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柏林墙拆除之后第二年，我去拜访莱纳当年的公寓，更准确来说，是在楼下偷偷仰望它的小阳台和窗户，手里拿着地图，假装是在找路，看了几分钟就走了，免得哪个过分谨慎的邻居报警。阳台上放了两张可爱的白色小木椅，一左一右把圆形咖啡桌夹在中间。卧室窗户挂着斑马纹窗帘，窗台上有一整排养在矿泉水瓶里的植物。我想象一对年轻情侣住在里面，一个起居室，一个卧室，足够容纳他们的生活。出于突如其来的鲁莽和好奇，我折返公寓楼下，门是开着的，早就没有门房了，连门房的住处都租了出去，对着走廊的窗户已经用砖块砌上。我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站了一会，像个不知所措的客人，确认没有人会跳出来指责我行为可疑，这才走上楼去。
那是个工作日的中午，星期二，也可能是星期三。我敲了敲门，做好了无人应答的打算。很快有人开了门，一个戴着耳机的年轻男人，牛仔裤口袋里塞着一部随身听，他可能本来就在等什么人，脸上挂着笑容，一看见我，笑容就消失了，变成装饰着礼貌的警惕。他摘下耳机，问我想干什么。
“我找比德曼先生。”我随口编了一个名字。
“这里没人叫比德曼。”
在他背后，我能看见起居室。当然翻修过了，换了地板，贴上了柔和的淡橄榄色墙纸。靠墙放着布面沙发，旁边的小矮柜上摆着电话，还有一个相框，照片里一对搂抱着的男女对着镜头大笑。果然住着一对情人。天花板也重新油漆过了，一盏球形吊灯像巨大的乳白色虫蛹一样垂挂下来。戴耳机的男人往外走了一步，虚掩上门，阻止我继续窥视。“听着，要是你不确定地址，回去查清楚再来，嗯？我不记得这栋楼里有谁叫比德曼。”
“抱歉。”
“不要紧。”
门关上了，上锁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异常响亮。我还在想那个起居室，在我的脑海里，莱纳的形象仿佛印在半透明的塑料片上，雾蒙蒙的一层，一个剪切下来的幽灵，以拙劣的手法叠加在起居室的图像上。这对情侣一起吃早餐的地方，莱纳曾经站着读报纸。被自行车车轮反复蹭出一道一道黑色痕迹的墙角，现在放着吉他。厨房里不知道还有没有窃听器，像死掉的甲虫一样被遗忘在墙缝里。科里亚的靴子同时踏过新的和旧的地板，在想象中，我看着他把莱纳从卧室里拎出来，拖过尚未存在的长毛绒地毯，让他坐在此刻新租客们摆放电视机的地方。
如果科里亚想来问安德烈的事，那就是浪费时间了，他什么都不知道。莱纳这么告诉科里亚，说得飞快，就像他已经复述这句话很多次一样。
但科里亚不是为此而来。安德烈已经不在他的雷达监控范围里了，很可能再也不会回来。克格勃已经另有打算，科里亚不像“赫尔曼先生”，不喜欢摆出虚假的友善姿态，用二十个设问句引出实际内容，他直接把交易条件摆在莱纳面前：如果不想继续被斯塔西骚扰，那就当克格勃的“渡鸦”。
又是黑话。莱纳已经不能更厌倦黑话，这一个一个原本普通的单词，被强行借用过去，安上阴暗的潜在含义。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在这个只有零星家具的起居室里，他没有逃避的空间，只能躲进自己脑海深处，木无表情。科里亚把这种麻木解读为困惑，开始解释什么叫“渡鸦”，这是性诱饵的代号。克格勃瞄准了一个刚刚从华盛顿调来柏林的美国外交官，这人对此前派出去的三只“燕子”都不感兴趣，是时候试试光谱的另一端了。
