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我们不能认为这样就算安全过关了。斯塔西还在观察你，只不过把鼻子凑得更近了一些。”安德烈对挡风玻璃说，汽车沿着弯曲的公路绕过一个坡度平缓的凹谷，就像在一只巨大的瓷餐盘边缘掠过，盘子中间盛着一汪池塘和零散的松树，在周围成片的灰色和棕色里，松树犹如擦亮了的火柴，冒出惹眼的绿色火焰。莱纳把怀里的背包往上拉了拉，下巴搁在上面，安德烈让他准备“在郊外过一晚的东西”，他不太确定这是什么意思，这个“郊外”是有屋顶还是没有屋顶的，于是带了一套衣服、雨衣和毛巾。
“你不会碰巧记得赫尔曼的乡村隐居地在哪里吧？”
“不，我被塞在货车里，全程都是。”
“他的房子周围有什么？”
莱纳皱起眉，盯着窗外起伏的荒芜田地，“树。他有一个很小的花园，房子有两层楼，老式农舍，用木梁和砖头搭的。”
“谢谢，莱纳，这已经很好了。”安德烈摇下车窗，只是一道缝而已，冷风像磨快了的刀片一样切进来，带着树脂的清冽气味，“你对他有什么印象吗，这位‘赫尔曼先生’？”
“礼貌。”莱纳回答，用右手食指逐一去碰左手手指，好像在清点可用的形容词，“病恹恹的，狂热。”
“狂热？”
“对，他说起斯塔西的样子，就像谈论宗教。”
安德烈轻轻哼了一声，好像莱纳描述的是一只喜欢闯祸的小狗，轻至中度有趣，尚未达到让人集中精神去听的程度。他问莱纳是否介意听收音机，没等对方回答就拧开旋钮。音乐声填满了车厢。莱纳再次拽了拽背包，头靠在车窗玻璃上。他不记得自己睡着了，直到关门声把他从不稳定的梦境里撞出来，莱纳盯着外面一动不动的篱笆看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汽车已经停下了。
他先留意到布满苔藓的木板，然后才慢慢看到房子的全貌。一栋小小的木屋，狩猎季节供守林人和业余猎人临时对付一晚的那种。厚厚的攀援植物看起来随时都能压塌屋顶。被枯藤遮住大半的窗户里透出摇曳的光，也许是蜡烛，或者火炉。安德烈不知所踪，莱纳摸到把手，打开车门，把背包甩到肩上。
种类不明的鸟儿突然发出尖厉的鸣叫，莱纳转过身，扫视沉默的树林，除了枯枝和点缀其中的低矮灌木，什么都没看见。他走向敞开的门，在磨出凹痕的石台阶边缘擦掉鞋底的泥。这是多余的顾虑，因为木屋甚至没有地板，只有一层压实的干燥沙土。木屋里装着永恒的傍晚，外面透进来的光线都被发霉的木墙和低矮的天花板吞没了。确实有一个简陋的壁炉，砖块熏得黑漆漆的，前面摆着一段刨去了树皮的圆木，充当椅子。坐在上面的除了安德烈，还有一个头发灰白的陌生男人，听见脚步声，两个人都站起来，陌生人戴上眼镜，和莱纳握了握手，没有自我介绍。
“图书馆员想和你稍微谈谈‘赫尔曼先生’，不会很久。”安德烈告诉莱纳，好像这就足够解释一切似的，“我去准备点茶。”
莱纳不想喝茶，更不想和什么“图书馆员”谈话，但他也不见得能跑到哪里去。“图书馆员”的长靴沾满泥点，莱纳思忖他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步行？木屋附近也没有第二辆汽车。壁炉那边传来金属碰撞的声音，安德烈把水壶挂到炉火上方，铁钩左右轻摆，几滴水洒了出来，落在红热的木柴上，咝的一声。
“图书馆员”的德语不太好，勉强能用。安德烈不时插话，替换更准确的词汇，修正句子，让莱纳能听明白。陌生人提出的问题，安德烈在路上都已经问过了，对方似乎并不知道，或者并不介意，从玳瑁边眼镜后面仔细打量莱纳。后者逐渐意识到“图书馆员”的来意也许并不是问问题，而是亲自审视资产。莱纳时不时看一眼安德烈，好像需要从他脸上取得什么线索。安德烈看着“图书馆员”，“图书馆员”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不过始终没有在上面写字。
