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麻雀”咖啡店是一小块切下来移植到柏林贫瘠土壤里的法国，从甜点类型到侍应的恶劣态度都一样。只有七张桌子，落地窗提供了大部分的光线，因为用电管制，冬天下午四点多就早早关门。陌生人就是在天将黑未黑的时候来的，把自行车放在门外，随便找了张空桌子坐下，四下环顾，打量其他客人，最后在侍应不悦的目光下收回视线，点了黑咖啡。
这位格格不入的顾客可能二十出头，深色头发，颧骨和鼻梁的弧度看起来有点眼熟，尽管安德烈很确定自己从未见过这个人，这种难以界定的熟悉感促使他多看了陌生人几眼。科里亚走得比平常早，咖啡店里只剩下两三个常客，都没有留意那个局促不安的男孩。侍应从厨房回来了，把咖啡放到新来的顾客面前，告诉他咖啡店再过半小时就要打烊了，顾客盯着侍应，没有说话，好像不明白什么叫“打烊”。安德烈等侍应回到柜台后面，拿起帽子和外套，走过去，坐到男孩旁边，仿佛对方本来就在等自己。
“别动，看起来自然一点。”男孩似乎随时准备跳起来，安德烈一句话制止了他，“在等什么人吗？”
“你是谁？”
“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来卖什么？”
对方皱起眉，没有听懂这个问题，过了一会，摇摇头：“我来找我哥哥。”
“是吗？他叫什么名字？也许我能帮上忙。”
“汉斯，汉斯€€沃格尔。他失踪好几天了，我知道他经常来这里。”
汉斯€€沃格尔。这就是躺在停尸间的那个男孩的名字，安德烈也许想起了他的脸，不知道是生前还是死后的那张，希望是前者。这么多天过去了，无人认领的尸体应该早已被埋到郊区的树林里，柏林的失踪人口可能有一半都在那里，足够在地狱里开一个特殊派对。可惜就像其他情报官一样，安德烈也有一种反射性遮掩真相的倾向。他侧过头，假装认真回忆，点了支烟，盯着男孩看，直到对方不安地在椅子里挪动起来。
“沃格尔。没错，我应该见过他。深色卷发，蓝眼睛，总是穿同一件脏兮兮的粗呢外套，对吗？你长着和你哥哥一样的眼睛。我可能知道汉斯在哪里，但我们不能在这里说。”安德烈从烟盒里摸出一小张硬纸片，男孩犹豫着接了过去，侧过身，对着微弱的光线看上面的字母，西柏林一家旅店的地址，“一个小时后到这里来找我。”
“为什么？你是谁？”
“到时会告诉你的。”
“至少给我个名字。”
“安德烈。”他笑了笑，把烟头按在茶碟里，戴上帽子，“朋友们都这么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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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店是军情六处的安全屋之一，虽然看上去并不太安全，整栋建筑物都明显往右歪，里面低矮昏暗，散发着漂白粉和霉混合的气味。一个瘦弱的老太太整天蜷缩在柜台后面，掌管着绑了褪色号码牌的钥匙。安德烈倾向于到这个地方来“检疫”，意思是和潜在的线人首次接触。因为这个地方没什么值得遮掩的，确实就是一家濒临倒闭的旅店而已，柏林可不是什么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即使克格勃跟着他进来，也不会找到什么。老太太从雾蒙蒙的眼镜后面看了一眼安德烈，什么都没问，直接递给他钥匙，上面的挂牌写着“226”。
汉斯的弟弟非常守时，差五分钟到一小时到时候到的，在旅店门口畏怯地张望，被老太太不耐烦地喊进来。安德烈带他上楼，右手轻轻握着男孩的手肘，没有胁迫的意思，但也不让他轻易逃走。木头嘎吱作响，地毯破损的地方露出腐烂的木板，一对男女在某个客房里争吵，玻璃摔到地上，短暂的寂静，然后是微弱的抽泣声。穿堂风吹动了仅靠一根细电线挂在天花板上的灯泡，巨大的影子左右晃动，两人的脸一时被照亮，一时被阴影盖住。隔着墙能听见收音机的声音，沙哑地播放钢琴协奏曲。两人踩着破碎的音符走过凹凸不平的二楼走廊，226号房间看起来和其他房间没有什么区别，圆形把手旁边贴了一张纸，写着“员工休息室，请勿进入”，安德烈回头看了男孩一眼，把食指放在嘴唇上，打开了门。