相对于女性“燕子”，男性“渡鸦”不太常见，几乎总是勒索的前奏，那一次也不例外。科里亚不愿意用苏联训练的“渡鸦”，他们一旦被捕，克格勃很难摆脱关系，换作其他时候，克格勃也许不介意让人知道，甚至会故意炫耀，但在1956年，隧道事件过后不久，他们不太乐意时隔几个月又制造一场外交危机。莱纳是一份可以随意牺牲的资产，如果一切顺利，那就一切顺利。一旦有什么出错了，克格勃可以轻松把他扔掉，没有什么损失。也许安德烈一开始看上的也是这一点。
“收拾一下你自己。”科里亚说，这个建议从他嘴里说出来，让人不太舒服，“你看起来像只死了两个星期的老鼠。我给你十五分钟，我们有很多准备要做。”
住在一楼的门房想必又一次目睹莱纳被押上汽车，也许马上打电话给斯塔西报告了这件事，说不定也打给中情局，那时候几乎每个柏林线人都同时服务两个以上的主顾。科里亚没有蒙上莱纳的眼睛，目的地并不是什么秘密，那是家酒馆，还没到营业时间，大门紧闭，门上方安装着巨大的霓虹灯管，因为是中午，都没有亮起。“金色鹈鹕”，熄灭的灯管拼出这几个单词，一只金属鹈鹕衔着鱼，站在首字母旁边。科里亚带着莱纳从侧门进去，司机没有下来，车门刚关上就把车开走了。
这并不真的是个交易，现在想来，只不过是用一头豺狼换了另一头豺狼。这是莱纳第一次去“金色鹈鹕”，但远远不是最后一次。常客们对他没什么印象，记得莱纳的零星几个人，一致认为他“很安静”，没什么值得一提的特别之处。也许他觉得无助，也许觉得愤怒，又或者什么都不觉得。不过，像他这样一头习惯于服从命令的小羊，再次有人把项圈套到脖子上，也可能是一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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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并不十分热衷去酒吧，搬到德文郡超过一个月了，一次都没有去过。他在埃克塞特一所暮气沉沉的寄宿中学里找到一份教德语的工作，一周上课四天，周一和周三高年级，周二和周四低年级，周末还要监督一大群十四岁男孩在草皮稀疏的院子里踢球。
他用“莫里茨€€朗格”这个名字，是六处分配给他的，连同一段伪造的人生，附带各种必要的推荐信，证明“朗格”受过良好教育，过去三年受雇于西德一家并不存在的贸易公司，品行正直，富有责任感，如此这般，今年因故返回英国，并且不打算再离开。他还准备好了“为什么回国？”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校长并没有问。校长是个雪茄不离手的小个子，要是不挺起腰，就要消失在办公桌后面了。他养着两只伯恩山犬，面试的时候，那两只壮硕的狗就趴在桌子下面喘气，口水滴在安德烈的皮鞋旁边。
埃克塞特的生活很简单，轻易就形成惯例。学校提供餐点，为了减少和其他人说话，安德烈总是早早地来，在专门留给教师的松木长桌旁匆匆进餐。他不是个严厉的老师，如果学生在他讲解语法的时候睡过去，口水流到动词变位表上，那也无所谓。如无必要，他从不在休息室久待，那地方让他想起霍恩斯比喜欢去的俱乐部，挂着天鹅绒窗帘，充满香烟烟雾，即使白天也很昏暗。疲惫的教师们谈论板球赛得分，季节性暴雨，和本周闹出最大麻烦的那个男孩。安德烈不讨厌也不喜欢男孩们，学生对“朗格先生”报以同样不冷不热的感情。这家中学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埃克塞特本地，或者附近的城镇，父母可能是渔民、家具商、手工业者，或者新移民。百分之九十的男孩这辈子唯一被迫使用外语的场合就是学校。
有些中学就像低洼地，聚集了被雨水和泛滥河流冲刷下来的各种沉积物。安德烈思忖有多少夹着尾巴回来的间谍最后走进了公学，试图把破碎的德语、法语或者阿拉伯语句子塞进目光呆滞的学生脑子里。安德烈怀疑教世界史的威廉姆斯先生是他的同类，但这只是不太可靠的直觉，他没有证据，也不想去找。故意搅动低洼地里的死水，是一件不礼貌的事。
