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经过长时间静默之后，他探出身来，把灯拧亮一些，然后注视着我。我感到他内心深处终于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但是转瞬之间他的目光又变得像以前一样冷漠。
“我们的新戏剧有一个缺点：你在角色中不知道什么可以相信，什么不可以相信。现在岛上没有一个人亲历过那一场广场风波，但有很多人可以向你证实我对你讲过的每一件事。”
我想起了在中央山脊上的那一幕，它虽然不能插入真实的故事之中，但它可以证明那故事确实发生过。不是我怀疑康奇斯，我知道我听到的是确曾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而在他自己的生活故事中，他把某些真相留到了最后。
“你被枪弹击中之后情况如何呢？”
“我被击中，立即倒地，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我昏过去了。我相信在天黑之前我曾听到人质发生骚乱的声音。也许正是这件事救了我的命。我想象，当时对我开枪的士兵们的注意力一定是被转移了。有人下达了对人质开枪的命令。后来有人告诉我，半小时之后，当村民们被允许到死者身边恸哭时，有人发现我躺在游击队员脚下的血泊里。发现我的是我的女管家索拉——在我雇用玛丽亚之前——和赫尔墨斯。他们搬动我的时候，发现我一息尚存。他们把我抬回家去，藏在索拉的房间里。由佩达雷斯库来照顾我。”
“佩达雷斯库？”
“是佩达雷斯库。”我试图读懂他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完全承认了那一罪行，但是他认为那不是罪行，如果我逼他讲出真相，他随时准备为之辩护。
“校官呢？”
“战争结束时，他因犯下无数暴行而被通缉。其中一些暴行具有相同的特点。在那次最后的一刻，显然死刑推迟了执行，结果是把人质痛苦的时间拖得更长。战争罪行审判委员会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现在在南美，也许是在开罗。”
“安东呢？”
“安东当时以为我已经被杀害。我的用人替我严格保密，只让佩达雷斯库一个人知道。我被‘埋葬’了，其实是敌人的一副棺材被埋葬。温梅尔当天下午就离开了小岛，让安东一个人留下来处理那一大堆尸体，他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就甭提了。他花了一个晚上，也许熬了通宵，写出了一份整个事件的详细报告。他还亲自把它打出来，一共打了七份。他在报告中陈述的是事实。我想这可能是他用打字机一次所能打出的最多份数了。他对事情经过毫不掩饰，对谁也不护短，尤其对他自己。等一下我拿给你看。”
黑人穿过砾石地走过来，开始拆卸银幕。我听到楼上有动静。
“后来他的命运如何？”
“两天之后，人们在学校的墙脚下发现了他的尸体，地上的血迹已经变黑了。他自杀了。这当然是一种悔罪的表现，但是他希望让村民们都知道。德国人把这件事情掩盖起来。事隔不久，便更换了守备部队。报告对这一点也做了说明。”
“那七份报告都到哪里去了呢？”
“第二天安东亲手交给赫尔墨斯一份，并请他把它交给战后第一个打听我的情况的外国朋友。另一份给了村里的一位牧师，也作了同样的交代。还有一份当他自杀时放在他的桌子上。报告是打开的，无疑想让他所有的部下和德国最高指挥部看到。其他三份完全不见踪影，可能是寄给德国的亲戚朋友了，也可能被截获。现在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了。最后一份战后才发现。它被寄到了雅典，是寄给一家报社的，还附了一小笔钱做慈善捐款。邮戳是维也纳的，显然是托他手下的一名士兵寄的。”
“发表出来了吗？”
“是的。发表了其中的某些部分。”
“他就葬在这里吗？”
“葬在他的家族墓地，在莱比锡附近。”
我想起了香烟。
“村民们从不知道那是你自己作出的选择？”
“报告出来后，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当然我并没有看到人质们无助的亲属遭受经济上的困难。”
“还有那些游击队员，你打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了吗？”
