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安德烈走过去，坐在莱纳身边，“你不需要再见到我了，也最好不要见。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能不能继续留在柏林。如果你愿意，可以继续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工作，这不会受到影响。斯塔西可能会骚扰你，这我很抱歉，我没有办法阻止，你不需要为我撒谎，等他们发现你确实知道得不多，就会放过你。很抱歉我没能帮你找到汉斯，不管他现在在哪里。”
莱纳隔着纸袋捏里面的面包，没有回答。安德烈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紧贴着他，也没有伸手碰他，过了几分钟，情报官站起来，走向那扇铁门，想起了什么，转过身，帽子抓在手里，“莱纳？”
男孩抬起头，等他的下一句话。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假如你想走，是可以安排的。”
莱纳一时没有听明白什么叫“想走”，去哪里，但很快就抓到了这句话隐含的意思，很难说清楚那一刻他脸上的是什么情绪，就像一个人被领到狂风阵阵的悬崖边，想往下看又不敢。他看着安德烈，似乎希冀对方能给他一点提示。但情报官也在观察他，寻找答案。两人沉默地对视良久，安德烈最终叹了口气，俯身吻了一下莱纳的额头，戴上帽子，离开了阁楼，脚步匆忙，很快就听不见了。
第二十章
隧道的事当晚见报，粗体字烙在每一张报纸的头版上，分别用德语、俄语、法语和英语向过路的人大喊大叫。莱纳买了一份《法兰克福汇报》，摊在餐桌上，对着照片发呆，把同一个句子读了两遍都没有察觉。
他需要时间思考。整个周末，莱纳翻来覆去地咀嚼安德烈在阁楼里说过的话。安德烈怎么能指望他当场作出决定？莱纳这辈子从未去过比柏林郊区更远的地方，“外国”这个概念在他的脑海里，陌生之余，还散发着些许敌意。他不能想象自己在伦敦生活，他不会英语，也没有父亲做家具的手艺，没有朋友接应，安德烈算朋友吗？莱纳甚至不知道自己现在和安德烈是什么关系，“认识的人”？雇主和雇员？表演已经结束，情报官没有理由再向他提供任何帮助。可是怎么解释那个在额头上的吻？是永别的意思，还是安德烈没来得及完全从角色里脱身？
在莱纳的惯性想象之中，他觉得过几天还有机会和安德烈见面，等这场围绕隧道的闹剧冷却几天，安德烈手上多一点时间，两人可以像往常那样在阁楼里坐一两个小时，理清楚这件事。但现实是安德烈消失得很彻底，牧羊人退场常常是这样的，告别舞台，抹掉伪装，直接销毁一个角色。莱纳再也没在奥林匹克体育馆见过他，发出去的信号无人应答。有一天晚上，莱纳甚至冒险骑车到安德烈的公寓楼下，情报官的房间没有灯光，借着路灯光线看来，连窗帘也不见了，楼下信箱的名字也被撕去了，安德烈已经不住在里面。
莱纳再去了一次“阁楼”。可是电影院已经关门结业，贴出待售的牌子，前门和后门都锁上了，还加装了铁链。他从染成深褐色的窗户看进去，额头紧贴着布满灰尘的玻璃，影院大厅空荡荡的，没有家具，没有装饰，售票窗口用木板钉上了。看来又是一个军情六处租下的布景，随着舞台剧散场而被遗弃。
奥林匹克体育馆本身一切如常，电报来来往往，用推车运送文件的秘书像松鼠一样忙碌。二楼以上依然不向莱纳这样的普通雇员开放。莱纳试探着向一位在四楼工作的秘书问起安德烈，托词自己有文件要让他签名，对方疑惑地皱起眉，回答说“楼上”从来就没有名叫安德烈的人。莱纳也不知道他的姓氏，惊讶于自己居然从没问过，但问了又如何？安德烈只会给他又一个假名。