在其他人€€€€老师、门卫、清洁工和教区牧师€€€€的印象里，“莫里茨€€朗格”先生总体而言是个令人愉快的人，举止得体，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校长和门卫，在埃克塞特的几年里，从来没有过绯闻，似乎也从不喝酒。有人声称“朗格先生”在外国结了婚，妻子是个捷克人，因为签证问题来不了英国，但也只是道听途说罢了。从学校保存下来的旧照片里，时常能发现“朗格先生”的踪影，但他给观察者留下的要不就是背影，要不就是模糊的侧脸，不过姿势很自然，让人说不清楚到底是巧合，还是他故意躲避拍照。
每隔两周的星期六，是学校的郊游日。老师们轮流带男孩们去远足，钓钓鱼，学些野外生火或者系水手结这样的技能，下雨也不例外，校长深信恶劣天气更能锻炼身心。这是固定行程，如果有人留意观察，不难发现这家学校的德文老师每一个月都会出现在同一个露营地，身边围着吵闹的低年级男生。这是个靠近公路的营地，车来来往往，来野餐的人也非常多，春末尤甚，简直像个露天土耳其市集。一个刚搭起来帐篷歪倒了，里面的男孩们尖叫着逃了出来。附近坐着野餐的年轻男女摇摇头，露出宽容的笑容。一个路过的郊游者停下脚步，皱着眉，似乎担心男孩们的安危。
“昨晚下过雨，泥太松软了。”那个郊游者评论道，他戴着玳瑁边眼镜，灰白头发从猎帽下面露出一绺。就像其他郊游者，这一个也背着帆布包，手杖末端沾满了泥。安德烈上下打量他，又把目光转回学生身上。
“从伦敦跑到这里远足，不是太远了吗？”
霍恩斯比笑了笑，“来见老朋友的话，不算远。”
“老朋友有电话。如果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通常不是好事。”
男孩们从泥地里找回绳子，重新拉起帐篷，两个高年级男生把绳子绕在木钉上，深深敲入泥土。滚了一身泥土的学生脱掉上衣和短裤，搭在手臂上，往不远处的小溪走去，几个提着铁皮桶的低年级男孩跟在后面。
“我需要和你谈谈。”霍恩斯比说，看向小溪的方向，“关于柏林，更准确来说，关于‘麻雀’。”
第二十三章
当天在露营地的三十二个男孩里，只有一个留意到了德文老师和戴着眼镜的陌生人交谈，也仅仅是“留意到了”而已。谈了多久？不知道。那两个人一直在露营地，还是中途到别的地方去了？不记得。这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在他年轻的脑袋里停留不到两周，就像沙滩上的脚印一样消失了。
当然没有书面记录。想留下书面记录的话，霍恩斯比就直接打电话了。如果这是一本流行间谍小说，剧情一般会这样推进：霍恩斯比专程来说明“麻雀”的近况，说服安德烈回到柏林去，解救可怜的东德男孩，安德烈先是拒绝，最终在火车启程前最后一秒跑到月台。他们接下来会卷入一到两场追车戏，击败科里亚，聚光灯悄悄往旁边偏移，照出这个狗咬狗的世界里偶尔闪亮的人性。
但这不是小说。
基于六处的过往案例推断，霍恩斯比最有可能提出的建议是：杀掉麻雀。快捷，经济，保险。莱纳€€沃格尔协助勒索一位美国外交官，已经从曾经的盟友变成了威胁，而安德烈最有可能接近他，所以安德烈是执行暗杀的最佳人选，如果安德烈不想动手，那他至少可以为柏林站提供最佳行动建议。
安德烈不会喜欢这个主意的。他很可能争辩，暗杀是克格勃的专长，不应该是六处的。也许还会继续指出莱纳很可能受到了胁迫，为什么对木偶挥起铁锤，而不是操纵木偶的那双手？美国人也应该把他们那只踩进陷阱的肥兔子送回大西洋另一边，给他安排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书工作，不要再和外交沾上关系。他还会询问霍恩斯比，麦卡伦先生如何处理这件事？他离开柏林太久了，甚至不知道那个过度吸烟的美国同行两年前就已经被召回了。
