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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〇年意大利人侵略希腊的时候，我决定不逃跑。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也许是好奇，也许是内疚，也许是无所谓。而且在这里，一座遥远小岛的一个遥远角落，这样做并不需要很大的勇气。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德国人从意大利人手里接管了小岛。四月二十七日，他们占领雅典。六月，他们开始侵略克里特岛，一时间我们陷入战争的深重灾难之中。头顶上运输机穿梭往返，终日不绝。各个港口停满了德国登陆艇。但事隔不久，和平重新降临到了小岛上。它无论对轴心国还是对抵抗运动都没有什么战略价值。驻军部队的规模很小，只有四十名奥地利人，由一名校官指挥，他在侵略法国时受过伤。纳粹给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分派的总是容易驻守的占领区。
“侵略克里特岛期间，我已经被赶出布拉尼。这里建立了一个观察所，正是为了维持这个观察所的正常运作，才建立了一支守备部队。幸好我在村子里还有房子。德国人并没有什么不高兴，他们帮助我把轻便的东西都搬到那里去，甚至还付给我一点驻扎布拉尼的租金。正当一切安顿妥帖之时，村里当年的村长突然患了严重的血栓症。两天之后，我奉命去见岛上一位新来的指挥官。他和他的部队就驻扎在你们学校，学校圣诞节后就关闭了。
“我以为我要见的是一位刚提拔的相当于军需官的军官，但是我实际见到的却是一位很英俊的男青年，二十七八岁，法语讲得极好，他说他知道我的法语也说得挺流利。他非常有礼貌，不只是表现出一点歉意。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彼此甚至还谈得十分投合。他很快就切入正题。他要我担任村里的新村长。我立即拒绝，我不想卷入战争。他派人去把两三位有影响的村民请来。他们来后，他让我跟他们单独在一起，我发现推荐我当村长的正是他们这几个人。当然他们谁也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并且串通一气，于是我便成了理想的替罪羊。他们从道德高度上对我说尽了恭维话，我仍然表示拒绝。后来他们坦率相告——答应给予默契支持……简而言之，最后我说，好吧，我干。
“我担任了这一新的没有把握的职务之后，与克卢伯校官有了频繁接触。我们初次见面之后的五六个星期，有一天晚上他说，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更喜欢我叫他安东。这就是告诉你，我们经常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这再次证实了我们彼此确实十分投合。我们的第一个联系是通过音乐建立起来的。他是个很好的男高音。像许多真正有天分的歌手一样，他唱起舒伯特和沃尔夫的歌曲时比谁都更富有感情，比谁都唱得好，只有少数最伟大的专业抒情歌手例外。起码在我听来是如此。他头一次到我的别墅来，就看见了我的古钢琴。我颇怀恶意地给他弹奏了哥德堡变奏曲。如果你想让一个敏感的德国人流泪，最有把握的手段莫过于此了。我不是说他是个难以征服的硬心肠。其实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惭愧，很想找一个反纳粹人物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第二次，我到学校去拜访他，他要我用学校的钢琴为他伴奏，他把学校的钢琴搬到了自己的住处。这一次轮到我伤感了，当然不是流泪，但是他的确唱得很好，而我对舒伯特的歌曲向来容易动感情。
“我首先想知道的事情之一是，安东的法语这样好，为什么没有留在被占领的法国。似乎是他的一些同胞认为他对待法国人的态度还不够‘德国’。毫无疑问，他在军人集体用膳时曾多次为高卢文化辩护，但有一次他终于为此倒了霉，这就是他被贬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的原因。还有一点我忘了说，他在一九四〇年的侵略中曾被击中膝盖骨，脚有点跛，执行军务有所不便。他是德国人，不是奥地利人。他的家庭很富有，战前他曾在巴黎大学学习过一年，最后他拿定主意要当一名建筑师，可是后来他的学习被战争打断了。”
他停住了，把灯调亮，打开夹子，摊开一张很大的平面示意图。两三张草图都是用透视立面手法画的，建筑材料全是玻璃和闪闪发亮的混凝土。
“他对这幢别墅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答应战后要回来为我建一幢新的，仿照最优秀的包豪斯建筑学派。”
所有的文字说明都是用法语写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个德国字。平面图的署名是：安东·克卢伯，大疯狂四年六月七日。他让我多看了几眼，然后把灯又调小了。
“占领期间的头一年，一切都还过得去。我们的食物严重短缺，但是安东和他手下的士兵对村民的无数违规行为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认为占领就是穿纳粹军靴的冲锋队横行、当地人遭殃的看法是荒唐的。多数奥地利士兵都超过四十岁，他们自己也是父亲，村里的孩子很容易勾起他们的思亲之情。一九四二年夏季的一个黎明，同盟国的一架飞机用鱼雷击中了一艘德国军需登陆艇，该艇在前往克里特岛途中暂时停靠在老港口。船沉了，几百箱食品漂浮到水面上来。当时，岛民们已经有一年时间除了鱼和劣质面包以外什么都吃不上。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肉、奶、米和其他奢侈品，谁不动心？大家驾着任何可以漂浮的东西蜂拥而出。有人把情况告诉了我，我立即赶到港口去。守备部队在那里有一挺机关枪，刚才还对同盟国的飞机怒射过，我担心他们会对村民进行报复性的可怕大屠杀。但是我到港口的时候，却看见岛民们正在忙着捞取一箱一箱的食品，距离机关枪还不到一百码。安东和值勤士兵就站在哨所外面，一枪不发。
“当天早上晚些时候，安东把我叫去。我当然对他千恩万谢。他说，他要向上级报告，说因为村民行动快，划船救助，登陆艇的几名船员才幸免于难。现在他需要让村民交回几箱食品作为抢救的证据，让我关照一下这件事。其余部分将按‘沉毁’处理。通过这件事，村民们对他和他手下士兵的最后一点敌意也完全消失了。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大约是这一事件之后一个月左右，一群奥地利士兵喝得似醉非醉，在港口附近放声歌唱。突然间，岛民们也开始唱起来。大家轮流唱，奥地利士兵唱完岛民唱，先用德文唱后用希腊文唱。唱完奥地利蒂罗尔州的颂歌唱希腊歌，形成了很奇怪的现象。最后，他们都互相唱起对方的歌来了。
“但这也就是我们小小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了。奥地利士兵中出现了间谍。唱歌之后大约一星期，给安东的守备部队增派了一组德国兵，说是来‘加强军纪’的。有一天，他像个生气的孩子跑来找我，说：‘他们告诉我，说我有败坏纳粹国防军名声的危险，要我痛改前非。’他的部队被禁止向岛民赠送食品，我们在村里也很少再见到他们了。当年十一月，他们制定了一套衡量政绩的新办法。幸在我治理宽松，村民们给了我意外的好评价，同时他们也比较顺利地接受了更加严格的管理办法。”
康奇斯停止说话，拍了两次手。
“我要让你看一看安东。”
“我想我已经看见过他了。”
“不。安东已经死了。你看见过的是长相跟他酷似的一个演员。现在要让你看的是真的安东。战争期间，我有一台小型电影摄影机和两盘胶片。这些胶片我一直保存到一九四四年才冲洗出来。质量很差。”
我听到了放映机的沙沙声。一支光束从上面投射出来，经过调整，集中在银幕上，聚焦比较匆忙，有些模糊。
银幕上出现一个英俊的男青年，年纪和我相仿，不是前一个星期我看见的那个人，尽管他们有一个特征很相似，眉毛又浓又黑。但是银幕上这个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战时军官，错不了。从外表看不出他特别宽厚，倒更像是个不列颠战役中的飞行员，一副逍遥自在的样子。他脸带微笑，正在一堵高墙旁边顺着一条小路走，可能就是赫尔墨斯·安贝拉斯家的围墙。他装出一副男高音的豪壮派头，笑起来显得不自然。十秒钟的电影片断突然结束了。在第二个片断中，他正在喝咖啡，用一只脚逗猫玩。他斜眼看镜头，表情严肃，略显腼腆，似乎有人事先告诉他不能笑。影片很模糊，不稳定，只有业余水准。另一个片断显示一队军人从港口走过，突然遭到来自头顶上方的枪击，子弹是从楼上窗口射出来的。
“后面那个人就是安东。”
他脚有点跛。我知道我所看到的是不可伪造的真实情况。透过那些人，我仿佛看到一个宽阔的码头，码头上耸立着一幢建筑物，那是岛上的小海关和海岸卫队的所在地。我知道那建筑是战争开始之后才造起来的。在影片里，码头上空无一物。
光束消失了。
“我还拍了其他一些场景，但有一盘胶片坏掉了。我能抢救出来的就这些了。”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在希腊的这一地区负责‘加强军纪’的军官是党卫队的校官，名叫温梅尔，迪特里奇·温梅尔。我现在谈及的那个时间，希腊的抵抗运动已经开始了，只要地形允许，他们就打。在诸岛之中，当然只有克里特岛适于开展游击战。但是在北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游击队也开始组织起来了。有人给他们提供武器，训练他们从事破坏活动。温梅尔原来在波兰干得很成功，一九四二年晚些时候，他从波兰被派到纳夫普利亚。他负责希腊西南部，我们也包括在内。他的办法很简单。他制定了一个价目表。一个德国人受伤，处决十名人质；一个德国兵被杀，处决二十名人质。你可以想象，这办法还挺奏效。
“他亲自挑选了一批日耳曼恶魔做他的手下，让他们负责拷问、上刑、处决，等等。人们根据他们戴的徽章，把他们叫作乌鸦。
“他尚未臭名远扬之时，我就和他见过面。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听说有一艘德国摩托艇不期而至，把一名重要军官送到岛上来。当天晚些时候，安东派人把我叫去。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把一个瘦小的男人介绍给我。那人和我一般高，年纪也和我差不多，十分整齐干净，小心谨慎，很有礼貌。他站起来和我握手。他能讲点英语，程度大概只够他知道我讲得比他好得多。当我承认自己和英国有很多文化上的联系，而且在英国受过一部分教育时，他说：‘我们时代的最大悲剧是英国和德国竟然发生了争执。’安东解释说，他已经对校官谈起过我们有时候晚上在一起唱歌弹琴的事，校官希望我能和他们一起吃午饭，然后为安东伴奏一两支歌。碍于我的身份，我当然只能接受。
“我一点也不喜欢校官。他的眼睛像剃刀，是我所看见过的最让人不舒服的眼睛。他的眼睛对看到的一切没有一丝同情，只有估量和算计。如果他的眼神显出残暴、好色、施虐狂，那倒好些。但是他的眼睛完全像机器眼。