大概过了二十分钟，安德烈着手往火里添柴的时候，“图书馆员”站起来，把笔记本塞进衣袋里，向他们道别，拿起一根莱纳此前没有留意到的手杖，离开了木屋。莱纳走到窗边，从藤蔓的缝隙里看着陌生人走向光秃秃的树林。
“他住在森林里吗？”
“不用担心他。”安德烈回答，半跪在壁炉前，用长铁钎翻弄木头和炭块，“我们可以烤点马铃薯和香肠，你觉得怎么样？”
“随便。”莱纳靠在墙上，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你特意把我带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这个人盘问我？”
“这只是部分原因。”
“另一部分原因又是‘现在不适合告诉你’？”
安德烈放下铁钎，站起来，拍掉手上的木屑，注视着莱纳。他察觉了麻雀的焦躁，正在谨慎评估这种情绪的潜在破坏力，是一道无害的皱褶，还是足以撕开水坝的裂痕？安德烈向莱纳靠近，动作很慢，仿佛是在用鞋底检查沙土地面的坚实程度。他握住莱纳的手腕，拇指轻轻摩挲皮肤，莱纳看着他，没有说话。情报官动作轻柔地把他拉到壁炉前，让他坐下。
“另一部分原因是把你从柏林偷出来，过一个舒适的周末。你看起来很需要假期。”
“我再也不想谈起斯塔西了。”
“为什么？让你有什么感觉？”
莱纳看着壁炉，火光照亮了地上的粗糙砂石，细小的灰烬乘着热气往上飘升，消失在漆黑的烟囱里，他以为自己听见了微弱的拍翅声，想象烟囱里住着蝙蝠，现在不得不拼命扑翅逃生，匍匐在刺眼的日光里。又或者只是想象罢了，谁听说过蝙蝠出现在这种地方？
“害怕。”莱纳回答，用鞋尖来回刮擦沙地，“我觉得害怕，每时每刻都紧张。我梦见‘赫尔曼先生’让我喝了一杯茶，但里面实际上是毒药。可能我不适合当个卧底€€€€我算是吗？卧底？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有时候我想退出。”
“我明白。”
“你当然不。”
“我所知道的每一个‘牧羊人’都害怕。我们总是在想象各种意外，事情败露的二十种方式，失联的线人，突然从莫斯科飞来的‘外交官’，从河里浮起来的尸体。只要有汽车从旁边开过，我们都不得不猜疑里面是不是坐着斯塔西的狙击手。我们怕自己看漏一个小小的线索，最后导致伦敦或者莫斯科在蘑菇云里消失。我们随时都觉得灾难下一刻就要爆发，所以，莱纳，我明白。”
“你是怎么受得住的？”
安德烈耸耸肩，“照常起床，穿衣服，亲吻镜子里的自己，晚上六点之前不喝酒，每周跳两次狐步舞。”
莱纳笑起来，摇摇头，显然觉得他很荒谬。“我不喜欢一直担惊受怕。”
“恐惧令人保持清醒。”
安德烈用手臂揽住他的肩膀，把他拉近。莱纳紧靠着他，叹了口气，在安德烈凑过来吻他鬓角的时候闭上眼睛。
“这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吗？”
“你希望它是吗？”
“我不知道。之前在旅馆里……我们去‘远足’的那天，你似乎并不想离我太近。”
“因为我们不是情人。”安德烈低声说，贴在他耳边，“情人总会疏远，我们的关系更可靠，也更亲密，莱纳，我和你是同伙，战友和舞伴。你知道更棒的是什么吗？我可以扮演你希望我扮演的角色，朋友，父亲，情人，兄弟或者仆人。你来决定。”
莱纳侧过身，看着情报官。火光跳动，阴影也跟着颤抖。他此前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安德烈的眼睛，在木屋的昏暗光线里，它们是灰绿色的，沼泽，苔藓，静止的池塘。莱纳思忖这是不是汉斯也曾经得到过的东西，一种靠赊账得来的爱，签合同之后的廉价赠品。