这里也许有个小小的陷阱，一种并无恶意的算计，霍恩斯比特意让安德烈再看一眼他主动放弃了的“旷野”，看看能不能唤起情报官埋藏起来的本能。外勤永远是外勤，他们没法按停脑海里的齿轮，顶多只能调慢一些。人们当然可以习惯寄宿学校和英格兰西南这个一成不变的角落，可是，一旦他们回忆起“外面”，这种本来已经接受了的乏味生活会一瞬间变得无法忍受。
不管安德烈的齿轮运作情况如何，他似乎都不急着离开埃克塞特。霍恩斯比独自坐火车返回伦敦，露营像往常一样继续，这个学期余下的德语课也是。暑假来了，又过去了，男孩们晒得黝黑，垂头丧气被送回学校的时候，“朗格先生”也还在，用同样平板乏味的声音领学生们念“穆勒太太星期五出席露天音乐会”。唯一的不同是，1960年秋天前后，人们开始在酒吧见到“朗格先生”。他喝酒的时候就和在学校一样安静、疏远和礼貌，两杯威士忌，加冰，不坐吧台，独自一人占据了栅格窗旁边的四人座。不过学校附近这个酒吧从来坐不满，谁都没有意见。“朗格先生”一边喝酒一边审阅报纸，不是“看”，是“审阅”，只有这个词能恰当形容。他专心致志地消化每一页的内容，像是要掰开每一个单词，嚼五分钟再咽下去。有一晚。酒吧老板的大女儿鼓起勇气问他在报纸里找什么，德文老师笑了笑，回答“没什么，只是无聊”。
所有人都看得出酒吧老板的女儿迷恋“朗格先生”，只要德文老师走进门，她就再也留意不到别人了。安德烈假装留意不到，只在酒吧老板在场的情况下和她说话，也从不和她谈论天气以外的话题。后来得知“朗格先生”辞职离开埃克塞特，她如此失望，以至于在圣诞晚餐吃到一半的时候悄悄抽泣起来，弟妹惊异地盯着她，父母对视一眼，以一种掺杂着无奈的柔情，把剩下的半瓶白葡萄酒推给女儿，让她上楼去卧室休息。她当时才二十一岁，感觉肯定像世界末日。
安德烈没有买火车票，租车开回到布里斯托，与母亲和继父一起过了圣诞节，第二天就走了，他告诉母亲，埃克塞特的工作结束了，他可能短期内不再考虑教职，接下来打算去伦敦。再一次，安德烈既没有撒谎，也没有说实话，他的确去了伦敦，停留了短短三小时，搭上了飞往柏林的航班。
柏林没有变。一样的灰暗街道，一样的河水，就好像他离开的这四年被压缩成薄薄一片，变得比一天还短，可以忽略不计。十二月底，雨夹雪从充满敌意的铁灰色天空中飘落，满地泥泞，掺着冰粒的脏水里泡着被风吹落的圣诞装饰。在牧羊人看来，柏林已经变得无法辨认，他的情报网被后来者瓜分了，切成碎块，每人叼走一点点，没人想要的碎屑就此散失，不知道是搬家还是被捕。但安德烈不是为此而来的，他用一本伪造的奥地利护照在旅馆登记入住，把手提箱放到床上，打开，一件一件拿出衣服，摸到夹层，取出一把托卡列夫-33手枪，在客房里转了一圈，把武器藏到衣柜后面，回到床边，重新把衣服放回箱子里。接下来他挪开床头柜，小心翼翼，免得柜子在地板上刮出声音，柏林情报站的外勤已经来过了，床头柜背后用胶带粘着两个弹夹。安德烈拿走这份欢迎礼物，走进浴室，藏进通风管里。现在是下午四点半，喝咖啡太晚了，喝酒又太早了，安德烈打电话让前台送一瓶威士忌上来，坐在床边，看着布满雨水的玻璃窗。他还有四个小时要打发，然后他会下楼去，拦一辆计程车，去“金色鹈鹕”酒馆。