客房中央放着一把的椅子，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放在那里不可，好像某种特意设计过的舞台装置。靠墙放着一张床，但没有床垫，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木框。安德烈拉上窗帘，开灯，光线令这房间显得更破败了，暖气片污渍斑斑，拴着一截用途不明的铁链，地上积了厚厚一层灰，鞋印叠着鞋印，能看出来那些无名访客站的位置都和他们现在差不多，椅子和床周围没有鞋印。
“莱纳€€沃格尔，对吗？你的名字？。”安德烈开口。
“汉斯提起过我？”
“经常。”
“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
“我曾经和你哥哥一起工作。”
“你也在德意志邮政工作？”
“不。汉斯在别的地方和我合作。”
安德烈仔细观察着莱纳的表情，看他在听见“别的地方”时有没有醒悟到什么，显然没有。安德烈不知道应该感到宽慰还是焦急，宽慰是因为汉斯信守承诺，从未向家人透露过一个字；焦急是因为，这位莱纳€€沃格尔现在正式成为安全威胁，要是他决心四处嗅探寻找汉斯，斯塔西迟早会盯上他。要是安德烈阻止他，势必要暴露汉斯的工作内容，没人能保证这个弟弟不会马上跑到斯塔西那里告密。
“什么意思？”莱纳追问，有点不耐烦了，“你想说你是西德联邦邮政的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鬼鬼祟祟躲在这里？”
“是的，我和联邦邮政有点关系。”安德烈顺着他的猜测吹出一个小小的谎言泡泡，被戳穿也不要紧，他确实认识几个在联邦邮政工作的人，“我也好几天没见到汉斯了，你问过邮局了吗？”
“他们说汉斯好几天没去上班了。”
安德烈表情严肃地点头，仿佛刚刚意识到事态严重，“去过他住的地方了吗？”
“去了。好像被抢劫了一样，柜子都被翻过了，有人用刀割开了床垫和沙发，还打碎了镜子。我不知道……这不可能是正常的，不是吗？”客房外有人走过，莱纳压低了声音，“你觉得他有可能被绑架了吗？我听过一些谣言，只是谣言而已，说苏联人有时候会半夜里把人带走？可为什么找上汉斯？他只是个电话接线员。”
问题是这位电话接线员同时在帮军情六处盗取柏林的通讯线缆分布图，这可不是轻松的工作，那些地图和编码表极为庞杂，需要分好几批偷运出来。直至汉斯€€沃格尔被杀，还有三分之一的图表没有到手。安德烈不能让莱纳知道这件事，至少现在不能。
“听着，莱纳，我觉得你应该回家等着。也许汉斯遇上了什么事，决定躲几天，风头过去就会出现。我们保持联络，我去到处打听一下，有什么消息就告诉你。与此同时，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假如真的有人带走了汉斯，他们可能也在观察你。”
“可我什么都没做。”
“斯塔西不一定这么想。把你的地址给我。”
莱纳从胸袋里摸出钢笔，四下环顾，寻找纸张，安德烈按住他的手：“直接说就行，我能记住。”
男孩说了一个在利滕贝格的地址。安德烈点点头，从他手里拿走钢笔，拔掉笔帽，在灯光下打量笔尖和布满划痕的笔杆，重新盖上笔帽，轻轻插回对方的胸袋里：“你也碰巧在德意志邮政工作吗，莱纳？”
“刚开始是的，我哥哥让我去的。但我现在当译码员……俄罗斯人给的钱更多一些。”
“在大使馆里？”
“是的。”
安德烈走近窗户，掀起窗帘一角，张望外面的街道，以便掩饰自己逐渐增加的兴趣。情报官和猫科动物共享一种捕猎技巧，越想要特定的猎物，越要假装不想看，不想听。“汉斯失踪这么长一段时间，我想你们的父母一定很担心？”
“不，我们没有€€€€我是说，爸爸战前就死了，妈妈和汉斯关系不好，所以汉斯一个人搬出去了。妈妈今年年初也去世了，心脏病。”