“那位表哥和另一个男人——不错，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村里的墓地上为他们立了一个纪念碑。但是他们的头儿……我对他的生平进行了调查。战前他坐过六年牢。一次是谋杀，属色情犯罪。另外两三次是暴力和盗窃。据信他在克里特岛至少介入其他四宗谋杀案，有一宗还特别残暴。德国人入侵时他正在逃。后来他在南方的伯罗奔尼撒有许多惊人之举。他似乎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团体，但他到处杀人越货。至少有两宗案子已经查明，他劫掠的不是德国人，而是别的希腊人。我们还追踪了跟他并肩战斗的几个人。他们有些人说怕他，另一些人明显钦佩他的勇气，但其他方面则不敢恭维。我在马尼找到一位老农夫，他曾多次掩护过他。他说，他是一个坏人，但他是希腊人。我把这句话留作了他的墓志铭。”
我们之间一阵沉默。
“那些年一定使你的哲学陷入了困境。还有你的微笑。”
“恰恰相反。那种经历使我充分认识到什么是幽默。它是自由的体现。正是因为有自由，才会有微笑。只有完全预先命定的世界才会没有微笑。最后，只有自己变成受害者，才能逃脱最终沦为笑柄的下场——最终你会发现，平时不断地从各种事件中溜走，实际上你已经溜出了生活。你已经不复存在，也不再自由了。古往今来，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以后亦复如此。他把话题转向手里的文件。“最后我想让你看看安东写的报告。”
我看到装订好的一小叠纸。标题页是用德文写的。
“后面附有英文译文。”
我翻到后面。标题是：
关于迪特里奇·温梅尔校官指挥的德国占领军一九四三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二日在弗雷泽斯岛上进行惨无人道大屠杀的报告
我翻过一页。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位于弗雷泽斯岛南岸布拉尼岬角的阿戈利斯指挥部第十观察所四名不当班的士兵获准下海游泳。十二时四十五分……
康奇斯说：“读最后一段。”
我以上帝和我以为神圣的一切东西的名义发誓，上述事件的描述精确真实。我亲眼目睹一切，但我袖手旁观，为此我引咎自杀。
我抬起头来。“一个有良知的德国人。”
“不。除非你认为自杀是好事。但它并不是好事。绝望是一种病，和温梅尔的病一样严重。”我突然想起了布莱克——他说什么来着，“宁愿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也不让他长大了愿望得不到实现”。以前我经常用这句话来诱骗自己，同时也诱骗别人。康奇斯接着说，“你必须拿定主意，尼古拉斯。要么投奔游击队员，那个只知道一个字的杀人凶手；要么投奔安东。先观望后绝望。或者先绝望后观望。前者是肉体自杀，后者是精神上的自杀。”
“我仍对他抱有同情。”
“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觉得应该如此吗？”
我想念艾莉森，我知道我别无选择。我同情她，就像同情出现在几英尺影片上的那位不认识的德国人一样。这也许是一种羡慕，实际上是一种妒忌，妒忌人家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两个人都已绝望至极，无法再观望下去了。而我却是精神自杀。
我说：“是的。他无法自拔。”
“你有病。你靠死亡活着，而不是靠生命。”
“这是看法问题。”
“不。是信念问题。因为我对你讲的这个事件是唯一的欧洲传奇故事，它代表欧洲的现状。一个温梅尔校官。一个不知名的反抗分子。一个安东夹在中间，来不及采取行动自杀了，像个孩子。”
“也许我别无选择。”
他望着我，但没说什么。当时我感受到他的能量、残忍、无情，以及对我的愚蠢、忧郁、自私的不耐烦。他的仇恨不仅是冲着我的，而且是针对他认为我所代表的一切：在生活中被动、放弃机会，具有英国人的特点。他像是一个想改变一切的人，但做不到，为自己的无能而恼怒，只能找到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出气，或试图改变我的看法，或对我表示厌恶。
最后我垂下了眼睛：“你以为我是又一个安东。你是要我做这样的理解吗？”