“一部受过教育的机器。校官带来了几瓶霍克酒，我们吃了一顿美味午餐，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吃过这样的好饭了。我们简短地议论了一下战局，就像在谈论天气一样。校官本人主动改变了话题，开始谈文学。他显然看过很多书，对莎士比亚很了解，对歌德和席勒的了解尤为透彻。他甚至对英国文学和德国文学的相似之处作了有趣的对比，而且对比的结果并不都是对德国有利。我注意到他喝的酒比我们少，同时也注意到安东讲话太随便。其实我们两个人都受到了监视。饭才吃了一半我就觉察到了，而且校官也知道我已有所觉察。都是我们两个年纪较大的人在谈，安东倒成了无关紧要的人。校官对普通的希腊官员是不屑一顾的，但他却把我当作一个绅士，平等相待，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但是我并未被假象所迷惑。
“午饭后，我们为他表演了几首抒情歌曲，他赞不绝口。后来他说想看看小岛远端的观察所，并邀我与他同行，那地方没有多大军事重要性。于是我乘上他的摩托艇，和他们一起绕到穆察，爬上了这里的别墅。到处都是军用设施——铁丝网，机关枪掩体等。但是我发现别墅完好无损，心里暗自高兴。士兵们被集合起来，校官当着我的面用德语对他们作了简单的训示。他提及我时称‘这位绅士’，并坚决要求他们要对我的财产加以保护。我记住了他这句话。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值勤士兵佩戴装备不规范，特地停下来对他加以纠正。他把毛病指给安东看，对他说，‘懒懒散散，尉官先生，看见了吗？’普鲁士人谈及巴伐利亚人和奥地利人时常用这个字眼。他显然是重提以前的话题，但这对我了解他的性格很有帮助。
“我们有九个月没有再见到他。直到一九四三年秋。
“九月底，一个美丽的黄昏，我在自己的屋子里，安东大踏步进来了。我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他刚从布拉尼回来。那里同时驻扎着十二名左右的军人。那天早上，四个没有任务的军人到穆察去游泳。他们一定是大意了，更加懒散了，因为他们竟一起下了水。过了一阵，他们一个接一个从水里上来，坐在沙滩上抛球晒太阳。突然从他们背后的树林里钻出来三个人。有一个人拿着一支冲锋枪。德国兵措手不及。值勤的军士在别墅听到了枪声，立即用无线电通知安东，然后到海滩上去了解情况。他发现了三具尸体，另一个讲完了发生的情况之后也死了。游击队早已无影无踪，把德国兵的枪支也带走了。安东立即乘摩托艇出发，绕岛搜捕。
“可怜的安东。他一方面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又想尽量推迟向温梅尔校官报告这一消息的时间，真是难为他了。他当然知道他应该报告这一事件，但是他等到当天晚上和我见面之后才报告。他对我说，当天早上他考虑过，这回他碰到的抵抗分子可能是从大陆来的，夜里悄悄溜进岛来，第二天天黑之前肯定不敢冒险回去。因此他乘摩托艇绕岛缓缓而行，搜遍了每一个藏得住船的地方。他果然发现了一条船，吊在小岛一端的树林里，那里与皮特罗卡拉维遥遥相对。他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游击队一定听到而且看见他在搜查。如何处理这种紧急情况，最高指挥部是有严格指示的。有一条就是破坏其撤离的工具。他放火把船烧了。老鼠跑不掉了。
“他是来向我说明情况的。现在温梅尔的价目表已经家喻户晓。我们欠他八十个人质。安东认为我们还有一条出路：把游击队抓到，听候温梅尔来处置，第二天他肯定会赶来。这样一来，我们至少可以证明他们不是岛民，而是外面派进来的奸细。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共产分子，因为他们的意图显然是要煽起德国人的报复情绪，以达到提高希腊一方士气的目的。十八世纪的希腊游击队为了发动消极的农民起来反抗土耳其人，用的也是这种策略。
“那天晚上八点，我把村里比较有影响力的村民召集起来，把这一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那天晚上已经太迟，没有办法采取什么行动了。我们唯一的机会是第二天配合安东的部队对全岛进行彻底搜查。他们怒气冲天，因为他们的和平、他们的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他们答应彻底站岗，看好所有的船只和蓄水罐，天一亮就去搜捕游击队。
“但是半夜我就被行军的脚步声和敲门声吵醒了。来人又是安东，他告诉我，一切都太晚了，他已经接到命令，不准他主动采取任何行动。第二天一早，温梅尔将率领一队‘乌鸦’到达。我将立即被捕。黎明时分，村里十四岁到七十五岁的所有男人都将被集中起来。这一切安东是在我的床边对我说的。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泪水难忍。我坐在床边，听见他说，他为自己是德国人而感到羞愧，甚至为自己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而感到羞愧，如果他不是觉得自己有责任第二天再和校官进行交涉，他将毫不犹豫地自杀。我们谈了好长时间，他对我讲温梅尔的情况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多。我们岛上太闭塞，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听说过。最后他说，这场战争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见到了你。我们握手。
“我跟他一起回学校去，并在那里睡觉，外面有人站岗。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被带到港口的时候，村里所有的男人和多数女人都已经在那里了。安东的部队把住了所有的出口。不必说，游击队没抓到。村民们处于绝望之中，但是他们毫无办法。
“十点钟，‘乌鸦’们乘着登陆艇来了。你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和奥地利人不一样，他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更不为人的感情所动。而且他们还那么年轻。我发现他们最可怕的特点是年轻又狂热。十分钟后，一架水上飞机降落。我还记得，机翼的影子投在粉刷过的屋子上，像一把黑色的大镰刀。离我不远有一个年轻的渔民，他摘下一朵血红的鲜花，戴在胸前。我们全都明白他的意思。
“温梅尔上岸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全体男人赶到一个码头上，岛民第一次尝到了被外国军队拳打脚踢的滋味。女人则被赶回邻近的街道和小巷里。温梅尔和安东一起走进一家咖啡馆，不久就传出话来叫我。所有的村民都在画十字为我祷告。他手下的两名士兵粗暴地把我押去见他。他没有站起来和我打招呼。他对我说话的时候完全把我当成了陌生人。他甚至拒不讲英语，他带来一名希腊通敌者为他当翻译。我看得出安东不知所措，他被突如其来的事变惊呆了，不知该怎么办。
“温梅尔说出了他的条件。必须立即挑出八十名人质。其余的男人对全岛进行彻底搜查，找出游击队，把他们抓回来，连同他们偷走的武器。拿出那三个勇敢的游击队员的尸体给他们看还不够。如果我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抓到游击队，人质将被送往劳动营。如果抓不到，全部枪毙。
“我问，即使我们找到了这三名亡命的武装人员，又如何把他们抓住。他置之不理，看了一下表，用德语说，‘现在是十一点。明天中午以前必须抓到。’
“在码头上，他们让我用希腊语把他刚才说过的话重述一遍。人群顿时嚷成一片，有提建议的，有抱怨的，有要求发武器的。最后，校官掏出手枪，对空打了一枪，大家才静下来。村里男人挨个儿被点名，一个接一个往前走，温梅尔亲自从中挑选人质。我发现他专挑最健康的，年龄从二十岁到四十岁，似乎他已经把劳动营的因素考虑在内。但是我认为他是在挑选最佳样本去送死。他挑选了七十九名精壮汉子，然后指向我，于是我便成了第八十个人质。
“我们八十个人被押往学校，严加看管。我们挤在一间教室里，没有卫生设施，没吃的没喝的，还有‘乌鸦’看管，更糟糕的是与外界断绝了联系，一点消息也没有。过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
“剩下的男人各自赶回家去，取来了竹竿、镰刀、刀子或其他可以找到的家伙，在村子上面的一座小山上重新集合。老的都快走不动了，小的只有十岁或十二岁。有些女人想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被挡了回去，她们必须充当男人返回的保证人。
“这支悲哀的队伍内部争吵不休，希腊人就喜欢这样。他们先决定采纳一个方案，然后又换成另一个方案。最后有人担起了责任，给大家分配方位和地区进行搜查。他们终于出发了，总共一百二十个人。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在开始搜查之前，就已经注定要失败了。但是即使游击队就在松树林里，他们也找不到，抓住他们就更谈不上了。树林里的树木、沟壑、石头太多了。
“他们整夜待在山上，横贯全岛形成一个松散的包围圈，希望游击队会试图突围到村里去。第二天早晨，他们四处狂搜。十点钟，他们再度碰头，试图下决心对村里的部队发动一次拼死的进攻。但是有些比较聪明的人认为，这只能造成更大的悲剧。马尼有个村子，两个月前只进行了很微弱的反抗，结果全村男女老幼被德国人杀了个精光。
“中午，他们扛着十字架和圣像回到了村子里。温梅尔正等着他们。他们的发言人是一个老水手，他最后白撒了一个谎，说他们看见游击队乘着一条小船逃跑了。温梅尔笑着摇摇头，把老人逮了起来，他成了第八十一名人质。实际情况很简单。德国人自己已经抓到了游击队，是在村里抓到的。现在咱们来看看温梅尔。”
康奇斯又拍了两次手。
“这就是他，在雅典。是一个抵抗小组拍到的，我们才能把他的面容保存到现在。”
银幕又亮堂起来了。是小镇上的一条街道。一辆类似吉普的德国汽车停在街道对面的树荫下。三名军官走下车来，在骄阳下从摄影机前斜穿而过，进入一幢房子，摄影机的位置很可能就在隔壁楼下的房间里。有人从摄影机前经过，脑袋把镜头挡住了。走在前面的人比较矮小也比较瘦。我可以看出他一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另外两个人紧跟其后。接着，有百叶窗或纱窗阻隔，镜头模糊了、逐渐变黑。过后出现一个穿便衣的男人的定格画面。
“这是能找到的他战前的唯一一张照片。”
脸部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但是嘴巴很难看。毫无幽默感的僵硬目光颇像康奇斯，但看上去令人觉得更不舒服。这张脸和我在中央山脊遇到的“校官”的那张脸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他们不是同一个人。
“这些都是从在波兰拍摄的新闻片上剪辑下来的片断。”
他们出场的时候，康奇斯说：“这就是他，在将军后面，”或者说：“温梅尔在最左边。”虽然我能看出影片是真的，但是它给我的感觉和纳粹影片一样：不真实、冷漠、穷凶极恶。欧洲能培养出这样的怪物，英国不能。我感到康奇斯是想让我上他的圈套，让我显得一无所知，毫无历史知识。但是当我借着银幕的反射光看他的脸时，我发现他看得比我还要专注，更加沉湎于过去。
“游击队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他们一知道船被烧了，立即循原路返回村里。安东来看我的时候，他们可能刚逃出村子。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中有一个人和村子边上的一户人家有亲戚关系，一户姓察楚斯的人家。全家四口人，姐妹俩，一个十八岁，一个二十岁，还有父亲和兄弟。但是两天前家里的两个男人运一批橄榄油到比雷埃夫斯去了。他们有一艘小型土耳其划艇，德国人允许沿海地区有一些交通往来。游击队员中有一个是两姐妹的表哥，可能爱上那位姐姐了。
