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阵恐慌很快就过去了。瓦西里深呼吸了两次，重新拉住了情绪的缰绳。他从不轻易害怕，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惊慌没有用，不能帮他活下来。他又感觉到了外套内袋里的那封信，因为坐姿的缘故，信封边角刚好戳到胸口。瓦西里把信掏出来，草草撕开，现在已经没什么所谓了，菲利克的信不可能把事态变得更糟，毕竟，柏林已经完了。
注1：
11月9日晚，东德召开发布会，原本是要宣布边境次日开放，允许东德人前往西德，但发言稿几小时前才刚修改完毕，发言人君特·沙博夫斯基并不知道新法规什么时候实施，根据措辞推测是当天实施，于是就这么公布了，导致当晚大量东德居民涌往检查站，边防军完全被淹没，紧张之下彻底打开了所有检查站，柏林墙自此再无意义，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逐渐被拆除。
第22章
“瓦西里。”彼得说，好像在祷告，“他叫瓦西里。”
“英雄的名字。”布兰登靠在沙发上，腿搭上茶几，“姓什么？”
彼得脱下外套，挂到衣帽架上，没有回答。他走到落地窗边，凑近玻璃去看小院子里蓬乱然而生机勃勃的植物。他很喜欢这个小房间，这是布兰登专门挑来和他碰头的安全地点，在一家卖画材的小店后面，离使馆走路十二分钟，从他的住处过来则需要十九分钟，走快点就是十七分钟。院子对面是一个三层楼的剧场，要是被人跟踪了，他还能迅速从植物之间穿过去，躲进剧院，假装自己一直在里面看午场话剧。每次来见布兰登，菲利克的口袋里都塞着戏票。
这个房间陈设简单，不过还留着上一个住户的不少物品，以至于彼得每次走进来都有种误闯私宅的难为情。长沙发靠窗的那一端凹陷下去，抱枕套明显是手工缝制的，也许上一位住客是个热爱刺绣的老太太。小厨房里挂着明黄色的烤箱手套和绣着野兔的棕色茶巾。布兰登总是给他准备茶和巧克力饼干，好像彼得不是双面间谍，而是出去踢了一下午足球的麻烦小孩。今天也不例外。
“你们没有白兰地吗？”
“我以为你不喝酒。”
“不介意在茶里加一点。”
“下次我会带一瓶过来的。”
“谢谢。”
“你的瓦西里。”布兰登拍了拍坐垫，邀请他坐下，但彼得留在窗边没动，只是转过身，背靠着墙壁，“你有两天晚上都去见他，为什么？”
“有什么必要派人跟踪我？”
“我们跟踪所有苏联外交人员，如果只放过你一个就太可疑了。”
“我和他以前认识，只是去叙旧。”
布兰登发出若有所思的声音，从盘子里拿了一块巧克力饼干，咔嚓有声地吃起来，“你们是情人吗？”
彼得又不说话了。
“放松点，新来的男孩，我不是法官，我不判罪。我是你的情报官，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你会尽量从我身上榨取情报。”
“意味着我会保护你，小鸟，我会一直站在你这一边。”布兰登又拿了一块饼干，抠出上面的巧克力小块，放进嘴里，像在吃糖果，“如果你们是情人，这很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点。军情六处拿到的资料说，这位瓦西里是‘防务顾问’，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在克格勃里担任什么职位？”
“我不会出卖另一个克格勃，这是我一开始就提的条件，别忘了。”彼得冷冰冰地回答，“而且我今天来这里不是接受审问的。”
“不，当然不是，对不起，职业病。”布兰登把光秃秃的饼干放到茶碟上，侧过身，对着彼得，脸上全是难以判定真假的歉疚，没有人能对这样一张脸生气。这英国人的表演未免过于出色，菲利克时常为此感到紧张，担心自己在看不见的木偶线里缠得太紧。布兰登倒掉冷了的茶，从裹着毛线保温套的茶壶里倒出热的，“我今天是带着好消息来的。因为你提供给军情六处的信息，我们成功挽救了一条无辜的性命，你原本要‘处理’的目标，现在已经在比利时安顿下来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正在来欧洲的路上。我的上司让我向你表示感激，这完全是你的功劳，亲爱的菲利克。”