“你是个不懂得什么叫自由的人。更重要的是，你对自由的理解越多，你拥有的自由就越少。”
我试图理解他自相矛盾的说法：“我太急于讨好你是吗？”
“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他拿起文件夹，“现在我建议睡觉。”
我表示抗议：“你不能这样对待别人。似乎我们全都是村民，你可以随意枪杀，以证明你某种抽象的自由理论。”
他站起来，居高临下地望着我。“只要你抱有现在的自由观，拿枪去执行死刑的就是你。”
我又想起艾莉森，竭力不去想她。
“是什么使你如此肯定你了解我的真实自我？”
“我并没有这样说。我多少知道，你自己没有能力了解它，并据此作出我的判断。”
“你的确认为你就是上帝，不是吗？”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没有回答。他的眼睛告诉我，我不妨那么认为。我轻轻哼了一声，让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说：
“现在你要我干什么？收拾好行李，走回学校去？”
出乎预料，这话似乎使他收敛了一点。他在回答之前稍显犹豫，接着泄露了天机。
“随你的便。明天早上有个小小的最后仪式，不过并不重要。”
“那好，我不想错过。”
我仰头干巴巴地冲着他笑，他若有所思地稍一点头。
“祝你晚安。”我转过身，他的脚步声逐渐消失，但他走到音乐室门口停住了。“我再重复一遍。没有人会来。”
对他的话我也不搭理。他走进屋里去了。他说没人会来，我是相信的，但是在黑暗中我暗自觉得好笑。我知道，我威胁马上要走，使他内心感到惊慌，也迫使他又匆匆忙忙抛出一根胡萝卜 [81] ，让我有个由头继续待下去。这一切可能都是一种测试，是在进入内部圈子之前必须经过的一次考验……不管怎样，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肯定，两位姑娘就在游艇上。不妨再打个譬喻，我被带到行刑队面前，但是这一次将在最后一刻得到缓期执行。现在他越是延长时间不让我见到朱莉，就越是说明他奉行的是温梅尔的哲学……至少我知道康奇斯的确与众不同。如果他很残忍，用他自己的观点看倒成了一种仁慈。
我抽了一支烟，又抽了一支。周围的空气沉闷凝滞、寂静，有一种压迫感。一轮上弦月高悬在地球上空，一个已经死亡的星球悬挂在一个濒临死亡的星球上空。我站起来，漫步穿过砾石地，走向通往海滩的小路，那条路上有个座椅。
我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喜剧式家庭里的石头雕像。但是当时他不可能知道和我有关的秘密。他只是猜测我认为自由就是满足个人欲望，实现个人野心。与此相反，他认为自由应对其行动负责，这比存在主义的自由还要古老得多。我怀疑它是一种道德责任，几乎是一种基督教的概念，肯定不是政治概念或民主概念。我回顾了自己近几年来的生活，回顾了我这一代人在经历了受约束无个性的战争年代之后，拼命追求个性的情况，回顾了我们从社会从国家退缩到自我的历程。我知道我无法真正回答他的指责，他的故事所提出的问题；我不能以这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声称自己是历史的受害者，除了自私别无选择。或者说从今以后我再也无法为自己开脱了。他仿佛在我肩上插进了一把利剑，或者说让我背上了一个女淫妖，这是我不希望得到的一种感受。
我的思想在夜晚的灰色静寂中再次游荡起来，不是游向朱莉，而是游向艾莉森。我凝视着大海，终于迫使自己止住了思绪，不再认为她还在什么地方活着，她只模糊地活在我的记忆里，还在呼吸，还能做事，还能活动。她是一抔已经撒了的灰，是断裂的一环，是死亡的生物体，永远从现实中消失了。她曾经是一个复杂的客体，现在萎缩了，变小了，好像只在一张白纸上留下一丝油烟，其他什么也没有了。
这样的事太渺小了，不值得哀悼。哀悼这个词本身就是过时的、迷信的，它属于布朗时代或赫维 [82] 时代。但是多恩 [83] 的话是对的，她的死毁损了我的生命，并将永远耗损我的一生。每个人的死都给活着的人留下可怕的复杂问题。每个人的死都不相同，他的罪愆不可能再减少，他的悲哀留到永远，他的尸骨上还绕着一缕头发。