在埃克塞特，几乎没有人想念安德烈。一年之后的圣诞节，酒吧老板的大女儿和教世界史的威廉姆斯先生结婚了，他们没有孩子，但是养了三条气势汹汹的罗威纳犬。今天，我想，她已经不太记得多年前那个孤僻的德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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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鹈鹕”提供简单的晚餐，菜色是固定的，每周一换，价格合理，食物也不算太糟糕。所以刚过八点，就会有零零散散的顾客落座，等着一模一样的肉类上桌，为接下来的啤酒和更晚一点的烈酒做铺垫。这是酒馆一晚之中最安静的时候，再过一两个小时，连接桌子的气动管就会发出接连不断的嗖嗖声，运送写着情话和秘密的小纸条。乐队九点半开场，人们聊天，跳舞，碰杯，嗤笑，噪声要到凌晨才逐渐停止。
莱纳并不是每天都去“金色鹈鹕”，天气变冷之后，大概一周两次。有时候是科里亚命令他去，有时候是他自己想要去喝一杯。科里亚的上一只猎物已经被调离柏林了，莱纳应该会更频繁地出现在酒馆里，寻找下一只。为科里亚工作和为安德烈工作其实没有很明显的区别，莱纳发现，他们都只把莱纳看作达成目的的工具，但至少科里亚一开始就把这个条件列出来了。
他走进酒馆的时候刚过十点，乐队正在为越来越醉的人群伴奏，香水、啤酒和地板清洁剂的气味在闷热的空气里混在一起。酒保留意到莱纳，冲他笑了笑。“金色鹈鹕”总共有三个酒保，两个高，一个矮，被常客们戏称为大鹈鹕，中鹈鹕和小鹈鹕。全都是科里亚的人€€€€至少科里亚和克格勃是这么认为的。莱纳知道这三个酒保同时也拿着中情局、斯塔西和军情六处的贿赂，天知道还有多少其他情报处也给这三个人供应钞票，志得意满地以为自己买下了“金色鹈鹕”的酒保。这就是为什么莱纳和他们说话总是很谨慎，没人能确定今天他们的效忠对象是哪个或者哪几个。
吧台已经快要坐满了，莱纳好不容易才在边角处找到位置。酒保直接给他送来加冰的威士忌，外加一小份免费的薯片。今晚值班的是大鹈鹕，擅长对付醉汉，如有必要，还能把打架的顾客撵出去。莱纳冲他点点头，表示感谢。大鹈鹕走开了，不到五分钟又回来了，手肘支在吧台上，凑近莱纳：“有位先生似乎十分关注你。”
莱纳喝了一口酒，“好的‘关注’，还是坏的‘关注’？”
“看不出来，你自己判断。进门左手边第二张桌子，墙角，被那个胖土耳其人遮住了。”
“谢谢。”
吧台另一端有人抬起手，大鹈鹕眨眨眼，走开了。莱纳侧过身，认真地看了几分钟乐队，才假装漫不经心地望向酒保说的那个角落。门刚好在这个时候打开了，涌进来一股冷风和一群穿着制服的年轻军人，完全挡住了莱纳的视线。新来的顾客挤来挤去，和周围的人谈判，搜刮椅子，艰难地围着一张小圆桌坐下了。越过胖土耳其人的头顶，莱纳终于看见了那位据说十分关注他的先生。对方似乎一直在等他发现，露出微笑，冲莱纳举起酒杯。两人隔着十几张桌子，互相对视了许久，意识到莱纳不打算过去，坐在角落的人过来了，靠在吧台上，脸上全是愉悦的惊讶。
“晚上好，小鸟，真是个美妙的巧合，不是吗？”
关于你的事没有一件是巧合。莱纳想，没有说出来，他放下酒杯，握了握对方伸过来的手：“晚上好，安德烈。”
第二十四章
第一句话总是最难的。能说什么？还剩下什么可以说？哪个句子安全，哪个词危险？莱纳还在犹豫，安德烈已经自如地牵起对话的缰绳，从神情到姿态都很放松，谈论来时的航班，抱怨柏林的阴冷天气，评论今晚的吉他手。莱纳点头表示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发笑，然后询问安德烈打算稍作停留，还是马上中转。这不是真正的谈话，这是谈话前的社交舞蹈，像犬科动物互相嗅探，朋友？威胁？两样各占一些？从眼角余光莱纳能留意到大鹈鹕紧盯着安德烈。因为距离和噪音，酒保肯定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被这双眼睛监视着断然不是一件好事。酒馆里还有多少其他眼睛？