隧道的事还在继续发酵。克格勃修葺了入口，每天都带不同的人去参观，从外国使馆雇员到好奇的沙特工程师，仿佛他们的副业是组织旅游似的，到了劳动节假期，东德的所有小学生都已经去看过隧道至少一次。《新德国》，东德的喉舌，每天都要把“流氓”、“邪恶”、“诡计”、“背叛”和“奸诈”这些单词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跑一遍。奇妙地，没有怎么提到英国人，很可能因为赫鲁晓夫不久前才访问过伦敦，不想破坏刚刚回暖的关系。莱纳仔细地看这些报道，仿佛这样就能更靠近安德烈一些。如果不是那条仍然挂在书架上的领带，他几乎要以为安德烈是一场特别逼真的梦。
夏天快来的时候，斯塔西好像醒了过来，记起了莱纳，在一个周五深夜把他带走了。肯定是门房给他们开门的，但莱纳被推搡着走出去，塞进车里的时候，门房住的小房间始终紧紧拉着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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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开过郊野。
安德烈只能说这是“郊野”，不知道具体是哪里。审讯官没有把他的眼睛蒙起来，应该是看在霍恩斯比面子上不这么做的。审讯官也不承认自己是审讯官，坚称只是需要安德烈“回答几个问题”，但安德烈很清楚怎样的问题才需要把人拖到荒郊野岭去回答。
不算他自己，车里总共有三个人，都是从军情五处来的，反间司。司机从没说过话，另外两个人一直在试图闲聊，找出来的话题一个比一个无聊。安德烈礼貌地接话，一度还聊起了板球，但谁都没有忘记这辆车里谁是嫌疑犯。
车忽然离开大路，转入一条立着“私人地产，不得擅闯”警告牌的林荫道，继续往前开了五分钟左右，停在一扇漆成深绿色的铸铁大门前，司机下去开门，回到驾驶座，沿着状况没那么好的土路行驶。审讯官不再说话了，安德烈轻轻呼了一口气，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
霍恩斯比抗议过这件事，拒绝让军情五处审问安德烈，因为“他是我们的人”，这个“我们”指代不明，也许是军情六处，也许是英国，也许只是他自己。但隧道这件事牵涉太广，霍恩斯比的反对显得很无力。安德烈自己对此反而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这是预料之中的，五处在分配罪责的时候，肯定先怀疑像他这样的人，外来者。
至少审讯场地很舒适，是栋经过多次扩建的狩猎木屋，到处都是柔软的仿兽皮毯子，一副鹿角挂在巨大的壁炉上方，因为天气不冷，壁炉没有点着。司机没有进来，在屋外看守。其余两个人在木餐桌靠近壁炉的那一边落座，示意安德烈坐另一边。两个审讯官看起来就像同一款玩偶的两个不同型号，穿着类似的西装，只是衬衫颜色不同，脸上挂着一模一样的、批量制造的和蔼表情。
“还不错，是不是？很安静的地方，我也很想在这里试试打猎。喝茶吗？我们是不是最好先煮点水？”穿淡粉色衬衫的那个人说，他坐在左边，“只是循例问几个问题，不会很久，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比较好？”他假装翻阅手里的文件，“名字怎么样？先从名字说起，我的天，你可有不少名字。”
安德烈扯了扯嘴角，希望对方会把这个动作解读为微笑。
€€€€
“莱纳€€沃格尔先生。”
“赫尔曼先生”说得很慢，好像在测试每个音节的准确性，他们这次不在那间有柔软沙发的农舍里了。审讯室既狭小又冷，似乎在地下，有一股消毒水和铁锈混合的气味。墙壁贴着白色瓷砖，地面也是，也许是为了方便清洗血迹。莱纳看着瓷砖缝隙里的污渍，思忖那是不是干了的血，胃里一阵痉挛，他移开了目光。
“我该怎么看待您呢？”斯塔西的蜘蛛问，修辞性质的问句，并不真的等待莱纳回答，“我们是不是真的该相信，您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小信差？也许您比所有人想象中更聪明？您比所有人聪明吗，沃格尔先生？”