我没有为她祷告，因为祷告没有功效。我没有为她哭泣，也没有为我自己哭泣，因为只有性格外向的人才会哭两次。那个夜晚充满了对人、对永恒、对爱情的无限敌意，我默默坐着，思念着她，思念着她。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我们的新戏剧有一个缺点：你在角色中不知道什么可以相信，什么不可以相信。现在岛上没有一个人亲历过那一场广场风波，但有很多人可以向你证实我对你讲过的每一件事。”
我想起了在中央山脊上的那一幕，它虽然不能插入真实的故事之中，但它可以证明那故事确实发生过。不是我怀疑康奇斯，我知道我听到的是确曾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而在他自己的生活故事中，他把某些真相留到了最后。
“你被枪弹击中之后情况如何呢？”
“我被击中，立即倒地，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我昏过去了。我相信在天黑之前我曾听到人质发生骚乱的声音。也许正是这件事救了我的命。我想象，当时对我开枪的士兵们的注意力一定是被转移了。有人下达了对人质开枪的命令。后来有人告诉我，半小时之后，当村民们被允许到死者身边恸哭时，有人发现我躺在游击队员脚下的血泊里。发现我的是我的女管家索拉——在我雇用玛丽亚之前——和赫尔墨斯。他们搬动我的时候，发现我一息尚存。他们把我抬回家去，藏在索拉的房间里。由佩达雷斯库来照顾我。”
“佩达雷斯库？”
“是佩达雷斯库。”我试图读懂他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完全承认了那一罪行，但是他认为那不是罪行，如果我逼他讲出真相，他随时准备为之辩护。
“校官呢？”
“战争结束时，他因犯下无数暴行而被通缉。其中一些暴行具有相同的特点。在那次最后的一刻，显然死刑推迟了执行，结果是把人质痛苦的时间拖得更长。战争罪行审判委员会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现在在南美，也许是在开罗。”
“安东呢？”
“安东当时以为我已经被杀害。我的用人替我严格保密，只让佩达雷斯库一个人知道。我被‘埋葬’了，其实是敌人的一副棺材被埋葬。温梅尔当天下午就离开了小岛，让安东一个人留下来处理那一大堆尸体，他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就甭提了。他花了一个晚上，也许熬了通宵，写出了一份整个事件的详细报告。他还亲自把它打出来，一共打了七份。他在报告中陈述的是事实。我想这可能是他用打字机一次所能打出的最多份数了。他对事情经过毫不掩饰，对谁也不护短，尤其对他自己。等一下我拿给你看。”
黑人穿过砾石地走过来，开始拆卸银幕。我听到楼上有动静。
“后来他的命运如何？”
“两天之后，人们在学校的墙脚下发现了他的尸体，地上的血迹已经变黑了。他自杀了。这当然是一种悔罪的表现，但是他希望让村民们都知道。德国人把这件事情掩盖起来。事隔不久，便更换了守备部队。报告对这一点也做了说明。”
“那七份报告都到哪里去了呢？”
“第二天安东亲手交给赫尔墨斯一份，并请他把它交给战后第一个打听我的情况的外国朋友。另一份给了村里的一位牧师，也作了同样的交代。还有一份当他自杀时放在他的桌子上。报告是打开的，无疑想让他所有的部下和德国最高指挥部看到。其他三份完全不见踪影，可能是寄给德国的亲戚朋友了，也可能被截获。现在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了。最后一份战后才发现。它被寄到了雅典，是寄给一家报社的，还附了一小笔钱做慈善捐款。邮戳是维也纳的，显然是托他手下的一名士兵寄的。”
“发表出来了吗？”
“是的。发表了其中的某些部分。”
“他就葬在这里吗？”
“葬在他的家族墓地，在莱比锡附近。”
我想起了香烟。
“村民们从不知道那是你自己作出的选择？”
“报告出来后，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当然我并没有看到人质们无助的亲属遭受经济上的困难。”
“还有那些游击队员，你打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了吗？”
