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
“有人在‘奶奶的厨房’餐厅见过你、尤哈斯和一个陌生人同桌吃饭。”
“我不记得了。那个人记忆力那么好，你不如继续问他或者她。”
“那个陌生人是外国情报人员吗？”
“我不知道，我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
菲利克的回答没一个是客气的，但看上去却好像非常温顺，甚至有点畏怯，略微低着头，双手平放在桌子上，但瓦西里不吃这一套。他盖好钢笔，审视着年轻的克格勃：“你好像不想配合调查。”
“我认为配合调查的最好方式是实事求是。”
“说说你那个版本的‘事实’。”
“我经常去‘奶奶的厨房’，使馆里的许多其他人也是，也许旁边的桌子就坐着美国间谍，甚至坐着通缉犯，我可不能一个一个查验他们的身份，不是吗？我只是去吃个午饭而已。”
“自然，你把你的打猎计划告诉尤哈斯了，因为你们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
“我甚至不会告诉你，安德罗索夫下士。”
“注意你的态度，同志。”
“我道歉。”
“请把你3月21日的行动完整复述一遍。”
菲利克照做了，从早上开始，讲到那个倒霉的夜晚，大体上和官方记录一致，只在某几个时间点有些细微的出入。这反倒证明菲利克没有说谎，因为说谎者往往倾向于“背诵”细节，过于精确，迫问之下就会露出更多破绽。出于保密需要，菲利克虽然提前二十四小时被告知有这么一个任务，但直到行动开始前三十分钟才知道目标的身份和下榻地点，就算他想泄漏秘密，也没时间这么做，更何况他自始至终待在安全屋里，另一个克格勃雇员可以作证。瓦西里重新看了一遍笔记，留意到一句令人生疑的话。
“他说你打开了窗户，然后他过来关上了。”瓦西里抬起目光，看着菲利克，“为什么开窗？你不抽烟。”
菲利克耸耸肩：“我已经在室内等了四个小时，暖气开得太足，很热，所以开了窗。外面是树丛，没人能看见我。”
“你受过特殊训练，难道不知道安全屋的门窗不准随意打开吗？”
“我知道。”菲利克看着自己的手，“里面很热，还有一股汽油味，到底什么东西会发出那种味道呢？我觉得想吐，就打开了窗户。窗藏在树丛后面。”
“你觉得这个理由能说服总部吗？”
菲利克摊开手，没有回答。录音带在机器里沙沙地转动着。
“你经常在监视任务期间擅自打开门窗吗？”
“那不是监视任务，而且外勤有权随机应变。”
瓦西里交抱起手臂，“也许你是为了发信号，一个事先约好的暗号，只需要打个手势，甚至领带的颜色都可以向你的同谋传达信息，你受过这样的训练。”
“你已经在胡编乱造了，安德罗索夫同志。”
“我在探索各种可能性，这是我的工作。”瓦西里再拿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是空的，但菲利克看不见，这个空文件夹是反间处审讯官很爱用的一个招数：“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的同谋的名字，克格勃一直在监视这个人。你们什么时候见面我们也知道，我手上就拿着照片和文字记录，你还有什么想申辩的吗，奥尔洛夫同志？”
菲利克抬头看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连那种恭顺的神情也消失了。“我不知道你们拍到的是谁。”他一字一句地说，仿佛是个俄语初学者，用脚尖小心翼翼地触碰每个单词，测试它们是否牢固，“但那一定不是我。我不能想象联络站里有叛徒，但如果真的有，我请求总部把处死叛徒的任务交给我。”
瓦西里审视着菲利克的脸，许久，移开视线，重新拿起钢笔，“在你看来，这次任务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运气罢了。”
“是吗？”
“在‘旷野’里，什么都靠运气。”
“谢谢你，奥尔洛夫同志。”瓦西里的笔尖悬停在纸上，犹豫了几秒，划去了菲利克的名字，“你可以走了。”
——