但汉斯现在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这也是假的，对吗？”莱纳听见自己问。
“直到表演结束之前，都是真的。”
“你可以吻我吗？”
安德烈露出微笑。
第十五章
天黑之后不久，安德烈从床上起来，往壁炉里添木柴。莱纳仰躺在乱糟糟的毯子里，还在喘气，但性带来的短暂狂热已经过去了，寒意悄悄把触手伸到毛毯里面，莱纳侧过身，蜷缩起来。肩胛骨一阵刺痛，也许被粗糙的床单擦伤了。
安德烈站在壁炉前，一只手放在腰侧，看着燃烧的木块，好像没人监督它们就会偷偷熄灭似的。他没有穿上衣服，火光在他身上刷了一层焦糖似的浅棕色，柔滑的阴影勾勒出肌肉和关节的轮廓。他从来没有情人，男人女人都没有。科里亚的抱怨忽然跳进莱纳脑海里，为什么没有？如果安德烈是老式冒险小说的主角，恐怕每隔十页就会被安排一个露水情人。
他想顺着这个好笑的思绪继续想下去，但壁炉的热气扩散开来了，暖洋洋地拍打他的脸和裸露的肩膀，莱纳快要睡过去了，又在安德烈回到床上的时候惊醒，后者的手指冰冷，但身体非常温暖。安德烈上下抚摸莱纳的腰，男孩颤栗起来，半是因为冷，半是因为别的。
“你看起来就像只负鼠。”安德烈低声说，“抱着我，这样暖一些。”
他照做了，胸口紧贴着安德烈，鼻子埋进他的颈窝里，两人的腿缠到一起。安德烈闻起来像烟草和即将蒸发完毕的须后水，莱纳此前没有留意过这种气味，两人从没有这么靠近过，而且他此前不知道自己可以参与这样的关系。安德烈的手指暖起来了，在莱纳背上轻敲，弹奏一首莱纳不知道的歌。莱纳闭上眼睛，在柔软的黑暗里听着安德烈的心跳。
他的梦境温和平顺，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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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从得知霍恩斯比知不知道这个小插曲。安德烈没在报告里提一个字。这不能算作隐瞒，情报官们在“外面”做的事，伦敦并不想全部知晓。一旦知情，就做不到“合理推诿”了€€€€又是中情局发明的术语，美国人在伪善方面无人能及€€€€也不能在下议院理直气壮地反驳影子内阁大臣了。所以，沿用安德烈的比喻，让“坐办公室的”拿走切好的肉，没必要让他们看见血、内脏和粪便。
同样没写进报告里的是，自此之后每一次在阁楼里的碰面，牧羊人和小羊交换的远远不止情报。无一例外都从清醒的汇报开始，逐渐渗入酒精，最后汗淋淋地结束在单人床上。安德烈是个安静的床伴，酒喝得越多就越沉默，你可以说他自制力惊人，但我认为他的醉意和爱意一样是装出来的，虽然这一点很难验证，安德烈就像任何一个称职的爱人，观察莱纳的喜好，准确地取悦他。花时间在麻雀身上留下各种痕迹，一些用手指，另一些用嘴唇。两人在阁楼逗留到深夜，分享越来越长的亲吻，以及瓶底残余的酒，不怎么说话，因为在舞台上讲未经编排的台词是很危险的。楼下的电影院放映厅每隔两周就换一部电影，一时传来汽笛低鸣，一时是古旧的二十年代舞曲，接着出现飞机引擎的轰鸣，男女主角温柔低语，模糊不清，像是从湖底传来的气泡咕嘟声。
而“表演”本身，还在稳定展开。1954年9月，坐落在果园里的假雷达站建造完毕，工程兵们在深得出奇的地下室里挖下了第一铲，偷偷摸摸地钻透泥土，向苏联占领区边界进发。在他们头上三层楼高的地方，穿着信号兵制服的技工每隔两三天就爬到屋顶上，带着工具箱，假装调整巨大的天线。这束天线实际上没有通电，也根本没有连接任何雷达设备，但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斯塔西不停支使附近的居民投诉美军雷达站“干扰收音机信号”。甚至有人抱怨，自从雷达站建成之后，每天都遭受原因不明的头痛折磨，肯定是因为“强烈的电磁波”。这些闹剧令中情局驻柏林行动处感到满意，恰好证实斯塔西和克格勃完全不知道雷达站底下发生什么。另一个证据是，在苏占区边界巡逻的东德警察，总是把双筒望远镜对准雷达站屋顶，而不是地面。