“那位表哥和另一个男人——不错，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村里的墓地上为他们立了一个纪念碑。但是他们的头儿……我对他的生平进行了调查。战前他坐过六年牢。一次是谋杀，属色情犯罪。另外两三次是暴力和盗窃。据信他在克里特岛至少介入其他四宗谋杀案，有一宗还特别残暴。德国人入侵时他正在逃。后来他在南方的伯罗奔尼撒有许多惊人之举。他似乎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团体，但他到处杀人越货。至少有两宗案子已经查明，他劫掠的不是德国人，而是别的希腊人。我们还追踪了跟他并肩战斗的几个人。他们有些人说怕他，另一些人明显钦佩他的勇气，但其他方面则不敢恭维。我在马尼找到一位老农夫，他曾多次掩护过他。他说，他是一个坏人，但他是希腊人。我把这句话留作了他的墓志铭。”
我们之间一阵沉默。
“那些年一定使你的哲学陷入了困境。还有你的微笑。”
“恰恰相反。那种经历使我充分认识到什么是幽默。它是自由的体现。正是因为有自由，才会有微笑。只有完全预先命定的世界才会没有微笑。最后，只有自己变成受害者，才能逃脱最终沦为笑柄的下场——最终你会发现，平时不断地从各种事件中溜走，实际上你已经溜出了生活。你已经不复存在，也不再自由了。古往今来，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以后亦复如此。他把话题转向手里的文件。“最后我想让你看看安东写的报告。”
我看到装订好的一小叠纸。标题页是用德文写的。
“后面附有英文译文。”
我翻到后面。标题是：
关于迪特里奇·温梅尔校官指挥的德国占领军一九四三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二日在弗雷泽斯岛上进行惨无人道大屠杀的报告
我翻过一页。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位于弗雷泽斯岛南岸布拉尼岬角的阿戈利斯指挥部第十观察所四名不当班的士兵获准下海游泳。十二时四十五分……
康奇斯说：“读最后一段。”
我以上帝和我以为神圣的一切东西的名义发誓，上述事件的描述精确真实。我亲眼目睹一切，但我袖手旁观，为此我引咎自杀。
我抬起头来。“一个有良知的德国人。”
“不。除非你认为自杀是好事。但它并不是好事。绝望是一种病，和温梅尔的病一样严重。”我突然想起了布莱克——他说什么来着，“宁愿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也不让他长大了愿望得不到实现”。以前我经常用这句话来诱骗自己，同时也诱骗别人。康奇斯接着说，“你必须拿定主意，尼古拉斯。要么投奔游击队员，那个只知道一个字的杀人凶手；要么投奔安东。先观望后绝望。或者先绝望后观望。前者是肉体自杀，后者是精神上的自杀。”
“我仍对他抱有同情。”
“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觉得应该如此吗？”
我想念艾莉森，我知道我别无选择。我同情她，就像同情出现在几英尺影片上的那位不认识的德国人一样。这也许是一种羡慕，实际上是一种妒忌，妒忌人家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两个人都已绝望至极，无法再观望下去了。而我却是精神自杀。
我说：“是的。他无法自拔。”
“你有病。你靠死亡活着，而不是靠生命。”
“这是看法问题。”
“不。是信念问题。因为我对你讲的这个事件是唯一的欧洲传奇故事，它代表欧洲的现状。一个温梅尔校官。一个不知名的反抗分子。一个安东夹在中间，来不及采取行动自杀了，像个孩子。”
“也许我别无选择。”
他望着我，但没说什么。当时我感受到他的能量、残忍、无情，以及对我的愚蠢、忧郁、自私的不耐烦。他的仇恨不仅是冲着我的，而且是针对他认为我所代表的一切：在生活中被动、放弃机会，具有英国人的特点。他像是一个想改变一切的人，但做不到，为自己的无能而恼怒，只能找到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出气，或试图改变我的看法，或对我表示厌恶。
最后我垂下了眼睛：“你以为我是又一个安东。你是要我做这样的理解吗？”
“你是个不懂得什么叫自由的人。更重要的是，你对自由的理解越多，你拥有的自由就越少。”
我试图理解他自相矛盾的说法：“我太急于讨好你是吗？”