也许确实是运气不好。瓦西里想，坐在旅馆房间的小写字台前，看着窗外被砖墙切断的一小块夜空。冷了的晚餐还在桌子上，笔记摊开放在旁边，用三种不同颜色的墨水做了标记。从书面记录上看，这次任务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人们的供词都能互相印证。从菲利克嘴里更加问不出什么来，他很熟悉克格勃的审讯风格，说不定还在心里偷偷嘲笑瓦西里的空文件夹把戏。
他得想个别的方法。可是他为什么那么执着于证明菲利克有罪呢？证明给谁看，总部还是他自己？靠的是直觉还是毫无道理的疑心？反间处是个以疑神疑鬼为荣的古怪地方，欢迎一切阴谋论，只要给他们足够的理由，他们甚至可以搜罗罪证指控路边的流浪猫是美国间谍。
瓦西里离开桌子，打开窗，让凉爽的夜风和街上的细微噪音一起吹进来。有人敲了敲门，他回来的时候给了门房一点钱，托他买酒和烟，应该是买来了。然而站在走廊上的是菲利克，一手拿着伏特加瓶子，另一手拿着软盒包装的香烟。瓦西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愣在那里，看着菲利克，好像从未见过这个人似的。
菲利克晃了晃酒瓶，“我能进去吗？”
瓦西里侧过身，让他到房间里来，关上了门。
第21章
房间里只有一个玻璃杯，所以他们轮流从里面喝伏特加。瓦西里把所有写着字的纸都收起来了，放进提包里。菲利克看着他拉上拉链，把提包塞进衣柜里，一句话都没有说。
椅子也只有一张，菲利克直接坐在桌子上，肩膀靠着开了一半的窗户。瓦西里注视着他的手，不是特意要看的，大概是因为菲利克的手离他最近，而他正好需要一个锚点来拴住多余的注意力。菲利克的指甲剪得很短，皮肤没有日晒的痕迹，如果让一个陌生人来观察的话，这个陌生人首先会断定手的主人不从事重体力劳动，也许是个教师，科学家，甚至政府官员？不过这双手的中指指节上没有老茧，又不像是个握笔的人。陌生人到这里多半就卡住了，但瓦西里可以接着猜下去。这双手有很多用途，当苏联需要安静的时候，它就捂紧说话的嘴。苏联需要纪律的时候它守住笼子。要是有鸟儿侥幸逃出去，这双手就拿起狙击枪。瓦西里想知道菲利克习惯用哪只手用枪，当他的小男孩看着瞄准镜的时候，心里会想什么呢？
“如果你想抽烟，我不介意。”菲利克打破了沉默。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菲利克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低头看他，瓦西里却仍然盯着他的手，“瓦西里，你真的把我当成嫌疑犯了吗？”
“我是来工作的。”
“不，现在不是。现在你只是和我在一起。”
瓦西里移开目光，拿起酒瓶，想往杯子里倒，半途改变了主意，直接对着瓶口喝起来。菲利克拿起半满的玻璃杯，碰了碰酒瓶，把烈酒倒进嘴里。
“我还以为你不喝酒。”
“看情况。”
看什么情况？瓦西里想问，却没有开口，又灌了一口伏特加，给菲利克倒了一杯。他们沉默地喝着酒，好像这是某种宗教仪式开始之前的标准流程，需要先等酒精软化路上的尖刺，才能继续往前走。
“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瓦西里说。
“什么不太一样。”
“你和我，喝酒。应该在达恰里，白天去钓鱼，晚上好好地坐下来谈，烤鱼，切点香肠，厨房里煮着茶，而不是。”瓦西里模糊地冲逼仄的旅店房间打了个手势，“这个。”
菲利克笑了笑，瓦西里现在看出来了，他的笑是功能性的，和标点符号一样，仅用于填补对话里的空白，控制句子节奏，没有其他意思。
“瓦西里。”菲利克轻轻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双手把瓦西里的右手握在掌心里，“你和我都知道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你已经把话说得够清楚了。我今晚不是来‘谈’的。”
词语堵在喉咙里，瓦西里咽下一口酒，设法把它们咳出来：“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问错问题了。”菲利克捏了一下他的拇指，“正确的问题是，你想我做什么？”
