍物，把他留在了柏林，放手让他捕捉新的羊群。安德烈在柏林过了二十八岁生日，礼物是微薄的月薪，还有大使馆里的一份新档案，职务是“电工”，当时在柏林的情报官全都挂着虚假的职位，秘书，翻译，记者，英文教师。毕竟，雇佣他们的军情六处在官方文件上也并不存在。
尽管情报官都喜欢宣称自己怎样的人都能对付，一个特定的情报官似乎总是倾向于招来某种特定性格的人。有人擅长编织云朵，所以总是引来理想主义者；另一些人善于擦出火星，于是更受到行动家的信任。有人偏好羞涩的学者，有人专门拉拢水手和码头工人。安德烈喜欢把敌人拉进怀里：斯塔西、苏联军事情报局、红军柏林指挥部的下级军官，所有那些高傲的，沉默的，狡诈的，警惕的，和他一样爱玩这个游戏的。他哼着歌慢慢接近，邀请他们跳舞，悄声细语安抚他们，用柔软的绳索套住他们的脖子。
这里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例外。
作者有话说：
[2] Rider in the Sky，1940年代英国流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