“村里还没有人知道德国兵被杀之前，游击队就来到了这座农舍，谁也没看见。他们无疑是想用这户人家的小划艇。可是船开走了。后来，一个邻居哭着跑来告诉两姐妹德国人被杀的消息，又转述了我对村里男人说过的话。当时游击队已经藏起来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过的夜，可能在一个空蓄水罐里吧。匆忙组织起来的治安队搜遍了村里的每一座农舍和别墅，有人住的没人住的都不放过，包括察楚斯家，结果什么也没发现。两个姑娘到底是纯粹出于害怕，还是特别爱国，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了。但是她们在村里没有血亲关系，她们的父亲和兄弟与此事毫无牵连。
“第二天，游击队可能已经决定分散行动。不管怎样，两位姑娘又开始烤面包了。一位眼尖的邻居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想起她们两天前刚烤过，那是给父亲和兄弟路上吃的。她并没有马上怀疑什么事情。但是五点钟她跑到学校对德国人讲了这件事。人质里面有三个是她的亲属。
“一队‘乌鸦’立即赶到农舍。只有表哥在那里。他躲进一个衣柜。他听见两姐妹被打、尖叫。他知道自己应该挺身而出，于是他从衣柜里跳了出来，手里举着手枪，趁着德国人还来不及行动就对准他们开枪，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手枪卡壳了。
“他们把三个人抓到学校，进行审问。两位姑娘遭到拷打，表哥经不起折磨，很快表示愿意合作。两小时后，夜幕降临，他带路沿着海岸公路来到一座空别墅前，他敲敲百叶窗，对里面的两位同志低声说，两姐妹已经设法找到了一条小船。他们开门出来的时候，德国人猛扑上去把他们抓了。领头的被击中了手臂，其余的人没有受伤。”
我打断他的话。“他是克里特人吗？”
“是的，跟你看到过的那个人很像，只是比他矮点壮点。在这段时间内，我们这些人质一直被关在教室里，因为前面有松树林挡住视线，所以我们看不到任何来往的人。但是大约九点钟时，我们听到两声可怕的痛苦尖叫，紧接着又是一声叫喊。喊出了一个希腊词：自由。
“你不要以为我们也跟着喊叫，我们没有这样做。相反地，我们觉得有了希望——游击队被抓到了。过了不久，我们又听到了两次自动武器的枪声。又过了一会儿，我们教室的门被打开了。他们叫我出去。另一个被叫到的是当地的一个屠夫。
“我们被押到楼下，经过学校前面到了西边的厢房，我想就是你们老师现在住的地方。温梅尔站在门口，他身边还有一名尉官。
“他们背后，通敌翻译坐在台阶一旁，双手抱着脑袋。他脸色苍白，看样子深受震惊。大约二十码之外，我看到墙边躺着两具女性尸体。我们到达的时候，士兵们把尸体推滚着弄上了担架。尉官走上前，示意屠夫跟上他。
“温梅尔转身走进屋里去了。我看见他顺着黑暗的石头走廊走去，有人推着我跟在他后面。到了尽头处，他站在门外等我。屋里有光线射出来。我到的时候，他示意叫我进去。
“见了那情景，除了医生以外，谁都会晕倒。我真希望我也能晕过去。屋里空荡荡的，中间摆一张桌子，桌上用绳子绑着一个男青年，就是那位表哥。他赤身裸体，只穿着一件沾满了血迹的背心，嘴和双眼严重烧伤。但是我只看见一样东西：在他外生殖器那个地方只留下一个黑红色的洞。他的阴茎和阴囊被剪掉了，是用剪铁丝网的钢剪剪的。
“在另一个角落，地板上也躺着一个赤裸的人。他的脸贴在地上，我看不出他们把他弄成了什么样子。他明显也失去了知觉。我永远忘不了那房间的凝滞气氛。里面有三四个士兵——士兵！当然是专事严刑拷打的神经变态的施虐狂。有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根长铁棍。电炉火焰熊熊。他们中间有三个人系着皮围裙，和铁匠的围裙一样，以免弄脏了他们的衣服。屋里有一股浓烈的粪尿臭味。
“还有一个人被捆在角落的椅子上，嘴巴被堵起来。那人块头很大，有一只手臂受了重伤，但显然还没有受过酷刑。温梅尔先拿那些最容易攻破的人下手。
“我在电影中——像罗西里尼的影片——看到过好人面临这种场景时的反应，对法西斯怪物怒目而视，发出简短有力、义正词严的谴责。他为历史说话，为人类说话，把他们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我承认，当时我的感情立即充满了强烈的个人恐惧。你知道，尼古拉斯，我在考虑，温梅尔还给了我好长时间考虑，我大概也逃脱不了严刑拷打的厄运。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对我动刑。但是当时的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理性可言。人类竟然可以如此自相残杀……
“我转身望着温梅尔。令人惊讶的是他俨然成了房间里最有人性的人。他的表情既厌倦又愤怒，甚至有点憎恶，为自己的部下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而感到羞愧。
“他用英语说：‘这些人以此为乐，我不是这样。在他们对那个凶手动刑之前，我希望你劝劝他。’
“我说：‘我该说什么呢？’
“‘我需要他的朋友的名单，我需要帮助他的人的名单。我需要他们藏身的地点和藏武器的地方。如果他把这些都给我，我保证用体面的军人方式处决他。’
“我说：‘他们对你讲的还不够吗？’
“温梅尔说：‘他们知道的全说了。但是他知道的更多。我早就想和他见面了。他的朋友们没有办法让他说话。我认为我们也不可能做到。也许你行。你应该对他说实话，你不喜欢我们德国人。你是受过教育的人。你只想制止这一套……传统手段。你应该劝他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说出来。他现在被捕了，把情况说出来，说不上是犯罪。你明白吗？跟我来。’
“我们走进隔壁的另一个空房间。过了一会儿，受伤的人被拖进来了，仍然捆在椅子上，连人带椅被放在房间中央。他们给我搬来一张椅子，让我坐在他对面。校官坐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挥手让施刑者出去。我开始说话。
“我严格按照校官的旨意行事。也就是说，我请求那个人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说出来。你也许会说我这样做实在很不光彩，因为你考虑到，他一招供，别的人和他们的家庭就要遭殃。但是那天晚上，我的生存空间就只有那两个房间。他们是唯一的实在。外面的世界根本不存在。我强烈感到自己有责任制止这种对人类智慧的粗暴践踏。那位克里特人过分执着，坚强不屈，似乎对这种践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已经成了这种践踏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告诉他我不是通敌者，我是医生，人类的苦难是我的敌人。当我说如果他现在招供，上帝会宽恕他的时候，我是在为希腊说话——他的朋友们已经受够了苦。人忍受痛苦是有限度的，如此等等。凡是能想到的理由我都说了。
“但是他的表情始终不变，对我充满敌意，充满仇恨。我怀疑他是否认真听我说的话。他一定认为我是通敌者，我对他说的一切全是谎言。
“最后，我已经无话可说了，只好回过头来望着校官。我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失败，我无法隐藏这一事实。他一定是给外面的卫兵发了信号，因为有一个人进来了，走到克里特人背后，把堵住的嘴松开。他立即喉部青筋暴起，声嘶力竭地喊出一个字：自由。听不出他的喊声中有什么高尚的成分，纯粹是一个野蛮行为，仿佛把一罐点着的汽油泼在我们身上。卫兵又粗暴地重新把他的嘴堵起来，并且固定好。
“这个字眼对他来说当然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种理想。它只是他最后的武器，他把它当武器来用。
“校官说，‘把他送回去，等候我的命令。’那人再次被拖回那个凶多吉少的房间。校官走到关着的百叶窗前，打开它，在窗前对着漆黑的夜站了一分钟，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现在你应该明白了，我为什么必须那样说话。’
“我说：‘我什么都不明白了。’温梅尔回答说：‘也许我应该让你看一看我手下的人和那畜生是怎样对话的。’我说：‘我求你别这样做。’他问我是不是认为他看到这种场面特别开心。我没有回答。他接着说：‘只要坐在自己的指挥部里批阅文件，欣赏美妙的古典音乐，别的什么也不必做，我就感到非常的幸福了。你不相信我的话。你认为我是施虐狂，其实我不是，我是现实主义者。’
“我仍旧默不作声地坐着。他站在我面前说：‘你将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房间，我会让他们给你送吃的喝的。就像一个文明人对待另一个文明人那样，我对今天发生的事情和隔壁房间里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你当然不会成为人质。’
“我抬起头来望着他，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是既震惊又感激。
“他说：‘请你记住，我跟任何别的军官一样，一生只有一个最高目标，德国的历史性目标——结束欧洲的混乱，建立良好秩序。这个目标一达到，我们就可以唱抒情歌曲了。’
“我无法告诉你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他是在说假话。认为纳粹掌权是因为他们用秩序整治混乱，这实在是我们时代的一大荒唐事。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用混乱来破坏秩序。他们破坏各种戒律，否定‘超我’，为所欲为。他们说：‘你们可以迫害少数民族，你们可以杀人，你们可以严刑拷打，你们可以没有爱情乱交乱生孩子。’他们对人类提供的巨大诱惑应有尽有。世上没有真理，可以胡作非为。
“我认为温梅尔和大多数德国人不同，他一向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自己在干什么，还知道他在耍我。起初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他最后看了我一眼，就走出去了。我听见他在对把我押来的一名卫兵说话。我被带到另一层楼的一个房间，他们给我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瓶德国啤酒。我的感触很多，最重要的是我将幸免于难。我还可以看到灿烂的阳光，可以呼吸，可以吃面包，可以击钢琴键盘。
“这一夜过去了。早晨给我送来了咖啡，还允许我洗脸。十点半，他们让我出去。我发现其他所有的人质都在等着。他们没吃没喝，我被禁止跟他们说话。没有见到温梅尔或安东的影子。
“我们被押到港口去。整个村子的人都在那里，大约有四五百人，穿着黑色的、灰色的和已褪色的蓝色衣服的人，全都挤在几个码头上，有一队‘乌鸦’兵监视着。村里的牧师、女人，甚至很小的男孩女孩，也都被赶到这里来了。他们看见我们来了就发出尖叫，像某种不规则的原生质，想打破界限，可又不能。
“我们继续朝前走。来到一幢大房子前，巨大的雅典式支柱面对港口——你知道这房子吗？——当时楼下有一家小餐馆。我看见温梅尔在上面的阳台上，安东在他背后，两旁是端着冲锋枪的军人。他们把我从队伍中拉出来，叫我靠墙站在阳台下面的桌椅中间。人质的队伍继续往前走，进入一条街道消失了。