到了十月份，驻柏林苏联红军指挥部正式向美国邻居提出抗议，以雷达设备“严重干扰通讯”为由，要求拆除“非法”的雷达站。
“从语气听来，司令像明天就会亲自带着铁锤过来敲碎雷达站，十分可爱。”安德烈告诉莱纳，从背后抱着他，鼻尖轻轻磨蹭他的耳朵，“我们的朋友‘赫尔曼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坚持这样称呼对方，‘我的朋友赫尔曼’，‘我们共同的朋友安德烈’。”
“他也这么说？我感到很荣幸。”
“你当然不。”
“当一个人试图表达讽刺的时候，没必要拆穿，小鸟。”
“‘赫尔曼先生’没有问起雷达站的事，在我看来，他不太关心雷达站。他的注意力放在一个新计划上。”
“多么令人振奋。”安德烈的下巴压在莱纳肩膀上，“我听着。”
计划的第一步是将莱纳开除出苏联大使馆，罗织一个“与西方谍报人员密切来往”的罪名，这是专门设计给军情六处看的，免得让人起疑。接着，莱纳向安德烈寻求帮助也就十分正当了。“赫尔曼先生”打算借助安德烈的手，间接地把木马送进军情六处在柏林搭建的巢穴里。
“要求安德烈给你找一份在奥林匹克体育馆里的工作。”赫尔曼先生这么叮嘱道，“理由是你想离他更近一些，而且，沃格尔先生，你丢掉工作，他也负有部分责任。”
安德烈同意“赫尔曼先生”的观点，毕竟他正在做的，正是赫尔曼指使莱纳做的事。但他不打算让斯塔西的计划推行得太顺利。莱纳必须就价格问题与赫尔曼斡旋€€€€安德烈这样编排剧情€€€€要求斯塔西马上给金钱补偿，否则就威胁把他们的小诡计告诉英国人。莱纳被“开口向斯塔西要更多的钱”这个念头吓坏了，认定“赫尔曼先生”会当场割开他的喉咙。但事实正好相反，那个苍白的斯塔西头子直接承诺每个月给他双倍的酬劳，“补偿您的不便，沃格尔先生”，用现金结算。
你看，我们必须学会像我们的对手那样思考，在思考之前，总是假设对方比你聪明，而不是相反。一半任务毁于自负，另一半毁于对失败的恐惧，自负让你忽略危险，恐惧会让你像莱纳一样急于隐藏，反而露出尾巴。对“赫尔曼先生”而言，莱纳早就比一两千东德马克更值钱，他太想要安德烈这只猎物了，就像安德烈渴望抓住他一样。而且“赫尔曼”看不起莱纳，尽管他从没有表现出来，在他眼里，莱纳€€沃格尔不仅是个叛徒，还是个头脑简单的性玩具。结论：索要金钱完全符合“赫尔曼”的心理预期，他会答应的。
所以，戏就这样演下去了，安德烈和赫尔曼都深信自己才是编剧，幕后的微型上帝。莱纳十月底被“开除”，四处找工作，到处碰壁。尽管霍恩斯比已经批准，但安德烈认为至少要“冷却”两个月，才能让莱纳到奥林匹克体育馆来，审核流程差不多就要跑这么久，不能让斯塔西觉得有人在故意加快进程。
但至少，斯塔西和克格勃一样守信，装着钞票的信封不定期出现在信箱或者门缝里，有时候是星期一，有时候是星期天，莱纳始终没见过送信人。一千东德马克，差不多是当时平均工资的两倍。都是皱巴巴的、小面额的旧钞票，除非你打算追回这笔钱，否则不要给线人簇新的大面额纸钞，还不如直接往他们脑袋上贴一个火红的标靶。