“我很抱歉，不该问的。”
“没关系。”莱纳移开目光，注视着房间中央的空椅子，“你觉得€€€€不用为了照顾我的情绪而说谎，你觉得汉斯还活着吗？”
“我不知道。”
男孩深吸了一口气，呼出来，没有说话。安德烈等了几分钟，把手按在莱纳肩上：“我们下周这个时候再见面，可以吗？在这里碰头，不要去咖啡店找我。要是汉斯有什么消息，我会告诉你的。保持希望，莱纳。”
“谢谢你。”
如果安德烈是个容易感到内疚的人，那他这时候应该说“对不起”，但他从来不是这样的人。他让莱纳先走，等了十分钟，从后门离开旅店，匆匆返回奥林匹克体育馆，好不容易按捺住一路狂奔的冲动。他得告诉霍恩斯比，他不仅找到了汉斯的替代品，很可能还找到反击斯塔西的方法。首先，他需要为莱纳€€沃格尔取一个代号，一个名词在他走进地铁站的时候跳了出来，让他不禁露出微笑。
“Spatz”，麻雀。
第四章
如果说霍恩斯比不赞同安德烈的设想，那就太轻描淡写了。安德烈和莱纳见面的第二天清早，行动处处长发来了言辞激烈的电报，同时质疑下属的计划和精神状态。“你应该做的是，”霍恩斯比在电报末尾指出，“像躲麻风病人一样躲着相关人员。”
安德烈把发报员请了出去，找了一支稍微尖一点的铅笔，抱着密码本坐到发报机前面，着手答复：“‘麻雀’是个值得一试的实验，柏林站长久以来的做法是在门外敲敲打打，现在到了踹门进去的时候了。”
他按出最后一个电码，抱起双臂，等待着。不到十分钟，敲门声传来，发报员满怀歉意地告诉安德烈，“图书馆员”从加密线路打电话来了，要求安德烈本人接听。“图书馆员”是霍恩斯比的代号。安德烈把座位还给惴惴不安的发报员，往楼上走去。
“你在想什么？”他刚接起电话，霍恩斯比就这么质问，“‘踹门进去’？这句话就足够让首相心脏病发作。你知道流程是怎样的，我们招揽线人的时候可不会雇佣整个家族。就算只是一点差错也可能会搞砸‘秒表’计划，你知道我们已经往那些愚蠢的器材上扔了多少钱吗？”
“我确实不知道，你和麦卡伦先生没有给我权限，但我明白你的意思。谨慎起见，让我和‘麻雀’继续接触，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后我给伦敦发一份评估报告，如果到时候我们都觉得没有希望，我再丢掉‘麻雀’。”
“现在不是做实验的时候。”
“无意冒犯，长官，‘秒表’难道不是一个更巨大的实验吗？风险多二十倍。”
“斯塔西找上了‘山羊’，没有理由不监视他的弟弟。”
“他们人手不够，一个月左右就会放弃监视，只要这个月里‘麻雀’不做什么出格举动，他们就会封起档案，去骚扰下一个人。这样一来，‘麻雀’反而是最安全的选择。我会亲自训练他，长官，他很快就能学会唱我们的歌。”
“‘麻雀’可能是斯塔西故意布下的毒饵，如果我是你，我现在会把注意力放在调查所谓的‘赫尔曼先生’上。”
“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长官，就正是我要继续评估‘麻雀’的理由。”
“安德烈，听着，停止和‘麻雀’接触。”
“命令？”
“命令。”
“我明白了，长官。”
“最好是真的明白了。”霍恩斯比说，挂了电话。
安德烈对着墙壁撇了撇嘴，轻轻把听筒放回托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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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秒表”计划，美国人叫“金子”计划，同一回事，起因都是1948年10月，驻德红军突然停用无线电，改用地下线缆和莫斯科沟通。伦敦和华盛顿原本花费很大力气监听无线电，现在立即陷入了又盲又聋的恐慌之中。伦敦鞭打军情六处，华盛顿鞭打中情局，把可怜的情报官驱赶得像没了脑袋的鸡一样拍着翅膀乱转，徒劳无功地搜索情报的残渣。