“天气很热。是一个令人极端沮丧的日子。村民们从码头被赶到小餐馆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有古炮。大家挤成一团，一张张棕色的脸在阳光下仰望着，女人的黑色头巾在微风中飘动。我看不到阳台，但是校官就在上面，用他的存在和沉默镇住大家。人群逐渐安静下来，静得出奇，只看见一排排充满期待的面孔。燕子和圣马丁鸟在天空中飞翔，像一群孩子在玩耍，全然不知道家里的大人正在经历某种悲剧。真是堪称奇观，这么多希腊人……竟然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小鸟平静的叫声。
“温梅尔开始说话。通敌者为他翻译。
“‘现在要让你们看一看那些……德国的敌人的下场……为德国的敌人提供帮助的人的下场……根据德国统帅部军事法庭昨天晚上发布的命令……有三个人已经被处决……还有两个现在就要处决……’
“所有棕色的手一下子全举起来，在胸前点了四下画十字。温梅尔停住了。德国人制造死亡，希腊人举行宗教仪式，再合适不过了。
“‘此外……还有八十名人质……因涉嫌与德国武装部队四名无辜成员……被残暴杀害有关……根据占领法予以逮捕……’他再次停顿……‘将被处决。’
“翻译译完最后一句话，人群中发出了轻轻的痛苦呻吟声，似乎他们的腹部全都挨了重击。许多女人，还有一些男人，一起跪在地上，对着阳台哀求。人渴望得到保护神的怜悯，可是这种怜悯是根本不存在的。温梅尔一定是缩进去了，因为哀求声变成了恸哭声。
“此时我从墙根被硬推出来，跟在人质后面。奥地利士兵站在港口的每一个入口处，把村民挡回去。令我大为惊骇的是，这些奥地利人竟然帮助起‘乌鸦’兵来了，竟然服从温梅尔的命令，可以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粗暴地把我认识的人挡回去。一两天以前，他们对村民还是挺友好的。
“小巷在房屋中间盘旋而上，直至学校旁边的广场。那是一个天然舞台，稍向北斜，越过低处的屋顶便是大海和大陆。上坡一边是学校的围墙，东边和西边有高墙。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西边屋子花园里还有一棵很大的悬铃木树，树枝伸出墙外。我来到广场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树枝。树上吊着三具尸体，在树荫之下呈惨白色，像戈雅 [80] 的蚀刻画一样可怕。一具是那个表哥的尸体，全身赤裸，裆下的伤口十分可怕。另两具是姑娘的裸尸。她们已经被开膛取出内脏。一刀从胸骨划到阴毛处，肠子被拉了出来。被掏去一半肚肠的尸体在中午的微风中轻轻摇摆。
“透过这三具毛骨悚然的尸体，我看见了人质。他们被赶到学校旁边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一个圈子里。后面的人正好在围墙的阴影之中，前面的人在阳光下。他们一看见我立即开始喊叫起来。有明显辱骂我的，也有混杂在一起的各种请求声——仿佛当时不论我说什么话，都能打动校官似的。他当时也在场，在广场中央，和安东在一起，还有大约二十个‘乌鸦’兵。广场的第三面，也就是东面，是一堵长墙。你知道那儿吗，中间有个门，是铁格栅的。两个幸存的游击队员被绑在铁条上，不是用绳子，而是用有刺的铁丝。
“我走到两排男人背后时被喝令停住，距温梅尔站立的地方大约有二十码。安东没看我一眼，温梅尔只扭了一下头。安东举目遥望太空，似乎已经对自己施了催眠术，坚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甚至他自己也已不复存在。校官招呼通敌者过去。我猜他是想知道人质在喊些什么。他看上去考虑了一下，然后朝他们走去，他们顿时安静下来。他们当然不知道他已经宣布了对他们的判决。通敌者把他的话翻译给他们听。他说什么我没听见，但是村民们听了他的话之后静下来了，肯定不是判他们死刑。校官向我走过来。
“他说：‘我对这些农民提出一个处理办法。’我望着他的脸，那脸上既没有一丝紧张，也没有一点兴奋，他是一个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人。他接着说：‘我可以不处决他们，让他们到劳动营去，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这个村长必须当着他们的面亲手处决这两名凶手。’
“我说：‘我不是死刑执行人。’
“村民们开始疯狂地对着我喊叫。
“他看了一下表说：‘给你三十秒钟考虑。’
“一个人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无法思考的。脑子完全失去了条理。你应该记住这一点：从这一时刻起，我的行为已经没有理性，不受理性支配。
“我说：‘我别无选择。’
“他走到我前面一列士兵的末尾，从一个士兵肩下取下一支冲锋枪，似乎还检查了子弹上膛无误，然后端着枪走回来，双手把枪交给我，仿佛那是我得到的奖品。人质响起一片欢呼声，在胸前画十字，然后安静下来。校官注视着我。我想到孤注一掷，掉转枪口对准他。但如果这样做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全村人都会被杀光。
“我朝着用带刺铁丝绑在铁门上的那两个人走去。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德国人控制的报纸可以对此广泛进行宣传，他们会绝口不提对我施加的压力，而把我描绘成一个与德国人通力合作的希腊人。这对别的村长是一个告诫，对每个地方受惊吓的其他希腊人也是一个榜样。但是那八十个人——我怎么能说他们有罪呢？
“我走到距两名游击队员大约十五英尺的地方，之所以靠得这么近，是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开过一枪了。出于某种原因，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敢看他们的脸。我看高墙和它的瓦片屋顶，看大门两边柱子顶端粗俗的装饰，看墙外胡椒树的叶子。但此时我不能不看他们了。年纪较小的游击队员好像已经死了，他的脑袋耷拉在胸前。他们对他的双手动过刑，我看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手指头上都是血。其实他没死，我听见他在呻吟，嘴里咕哝着什么。他神志不清了。
“再说另一个。他的嘴不是被打过就是被踢过。嘴唇严重挫伤，红肿得怕人。当我站在那里举起枪时，他红肿的嘴唇缩了一下。他的牙齿全被打碎了。他的口腔内部像一个被弄脏的阴门。我不顾一切想弄清真正的原因。他的手指也被压坏了，指甲被抽了，我看出他身上有多处烧伤。但是德国人有一个严重的失误，他们没有把他的眼睛挖掉。
“我盲目地举起枪，扣动扳机。什么也没发生。咔嗒一声，我又扣了一次扳机。枪还是没响。
“我回过头。温梅尔和押送我的两名士兵站在大约三十英尺之外观望。人质们突然大声喊叫起来。他们以为我没有勇气开枪。我转过身又打了一次。还是不响。我转向校官，用枪比划着，表示打不响。我在烈日下感到一阵眩晕、恶心，但是没昏过去。
“他说：‘出了什么毛病？’
“我回答：‘枪打不响。’
“‘那是施迈瑟式冲锋枪，绝好的武器。’
“‘我已经试了三次了。’
“‘打不响是因为没上子弹。平民是不准拥有装弹药的武器的。’
“我看看他，又看看枪，还是不能理解。人质又静下来了。
“我很绝望地说：‘你叫我怎么杀死他们？’
“他笑了，那笑容像挥舞了一下军刀，瞬间消失。他说：‘我正等着呢。’“这下我理解了。我必须用棍子把他们打死。与此同时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他的真实自我，他的真实地位。由此我看出他是个疯子，因此他是无辜的，因为一切疯子，无论他多残忍，都是无辜的。他是生活肆意塑造出来的人物，肉体和灵魂都极端丑陋。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那么刚愎自用，像一个穷凶极恶的神祇。在他的淫威中有某种超人的成分。因此在当时的情势下，真正的罪恶，真正的丑陋体现在其他德国人身上，体现在那些较少疯狂的尉官、下士、列兵身上，他们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注视着这一心灵间的对峙。
“我向他走过去。两名卫兵以为我要对他进行袭击，迅速举枪准备还击。但是他对他们说了点什么，仍然站在原地不动。我在距他大约六英尺处停下来。我们互相对视着。
“‘我以欧洲文明的名义请求你停止这种野蛮行为。’
“‘我命令你继续执行处决。’
“他眼都没眨一下又说：‘如果你拒不执行这一命令，你自己将被立即处决。’
“我走过干燥的地面，回到铁门旁。我站在那两个人面前，正想开口对其中一个人说话，他似乎能理解我别无选择，必须对他下手。但是我开不了这个口，这也许是因为我和他近在咫尺，已经看清他的嘴受了什么样的重创。它不仅被重击或猛踢，而且还被烧伤。我想起了那个手持铁棒的人，想起了电炉。他们打掉了他的牙齿，烙他的舌头，用滚烫的铁把他的舌头直烧到根部。他喊出那个字来，终于使他们再也无法容忍。那令人心惊肉跳的五秒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对这位游击队员的内心世界有了理解。我的意思是，我对他的理解比他自己还要深刻得多。是他帮助了我。他竭力向我探出头来，说出他已经说不出的那个字来。他发不出声音，只看见他的喉部在扭动，几个音节噎着发不出来。他想再次说出来的还是那个字，错不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我看得出，那个字就在他的眼睛里，在他的生命中，完全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了什么？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人所说的话很少出于同情、出于怜悯，甚至很少出于人性，但却深刻得多。他的内心世界和我完全相反。在我心目中，生命是无价的，它是那么宝贵，的确是无价之宝。而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一样东西具有无价的品质，那就是自由。他是不可改变的，他是精英，超越理性，超越逻辑，超越文明，超越历史。他不是上帝，因为世上本来就没有我们能理解的上帝。但是他证明确实有一个我们永远不能理解的上帝。他有否定的最终权利，他有选择的自由。他，或者通过他显示出来的东西，甚至包括精神失常的温梅尔、可鄙的德国和奥地利部队。他享有一切自由，从最坏的到最好的。有在新沙佩勒战场上临阵脱逃的自由。有把农民姑娘抓来开膛剖肚的自由。有用铁丝剪阉割游击队员的自由。他超越道德规范，跳出事物的实质部分——包罗一切，享有做一切事情的自由，只反对一件事情——禁止做这一切。
“要对你讲清这一切，还真得费一番口舌。我还没跟你说过，我觉得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这种不团结的状态，从本质上说都是属于希腊的。也就是说，我终于具备了希腊人的特征。我所看到的一切是在几秒钟里看到的，也许根本就不是在时间里看到的。看到我在广场上是唯一一个有选择自由的人；宣告和保卫这种自由比常识更重要，比自我保存更重要，比我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比八十名人质的生命更重要。从那以后，那八十个人经常在夜里出来指责我。你应该记住，当时我是知道自己肯定也得死的。但是面对他们痛苦严峻的面容，我能拿出来与之抗衡的唯有那几秒钟之内所得到的超然物外的认识，而且是在精神高度兴奋状态下所得到的认识。我的理性反复告诉我我错了，但是我的整个生命仍然对我说我是对的。