圣诞假期过后，新年之前，莱纳€€沃格尔总算得到了等待已久的信号，可以移动到下一个场景了。奥林匹克体育馆，军情六处的柏林堡垒，准确来说只有楼上是堡垒，楼下由好几个没有隔断的大办公室组成，翻译、打字员和发报员都在里面默默耕耘英国式官僚主义的贫瘠农田。安德烈把他放到一楼，离档案室最远的地方。这让斯塔西很高兴，那是个没有摄像头的时代，记得吗？莱纳完全可以从别人桌子上偷文件而又不被发现。军情六处也很高兴，因为他们终于得到了向东德倾倒虚假情报的便捷途径。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莱纳先送去一点“金砂”，让斯塔西吃到甜头，后面就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垃圾了。我们还因此在汉堡抓到了两个苏联线人，都是码头装卸工，斯塔西得到的假情报说，美国货船会秘密运来一批武器，转告克格勃，后者派人藏在仓库里等候。实际上根本没有船进港，那两个工人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凌晨出现在那里，当然被捕了，飞快地供出了他们的克格勃接头人，西德情报处还没天亮就抓到了那个人。斯塔西指责克格勃行事疏忽，克格勃指责它的东德表弟提供错误信息，科里亚和“赫尔曼先生”见了一次面，互相说了些难听的话，不欢而散，后者又离开柏林的寓所，回到那间地点不明的农舍去休养，一度传出病重的流言，为了驱散传言，“赫尔曼”又匆匆回到市区，躲进上了锁的办公室，在里面过了新年。
科里亚在莫斯科，安德烈昨天返回伦敦，两周后才会回来。莱纳独自在利滕贝格的公寓里迎接1955年，喝了半瓶红酒，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倒在沙发上睡着了。在他的梦里，安德烈开门进来，脱掉外套和上衣，挤到沙发上，轻轻拍莱纳的脸颊，手指冰凉。莱纳睁开眼睛，客厅的灯还亮着，电台已经沉寂下去，只剩下静电噪音。外面下起了雪，充当毯子的外套滑到地上，右手臂因为寒冷和血流不畅，快要失去知觉了。男孩吃力地起来，步履沉重地回到卧室去，安德烈的领带挂在书架上，他把这件纪念品握在手里，关上灯，摸黑爬到床上，去寻找另一种梦境。
第十六章
到头来我们手上就只剩下这些……剩下梦境。蜂蜜一般的，苦艾酒一般的，长着毒刺的，平凡无奇的，畸形的，热的，冷的，自我满足的。它们干扰记忆……不是篡改，干扰，就像给你的眼睛安上一块透镜，虽然河流还是河流，天空还是天空，但是颜色和形状变了，丢失原来的轮廓。我对安德烈的描述真的准确吗？我能不偏不倚地讲莱纳的故事吗？可是，谁又能做到呢？我们从来都没法真正了解一个人，所有人都只能是陌生人，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再让我喝一杯酒好吗？就一杯。我知道医生怎么说，等你老了，你的医生也会禁止这个，禁止那个，别听他们的。我年轻的时候喝得不多，现在只不过是补上那些错过的份额而已。我以前是个异类，竟然不用酒精也可以运转，大概从四十岁开始就不行了。把威士忌拿出来，要好的那瓶，你送我的那瓶。
你原本期待听到爱情故事吗？人们总是期待爱情故事的，仿佛那是唯一值得讲的故事。但我们要怎么定义“爱”？是亲吻和性吗？还是短暂占据大脑的调皮化合物？婚姻？写进遗嘱里的名字？我所听过的爱情故事，充满了说不出的话，寄不出的信，在黑暗中才敢牵起的手，永别前的最后一眼。我是悲观主义者吗？我想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经验主义者。
我不知道安德烈是否真的爱过任何人。他从来没有和除了莱纳之外的线人上过床，但这不代表什么，也许只是剧情不需要罢了。他这种人€€€€我们这种人，有能力爱吗？用哪个身份去爱？一个牧羊人有那么多名字……有时候我睡不着，会翻看以前的护照，按照规定是必须上交的，但我没这么做，也没人追究，就留着了。最旧的是西德护照，然后是法国护照，我甚至有一本波兰签发的苏联护照，我不是在回忆我扮演过的角色，而是这些角色遇到的人，我曾经是他们的同事、不太熟的朋友或者情人，但任务结束之后，我就必须砍断一切联系，杀死我的角色，它再也不存在了，有人想念它吗？