“瓦西里猜到我是怎么给你们发信号的了，安全屋的窗户。”
情报官看了彼得一眼，把茶壶放回原处，揭开糖罐：“他有证据吗？”
“没有。”
“你是怎么确定的？”
“看了他的笔记，趁他在——总之他没有发现。他没有怀疑我。”
“他以后有可能成为威胁吗？”
“我觉得不会。”
“这是你作为情人的判断，还是你作为外勤的判断？”
“我们不再是情人了。”
布兰登轻轻哼了一声，从小糖罐里夹出一颗方糖，他放糖的方式很奇怪，先用勺子在茶碟上把糖块压碎，再铲起来，倒进热茶里。彼得叹了口气，终于走了过来，在布兰登旁边坐下，手肘支在大腿上，交握的手指顶着下巴。
“你想再多说一点瓦西里的事吗？”
“是的。”长久的沉默之后，彼得听见自己这么回答，“把录音机关掉吧。”
——
彼得穿过杂草丛生的小院子，钻进剧院，再从侧门溜进小巷的时候，附近的教堂刚好敲钟了。下午三点，街上空无一人。他快步向苏联大使馆走去，前所未有地轻松，同时前所未有地愧疚。他原本只打算含糊地说说瓦西里和他在餐厅门口那场不愉快的对话，最后却把所有埋藏已久的灰色小秘密都挖出来，从游泳队开始，一直讲到昨天晚上，就像拔出成串的块茎植物。布兰登既没有哂笑，也不显得惊讶，只是认真地听着，适时问一两个问题，轻轻把话题拨向他想要的方向，最后富有同情心地拍拍彼得的手臂，提醒他该走了。彼得甚至感到一瞬间的感激，仿佛有另一个人听过他们的故事之后，他和瓦西里才真正存在过，而不是他一个人的幻觉。
军情六处后来甚至通过布兰登向彼得提出一个痴人说梦的建议：把瓦西里招揽过来。那时候不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手上都没有深入莫斯科的卧底，在苏联境内的线人们要不就瘫痪在克格勃的严密监视下，无法行动；要不就被反间处嗅探出来，拖去枪毙了，运气好点的被丢到劳改营，自此消失在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能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反间处得到一个内应，是任何一个情报官的美梦。
这不可能，彼得反反复复向布兰登说明，这比说服克里姆林宫自己长出腿来跑到西欧更不可能。瓦西里是个忠实信徒，诚然，瓦西里偶尔也会抱怨克格勃僵化的行事方式，也很乐意钻规矩的空子，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不推翻规矩本身。彼得恐怕还没说完“军情六处”这几个字，就会被瓦西里押进卢比扬卡监狱。
“确实没什么希望，不是吗？”布兰登问。
“一点都没有。”
“有趣。”
“哪方面？”
“你们两个。”布兰登把两只茶杯碰在一起，“邻居，上同样的学校，通过了一样的思想政治考试，但你成为了你，瓦西里成为了瓦西里。”
“也许是因为我比较软弱吧。”
“不。”布兰登摇摇头，“我觉得正好相反，跟着规矩玩是最安全的，永远是跳出笼子那个人有更大的勇气。”
布兰登并不是彼得的最后一个情报官，但始终是彼得最喜欢的一个，也许是因为年龄相近，又或者因为布兰登给了他一种克格勃不能提供的尊重和关注，也可能只是彼得将对巴黎的感情部分投射在布兰登身上了。自从他提过一次之后，安全屋里总有白兰地和伏特加，巧克力饼干换成果酱馅脆饼，后来又换成糖渍梨子蛋糕，这无所谓，只有布兰登一直在吃东西。彼得不会说英语，布兰登不会俄语，两人都得走在法语这条弯曲的桥上。录音机放在彼得面前，布兰登让他来决定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临时关上。彼得刚开始的时候还会算计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没几个月就放弃这些自己订立的条条框框了。
1977年是彼得在巴黎的最后一年，除了情报站站长之外，“旷野”里的鸟儿一般是三年一轮换。他和布兰登在剧院旁边的小公寓里道别。录完最后一次口头简报之后，英国人站起来，绕过茶几过来和他握手。彼得拥抱了他，两人都不太习惯这个举动，局促地等了几秒，分开了。