“不。”莱纳回答，扯了一下手铐，并不想挣脱，只是下意识的动作，铁链撞到金属桌面，声音在小房间里回荡，意外地刺耳。
“隧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挖掘的？”
“我不知道，安德烈并不€€€€”
“我给他寄过信，您知道吗？”
莱纳困惑地看着“赫尔曼先生”，不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在灯光下，“赫尔曼”的脸看起来就像一层包在骨头上的白色塑料薄膜，眼窝和颧骨的阴影仿佛是用钢笔描上去的，边缘过分清晰。斯塔西头子冲莱纳笑了笑，阴影随之变动，看上去更可怕了，“在他走之前，我把你们的照片寄给他，附上了我的礼貌要求，他从来没有回信，你觉得为什么？”
“像你所说，他不在柏林了。”
“不，沃格尔先生，他甚至没有慌张，好像完全不担心勒索，好像他早就知道这些照片，更糟的是，他很可能自己‘制造’了这些照片。你是他的漂亮道具，好一场表演，沃格尔先生，他给了你什么报酬？”
莱纳回想起春季的旷野，野花和草叶的气味短暂取代了审讯室的潮湿霉味，这种稀薄的幻象只停留了几秒就消失了。他没有回答，不知道如何回答。“赫尔曼先生”打量着他，充满怜悯，好像看着一只坚持啃咬围栏的野兔。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敲了敲审讯室的门，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走了进来，显然斯塔西雇佣的无数个打手之中的一个，比“赫尔曼”高一个头，有三倍那么宽，手里提着一个破旧的皮箱，莱纳一点都不想知道箱子里装着什么。
“我从来都不喜欢暴力。”斯塔西头子告诉莱纳，“但我们不能否认，它在说服人们提供信息方面十分有效。您得明白，沃格尔先生，我本质上不是个残忍的人，但如果您不把您知道的一切告诉我们，今晚将会变得非常、非常漫长。”
€€€€
“接下来，我们确认一下你在柏林的关系网。”审讯官说，露出充满歉意的微笑，仿佛是在地铁上，而他刚刚不小心踩到安德烈的脚，“标准流程，你明白的。你走的时候，当然没有告诉任何人你的去向，是吗？”
“没有。”安德烈回答，放松地坐在木椅子上，手边的烟灰缸里有一个烟头。
“怎么向邻居解释的？”
“不解释，我几乎不和邻居说话。”
“情人？”
“没有情人。”
“你在柏林住了很久。”
“确实。但我还是没有情人。”
“你的母亲是德国人，不是吗？”
“奥地利。”
“还有亲戚在那边，对吗？在海峡另一边？”
“就算有，我也不认识。我母亲不和我谈起他们，我的祖父母已经去世了。”
“很遗憾。”
“谢谢。”
墙上的挂钟发出干涩的咔嗒声，似乎有什么东西卡住了。窗外，暮色缓慢降临，远处的松树林变成了重叠的锯齿状阴影，像一堵无法穿透的墙。坐在右手边的那个审讯官语气轻松地问大家是否想要茶，没等回答就站起来，到厨房里去了，不一会捧着一个托盘回来，上面放着茶壶茶杯和一盘燕麦饼干。看来厨房里有人在，楼上应该也有，守着录音设备，听他们的每一句话，转录安德烈的回答，寻找最细微的漏洞。为了显得合群，安德烈拿了一块燕麦饼，它尝起来像压紧了的木屑。
“晚餐差不多准备好了。”刚从厨房回来的那个审讯官告诉安德烈，仿佛这个信息极其重要，“你喜欢白蘑菇吗？”
安德烈向他保证自己很喜欢白蘑菇。
“棒极了。那在此之前，我们继续聊一小会儿，你介意跟我们说说代号‘麻雀’的线人吗？”
安德烈当然不介意，不能介意。他们恐怕要在这里过夜了，也许整个周末都会花在这里。他在心里叹了口气，又从烟盒里拿了一支烟。
第三卷 嘉年华
第二十一章
安德烈的审讯最终持续了整个周末，两天，48小时，产生了11小时37分钟的录音，一叠又一叠的转录文本，已经公开的大约只有六成，涉及“麻雀”的部分不在其中。如果想知道安德烈如何向军情五处交代他的柏林传奇，应该要等到2005年。还有五年，让我们祈祷到时候我还在。