“我在那里可能站立了十五秒钟——我说不准确，在那种情况下时间是没有意义的——然后把枪扔下，站到游击队领袖身边。我看到校官在紧密地监视着我。我说出了游击队领袖说不出来的那个字，既是说给校官听的，也是说给我身边那位奄奄一息的人听的。
“我看见站在温梅尔后面的安东在挪动，迅速向他走过来，但已经来不及了。校官下了命令，冲锋枪立即冒出火舌。第一串子弹击中了我，我立即闭上了眼睛。”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侵略克里特岛期间，我已经被赶出布拉尼。这里建立了一个观察所，正是为了维持这个观察所的正常运作，才建立了一支守备部队。幸好我在村子里还有房子。德国人并没有什么不高兴，他们帮助我把轻便的东西都搬到那里去，甚至还付给我一点驻扎布拉尼的租金。正当一切安顿妥帖之时，村里当年的村长突然患了严重的血栓症。两天之后，我奉命去见岛上一位新来的指挥官。他和他的部队就驻扎在你们学校，学校圣诞节后就关闭了。
“我以为我要见的是一位刚提拔的相当于军需官的军官，但是我实际见到的却是一位很英俊的男青年，二十七八岁，法语讲得极好，他说他知道我的法语也说得挺流利。他非常有礼貌，不只是表现出一点歉意。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彼此甚至还谈得十分投合。他很快就切入正题。他要我担任村里的新村长。我立即拒绝，我不想卷入战争。他派人去把两三位有影响的村民请来。他们来后，他让我跟他们单独在一起，我发现推荐我当村长的正是他们这几个人。当然他们谁也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并且串通一气，于是我便成了理想的替罪羊。他们从道德高度上对我说尽了恭维话，我仍然表示拒绝。后来他们坦率相告——答应给予默契支持……简而言之，最后我说，好吧，我干。
“我担任了这一新的没有把握的职务之后，与克卢伯校官有了频繁接触。我们初次见面之后的五六个星期，有一天晚上他说，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更喜欢我叫他安东。这就是告诉你，我们经常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这再次证实了我们彼此确实十分投合。我们的第一个联系是通过音乐建立起来的。他是个很好的男高音。像许多真正有天分的歌手一样，他唱起舒伯特和沃尔夫的歌曲时比谁都更富有感情，比谁都唱得好，只有少数最伟大的专业抒情歌手例外。起码在我听来是如此。他头一次到我的别墅来，就看见了我的古钢琴。我颇怀恶意地给他弹奏了哥德堡变奏曲。如果你想让一个敏感的德国人流泪，最有把握的手段莫过于此了。我不是说他是个难以征服的硬心肠。其实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惭愧，很想找一个反纳粹人物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第二次，我到学校去拜访他，他要我用学校的钢琴为他伴奏，他把学校的钢琴搬到了自己的住处。这一次轮到我伤感了，当然不是流泪，但是他的确唱得很好，而我对舒伯特的歌曲向来容易动感情。
“我首先想知道的事情之一是，安东的法语这样好，为什么没有留在被占领的法国。似乎是他的一些同胞认为他对待法国人的态度还不够‘德国’。毫无疑问，他在军人集体用膳时曾多次为高卢文化辩护，但有一次他终于为此倒了霉，这就是他被贬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的原因。还有一点我忘了说，他在一九四〇年的侵略中曾被击中膝盖骨，脚有点跛，执行军务有所不便。他是德国人，不是奥地利人。他的家庭很富有，战前他曾在巴黎大学学习过一年，最后他拿定主意要当一名建筑师，可是后来他的学习被战争打断了。”
他停住了，把灯调亮，打开夹子，摊开一张很大的平面示意图。两三张草图都是用透视立面手法画的，建筑材料全是玻璃和闪闪发亮的混凝土。
“他对这幢别墅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答应战后要回来为我建一幢新的，仿照最优秀的包豪斯建筑学派。”
所有的文字说明都是用法语写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个德国字。平面图的署名是：安东·克卢伯，大疯狂四年六月七日。他让我多看了几眼，然后把灯又调小了。
“占领期间的头一年，一切都还过得去。我们的食物严重短缺，但是安东和他手下的士兵对村民的无数违规行为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认为占领就是穿纳粹军靴的冲锋队横行、当地人遭殃的看法是荒唐的。多数奥地利士兵都超过四十岁，他们自己也是父亲，村里的孩子很容易勾起他们的思亲之情。一九四二年夏季的一个黎明，同盟国的一架飞机用鱼雷击中了一艘德国军需登陆艇，该艇在前往克里特岛途中暂时停靠在老港口。船沉了，几百箱食品漂浮到水面上来。当时，岛民们已经有一年时间除了鱼和劣质面包以外什么都吃不上。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肉、奶、米和其他奢侈品，谁不动心？大家驾着任何可以漂浮的东西蜂拥而出。有人把情况告诉了我，我立即赶到港口去。守备部队在那里有一挺机关枪，刚才还对同盟国的飞机怒射过，我担心他们会对村民进行报复性的可怕大屠杀。但是我到港口的时候，却看见岛民们正在忙着捞取一箱一箱的食品，距离机关枪还不到一百码。安东和值勤士兵就站在哨所外面，一枪不发。
“当天早上晚些时候，安东把我叫去。我当然对他千恩万谢。他说，他要向上级报告，说因为村民行动快，划船救助，登陆艇的几名船员才幸免于难。现在他需要让村民交回几箱食品作为抢救的证据，让我关照一下这件事。其余部分将按‘沉毁’处理。通过这件事，村民们对他和他手下士兵的最后一点敌意也完全消失了。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大约是这一事件之后一个月左右，一群奥地利士兵喝得似醉非醉，在港口附近放声歌唱。突然间，岛民们也开始唱起来。大家轮流唱，奥地利士兵唱完岛民唱，先用德文唱后用希腊文唱。唱完奥地利蒂罗尔州的颂歌唱希腊歌，形成了很奇怪的现象。最后，他们都互相唱起对方的歌来了。
“但这也就是我们小小黄金时代的鼎盛时期了。奥地利士兵中出现了间谍。唱歌之后大约一星期，给安东的守备部队增派了一组德国兵，说是来‘加强军纪’的。有一天，他像个生气的孩子跑来找我，说：‘他们告诉我，说我有败坏纳粹国防军名声的危险，要我痛改前非。’他的部队被禁止向岛民赠送食品，我们在村里也很少再见到他们了。当年十一月，他们制定了一套衡量政绩的新办法。幸在我治理宽松，村民们给了我意外的好评价，同时他们也比较顺利地接受了更加严格的管理办法。”
康奇斯停止说话，拍了两次手。
“我要让你看一看安东。”
“我想我已经看见过他了。”
“不。安东已经死了。你看见过的是长相跟他酷似的一个演员。现在要让你看的是真的安东。战争期间，我有一台小型电影摄影机和两盘胶片。这些胶片我一直保存到一九四四年才冲洗出来。质量很差。”
我听到了放映机的沙沙声。一支光束从上面投射出来，经过调整，集中在银幕上，聚焦比较匆忙，有些模糊。
银幕上出现一个英俊的男青年，年纪和我相仿，不是前一个星期我看见的那个人，尽管他们有一个特征很相似，眉毛又浓又黑。但是银幕上这个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战时军官，错不了。从外表看不出他特别宽厚，倒更像是个不列颠战役中的飞行员，一副逍遥自在的样子。他脸带微笑，正在一堵高墙旁边顺着一条小路走，可能就是赫尔墨斯·安贝拉斯家的围墙。他装出一副男高音的豪壮派头，笑起来显得不自然。十秒钟的电影片断突然结束了。在第二个片断中，他正在喝咖啡，用一只脚逗猫玩。他斜眼看镜头，表情严肃，略显腼腆，似乎有人事先告诉他不能笑。影片很模糊，不稳定，只有业余水准。另一个片断显示一队军人从港口走过，突然遭到来自头顶上方的枪击，子弹是从楼上窗口射出来的。
“后面那个人就是安东。”
他脚有点跛。我知道我所看到的是不可伪造的真实情况。透过那些人，我仿佛看到一个宽阔的码头，码头上耸立着一幢建筑物，那是岛上的小海关和海岸卫队的所在地。我知道那建筑是战争开始之后才造起来的。在影片里，码头上空无一物。
光束消失了。
“我还拍了其他一些场景，但有一盘胶片坏掉了。我能抢救出来的就这些了。”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在希腊的这一地区负责‘加强军纪’的军官是党卫队的校官，名叫温梅尔，迪特里奇·温梅尔。我现在谈及的那个时间，希腊的抵抗运动已经开始了，只要地形允许，他们就打。在诸岛之中，当然只有克里特岛适于开展游击战。但是在北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游击队也开始组织起来了。有人给他们提供武器，训练他们从事破坏活动。温梅尔原来在波兰干得很成功，一九四二年晚些时候，他从波兰被派到纳夫普利亚。他负责希腊西南部，我们也包括在内。他的办法很简单。他制定了一个价目表。一个德国人受伤，处决十名人质；一个德国兵被杀，处决二十名人质。你可以想象，这办法还挺奏效。
“他亲自挑选了一批日耳曼恶魔做他的手下，让他们负责拷问、上刑、处决，等等。人们根据他们戴的徽章，把他们叫作乌鸦。
“他尚未臭名远扬之时，我就和他见过面。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听说有一艘德国摩托艇不期而至，把一名重要军官送到岛上来。当天晚些时候，安东派人把我叫去。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把一个瘦小的男人介绍给我。那人和我一般高，年纪也和我差不多，十分整齐干净，小心谨慎，很有礼貌。他站起来和我握手。他能讲点英语，程度大概只够他知道我讲得比他好得多。当我承认自己和英国有很多文化上的联系，而且在英国受过一部分教育时，他说：‘我们时代的最大悲剧是英国和德国竟然发生了争执。’安东解释说，他已经对校官谈起过我们有时候晚上在一起唱歌弹琴的事，校官希望我能和他们一起吃午饭，然后为安东伴奏一两支歌。碍于我的身份，我当然只能接受。
“我一点也不喜欢校官。他的眼睛像剃刀，是我所看见过的最让人不舒服的眼睛。他的眼睛对看到的一切没有一丝同情，只有估量和算计。如果他的眼神显出残暴、好色、施虐狂，那倒好些。但是他的眼睛完全像机器眼。
“一部受过教育的机器。校官带来了几瓶霍克酒，我们吃了一顿美味午餐，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吃过这样的好饭了。我们简短地议论了一下战局，就像在谈论天气一样。校官本人主动改变了话题，开始谈文学。他显然看过很多书，对莎士比亚很了解，对歌德和席勒的了解尤为透彻。他甚至对英国文学和德国文学的相似之处作了有趣的对比，而且对比的结果并不都是对德国有利。我注意到他喝的酒比我们少，同时也注意到安东讲话太随便。其实我们两个人都受到了监视。饭才吃了一半我就觉察到了，而且校官也知道我已有所觉察。都是我们两个年纪较大的人在谈，安东倒成了无关紧要的人。校官对普通的希腊官员是不屑一顾的，但他却把我当作一个绅士，平等相待，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但是我并未被假象所迷惑。