“等你回到莫斯科，我们就没办法再和你联络了。如果你遇到必须联络我们的危急情况，这里有个电话——”
“我希望不是什么洗衣服务了。”
“这次不是。”布兰登笑了笑，在一张纸上写下号码，“背下来，不要写在任何地方，太危险了。要是你还有机会回到‘外面’，我们会知道的，自然会有人联络你，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主动找我们。”
“我明白。”
“我还不得不再问一次，等你回到莫斯科，有可能接触到瓦西里吗？”
“取决于你们想我靠近他还是远离他。”
“我们有过一些……讨论。”布兰登清了清喉咙，“我们决定留给你判断。”
“你作为情报官的建议是什么？”
“和他断绝来往，他是个潜在的威胁。”
彼得希望瓦西里能听见这句话，看看他脸上有什么表情，毕竟彼得才是那个“潜在的威胁”。他本想继续问“那你作为朋友的建议是什么”，最后决定不为难布兰登，一个合格的情报官不会和线人成为朋友。他后来才从别的渠道知道军情六处苏联办公室在他回国之前有过一场争执，一方希望把彼得当特洛伊木马用，重新点燃他和瓦西里之间岌岌可危的关系，以便偷取情报，遭到布兰登所在的另一方激烈反对。这群英国人甚至还设想过用钱来诱惑瓦西里。金钱！彼得不由得露出嘲弄的笑容，他们实在太不了解瓦西里了。
在苏黎世附近的小火车站里，时间是七点十五分。如果瓦西里收到了信，那现在应该在火车上了。彼得花了很多时间编排那封信，并不是因为他要推心置腹，不，这没有用，瓦西里不会被动听的言辞打动，尤其是来自菲利克的动听言辞，这只会让他疑心更重。也不能说理，免得陷入政见的蛛网里，动弹不得。唯一能说服瓦西里的办法，是堵死其他路径，再指给他一条新的小路，让他没有选择。
在东柏林，时间也是七点十五分，所有的检查站都已经打开。斯塔西总部成为了一个孤岛，在海浪里颤抖不已。楼梯间的灯泡闪烁了几下才稳定下来，一张车票从撕坏的信封里滑出，落到瓦西里脚边。他之前摸到的那张厚厚的纸其实是折起来的列车时刻表，标出了从布达佩斯出发，途径维也纳和苏黎世，最终到达都灵的长途火车。这个班次不经过柏林，如果他想赶上火车，就必须在——瓦西里看了一眼手表，心里飞快地估算时间——二十分钟内离开这栋被重重围困的大楼。他再次抖了抖信封，终于摸出一张写着字的短笺。菲利克一笔一画都很清楚，像个认真勤恳的学生。
“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彻底消失了。”这是第一句话，没有抬头，没有客套话。“等你打开这封信——天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打开这封信，你的顽固总是超出我的想象——克格勃的猎狗应该也差不多开始搜查我的办公室了。他们会在抽屉里找到一份复印件，是你提交给西德的避难申请。现在你和我一样是个叛徒了。”
瓦西里不得不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他的手开始发抖，分不清是因为愤怒还是恐惧。他从来没有填过什么避难申请，但在克格勃眼中，这没有分别。等他们查清楚那份文件是假的之前，瓦西里恐怕早就烂在卢比扬卡监狱了。
“我会等着你，不论你以什么目的来找我——寻求复仇，履行责任，要求解释，抑或像我斗胆幻想的那样，因为爱——我都会等着。”
结束，没有落款，没有日期。
瓦西里继续在楼梯上呆坐了一会，翻来覆去把这句话看了好几遍，捡起车票，和信封一起塞进口袋里，快步跑回办公室。一种夹杂着焦虑和恐慌的紧迫感冒着泡浮起来，威胁着要将他整个淹没，要是菲利克说的是实话，那瓦西里现在的处境非常危急，克格勃随时都可能发出通缉令，又或者早就已经发出了，只是柏林混乱一片，没人来得及执行而已。
他的办公室柜子里有一套干净的便服，方便他偶尔通宵的时候换，瓦西里冲进昏暗的房间里，锁上门，匆匆脱掉制服，换上黑色衬衫和西装长裤。外面很冷，他没有毛衣，但也没有办法了。瓦西里把外套从门后的钩子上扯下来，穿上，确认走廊没人才离开办公室。远处，一部电话突然开始尖叫，响了许久都没人接听。走廊拐角传来脚步声，瓦西里躲进阴影里，紧贴着墙壁，等动静消失，才静悄悄地走向楼梯。
“安德罗索夫同志？是你吗？”