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像柏林那样的地方了，五十年代的柏林，好一个疯狂的派对。炸毁的街道逐渐修复了，有了颜色，亮起了灯光。先是肉店和面包店回来了，杂货店摆出了糖果和罐头，然后裁缝店和画廊也回来了。舞厅和酒馆像树根旁边的小蘑菇一样冒出来，间谍们聚集在这些音乐喧嚣的地方，像口渴的丛林狼围在泉水旁，有些人独自来，独自走，大部分人挽着女伴。最受欢迎的那家酒馆叫“金色鹈鹕”，用英文写的，本来瞄准的顾客群体是驻扎在柏林的英美空军，却慢慢落满了外交官、情报官、投机客、有固定主人的杀手、待价而沽的杀手、诈骗犯、走私者和刚刚轮班完毕的警察。常驻间谍们全都互相认识，有一段时间，为了捉弄克格勃，科里亚一走进“金色鹈鹕”，在里面喝酒的英国人就会塞小费给乐队，让他们演奏《知更鸟之死》，一首儿歌，曲调快乐，内容血腥。科里亚不为所动，踩着“谁杀了知更鸟”的节奏走向吧台，差不多在“鱼说，我用盘子接住了知更鸟的血”这句坐下，点一杯黑啤酒，酒保动作很快，在儿歌唱到掘坟墓的猫头鹰之前就把啤酒送过去了。半醉的英国傻瓜们在吧台另一头七零八落地唱完剩下的段落，“可怜的知更鸟！”什么的，安德烈要是在场，也会跟着一起笑。
“金色鹈鹕”的特别之处在于，桌子下面安装了气动管，你不一定见过，是旧世界的古董，战前流行过，邮局和银行里都有，金属圆筒在管网里嗖嗖飞过，运送信封、钞票、珠宝和文件。酒馆前身就是一家邮局，空气压缩机和管网都保留了下来，原本的设想是方便顾客邀请陌生人跳舞的，但在你看来，管子每晚运送的成千上万张纸条里，有多少在邀舞，有多少是间谍在悄悄交谈？
纸片是午夜刚过的时候窜到安德烈的桌子上的。他已经等了超过四小时了，新年假期刚刚结束，“金色鹈鹕”还没有恢复平常的热闹，只有一半桌子是有人的。他懒洋洋地挪开酒杯，揭开金属盖，压缩空气发出细微的吸吮声。管道里躺着一张名片，正面印着铃兰和紫色缎带，背面有一个用铅笔写上去的数字，17。安德烈把名片收进外套内袋，抬起头，假装寻找侍应，看向第17号桌子。那里坐了个留了络腮胡的男人，脸色红通通的，不知道是本来如此，还是喝多了酒。络腮胡子掏出火柴盒，在桌子边缘磕了磕，似乎发现里面没有火柴了，把盒子塞回衣袋里。
安德烈短暂地和络腮胡子对上视线，拿出自己的烟，放到桌子上，开口朝外，暗号对上了。络腮胡子移开目光，抬手招来侍应，点了酒。安德烈取出一叠紧紧卷起的钞票，丢进金属管，送到17号桌。五百西德马克，现金，用来买一条关于克格勃的信息，不算贵。气动管又发出响声，17号桌送来了一个信封。络腮胡子再也没有看安德烈一眼，喝掉啤酒，结账，拿起搭在椅子上的外套，走了。
安德烈收好信封，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继续坐了十来二十分钟，假装欣赏钢琴师醉醺醺的演奏，直到侍应礼貌地告诉他“鹈鹕”要打烊了，才付了钱，离开小酒馆。他像平常那样回家，放上唱片，跟着旋律吹口哨，坐在床上，打开了信封。
一张纸条滑了出来，附带一张照片，一个高瘦的男人，站在某个无法辨认的建筑物门洞里，一只手探进外套里，不知道是准备拿香烟还是枪。照片是黑白的，但纸条描述了陌生人的外貌，棕色头发，蓝眼睛，大约六英尺高，名字碰巧也是安德烈，安德烈€€奥尔洛夫，官方身份是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防务参赞，但种种证据表明这人大概率是个克格勃。早在克格勃还叫“内务部”的年代，业内就有传言说莫斯科训练了一批“猎人”，专门在西欧活动，击落克里姆林宫不喜欢的鸟儿，不管这些鸟来自哪里，受谁的保护。汉斯极有可能死在这位猎人枪下，三年前，安德烈被迫造访太平间的那个晚上，这位可疑的“防务参赞”恰好就在柏林。而且，奥尔洛夫后天会再次途径柏林，妻子病危，他必须赶回莫斯科。