不必对解密文件抱有太多幻想，不会有多少令人激动的东西可供发掘。就算霍恩斯比没有事先和安德烈商量好台词，军情六处的牧羊人怎么可能老实向五处透露海外行动的细节。与其说是保密需求，还不如说是两个情报处之间由来已久的竞争，像一对争宠的兄弟，两人都眼巴巴地等对方出错，竭力证明自己更有本事。
公平而论，五处没有为难安德烈。那两个很关心安德烈是否喜欢白蘑菇的审讯官，周一早上准时把牧羊人送回伦敦，刚好来得及和霍恩斯比一起到帕尔摩街去吃午饭。行动处处长常去的那个俱乐部提供用橡木饰板隔开的靠窗座位，确保像他们这样的人谈话不受打扰。既然现在形式上的审讯结束了，霍恩斯比想为安德烈寻找下一个驻地，一个远离柏林的地方，安德烈可以重新开始构筑情报网，就像以前一样，也许去伊斯坦布尔？甚至香港？
“我打算辞职。”
他的上司正准备把切好的羊肉送进嘴里，听到这句话停住了，叉子悬在盘子上方，一滴棕色的酱汁在叉齿上晃动，“抱歉？”
“我不会继续留在军情六处了。”
“你知道审讯只是例行公事，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或者麻雀。”
“我知道。”
“如果你不想再到‘外面’去，我可以把你调进办公室里，虽然我不确定案头工作是不是你会€€€€”
侍应过来为他们倒酒，霍恩斯比闭上嘴，看向窗外，一辆黑色计程车沿着路边缓慢挪动，像只迷路的甲虫。安德烈注视着落入玻璃杯的白葡萄酒，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比杯壁上的细小气泡更值得关注。侍应走开之后，安德烈清了清喉咙。
“我的意思是彻底离开这一行。”
霍恩斯比叹了口气，放下叉子，手放在餐巾上，但没有拿起来。他没有问为什么，就好像人们没必要问蜡烛为什么燃尽。他摘下玳瑁边眼镜擦了擦，对着光仔细研究那两片玻璃，重新戴上，审视着安德烈。在光亮处，霍恩斯比的头发里白色显得比灰色更多。
“你确定吗？”
“我非常确定。”
“有没有尚未解决的事？需不需要和谁永别，让什么人闭嘴，擦干什么血迹？”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长官。”
霍恩斯比终于把那块羊肉送进嘴里，咀嚼了很久，仿佛不明白这是从什么动物身上来的肉。安德烈抿了一口酒，侍应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像只过于热忱的灰狗，随时准备冲上来提供服务。安德烈冲他摇了摇头，那个年轻人放松下来，靠墙站着。
“七年了，是不是？”
“对，从我在柏林街头架电线的时候算起。”
“失去了最好的电工，柏林站该怎么运作下去？”
安德烈短暂地露出微笑，又喝了一口酒。
“偶尔回来和士官生们讲讲柏林，好吗？而且，苏联司有很多职位适合你，要是你什么时候想回来，我会很乐意帮你开门。”
“谢谢，长官。”
霍恩斯比没有问他接下来准备去哪里，做什么。安德烈也没有说。六处不需要他办什么手续，因为六处本身在官方文件里就不存在。安德烈当天下午就乘火车离开了伦敦，行李简单，只有一个提包。
然而军情五处还没有打消疑虑，派了两个探员，一路跟着安德烈从伦敦去了布里斯托，驻扎在一家靠近火车站的小旅店里，全天监视安德烈，看看他会不会和“可疑左翼人士或亲苏分子”接触。从这两个人的报告看来，安德烈的每日行踪十分无聊。他到布里斯托的第一件事，是在“棕榈周日”旅店租了一个顶楼房间，一次过付了三个月的房费。每天早上到母亲开的钓鱼用品店去，帮忙售卖鱼钩、饵料和防水帆布，他和继父相处得不错，经常一起下棋。下午他可能会去书店，也可能会在能看见吊桥的那个咖啡厅坐着读报纸。安德烈在当地似乎没有朋友，总是在母亲家里吃晚饭，之后直接返回旅店，不去酒吧，第二天才露面。要是天气好，他清早就会出来，沿着港口散步，从来都是独自一人，不和人打招呼，也没有人认识他。
