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
他对我扬扬下巴，我昂着头——巨大的身高差让我不能不这么做，我不晓得怎样打招呼才是得体的，我说，“您好。”
他穿一身漆黑的西装，肩上披了羊毛大衣，崭新的质地似乎和看起来一样好，仿若是刚从什么庄严肃穆的场合离开；他站立之处的斜后方还有两个面色僵冷的叔叔，他们的手维持着拉开车门的模样。
太多的黑色恐吓般霸占着我的视野，我终于尝试着用肢体语言诠释出尊敬，“房东先生。”
他闻言，眉宇间有一闪而逝的怔忡，笑道，“我不是房东……”
看到我迷惑的脸，他又瞬间改了口，“……那就算是吧。”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囫囵吞咽着他的发问，猜不出是什么动机、什么理由让这个人出现在这里，让他停留在随时会将他的鞋子弄湿弄脏的道牙上，问我一些明明无关紧要的问题。
“我，”我吞了口口水，“我在听歌。”
不出所料，他翻转手腕指了指一旁的音像店，口吻惊讶，“这个？”
——好像我不能听似的。
我承认那一秒钟我有点不爽，就一秒。
类似于被人轻视的恼火，偏偏这个人又没说错什么。
他听着，抬起一只脚放在台阶上，我恍惚觉得他和我的距离变近了，并非客观上的位置距离，而是气质上的、那种弥漫在我们周身的落差感。我这才察觉到他年轻的脸被这淡漠的装束衬托得过分冷峻，再看两眼，就有点让人心生畏惧了。
我从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看的人。
好看的让他对面的人都拘谨得不知道手脚该往哪放。我突然要了命的局促，那份和贫穷一同寄生在骨髓里的自卑顷刻间喷薄而出，像是病毒扩散感染般令我招架不住，感到自己的存在都万分难堪。
第一次见他我还没生出这样强烈的感觉。
我有点想走。
见他也没任何表示，我用舌头打滑的飞快语速说了声“我回家了，再见”就拎着钥匙跑回了家。
音乐声随四溅的雪水被我抛在脑后。
整个寒假我都窝在电热毯上做作业，预习书本，偶尔听听收音机，可是往往找不到我想要的，净是些男欢女爱、死去活来的情歌。
李谦蓝好像是回老家了，我只在大年初一的时候跟他通过一次电话，除了告诉他我要攒钱买张唱片以外，再没别的。
开学的第一节课，老师让我们谈谈梦想。
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小孩来说，这个当今已经被用得烂大街的词兴许代表不了更多。我用手肘撑着桌面，把作业本上的橡皮渣吹到地上去，露出手腕的毛衣袖口有些脏了，我把校服外套往前拽了拽遮住它。铅芯把手腕内侧磨成灰色，我眼角的余光里都是教室里那些起起落落的虚幻身影，接着，身后传来起立时拉开凳子的声音。
李谦蓝被点到名字站起来，我和其他人一齐转过头去看他，他苍白的脸被前所未有的注目洗礼着，他磕磕绊绊地说，我要当DJ，唱片骑士。
我看到初春时节薄薄的晨光笼罩着他的肩膀，使他的身影看上去比我高大很多。他嘴里说了大多数人都未曾听说过的单词，说得很颤动也很用力，像是一根绷紧的弦。连老师都毫无防备的沉默了一下，好像对这回应始料未及。
我想她想要的应该是“宇航员”“科学家”“军人”“医生”这样的答案，剩下的不属于孩子，所以她为这一段尴尬的无声做了个无关痛痒的收场。她让他坐下。
我在那一瞬间看清他如同被赦免的脸。他的自上而下的目光与我交汇了一瞬，挠挠头，不好意思的笑了。
那天傍晚放学他和我步行去车站，没说什么话，路过街头一家卖麻辣烫的小摊时，我停住脚，看他从几步远的地方回过头来疑惑地看我。
他身后是繁华而臃肿的大马路，灰色的建筑物们像是蒙了一层尘土，现在正是回家的高峰期，行人和车辆们来去匆匆，交织成一副令人眩晕的背景。他定定地看我，头顶是谦虚的蓝色的天空。
我脑袋里又回响起那段音乐。
我不想谈梦想，我就像开口咳嗽一样底气不足。对我这种出身的人来说，那不是梦想，而是幻想。我从不敢自怨自艾些什么，我知道自己一旦开口就停不下来，我想控诉的事情太多了，而当它们都变成了背负于身的现实，就更多了无可辩驳的意味。改变不了，只能逆来顺受。
极度的珍视会导致矫枉过正的袒护，所以也被看做另一种形式的自贱。我不曾告诉别人我对音乐隐秘的渴望，就像在音像店门口偶遇的房东，因为它对我来说属于那个“我从未见过的地方”，遥不可及到了可笑的地步。
我连一张唱片都买不起。
我不愿捧出自己被人当成笑料，也仅仅是在内心暗自翻涌着渴望而已。
而它竟日渐灼热滚烫，烧得我难耐。
我不想站起来向全世界宣布，尽管他们都会转过身来看着我。
我对李谦蓝说，我可能要做个说唱歌手。
我说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