“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他拿起文件夹，“现在我建议睡觉。”
我表示抗议：“你不能这样对待别人。似乎我们全都是村民，你可以随意枪杀，以证明你某种抽象的自由理论。”
他站起来，居高临下地望着我。“只要你抱有现在的自由观，拿枪去执行死刑的就是你。”
我又想起艾莉森，竭力不去想她。
“是什么使你如此肯定你了解我的真实自我？”
“我并没有这样说。我多少知道，你自己没有能力了解它，并据此作出我的判断。”
“你的确认为你就是上帝，不是吗？”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没有回答。他的眼睛告诉我，我不妨那么认为。我轻轻哼了一声，让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说：
“现在你要我干什么？收拾好行李，走回学校去？”
出乎预料，这话似乎使他收敛了一点。他在回答之前稍显犹豫，接着泄露了天机。
“随你的便。明天早上有个小小的最后仪式，不过并不重要。”
“那好，我不想错过。”
我仰头干巴巴地冲着他笑，他若有所思地稍一点头。
“祝你晚安。”我转过身，他的脚步声逐渐消失，但他走到音乐室门口停住了。“我再重复一遍。没有人会来。”
对他的话我也不搭理。他走进屋里去了。他说没人会来，我是相信的，但是在黑暗中我暗自觉得好笑。我知道，我威胁马上要走，使他内心感到惊慌，也迫使他又匆匆忙忙抛出一根胡萝卜 [81] ，让我有个由头继续待下去。这一切可能都是一种测试，是在进入内部圈子之前必须经过的一次考验……不管怎样，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肯定，两位姑娘就在游艇上。不妨再打个譬喻，我被带到行刑队面前，但是这一次将在最后一刻得到缓期执行。现在他越是延长时间不让我见到朱莉，就越是说明他奉行的是温梅尔的哲学……至少我知道康奇斯的确与众不同。如果他很残忍，用他自己的观点看倒成了一种仁慈。
我抽了一支烟，又抽了一支。周围的空气沉闷凝滞、寂静，有一种压迫感。一轮上弦月高悬在地球上空，一个已经死亡的星球悬挂在一个濒临死亡的星球上空。我站起来，漫步穿过砾石地，走向通往海滩的小路，那条路上有个座椅。
我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喜剧式家庭里的石头雕像。但是当时他不可能知道和我有关的秘密。他只是猜测我认为自由就是满足个人欲望，实现个人野心。与此相反，他认为自由应对其行动负责，这比存在主义的自由还要古老得多。我怀疑它是一种道德责任，几乎是一种基督教的概念，肯定不是政治概念或民主概念。我回顾了自己近几年来的生活，回顾了我这一代人在经历了受约束无个性的战争年代之后，拼命追求个性的情况，回顾了我们从社会从国家退缩到自我的历程。我知道我无法真正回答他的指责，他的故事所提出的问题；我不能以这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声称自己是历史的受害者，除了自私别无选择。或者说从今以后我再也无法为自己开脱了。他仿佛在我肩上插进了一把利剑，或者说让我背上了一个女淫妖，这是我不希望得到的一种感受。
我的思想在夜晚的灰色静寂中再次游荡起来，不是游向朱莉，而是游向艾莉森。我凝视着大海，终于迫使自己止住了思绪，不再认为她还在什么地方活着，她只模糊地活在我的记忆里，还在呼吸，还能做事，还能活动。她是一抔已经撒了的灰，是断裂的一环，是死亡的生物体，永远从现实中消失了。她曾经是一个复杂的客体，现在萎缩了，变小了，好像只在一张白纸上留下一丝油烟，其他什么也没有了。
这样的事太渺小了，不值得哀悼。哀悼这个词本身就是过时的、迷信的，它属于布朗时代或赫维 [82] 时代。但是多恩 [83] 的话是对的，她的死毁损了我的生命，并将永远耗损我的一生。每个人的死都给活着的人留下可怕的复杂问题。每个人的死都不相同，他的罪愆不可能再减少，他的悲哀留到永远，他的尸骨上还绕着一缕头发。
我没有为她祷告，因为祷告没有功效。我没有为她哭泣，也没有为我自己哭泣，因为只有性格外向的人才会哭两次。那个夜晚充满了对人、对永恒、对爱情的无限敌意，我默默坐着，思念着她，思念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