“午饭后，我们为他表演了几首抒情歌曲，他赞不绝口。后来他说想看看小岛远端的观察所，并邀我与他同行，那地方没有多大军事重要性。于是我乘上他的摩托艇，和他们一起绕到穆察，爬上了这里的别墅。到处都是军用设施——铁丝网，机关枪掩体等。但是我发现别墅完好无损，心里暗自高兴。士兵们被集合起来，校官当着我的面用德语对他们作了简单的训示。他提及我时称‘这位绅士’，并坚决要求他们要对我的财产加以保护。我记住了他这句话。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值勤士兵佩戴装备不规范，特地停下来对他加以纠正。他把毛病指给安东看，对他说，‘懒懒散散，尉官先生，看见了吗？’普鲁士人谈及巴伐利亚人和奥地利人时常用这个字眼。他显然是重提以前的话题，但这对我了解他的性格很有帮助。
“我们有九个月没有再见到他。直到一九四三年秋。
“九月底，一个美丽的黄昏，我在自己的屋子里，安东大踏步进来了。我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他刚从布拉尼回来。那里同时驻扎着十二名左右的军人。那天早上，四个没有任务的军人到穆察去游泳。他们一定是大意了，更加懒散了，因为他们竟一起下了水。过了一阵，他们一个接一个从水里上来，坐在沙滩上抛球晒太阳。突然从他们背后的树林里钻出来三个人。有一个人拿着一支冲锋枪。德国兵措手不及。值勤的军士在别墅听到了枪声，立即用无线电通知安东，然后到海滩上去了解情况。他发现了三具尸体，另一个讲完了发生的情况之后也死了。游击队早已无影无踪，把德国兵的枪支也带走了。安东立即乘摩托艇出发，绕岛搜捕。
“可怜的安东。他一方面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又想尽量推迟向温梅尔校官报告这一消息的时间，真是难为他了。他当然知道他应该报告这一事件，但是他等到当天晚上和我见面之后才报告。他对我说，当天早上他考虑过，这回他碰到的抵抗分子可能是从大陆来的，夜里悄悄溜进岛来，第二天天黑之前肯定不敢冒险回去。因此他乘摩托艇绕岛缓缓而行，搜遍了每一个藏得住船的地方。他果然发现了一条船，吊在小岛一端的树林里，那里与皮特罗卡拉维遥遥相对。他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游击队一定听到而且看见他在搜查。如何处理这种紧急情况，最高指挥部是有严格指示的。有一条就是破坏其撤离的工具。他放火把船烧了。老鼠跑不掉了。
“他是来向我说明情况的。现在温梅尔的价目表已经家喻户晓。我们欠他八十个人质。安东认为我们还有一条出路：把游击队抓到，听候温梅尔来处置，第二天他肯定会赶来。这样一来，我们至少可以证明他们不是岛民，而是外面派进来的奸细。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共产分子，因为他们的意图显然是要煽起德国人的报复情绪，以达到提高希腊一方士气的目的。十八世纪的希腊游击队为了发动消极的农民起来反抗土耳其人，用的也是这种策略。
“那天晚上八点，我把村里比较有影响力的村民召集起来，把这一情况向他们作了通报。那天晚上已经太迟，没有办法采取什么行动了。我们唯一的机会是第二天配合安东的部队对全岛进行彻底搜查。他们怒气冲天，因为他们的和平、他们的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他们答应彻底站岗，看好所有的船只和蓄水罐，天一亮就去搜捕游击队。
“但是半夜我就被行军的脚步声和敲门声吵醒了。来人又是安东，他告诉我，一切都太晚了，他已经接到命令，不准他主动采取任何行动。第二天一早，温梅尔将率领一队‘乌鸦’到达。我将立即被捕。黎明时分，村里十四岁到七十五岁的所有男人都将被集中起来。这一切安东是在我的床边对我说的。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泪水难忍。我坐在床边，听见他说，他为自己是德国人而感到羞愧，甚至为自己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而感到羞愧，如果他不是觉得自己有责任第二天再和校官进行交涉，他将毫不犹豫地自杀。我们谈了好长时间，他对我讲温梅尔的情况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多。我们岛上太闭塞，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听说过。最后他说，这场战争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见到了你。我们握手。
“我跟他一起回学校去，并在那里睡觉，外面有人站岗。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被带到港口的时候，村里所有的男人和多数女人都已经在那里了。安东的部队把住了所有的出口。不必说，游击队没抓到。村民们处于绝望之中，但是他们毫无办法。
“十点钟，‘乌鸦’们乘着登陆艇来了。你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和奥地利人不一样，他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更不为人的感情所动。而且他们还那么年轻。我发现他们最可怕的特点是年轻又狂热。十分钟后，一架水上飞机降落。我还记得，机翼的影子投在粉刷过的屋子上，像一把黑色的大镰刀。离我不远有一个年轻的渔民，他摘下一朵血红的鲜花，戴在胸前。我们全都明白他的意思。
“温梅尔上岸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全体男人赶到一个码头上，岛民第一次尝到了被外国军队拳打脚踢的滋味。女人则被赶回邻近的街道和小巷里。温梅尔和安东一起走进一家咖啡馆，不久就传出话来叫我。所有的村民都在画十字为我祷告。他手下的两名士兵粗暴地把我押去见他。他没有站起来和我打招呼。他对我说话的时候完全把我当成了陌生人。他甚至拒不讲英语，他带来一名希腊通敌者为他当翻译。我看得出安东不知所措，他被突如其来的事变惊呆了，不知该怎么办。
“温梅尔说出了他的条件。必须立即挑出八十名人质。其余的男人对全岛进行彻底搜查，找出游击队，把他们抓回来，连同他们偷走的武器。拿出那三个勇敢的游击队员的尸体给他们看还不够。如果我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抓到游击队，人质将被送往劳动营。如果抓不到，全部枪毙。
“我问，即使我们找到了这三名亡命的武装人员，又如何把他们抓住。他置之不理，看了一下表，用德语说，‘现在是十一点。明天中午以前必须抓到。’
“在码头上，他们让我用希腊语把他刚才说过的话重述一遍。人群顿时嚷成一片，有提建议的，有抱怨的，有要求发武器的。最后，校官掏出手枪，对空打了一枪，大家才静下来。村里男人挨个儿被点名，一个接一个往前走，温梅尔亲自从中挑选人质。我发现他专挑最健康的，年龄从二十岁到四十岁，似乎他已经把劳动营的因素考虑在内。但是我认为他是在挑选最佳样本去送死。他挑选了七十九名精壮汉子，然后指向我，于是我便成了第八十个人质。
“我们八十个人被押往学校，严加看管。我们挤在一间教室里，没有卫生设施，没吃的没喝的，还有‘乌鸦’看管，更糟糕的是与外界断绝了联系，一点消息也没有。过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
“剩下的男人各自赶回家去，取来了竹竿、镰刀、刀子或其他可以找到的家伙，在村子上面的一座小山上重新集合。老的都快走不动了，小的只有十岁或十二岁。有些女人想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被挡了回去，她们必须充当男人返回的保证人。
“这支悲哀的队伍内部争吵不休，希腊人就喜欢这样。他们先决定采纳一个方案，然后又换成另一个方案。最后有人担起了责任，给大家分配方位和地区进行搜查。他们终于出发了，总共一百二十个人。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在开始搜查之前，就已经注定要失败了。但是即使游击队就在松树林里，他们也找不到，抓住他们就更谈不上了。树林里的树木、沟壑、石头太多了。
“他们整夜待在山上，横贯全岛形成一个松散的包围圈，希望游击队会试图突围到村里去。第二天早晨，他们四处狂搜。十点钟，他们再度碰头，试图下决心对村里的部队发动一次拼死的进攻。但是有些比较聪明的人认为，这只能造成更大的悲剧。马尼有个村子，两个月前只进行了很微弱的反抗，结果全村男女老幼被德国人杀了个精光。
“中午，他们扛着十字架和圣像回到了村子里。温梅尔正等着他们。他们的发言人是一个老水手，他最后白撒了一个谎，说他们看见游击队乘着一条小船逃跑了。温梅尔笑着摇摇头，把老人逮了起来，他成了第八十一名人质。实际情况很简单。德国人自己已经抓到了游击队，是在村里抓到的。现在咱们来看看温梅尔。”
康奇斯又拍了两次手。
“这就是他，在雅典。是一个抵抗小组拍到的，我们才能把他的面容保存到现在。”
银幕又亮堂起来了。是小镇上的一条街道。一辆类似吉普的德国汽车停在街道对面的树荫下。三名军官走下车来，在骄阳下从摄影机前斜穿而过，进入一幢房子，摄影机的位置很可能就在隔壁楼下的房间里。有人从摄影机前经过，脑袋把镜头挡住了。走在前面的人比较矮小也比较瘦。我可以看出他一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另外两个人紧跟其后。接着，有百叶窗或纱窗阻隔，镜头模糊了、逐渐变黑。过后出现一个穿便衣的男人的定格画面。
“这是能找到的他战前的唯一一张照片。”
脸部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但是嘴巴很难看。毫无幽默感的僵硬目光颇像康奇斯，但看上去令人觉得更不舒服。这张脸和我在中央山脊遇到的“校官”的那张脸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他们不是同一个人。
“这些都是从在波兰拍摄的新闻片上剪辑下来的片断。”
他们出场的时候，康奇斯说：“这就是他，在将军后面，”或者说：“温梅尔在最左边。”虽然我能看出影片是真的，但是它给我的感觉和纳粹影片一样：不真实、冷漠、穷凶极恶。欧洲能培养出这样的怪物，英国不能。我感到康奇斯是想让我上他的圈套，让我显得一无所知，毫无历史知识。但是当我借着银幕的反射光看他的脸时，我发现他看得比我还要专注，更加沉湎于过去。
“游击队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他们一知道船被烧了，立即循原路返回村里。安东来看我的时候，他们可能刚逃出村子。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中有一个人和村子边上的一户人家有亲戚关系，一户姓察楚斯的人家。全家四口人，姐妹俩，一个十八岁，一个二十岁，还有父亲和兄弟。但是两天前家里的两个男人运一批橄榄油到比雷埃夫斯去了。他们有一艘小型土耳其划艇，德国人允许沿海地区有一些交通往来。游击队员中有一个是两姐妹的表哥，可能爱上那位姐姐了。
“村里还没有人知道德国兵被杀之前，游击队就来到了这座农舍，谁也没看见。他们无疑是想用这户人家的小划艇。可是船开走了。后来，一个邻居哭着跑来告诉两姐妹德国人被杀的消息，又转述了我对村里男人说过的话。当时游击队已经藏起来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过的夜，可能在一个空蓄水罐里吧。匆忙组织起来的治安队搜遍了村里的每一座农舍和别墅，有人住的没人住的都不放过，包括察楚斯家，结果什么也没发现。两个姑娘到底是纯粹出于害怕，还是特别爱国，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了。但是她们在村里没有血亲关系，她们的父亲和兄弟与此事毫无牵连。