两个星期过后，军情五处悄悄撤走了监视人员。档案关闭，没有人再去关心退休的牧羊人。
€€€€
莱纳也在周一早上离开了斯塔西的审讯室，跌跌撞撞地找到一个公共电话亭，请了一天病假。等他重新出现在奥林匹克体育馆的时候，即使是最粗心的同事都会发现，他的手指布满淤青，好像被车轮碾过。嘴唇和鼻梁也有伤口，左眼肿了起来。莱纳的解释是骑自行车下坡的时候摔倒了，没什么大碍，过几天就会好。
斯塔西擅长记仇，莱纳很快就会发现。他的折磨远没有结束。“赫尔曼先生”手下的鬣狗群每隔两三天就来敲他的门，通常是在深夜，把他拖到总部去。斯塔西其实已经明白从莱纳身上问不出什么，所以并不审讯，只是把他独自锁在灯光大亮的单人囚室里。囚室里没有桌椅，水泥地面糊着一层粘稠的污渍。每当莱纳缩在墙角试图睡觉，就会有人用棍子用力敲打铁门，把他吵醒。幸运的那天，他几个小时后就能出去。糟糕的日子里，他觉得自己下半辈子都走不出这个牢房。“赫尔曼”先生从不露面，这么不起眼的猎物，不再值得他亲自过来玩弄。
大约在他第五次或者第六次被无端关押之后，莱纳就不再去上班了，甚至不再外出。大部分时间躲在卧室里，拉紧窗帘。尽管夏天早就到了，他还是裹着毯子，呆坐在地板上，像一盆缺水的蕨类植物。楼梯上传来的任何声响都把他吓得发抖。门房来敲过一次门，问他是否还好，需不需要把信从楼下拿上来。莱纳没有回答，在毯子下面紧闭着眼睛，抱着头，像是害怕天花板会塌下来。门房在外面等了一会儿，走了，没有再上来。
他活得也像一株植物，只靠空气和水存活，一整天一动不动，也没有人留意他是不是还活着。指骨摸起来没有断，所以他没有去看医生，瘀青退得很慢，像个不愿意被撕的台历。奥林匹克体育馆没有派人来问他为什么不再出现，而斯塔西，出于只有他们自己明白的原因，连续好几天没有再来擂门。莱纳在毯子组成的温暖虫蛹里睡着又醒来，不知道外面是早上还是下午。
也许他应该跟安德烈走的。莱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拒绝安德烈递给他的这条绳索，但他也没有真的拒绝，不是吗？他只是需要时间思考，可惜机会像泥鳅一样，移开目光两秒就在河底淤泥里消失不见了。之前他害怕离开柏林，但现在柏林让他害怕。他计算之前存下的钱，足够买一张离开柏林的火车票，还能在某个不起眼的小镇里负担几个月租金。但这和住在柏林有区别吗？他的问题不是搬家能够解决的，斯塔西总能找到他。斯塔西粘湿的触手能探进任何一个人的衣领里。
渐渐地他也不再去想安德烈了，那是个空洞的影子，立在灯泡前面的一张薄薄的纸，经不起细看和触碰。也许这就是牧羊人一直以来的计划，从咖啡店到“阁楼”，都是编排好的，一场事先预谋的飓风，撕碎莱纳的生活，用碎片来玩间谍游戏。他想念汉斯，一个人怎么能如此轻易地消失？搬家的时候莱纳扔掉了哥哥的衣服和各种零碎物件，只带走了汉斯送的自行车。怎样证明汉斯存在过？母亲呢？莱纳€€沃格尔存在吗？
门外传来细微的响动。莱纳僵住了，提心吊胆地等着粗暴的捶门声。并没有，有人低声说话，可能是邻居，讨论他是不是死在里面。又一阵€€€€，金属碰撞的叮当声，有人用钥匙打开了公寓的门，在巴掌大的起居室停留了一会，向卧室走来，皮鞋敲击地板。莱纳往后退缩，背紧靠着床头柜。他的一半大脑在催促他找武器，另一半觉得无所谓，就让最坏的事情发生算了。在脑海深处，一个他不愿意承认的幻想浮了出来，也许这是安德烈，像之前那样从伦敦回来了。
窗帘被拉开了，哗啦一声。阳光猛烈，竟然是中午。莱纳眯起眼睛，不速之客把钥匙塞进裤袋里，蹲下来看着他，轻轻吹了声口哨。这人戴着一顶贝雷帽，几绺头发从耳边冒出来，给人一种猫头鹰的印象。莱纳上一次见到这个人，是在玻璃工艺品店的地下室里。
“你好，小东西。”科里亚说，“你看起来可不太好，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