瓦西里僵住了。三个穿着制服的斯塔西出现在走廊另一头，他认得个子最高的那个，是第二十总司的一个上尉。瓦西里下意识地把手伸向皮带，他忘了带枪，但这个动作似乎暂时把斯塔西吓住了。他们隔着这段短短的走廊对峙了一小会儿，似乎终于意识到瓦西里只是虚张声势，第二十总司的人拔腿向他冲来，“安德罗索夫同志，站在那里别动！”
瓦西里转过身，往相反方向狂奔起来。
第23章
对一个并不打算全力往上爬的人而言，菲利克的仕途算得上非常顺利。1977年九月，派驻巴黎三年后，菲利克·奥尔洛夫回到了莫斯科，直接被难以捉摸的官僚主义之臂提拔了好几层楼，放到科里亚叔叔身边，充当“私人助手”。他在这个不起眼的职位上安静地待着，像只尽力和阴影融为一体的斑鸠，不发表意见，不表现任何倾向，但特勤处雇员对菲利克的态度还是变了，半是忌惮，半是恭敬，老猫头鹰快要退休了，谁都能看出来“助手”实际上是他的传声筒和代理人。
军情六处让他“自行判断”和瓦西里的关系，菲利克最终决定不靠近，然而实际效果却是若即若离。两人在菲利克回国之后第一次见面是因为小宝宝的生日，尤利娅的女儿，刚满一岁。菲利克礼貌地拒绝了“来抱抱小家伙”的提议，躲到一边，看着其他人绕着婴儿打转。婴儿浑然不觉，在带花边的蓝色毯子里呼呼大睡。
瓦西里很迟才来，把一个随便用尼龙绳扎起来的礼物盒放到桌上，先吻了妹妹，拥抱了妹夫，然后弯腰吻熟睡的外甥女，把她从妹妹怀里接过来，悄声对她唱歌。直到瓦西里抬起头，目光和菲利克对上，菲利克才赫然发现自己在盯着对方看，脸上挂着没来得及藏起来的微笑。瓦西里也勾起了嘴角，但没有过来，很快移开目光，继续和尤利娅谈话。菲利克靠着墙壁，不自在地扭动了一下，想走过去，马上打消念头，双手放到背后，紧紧交握起来。
1977年也是属于瓦西里的好年头，反间处处长波里斯·普卡耶夫年初退休了，接替普卡耶夫的就是瓦西里的父亲，今年刚晋升上校。到菲利克回来的时候，瓦西里已经坐上了柏林办公室的第二把交椅，同时负责外派人员的反渗透调查，用克格勃的话来说，就是管理猎人的猎人，瓦西里喜欢形容自己是除草的，巡视着苏联的广袤麦田，发现野草或者看起来像野草的东西一律割掉，不问缘由。他不喜欢别人说起他父亲，坚称自己得以晋升是努力工作的结果，断然不是父荫。菲利克就没那么笃定了，凭他的履历，应该不足以让科里亚叔叔张开翅膀把他揽进怀里，要是父亲没有从中撒布人情的鱼饵，菲利克会很惊讶的。
在科里亚叔叔的暗示下，菲利克开始学英语，每周三次到一栋没有门牌号的水泥建筑里去，坐在一间通风不好的教室里。班上的人年龄参差，有刚招揽进克格勃的新毕业生，看上去还是个孩子，也有四十多岁的外交官，一脸厌倦。所有人互相之间都不说话，揣着属于自己的小秘密，从“你的名字是？你今年几岁？”开始攀爬新语言的滑溜山路。最开始的老师是个瘦瘦小小的波兰人，用那种被烟和酒摧毁了的嘶哑嗓音解释语法。后来又换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英国人，俄语说得滴水不漏，自称是六十年代叛逃来莫斯科的，并且在伦敦、华盛顿和伊斯坦布尔都闹出了不小的动静，听他说话就像在听电台直播。菲利克每次见到这位把领结打得一丝不苟的归化公民，就油然而生一种单方面的战友情谊。这位绅士已经走过了那条菲利克正在跋涉的险恶林间小路，虽然方向相反。他以后也会变成这样吗？在伦敦的某栋同样灰蒙蒙的建筑里，无名无姓，给新来的外勤上俄语课？但菲利克不是叛徒，他绝不会逃离苏联。他只是稍微折弯了规矩，救下无辜卷入冷战的人而已，这可不能算背叛。
在回家的电车上，菲利克最常做的白日梦是规划逃亡路线。要是事情真的变得糟糕透顶，他可以偷一辆车，疯狂往西开，直到没油为止，然后徒步穿过散落着集体农场的荒野。但这样太慢了，克格勃有车和军犬，不到十二小时就能把他抓回来。也许应该优先考虑夜班火车，那种带有肮脏卧铺，次晨到达列宁格勒的。这个时段，车上不管是乘务员还是旅客都疲惫不堪，而且多半都喝醉了，一门心思打瞌睡，不会注意到什么异常。不过克格勃可能在途中任何一个站截停火车，上来搜查，就算他顺利到了列宁格勒，接下来要怎么到边境去？去哪个边境？怎么过去？
莫斯科是个逃不出去的铸铁笼子。