瓦西里能想出很多个答案，比如“我们不该”，“这很危险”，最正确的那个是“离开这里，别再靠近我”。克格勃深深钉进脑海里的恐惧也冒出头来，这个房间真的没有安装窃听器吗？菲利克可信吗？但此刻他脑海中只有一个声音特别响亮，盖过了所有杂音。
“过来。”他沙哑地说。
菲利克滑下桌子，跨坐在瓦西里的大腿上，从他手上拿走酒瓶，放到桌子上。瓦西里小心地抚摸菲利克的脸，额头，脸颊、鼻尖和下巴，掌心滑到后颈，用力往下按。菲利克顺从地弯下腰，吻他的嘴唇。这就像他们的第一次亲吻，在黑暗中，地下酒吧外面，靠在偷来的车上，两人的舌尖和鼻腔里都充满了烈酒的气味。菲利克很快就喘息起来，胯部紧贴着瓦西里，隔着裤子和他互相摩擦。
“继续。”菲利克贴着他的嘴唇说，“给我下命令，我会像小时候那样听话。”
为了看对方的眼睛，瓦西里打断了亲吻，抓住菲利克的肩膀，把他推开。两人都在喘气，菲利克的眼睛是蓝色的，瓦西里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这个世界上存在柔软的冰块吗？如果有，那菲利克的眼睛差不多就是那样。瓦西里拉起菲利克的手，逐一亲吻每个指节，“小老鼠。”
“是的，瓦西里。”
“解开领带。”
菲利克的手指发着抖，花了整整一分钟才把领带扯下来，丢到地上。
“外套。”
外套也落在地上，然后是长裤，皮带的金属扣敲在地板上，当啷一声。瓦西里让他留着衬衫，那是件普通的白色衬衫，最上面的纽扣还规矩地扣着。瓦西里把手探进衬衫下面，顺着菲利克的腹部摸上去，后者从喉咙里发出细小的声音，像只满意的猫咪。
“跪下。”瓦西里悄声命令道。
菲利克看着他，舔了舔嘴唇，缓慢地——几乎就像表演一样——跪到瓦西里腿间，仰头看着他，瓦西里点点头。菲利克拉开他的拉链，扯下内裤，俯身亲吻阴/茎顶端，然后试探着把瓦西里整个含进嘴里。瓦西里一手攥紧了椅子扶手，另一只手放在菲利克头上，但没有用力，让菲利克决定节奏。菲利克以一种经过算计的谨慎来做这件事，吮/吸，舔舐、抚摸和玩笑一般的轻咬。瓦西里的手指缠进他的短发里，控制不住地往前挺腰，操/他的喉咙。菲利克闭着眼睛，发出细小的呜咽，抓住瓦西里裸露的大腿，保持平衡。
“站起来。”瓦西里说，声音沙哑，没等菲利克反应过来就直接把他从地上拽起来，“趴到上面去。”
菲利克趴到桌子上，手指扣着桌沿。他的衬衫被汗浸湿了，紧贴在背上，肩胛骨的线条于是变得很明显。瓦西里的食指顺着他的脊骨摸下去，指甲隔着布料刮过他的皮肤，探到尾骨下方。菲利克深吸了一口气，更用力地抓着桌子边缘，略微弓起腰，瓦西里弯腰吻他的耳朵和后颈，整个人伏在他背上，把菲利克牢牢地压在桌子上。
他们用这个姿势做/爱，趴在桌子上，对着半开的窗和砖墙遮不住的一小片夜空。瓦西里把脸埋在菲利克汗湿的头发里，手臂圈着他的腰，把他往后拉，桌角一下一下撞着墙壁。菲利克的喘息越来越急促，最后变成了无法控制的呜咽。我想念你，瓦西里想，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你根本无法想象。
他射在菲利克体内，重重地喘着气，在菲利克的肩膀上留下了几乎见血的牙印。菲利克轻声呻吟，扭动起来，想把手伸到腿间。瓦西里制止了他，把他抱起来，推到床上，压在他身上和他接吻，汗淋淋的大腿互相摩擦。瓦西里的手掌裹住菲利克的阴/茎，后者轻声叫起来，像是感到痛苦，紧闭着眼睛，往上挺腰，精/液顺着瓦西里的手指流下来，滴到床单上。
单人床不够宽，他们也不再是孩子了，不得不互相紧抱着挤在上面。瓦西里帮菲利克从汗湿的衬衫里挣脱出来，翻过身，让他趴在自己身上，来回抚摸他光裸的背和臀/部，直到两人的呼吸都平息下来为止。瓦西里想说点什么，但又好像没什么能说的。菲利克枕在他的胸口上，温暖而沉重。菲利克总是让他难以呼吸，哪怕两人根本见不到面也一样。
“你很紧张。”菲利克说。
“我没有。”瓦西里下意识地否认，揉了揉菲利克的后颈，“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菲利克支起上半身，看着瓦西里，什么都没有说，凑过来吻他，颧骨，鼻尖，然后才是嘴唇。“不为什么，只是说说而已。”年轻的克格勃最后啄了一下瓦西里的嘴角，爬起来，“我该走了。”