安德烈短暂地考虑过在机场拦住这位可能的“猎人”，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奥尔洛夫有正式的外交保护，就算没有，直接拖住一个奔赴重病亲属的人，实在是野蛮行为。他留下照片，把纸条带到厨房去，在水槽里烧掉了，灰烬冲进下水道。
他当然把这件事告诉了霍恩斯比，写在报告最后一行，仿佛这个信息并不重要，是发出电报前三秒才想起来的。确实，在那一刻，一个过路的苏联“猎人”并不显得十分重要。照片存入相应的档案，从安德烈写在页边的笔记看来，原本是打算分发给监控组的，出于至今不明的原因，最后没有发出去，也许觉得没有必要，也许就是忘了。奥尔洛夫的活动范围毕竟不在柏林。安德烈更加没有理由向莱纳提起这件事，小羊只是小羊，不需要知道幕后的运作。
1955年2月，隧道修建完毕，中情局如愿以偿，把长柄勺伸进了莫斯科和柏林之间奔涌的信息流里，秘密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巨大的录音设备日夜运转，录下严肃谈话、下流玩笑、调动指令、抱怨、对骂和令人困惑的黑话。隧道如此成功，以至于霍恩斯比一度认为，“麻雀”已经没有用处，安德烈是时候把他放归野外，再不联络。
安德烈也许同意上司的看法，也许不同意。无论如何，他二月份还是和莱纳在阁楼里见了一次。这没有道理，你看，“赫尔曼先生”近来并没有发出什么指令，从隧道窃取的对话听来，他也没有在斯塔西总部露面。这些安德烈已经知道了，没有必要特意问莱纳。要是有人问起，他有一百个理由，他可以说，这个线人需要额外的心理支持，定期见面必不可少。也可以说，是他自己有新指令要给莱纳。不过，幸好，没有人问起，他躲过了解释，也不必思考自己是否也想见莱纳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了。
这次碰面没有留下书面痕迹，又是那种不适宜写报告的场合。伦敦不需要知道这些琐碎小事，泥地里擦出来的小小火花，高高地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是看不见的，也不屑于去看。我想再要一杯威士忌，你不要喝，你保持清醒。听故事的人最好醒着，干杯。
第十七章
莱纳决定搬家。某一个温暖的四月早晨醒来，这个念头就在脑海里了。至少他是这样向安德烈解释的。“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莱纳提出，他现在有足够的钱，可以去更好的街区租一个小房间。
这一切都非常合理，安德烈承认道。不过小心了，每次他说你有道理，实际意思是，他觉得你毫无道理，而且立即要开足马力说服你改变主意。他不会说“别这么做”，他会说的是，“你该早点告诉我，小鸟，我认识一些人，可以给你推荐棒极了的小公寓，看在我们的交情份上，租金还可以打折。”
“我已经选好了。”莱纳说。
“是吗？那太棒了。”安德烈冲他笑了笑，点了支烟，把烟盒递给莱纳，后者摇摇头，情报官把香烟塞回外套口袋里，往圆形玻璃窗的方向呼出烟雾。
这是个暖和的春日，阁楼里甚至有些闷热了，安德烈早就脱了外套，挽起衬衫袖子。一瓶气泡酒放在写字台上，还是冰冷的，瓶身覆盖着一层细密的冷凝水珠。他轻轻把烟放到桌子边缘，着手打开酒瓶，一边和莱纳聊最近流行的歌舞剧、猜测大暴雨是否会在周末突然袭击，顺便交换一些办公室的闲话，似乎已经彻底忘了搬家这件事。差不多等莱纳喝下两杯酒之后，安德烈才像散步一样把话题绕回公寓上面，问莱纳为什么想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