“酒不合你的口味？”
莱纳收回视线，“不，不是。”
“如果我不是很了解你的话，我会以为你很紧张。”
音乐声敲打太阳穴，像十二把包着毛毡的小铁锤，莱纳喝了一口酒，直视着安德烈，决心叫停这场无用的探戈：“你来这里安全吗？”
安德烈略微歪过头，仿佛真的感到困惑，“我为什么会不安全？”
“科里亚€€€€”
“噢。”安德烈发出这么一个音节，就像插下一支蓝色小旗，充当地图上的标记，此处有水源，“所以你现在在为科里亚工作，克格勃的小鸟。”
“我不€€€€我的意思是，你难道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我为什么会‘早就知道’？”安德烈的声音变得轻柔，几乎淹没在音乐里，莱纳试图分辨他脸上的悲伤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现在只是个游客，莱纳，我早就离开了我的老雇主€€€€是我自己退出的。”
这次轮到莱纳问为什么。
“哪有为什么。老狗需要休息了，就这样。”
“为什么又回到柏林来？”
“我说过了，观光。”
没有人会仅仅来柏林“观光”，就像没有人会专程去交战区野餐。莱纳张嘴想回答，大鹈鹕刚好挑这个时候走过来，问他们要不要续杯。安德烈再点了一杯黑啤酒，莱纳摇摇头。酒保拿了一个干净杯子，到啤酒龙头那里灌满，送到安德烈面前，再瞥了莱纳一眼，看他打不打算改变主意。莱纳盯着威士忌里残余的冰块看，没有抬头。酒保于是退回杯架旁边，一边擦干鸡尾酒杯，一边监视这片热闹的水域。
“听着。”安德烈碰了碰他的手背，“也许我们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慢慢聊天？你来决定，我不像以前那样熟悉柏林了。”
“我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莱纳把钞票压到宽口酒杯下面，“祝你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再见，安德烈。”
“莱纳。”
莱纳站住了，转过身。
“我住在‘大使’酒店。用‘K. 费尔森’这个名字登记的，K代表卡尔，如果前台非要问的话。”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也许没有。只是给你一点情报。消息是柏林的硬通货，至少我还在的时候是这样的。再说，如果那边的先生，”安德烈往酒保的大致方向扬了扬下巴，“告诉科里亚你和一个长得很像安德烈的人谈话了，你却给不出这个人的行踪，他会生气的，我们可不想让克格勃生气。”他用啤酒杯碰了碰被遗弃在吧台上的宽口玻璃杯，“晚安，小鸟，我是真的很高兴再见到你。”
莱纳什么都没说，快步走向大门，一路推开喝醉的人，暗暗希望自己看起来不像是在落荒而逃。
€€€€
莱纳当然知道“大使”酒店，并且在过往几年里把酒店内外摸了个透彻。那是往来柏林的外交官和商人最青睐的落脚点，自然也盘踞着克格勃和斯塔西蜷曲的触手。前者时常在酒店大堂活动，后者招募了清洁工和客房服务员，监控外国住客的行踪。安德烈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为什么选这家老旅店？是聪明的烟幕弹，还是他真的就是个游客？