军情六处率先在维也纳挖了一条隧道，接入了通往莫斯科的电话线，做得鬼鬼祟祟，不但骗过了苏联人和奥地利人，还瞒住了美国人。两年之后中情局才知道这件事，装模作样抗议了一番，指责英国是个不可靠的盟友，随后立即打算在柏林复制这条隧道，并且到处吹嘘这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绝妙主意。
要窃听一条地下电缆，你首先需要做什么？弄清楚它究竟在哪里，当然了。我们从西德联邦邮政和旧书店搜刮到一部分通讯线缆分布图，但这不够，缺口很多。完整的图表，我们听说，在东边的邻居德意志邮政手里，而且看守不严，因为没人觉得那堆废纸算得上秘密，这就是汉斯的作用……曾经的作用。
你不喜欢“作用”这个词，我能看出来，我理解。你担心我也这样看待你，我确实是的，以后你也必须这样看待你手上的外勤。情报官永远夹在人情和战略之间，他们爱自己的线人，必须这样做，牧人必须爱自己的羊群，否则怎么能指望它们受你差遣？安德烈爱他的所有小羊，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他同时也在评估它们的功能和用途。今天的年轻一代用各种从商学院借来的复杂词汇描述这种行为，什么风险评估，成本控制。在五十年代，这就叫情报官的日常工作。
霍恩斯比的决定不能说不合理。所有从柏林招募的线人，刚开始都必须假设他们是克格勃送来的卧底。“检疫”的压力当然落在当地情报官肩上，与其说是靠经验，还不如说单纯靠运气。安德烈认为自己是幸运的那一批。而且，要阻止安德烈，只靠上级的一个电话是远远不够的。
他从一个公共电话亭给君特打了电话，直接打到家里，那位决心斩断关系的斯塔西暴跳如雷，但还是把安德烈想要的东西给了他，藏在废弃公寓楼的信箱里，附带一张不客气的纸条，警告安德烈，要是再试图联络，他就直接把军情六处整个柏林情报网举报给“赫尔曼先生”。一周之后安德烈按计划去见“麻雀”，带着从君特那里取来的复印件，比预定时间早了15分钟到达旅店。老太太仍然什么都没说，塞给他226号房间的钥匙。他独自一人坐在房间中央的椅子上，在九点零七分看了第一次手表。到九点半，他开始怀疑莱纳不会来了。差十五分钟到十点，汉斯的弟弟推开了226号房间的门。
“对不起。”
“没有什么好道歉的。”安德烈握了握他的手，对方的手指冰凉而僵硬，“恐怕我有关于你哥哥的坏消息。”
安德烈把复印件递过去。莱纳盯着那几张折起来的纸，半张开嘴，闭上，没有说话，样子就像那些早已猜出情况严重，但还是希望医生能给出不同答案的晚期病人。他的手指发着抖，把文件拿了过去，打开看了一眼，马上折起来，塞回安德烈手里，后退了几步，靠着墙喘气。
“你确定这是他吗？”
“我确定，我很遗憾。”
“是谁做的？”
“斯塔西，你可以看看印章，就在这。”
“为什么？汉斯只是个普通人，什么都没有做。”似乎突然醒悟到别的什么，男孩带着一种全新的疑虑打量安德烈，握紧了拳头，像是感到有必要自卫一样，“你为什么能拿到斯塔西的文件？”
“过来坐下。”安德烈站起来，把莱纳带到椅子上，单膝跪在他面前，抬头看着男孩的脸，“对不起，我一开始没有对你说实话。我不是联邦邮政的雇员，我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工作，你知道里面是什么人，对吗？”
男孩吸了一口气，声音微弱，“英国人。”
“是的，英国人。汉斯也在为我们工作，大概有一年了。”
莱纳握紧拳头，一动不动地盯着地板。安德烈没有继续说话，数着对方的呼吸声，给他消化的时间。莱纳看起来快要吐了，但也可能是灯光造成的错觉，在那盏光秃秃的灯泡下，谁的脸色看起来都是病恹恹的。
“他做的是什么？”
“抱歉？”
“我哥哥，”莱纳抓住安德烈的手，“他在为你们做什么？”
“也许你不知道比较好。”
“他杀人吗？”
“天啊，当然不，汉斯只是帮我们找一些文件。”
“他是个间谍。”
“如果你一定要用这个词的话。”
“帮你们找怎样的文件？”
“恐怕我也不能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