“第二天，游击队可能已经决定分散行动。不管怎样，两位姑娘又开始烤面包了。一位眼尖的邻居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想起她们两天前刚烤过，那是给父亲和兄弟路上吃的。她并没有马上怀疑什么事情。但是五点钟她跑到学校对德国人讲了这件事。人质里面有三个是她的亲属。
“一队‘乌鸦’立即赶到农舍。只有表哥在那里。他躲进一个衣柜。他听见两姐妹被打、尖叫。他知道自己应该挺身而出，于是他从衣柜里跳了出来，手里举着手枪，趁着德国人还来不及行动就对准他们开枪，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手枪卡壳了。
“他们把三个人抓到学校，进行审问。两位姑娘遭到拷打，表哥经不起折磨，很快表示愿意合作。两小时后，夜幕降临，他带路沿着海岸公路来到一座空别墅前，他敲敲百叶窗，对里面的两位同志低声说，两姐妹已经设法找到了一条小船。他们开门出来的时候，德国人猛扑上去把他们抓了。领头的被击中了手臂，其余的人没有受伤。”
我打断他的话。“他是克里特人吗？”
“是的，跟你看到过的那个人很像，只是比他矮点壮点。在这段时间内，我们这些人质一直被关在教室里，因为前面有松树林挡住视线，所以我们看不到任何来往的人。但是大约九点钟时，我们听到两声可怕的痛苦尖叫，紧接着又是一声叫喊。喊出了一个希腊词：自由。
“你不要以为我们也跟着喊叫，我们没有这样做。相反地，我们觉得有了希望——游击队被抓到了。过了不久，我们又听到了两次自动武器的枪声。又过了一会儿，我们教室的门被打开了。他们叫我出去。另一个被叫到的是当地的一个屠夫。
“我们被押到楼下，经过学校前面到了西边的厢房，我想就是你们老师现在住的地方。温梅尔站在门口，他身边还有一名尉官。
“他们背后，通敌翻译坐在台阶一旁，双手抱着脑袋。他脸色苍白，看样子深受震惊。大约二十码之外，我看到墙边躺着两具女性尸体。我们到达的时候，士兵们把尸体推滚着弄上了担架。尉官走上前，示意屠夫跟上他。
“温梅尔转身走进屋里去了。我看见他顺着黑暗的石头走廊走去，有人推着我跟在他后面。到了尽头处，他站在门外等我。屋里有光线射出来。我到的时候，他示意叫我进去。
“见了那情景，除了医生以外，谁都会晕倒。我真希望我也能晕过去。屋里空荡荡的，中间摆一张桌子，桌上用绳子绑着一个男青年，就是那位表哥。他赤身裸体，只穿着一件沾满了血迹的背心，嘴和双眼严重烧伤。但是我只看见一样东西：在他外生殖器那个地方只留下一个黑红色的洞。他的阴茎和阴囊被剪掉了，是用剪铁丝网的钢剪剪的。
“在另一个角落，地板上也躺着一个赤裸的人。他的脸贴在地上，我看不出他们把他弄成了什么样子。他明显也失去了知觉。我永远忘不了那房间的凝滞气氛。里面有三四个士兵——士兵！当然是专事严刑拷打的神经变态的施虐狂。有一个人手里握着一根长铁棍。电炉火焰熊熊。他们中间有三个人系着皮围裙，和铁匠的围裙一样，以免弄脏了他们的衣服。屋里有一股浓烈的粪尿臭味。
“还有一个人被捆在角落的椅子上，嘴巴被堵起来。那人块头很大，有一只手臂受了重伤，但显然还没有受过酷刑。温梅尔先拿那些最容易攻破的人下手。
“我在电影中——像罗西里尼的影片——看到过好人面临这种场景时的反应，对法西斯怪物怒目而视，发出简短有力、义正词严的谴责。他为历史说话，为人类说话，把他们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我承认，当时我的感情立即充满了强烈的个人恐惧。你知道，尼古拉斯，我在考虑，温梅尔还给了我好长时间考虑，我大概也逃脱不了严刑拷打的厄运。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对我动刑。但是当时的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理性可言。人类竟然可以如此自相残杀……
“我转身望着温梅尔。令人惊讶的是他俨然成了房间里最有人性的人。他的表情既厌倦又愤怒，甚至有点憎恶，为自己的部下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而感到羞愧。
“他用英语说：‘这些人以此为乐，我不是这样。在他们对那个凶手动刑之前，我希望你劝劝他。’
“我说：‘我该说什么呢？’
“‘我需要他的朋友的名单，我需要帮助他的人的名单。我需要他们藏身的地点和藏武器的地方。如果他把这些都给我，我保证用体面的军人方式处决他。’
“我说：‘他们对你讲的还不够吗？’
“温梅尔说：‘他们知道的全说了。但是他知道的更多。我早就想和他见面了。他的朋友们没有办法让他说话。我认为我们也不可能做到。也许你行。你应该对他说实话，你不喜欢我们德国人。你是受过教育的人。你只想制止这一套……传统手段。你应该劝他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说出来。他现在被捕了，把情况说出来，说不上是犯罪。你明白吗？跟我来。’
“我们走进隔壁的另一个空房间。过了一会儿，受伤的人被拖进来了，仍然捆在椅子上，连人带椅被放在房间中央。他们给我搬来一张椅子，让我坐在他对面。校官坐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挥手让施刑者出去。我开始说话。
“我严格按照校官的旨意行事。也就是说，我请求那个人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说出来。你也许会说我这样做实在很不光彩，因为你考虑到，他一招供，别的人和他们的家庭就要遭殃。但是那天晚上，我的生存空间就只有那两个房间。他们是唯一的实在。外面的世界根本不存在。我强烈感到自己有责任制止这种对人类智慧的粗暴践踏。那位克里特人过分执着，坚强不屈，似乎对这种践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已经成了这种践踏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告诉他我不是通敌者，我是医生，人类的苦难是我的敌人。当我说如果他现在招供，上帝会宽恕他的时候，我是在为希腊说话——他的朋友们已经受够了苦。人忍受痛苦是有限度的，如此等等。凡是能想到的理由我都说了。
“但是他的表情始终不变，对我充满敌意，充满仇恨。我怀疑他是否认真听我说的话。他一定认为我是通敌者，我对他说的一切全是谎言。
“最后，我已经无话可说了，只好回过头来望着校官。我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失败，我无法隐藏这一事实。他一定是给外面的卫兵发了信号，因为有一个人进来了，走到克里特人背后，把堵住的嘴松开。他立即喉部青筋暴起，声嘶力竭地喊出一个字：自由。听不出他的喊声中有什么高尚的成分，纯粹是一个野蛮行为，仿佛把一罐点着的汽油泼在我们身上。卫兵又粗暴地重新把他的嘴堵起来，并且固定好。
“这个字眼对他来说当然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种理想。它只是他最后的武器，他把它当武器来用。
“校官说，‘把他送回去，等候我的命令。’那人再次被拖回那个凶多吉少的房间。校官走到关着的百叶窗前，打开它，在窗前对着漆黑的夜站了一分钟，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现在你应该明白了，我为什么必须那样说话。’
“我说：‘我什么都不明白了。’温梅尔回答说：‘也许我应该让你看一看我手下的人和那畜生是怎样对话的。’我说：‘我求你别这样做。’他问我是不是认为他看到这种场面特别开心。我没有回答。他接着说：‘只要坐在自己的指挥部里批阅文件，欣赏美妙的古典音乐，别的什么也不必做，我就感到非常的幸福了。你不相信我的话。你认为我是施虐狂，其实我不是，我是现实主义者。’
“我仍旧默不作声地坐着。他站在我面前说：‘你将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房间，我会让他们给你送吃的喝的。就像一个文明人对待另一个文明人那样，我对今天发生的事情和隔壁房间里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你当然不会成为人质。’
“我抬起头来望着他，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是既震惊又感激。
“他说：‘请你记住，我跟任何别的军官一样，一生只有一个最高目标，德国的历史性目标——结束欧洲的混乱，建立良好秩序。这个目标一达到，我们就可以唱抒情歌曲了。’
“我无法告诉你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他是在说假话。认为纳粹掌权是因为他们用秩序整治混乱，这实在是我们时代的一大荒唐事。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用混乱来破坏秩序。他们破坏各种戒律，否定‘超我’，为所欲为。他们说：‘你们可以迫害少数民族，你们可以杀人，你们可以严刑拷打，你们可以没有爱情乱交乱生孩子。’他们对人类提供的巨大诱惑应有尽有。世上没有真理，可以胡作非为。
“我认为温梅尔和大多数德国人不同，他一向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自己在干什么，还知道他在耍我。起初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他最后看了我一眼，就走出去了。我听见他在对把我押来的一名卫兵说话。我被带到另一层楼的一个房间，他们给我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瓶德国啤酒。我的感触很多，最重要的是我将幸免于难。我还可以看到灿烂的阳光，可以呼吸，可以吃面包，可以击钢琴键盘。
“这一夜过去了。早晨给我送来了咖啡，还允许我洗脸。十点半，他们让我出去。我发现其他所有的人质都在等着。他们没吃没喝，我被禁止跟他们说话。没有见到温梅尔或安东的影子。
“我们被押到港口去。整个村子的人都在那里，大约有四五百人，穿着黑色的、灰色的和已褪色的蓝色衣服的人，全都挤在几个码头上，有一队‘乌鸦’兵监视着。村里的牧师、女人，甚至很小的男孩女孩，也都被赶到这里来了。他们看见我们来了就发出尖叫，像某种不规则的原生质，想打破界限，可又不能。
“我们继续朝前走。来到一幢大房子前，巨大的雅典式支柱面对港口——你知道这房子吗？——当时楼下有一家小餐馆。我看见温梅尔在上面的阳台上，安东在他背后，两旁是端着冲锋枪的军人。他们把我从队伍中拉出来，叫我靠墙站在阳台下面的桌椅中间。人质的队伍继续往前走，进入一条街道消失了。
“天气很热。是一个令人极端沮丧的日子。村民们从码头被赶到小餐馆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有古炮。大家挤成一团，一张张棕色的脸在阳光下仰望着，女人的黑色头巾在微风中飘动。我看不到阳台，但是校官就在上面，用他的存在和沉默镇住大家。人群逐渐安静下来，静得出奇，只看见一排排充满期待的面孔。燕子和圣马丁鸟在天空中飞翔，像一群孩子在玩耍，全然不知道家里的大人正在经历某种悲剧。真是堪称奇观，这么多希腊人……竟然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小鸟平静的叫声。