瓦西里坐起来，靠在枕头上，看着菲利克穿衣服。菲利克没有再看他，擦干净自己，一颗颗扣好衬衫纽扣，打领带，把西装外套穿回去。
“菲利克。”
对方看向他，等他说下去。
“这是最后一次，对吗？”
“对。”菲利克简短地回答，移开目光，把外套纽扣也扣上了，“再见，瓦西里。”
这当然不是最后一次。只过了四十八小时，他们又在同一个房间里见面了。菲利克提着公文包，借口来核对数据，一直“核对”到凌晨才离开。他关门的声音很轻，但瓦西里还是惊醒了，在原处躺了一会，打开台灯，爬起来检查藏在衣柜里的报告和笔记，确认没有被翻弄过的痕迹，才松了口气，回到床上，不由得觉得有些内疚。都是反间处的错，他变得太多疑了，况且菲利克是无辜的，他不该这样神经兮兮地提防他的小老鼠。
瓦西里·安德罗索夫按计划离开巴黎那天，大使馆派了一位司机送他去机场，就只有司机，没有其他人。司机是本地人，几乎一点俄语都不会说，在彻底沉默中把瓦西里送到候机楼外面。
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克格勃已经在等他了，又开着一辆伏尔加轿车。瓦西里叹了口气，向那辆阴郁的灰色汽车走去。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他就会坐在捷尔任斯基广场11号的隔音会议室里，报告巴黎的情况。他已经想好要说什么了，他会用上积极的口吻，夸赞外派人员的辛劳，挑出几个无关紧要的小毛病，增加可信度，接着循例分析“严峻的形势”，但不要担心，我们在“外面”的朋友正在增加。最后他会得出结论：我们在巴黎的人始终忠诚可靠。
——
那是一场从开始就注定失败的调查，但瓦西里还要等上好几年才会明白这一点。这不是他个人的疏漏，甚至和菲利克无关。瓦西里确实已经隐隐猜出了拼图的轮廓，但在1975年，他手上只有零星几块碎片，互相相隔很远，似乎毫无关联，还不能凑成有效的线索。
在东柏林，时间已经接近晚上七点。又有人敲响了安德罗索夫上尉办公室的门，这次没等他回应就开了门，一个穿着斯塔西制服的年轻人满头大汗地站在那里，脸色煞白，不知道是因为恐惧还是紧张。瓦西里站起来，心里出奇地平静。
“上尉。”
“慢慢说，直接讲最重要的。”
“墙开了。”
“什么意思？什么叫开了？”
“边界被迫开放了，柏林墙所有检查站都开放了，人太多了，守卫们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不明白新闻发布会为什么会那样说，沙博夫斯基同志说立即生效（*注1）——”
“什么立即生效？”
“沙博夫斯基同志刚刚对媒体说，东西德边境立即开放。我们拿到的稿子不是这样的，我不明白……”
瓦西里已经没有在听了，重重地坐了回去，盯着被木板封上的窗户。那个斯塔西还在说话，像个吓坏了的孩子，“上尉？我们怎么办，上尉？莫斯科会救我们吗？现在算是怎样？我们要做什么？”
他不知道，全无头绪。瓦西里沉默地绕过办公桌，粗暴地把斯塔西推到一边。这层楼只有一个房间有电视机，第十司的战情室。瓦西里闯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人了，一张张灰暗沮丧的脸，都对着电视，西德电视台正在直播柏林墙，人群涌过查理检查站，像潮水一般泻入西柏林。西德人也都赶来了，等在路边，为这些终于逃出牢笼的鸟儿递上啤酒和香槟。陌生的人们拥抱，歌唱，大笑，很快就分不清谁是西德人，谁是东德人了。
瓦西里看不下去了，回到走廊上，漫无目的地在楼梯上走了几步，坐了下来，靠着冷冰冰的铁栏杆。莫斯科肯定也在密切关注他刚才看到的东西，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去，会不会被狂怒的总部当成替罪羊当众吊死。这个地方对他来说还安全吗？是不是该把制服和肩章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