这就和他们第一次见面一样。安德烈留下一扇半开的门，等莱纳自己决定进不进去。莱纳讨厌下这个决定，但这个思绪就像粘湿的面粉团一样，就算丢掉了，也还是沾得满手都是，不能假装它未存在过。莱纳犹豫了不到二十四小时，临近傍晚的时候差点拿起电话打给科里亚€€€€他终于在家里安装了电话，接纳了二十世纪的科技€€€€在拨出最后一个数字之前放弃，承认失败，拿起挂在门后的外套，出门，快步走向地铁站，掺杂着柴油气味的冷风把长外套下摆吹得像鼓满的船帆。
卡尔€€费尔森，他去前台报出了这个名字。穿着鸽灰色制服的女士向他微笑，请他稍等一分钟，拿起了内线电话。费尔森，莱纳思忖假名是分配的还是安德烈自己选的，为什么是Felsen，“悬崖”？ 还是说，卡尔€€费尔森是安德烈的真名？
“抱歉，先生。”前台接待员转回来，一手捂着话筒，“我忘记问了，您拜访费尔森先生的理由是？”
“我是他的侄子。”
她低声对话筒转述，认真听了一小会儿，挂上听筒，又露出那种好像从罐头挖出来的标准笑容：“费尔森先生现在下来。”
“谢谢。”
他等在大使酒店引以为傲的宽阔主楼梯旁边，巨大的橡木扶手几乎到他肩膀那么高，可能本来就不是设计给普通人类用的，而是留给某种步履沉重的巨人。大理石梯级看起来也更适合巨人长着鳞甲和倒刺的脚。从楼梯可以看到摆放在大堂的沙发，莱纳刚走进门的时候就已经迅速清点了沙发周围的人，两个男人，三个女人。那两个男人应该都超过七十岁了，旁边同样白发苍苍的女士也许是他们的妻子，唯一的年轻女人可能是护工。大使酒店里到处都是威胁，但这几个老人不是其中之一。
安德烈在楼梯顶端出现，快步往下走，皱着眉，可能也对台阶的宽度感到不满。莱纳注意到他也飞快地瞥了一眼大堂沙发上彷徨的几个老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牧羊人穿着大衣，莱纳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带着武器。安德烈跳下最后几级楼梯，眨眨眼，好像在说“抱歉让你看到我笨拙的体操技艺”，拍了拍莱纳的背，当作打招呼。
“侄子？”
“是个最方便的说法。”
安德烈笑了笑，戴上帽子，向大门走去。门童为两人拉开门，祝他们过一个愉快的夜晚。谁都没有说话。走过了许多间准备打烊的商店和正开始迎客的餐厅之后，莱纳意识到安德烈要到河边去。两人从一条旱桥下面走过，短暂的黑暗，滴水声，烧焦垃圾和尿液的气味，上方某处，一列轻轨驶过，隆隆作响。然后他们走出了阴影，河水在眼前展开，映着对岸稀疏的灯光。有人曾经想在河边建一排水泥护栏，但半途就放弃了，留下几个及腰高的水泥团块，像三只长歪的牙齿。旱桥旁边有栋低矮的三层建筑物，围墙上布满涂鸦，路灯被毁坏了，昏暗中看不清招牌，可能是个水泥厂，仓库和高耸的搅拌机隔开了河和马路。是个行刑的好地方，莱纳吞咽了一下，把手藏进外套口袋里，免得让安德烈看出他的不安。
“这是我见第一个线人的地方。”安德烈倚在半截水泥护栏上，看着河水，“一个飞行员，波兰人，很多年前了。”
莱纳没有心情绕圈子，“为什么回来？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我不是你的敌人，莱纳。”
“一个‘退休’情报官消失了四年，忽然在我面前出现，我只能当你是了。”
“公平而论，我可是提出过安排你一起走的。”
安德烈始终没有提高声音，但莱纳侧过脸去看河水，好像被扇了一巴掌。又一辆轻轨列车驶过，发光的车窗里点缀着乘客的侧影。车里的人看不到这个角落，对他们来说太黑了，即使听到枪声往下看，也只有阴影和灰暗的河水。莱纳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一个问题等在舌尖上，它已经等在那里很久了，从见到安德烈的那一刻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