“温梅尔开始说话。通敌者为他翻译。
“‘现在要让你们看一看那些……德国的敌人的下场……为德国的敌人提供帮助的人的下场……根据德国统帅部军事法庭昨天晚上发布的命令……有三个人已经被处决……还有两个现在就要处决……’
“所有棕色的手一下子全举起来，在胸前点了四下画十字。温梅尔停住了。德国人制造死亡，希腊人举行宗教仪式，再合适不过了。
“‘此外……还有八十名人质……因涉嫌与德国武装部队四名无辜成员……被残暴杀害有关……根据占领法予以逮捕……’他再次停顿……‘将被处决。’
“翻译译完最后一句话，人群中发出了轻轻的痛苦呻吟声，似乎他们的腹部全都挨了重击。许多女人，还有一些男人，一起跪在地上，对着阳台哀求。人渴望得到保护神的怜悯，可是这种怜悯是根本不存在的。温梅尔一定是缩进去了，因为哀求声变成了恸哭声。
“此时我从墙根被硬推出来，跟在人质后面。奥地利士兵站在港口的每一个入口处，把村民挡回去。令我大为惊骇的是，这些奥地利人竟然帮助起‘乌鸦’兵来了，竟然服从温梅尔的命令，可以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粗暴地把我认识的人挡回去。一两天以前，他们对村民还是挺友好的。
“小巷在房屋中间盘旋而上，直至学校旁边的广场。那是一个天然舞台，稍向北斜，越过低处的屋顶便是大海和大陆。上坡一边是学校的围墙，东边和西边有高墙。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西边屋子花园里还有一棵很大的悬铃木树，树枝伸出墙外。我来到广场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树枝。树上吊着三具尸体，在树荫之下呈惨白色，像戈雅 [80] 的蚀刻画一样可怕。一具是那个表哥的尸体，全身赤裸，裆下的伤口十分可怕。另两具是姑娘的裸尸。她们已经被开膛取出内脏。一刀从胸骨划到阴毛处，肠子被拉了出来。被掏去一半肚肠的尸体在中午的微风中轻轻摇摆。
“透过这三具毛骨悚然的尸体，我看见了人质。他们被赶到学校旁边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一个圈子里。后面的人正好在围墙的阴影之中，前面的人在阳光下。他们一看见我立即开始喊叫起来。有明显辱骂我的，也有混杂在一起的各种请求声——仿佛当时不论我说什么话，都能打动校官似的。他当时也在场，在广场中央，和安东在一起，还有大约二十个‘乌鸦’兵。广场的第三面，也就是东面，是一堵长墙。你知道那儿吗，中间有个门，是铁格栅的。两个幸存的游击队员被绑在铁条上，不是用绳子，而是用有刺的铁丝。
“我走到两排男人背后时被喝令停住，距温梅尔站立的地方大约有二十码。安东没看我一眼，温梅尔只扭了一下头。安东举目遥望太空，似乎已经对自己施了催眠术，坚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甚至他自己也已不复存在。校官招呼通敌者过去。我猜他是想知道人质在喊些什么。他看上去考虑了一下，然后朝他们走去，他们顿时安静下来。他们当然不知道他已经宣布了对他们的判决。通敌者把他的话翻译给他们听。他说什么我没听见，但是村民们听了他的话之后静下来了，肯定不是判他们死刑。校官向我走过来。
“他说：‘我对这些农民提出一个处理办法。’我望着他的脸，那脸上既没有一丝紧张，也没有一点兴奋，他是一个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人。他接着说：‘我可以不处决他们，让他们到劳动营去，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这个村长必须当着他们的面亲手处决这两名凶手。’
“我说：‘我不是死刑执行人。’
“村民们开始疯狂地对着我喊叫。
“他看了一下表说：‘给你三十秒钟考虑。’
“一个人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无法思考的。脑子完全失去了条理。你应该记住这一点：从这一时刻起，我的行为已经没有理性，不受理性支配。
“我说：‘我别无选择。’
“他走到我前面一列士兵的末尾，从一个士兵肩下取下一支冲锋枪，似乎还检查了子弹上膛无误，然后端着枪走回来，双手把枪交给我，仿佛那是我得到的奖品。人质响起一片欢呼声，在胸前画十字，然后安静下来。校官注视着我。我想到孤注一掷，掉转枪口对准他。但如果这样做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全村人都会被杀光。
“我朝着用带刺铁丝绑在铁门上的那两个人走去。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德国人控制的报纸可以对此广泛进行宣传，他们会绝口不提对我施加的压力，而把我描绘成一个与德国人通力合作的希腊人。这对别的村长是一个告诫，对每个地方受惊吓的其他希腊人也是一个榜样。但是那八十个人——我怎么能说他们有罪呢？
“我走到距两名游击队员大约十五英尺的地方，之所以靠得这么近，是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开过一枪了。出于某种原因，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敢看他们的脸。我看高墙和它的瓦片屋顶，看大门两边柱子顶端粗俗的装饰，看墙外胡椒树的叶子。但此时我不能不看他们了。年纪较小的游击队员好像已经死了，他的脑袋耷拉在胸前。他们对他的双手动过刑，我看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手指头上都是血。其实他没死，我听见他在呻吟，嘴里咕哝着什么。他神志不清了。
“再说另一个。他的嘴不是被打过就是被踢过。嘴唇严重挫伤，红肿得怕人。当我站在那里举起枪时，他红肿的嘴唇缩了一下。他的牙齿全被打碎了。他的口腔内部像一个被弄脏的阴门。我不顾一切想弄清真正的原因。他的手指也被压坏了，指甲被抽了，我看出他身上有多处烧伤。但是德国人有一个严重的失误，他们没有把他的眼睛挖掉。
“我盲目地举起枪，扣动扳机。什么也没发生。咔嗒一声，我又扣了一次扳机。枪还是没响。
“我回过头。温梅尔和押送我的两名士兵站在大约三十英尺之外观望。人质们突然大声喊叫起来。他们以为我没有勇气开枪。我转过身又打了一次。还是不响。我转向校官，用枪比划着，表示打不响。我在烈日下感到一阵眩晕、恶心，但是没昏过去。
“他说：‘出了什么毛病？’
“我回答：‘枪打不响。’
“‘那是施迈瑟式冲锋枪，绝好的武器。’
“‘我已经试了三次了。’
“‘打不响是因为没上子弹。平民是不准拥有装弹药的武器的。’
“我看看他，又看看枪，还是不能理解。人质又静下来了。
“我很绝望地说：‘你叫我怎么杀死他们？’
“他笑了，那笑容像挥舞了一下军刀，瞬间消失。他说：‘我正等着呢。’“这下我理解了。我必须用棍子把他们打死。与此同时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他的真实自我，他的真实地位。由此我看出他是个疯子，因此他是无辜的，因为一切疯子，无论他多残忍，都是无辜的。他是生活肆意塑造出来的人物，肉体和灵魂都极端丑陋。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那么刚愎自用，像一个穷凶极恶的神祇。在他的淫威中有某种超人的成分。因此在当时的情势下，真正的罪恶，真正的丑陋体现在其他德国人身上，体现在那些较少疯狂的尉官、下士、列兵身上，他们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注视着这一心灵间的对峙。
“我向他走过去。两名卫兵以为我要对他进行袭击，迅速举枪准备还击。但是他对他们说了点什么，仍然站在原地不动。我在距他大约六英尺处停下来。我们互相对视着。
“‘我以欧洲文明的名义请求你停止这种野蛮行为。’
“‘我命令你继续执行处决。’
“他眼都没眨一下又说：‘如果你拒不执行这一命令，你自己将被立即处决。’
“我走过干燥的地面，回到铁门旁。我站在那两个人面前，正想开口对其中一个人说话，他似乎能理解我别无选择，必须对他下手。但是我开不了这个口，这也许是因为我和他近在咫尺，已经看清他的嘴受了什么样的重创。它不仅被重击或猛踢，而且还被烧伤。我想起了那个手持铁棒的人，想起了电炉。他们打掉了他的牙齿，烙他的舌头，用滚烫的铁把他的舌头直烧到根部。他喊出那个字来，终于使他们再也无法容忍。那令人心惊肉跳的五秒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对这位游击队员的内心世界有了理解。我的意思是，我对他的理解比他自己还要深刻得多。是他帮助了我。他竭力向我探出头来，说出他已经说不出的那个字来。他发不出声音，只看见他的喉部在扭动，几个音节噎着发不出来。他想再次说出来的还是那个字，错不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我看得出，那个字就在他的眼睛里，在他的生命中，完全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了什么？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人所说的话很少出于同情、出于怜悯，甚至很少出于人性，但却深刻得多。他的内心世界和我完全相反。在我心目中，生命是无价的，它是那么宝贵，的确是无价之宝。而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一样东西具有无价的品质，那就是自由。他是不可改变的，他是精英，超越理性，超越逻辑，超越文明，超越历史。他不是上帝，因为世上本来就没有我们能理解的上帝。但是他证明确实有一个我们永远不能理解的上帝。他有否定的最终权利，他有选择的自由。他，或者通过他显示出来的东西，甚至包括精神失常的温梅尔、可鄙的德国和奥地利部队。他享有一切自由，从最坏的到最好的。有在新沙佩勒战场上临阵脱逃的自由。有把农民姑娘抓来开膛剖肚的自由。有用铁丝剪阉割游击队员的自由。他超越道德规范，跳出事物的实质部分——包罗一切，享有做一切事情的自由，只反对一件事情——禁止做这一切。
“要对你讲清这一切，还真得费一番口舌。我还没跟你说过，我觉得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这种不团结的状态，从本质上说都是属于希腊的。也就是说，我终于具备了希腊人的特征。我所看到的一切是在几秒钟里看到的，也许根本就不是在时间里看到的。看到我在广场上是唯一一个有选择自由的人；宣告和保卫这种自由比常识更重要，比自我保存更重要，比我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比八十名人质的生命更重要。从那以后，那八十个人经常在夜里出来指责我。你应该记住，当时我是知道自己肯定也得死的。但是面对他们痛苦严峻的面容，我能拿出来与之抗衡的唯有那几秒钟之内所得到的超然物外的认识，而且是在精神高度兴奋状态下所得到的认识。我的理性反复告诉我我错了，但是我的整个生命仍然对我说我是对的。
“我在那里可能站立了十五秒钟——我说不准确，在那种情况下时间是没有意义的——然后把枪扔下，站到游击队领袖身边。我看到校官在紧密地监视着我。我说出了游击队领袖说不出来的那个字，既是说给校官听的，也是说给我身边那位奄奄一息的人听的。
“我看见站在温梅尔后面的安东在挪动，迅速向他走过来，但已经来不及了。校官下了命令，冲锋枪立即冒出火舌。第一串子弹击中了我，我立即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