克格勃没有派人跟踪他，至少菲利克没看见。出于这一行里人人都有的被害妄想症，他还是不停地借助商店橱窗或者路边汽车的后视镜观察街道。这里毕竟是莫斯科，他得比身在异国他乡的时候更警惕。每天早上他都会把布兰登给他的号码在脑海里翻来覆去背一遍，这个号码不会有用的，他知道，布兰登也知道，这不过是军情六处一个表示友好的姿态，一份纪念品，好看，百无一用。
他第二次和瓦西里见面，出乎意料地，是在楼梯上。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菲利克开会回来，在隔音室里关了四个小时，衣服上全是烟味。瓦西里坐在六楼和七楼之间的楼梯平台上，两人互相把对方吓了一跳。瓦西里试图起来，又重重地坐了回去。菲利克能闻到他身上的酒味，伸出手去，想帮他站起来。瓦西里摇摇头，抓住楼梯扶手，把自己拉起来，踉跄了一下，靠在墙上。
“你回来晚了。”
“你也没有很早。”菲利克扶住瓦西里的手肘，以为对方会挣脱，结果并没有，“你喝醉了。”
“工作的一部分。”
“那我很庆幸我的工作和你的不太一样。”
“我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瓦西里口齿不清地说，听上去就像诅咒一样，菲利克愣了一下，瓦西里用力把他推到墙上，牢牢压在那里，仿佛菲利克是个现行盗窃犯，“我不需要证据，我能感觉出来。”
“你喝太多了。”菲利克尽量温和地说，并不试图挣脱，“回家去吧，瓦西里。”
瓦西里把他的手腕攥得很紧，像是要测试腕骨在多少压力下会折断。他盯着菲利克，有那么几秒钟，菲利克想把一切都告诉他，死去的文学教授，马赛的海鸥，尤哈斯，布兰登，可以看见小院子的公寓，热茶和巧克力饼干。不过这一瞬间很快就消失了，瓦西里吻了他，牙齿撞上他的下唇，一阵疼痛。这太危险了，要是有人碰巧出门，或者上楼，就会看见他们，但他们哪一次见面不危险呢？他和瓦西里的关系就是绕着危险来建立的。作为报复，菲利克咬了瓦西里的嘴唇，后者从喉咙里哼了一声，抓住菲利克的脖子，拇指刚好按着他的喉结。
楼上某个地方，一扇门砰地关上。
他们互相把对方推开了，一个靠着墙壁，一个靠着楼梯扶手，喘着气，一起往上看。脏兮兮的、沾着蛛网的灯泡照亮了楼道，没有脚步声，没有人下来。两人看着对方，像是刚刚从梦中惊醒。菲利克等着瓦西里说点什么，但对方什么都没有说，步履沉重地走上七楼，钥匙叮当作响，门打开时发出干涩的摩擦声，关上，锁舌咔嗒一响。
菲利克在梯级上坐下来，就是瓦西里不久前坐过的地方，盯着手表，十一点四十二分，他打算过十分钟再回去。短暂的热情退去了，他现在浑身发冷，翻来覆去地咀嚼瓦西里刚才那句没头没尾的话，他只是喝醉了吗？还是真的知道了什么？克格勃之所以不派人监视他，是不是想给菲利克一种安全的幻觉，等他自己犯错？是瓦西里一个人怀疑他，还是反间处已经盯上了菲利克？他很想和布兰登说话，跟他讲瓦西里，听情报官分析这件事。
菲利克一直等到自己能控制这些沸腾的不安情绪，才站起来，向楼上走去。就在他蹑手蹑脚穿过漆黑的客厅到卧室去的时候，挂钟敲了一下，十二点半了。
——
后来，早上上班的时候菲利克时常在门口碰到瓦西里，对方始终摆出最佳表演姿态，问菲利克要不要搭便车去总部。他第四次这么提议的时候菲利克答应了，两人一路上没说过一句话，只有电台在单调地喋喋不休，快到捷尔任斯基广场的时候，瓦西里伸手把电台音量拧大，音乐一下子灌满了整辆车，反窃听的常规动作之一，只要他们小声说话，就不会被克格勃安装在车里的窃听器捕获。菲利克等待着，直直地盯着挡风玻璃。今天下雨夹雪了，冷得厉害，细小的冰粒和雨水一起洒落在玻璃上。
“我很想念你。”瓦西里说，声音很低，菲利克几乎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他应该回答“我也是”，但这句话不知怎的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口。瓦西里用力抓着方向盘，好像要徒手把它拆下来。
“瓦西里。”菲利克开口。
“我们到了。”瓦西里宣布，车在大楼的阴影里停下，他关掉了车载收音机，“进去吧，菲利克·安德烈耶维奇，别给自己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