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水泥板平放在了床上，没有字的背面朝上，弗兰克和夏洛特盘腿坐在靠垫上，勒皮多普特挤在墙壁和水泥块的边缘之间，茂尔克站在离门近的那一侧，米夏尔蹲在床尾。
米夏尔和勒皮多普特对视片刻，他朝水泥块的表面摆摆头，勒皮多普特从衬衫内拉出一个吊坠，破开后取出一小片折起来的纸张。他摊平那张泛黄的旧纸，小心翼翼地摆在水泥块上。
“这个碎片来自爱因斯坦在1948年写的一封信，后来在为‘哈加纳’筹集款项时被拍卖——所谓‘哈加纳’，就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勒皮多普特向弗兰克和夏洛特解释道。他从衣袋里拿出弗兰克的那盒火柴，擦燃一根。
他将火柴凑近那片纸，蓝色的火苗立刻包围了那些潦草的字迹。
“大家握住手。”米夏尔说。众人手拉手围成圆环后，他开始用希伯来文念诵某些句子；茂尔克和勒皮多普特则不时做出回应。弗兰克有两次听见了“爱因斯坦”这个名字。
忽然间，弗兰克希望自己没有喝那么多威士忌——坐在软绵绵的床上，靠着床头板，房间里是那么温暖，他开始坠入梦乡。好吧，少我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由他们折腾吧，他这样想着。我需要休息，为黎明后的行动做好准备。黎明？哪一天的黎明？哪一年？五个人手拉手围坐在某人的墓碑四周，我是其中之一，他想道，他最后一个模糊的念头是：五个人，我是哪一个呢？
勒皮多普特握着弗兰克的右手似乎开始变化——皮肤越来越凉，肌肉越来越少，骨头越来越明显，仿佛那忽然变成了老人的手——但弗兰克已经没有扭头去看的兴趣了，他缓缓闭上双眼。
弗兰克梦到了爱因斯坦，他的曾外祖父。那时，爱因斯坦还年轻，留着黑色卷发和修剪整齐的小胡子，他坐在苏黎世二楼住所的阳台上，身旁是朋友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铅灰色的天空下，他们穿着厚外套，裹着长围巾，谈论哲学和物理时吐出股股白气，话题中包括叔本华和马赫。阿德勒非常兴奋，他不时将眼镜顺着鼻梁往上推，被寒风冻得发红的耳朵支棱着，说话时小胡子一动一动的。爱因斯坦和阿德勒都是31岁，爱因斯坦的儿子和阿德勒的女儿在楼下人行道上堆雪人，四轮马车的声音也盖不住他们的欢声笑语。爱因斯坦新近被苏黎世大学雇为助理教授，这还要多谢阿德勒，学校董事会原本属意阿德勒担任此职务，但他却拱手让贤，说爱因斯坦更适合这份工作。阿德勒的父亲是维克多·阿德勒，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弗里德里希的愿望是跟随父亲步入政界。
1909年的冬天，爱因斯坦在苏黎世无所事事地度过了那几个月。阿德勒一家住在爱因斯坦楼下，周四晚上教完热力学后，爱因斯坦总是和学生一起去“露台”咖啡馆聊天，咖啡馆关门后，他经常带着学生回家，阿德勒往往会加入他们的咖啡谈话。
1910年春天，爱因斯坦开始和布拉格德意志大学接洽，对方允诺他数理物理学的教授位置，应爱因斯坦的要求，校方愿意将“理论物理学”更名为“数理物理学”。卡尔·史德格伯爵——时任奥地利政府的教育部长——对此提出异议；但史德格伯爵原本属意的候选人后来撤回了申请。就这样，爱因斯坦在苏黎世大学任教两个学期后，于1911年4月携全家迁居布拉格。
史德格伯爵后来成为奥地利首相，在1918年辞职，战后与家人搬去因斯布鲁克居住。
爱因斯坦的朋友们不甚理解他的决定——布拉格德意志大学并不是一所特别优秀的学校，而布拉格城尽管被德国和捷克分割共管，但对待犹太人的态度都不友善。实际上，爱因斯坦那时候正在研究他的装置，他发现必须求教于布拉格犹太学校的某几位拉比。
爱因斯坦提出让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接替他在苏黎世大学的职位，但那时候的阿德勒正忙着编写社会民主党的《民族法》，于是只好让爱因斯坦的一番好意付诸东流。这份文件没能获得成功，他的政治野心也找不到施展才能的舞台，1911年10月，他给爱因斯坦写信，请爱因斯坦来苏黎世与其会面。
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他近期无法脱身，因为他已经答应出席当年在布鲁塞尔都会酒店举办的索尔维会议 ，他要在会议上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伟大物理学家见面讨论问题。
11月的一天，爱因斯坦回到了布拉格，得知弗里德里希于万圣节向头部开枪自杀身亡。那天夜里，爱因斯坦在德意志大学的办公室逗留不去，久久凝望楼下与校园仅有一墙之隔的荒坟野墓。
大雪遮蔽了弗兰克梦境中的视线，一阵狂风吹走了眼前的积雪，他再次看见了爱因斯坦的身影，爱因斯坦和一名黑发的年轻女性走在山间小道上，弗兰克认出那女人正是自己的祖母。她蹙眉咬牙，艰难地跟着父亲在风雪之中跋涉，弗兰克觉得她和葛丽泰·嘉宝颇为神似。
爱因斯坦比上一次见到时老了不少——头发乱蓬蓬的，夹着白发，两腮的赘肉也有些下垂。弗兰克知道这是1928年的事情。爱因斯坦怀中抱着一个用毯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圆柱形物体。
爱因斯坦放下那东西，拉开毯子，出现在弗兰克眼前的是一根粗大的玻璃圆筒，同汽车电池一起安装在一块木板上。
爱因斯坦和莉赛尔停下脚步，喘息间吐出一口口白气。爱因斯坦用戴着手套的双手从衣袋里拿出一卷金色金属丝，捋直后开始弯曲成某个形状，他眯起眼睛，瞥了几眼底下的深谷。
爱因斯坦用金属丝做成一个万字符，将其搁在积雪的山路上，跪下来把万字符和玻璃圆筒中延伸出的电线连在一起；最后，他坐倒在地，脱掉靴子和袜子，莉赛尔在旁边紧张地绞着双手。爱因斯坦赤足站在雪地中，上前两步踏在万字符上，手中有什么东西在反光。就在他握紧拳头前的那一刹那，弗兰克发现那是一粒黄铜子弹壳。爱因斯坦望着山谷，闭上双眼——
在一个时间失去意义的瞬间内，他冲进一片没有边界的空间，在这里，人的一生宛如静止不动的绳索，或是跨越虚空的电弧——
接着，他回到了苏黎世，这是1911年的秋天，在这个熟悉的阁楼间里，他和阿德勒曾就着煤气灯谈天说地，共同度过了许多个夜晚。阿德勒手握酒杯坐在扶手椅中，身旁的桌上摆着一个空了大半的酒瓶。赤足的爱因斯坦快步走到他身旁，他们开始交谈，这次交谈持续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晨，爱因斯坦舒舒服服地穿上借来的靴子，确信自己已经打消了朋友心中自杀的念头，看见他年轻的妻子带着儿子出门散步，年轻的自己沿着格洛丽亚大街漫步两百码，前去苏黎世大学上班，爱因斯坦冲下楼去，撞开前门的门锁，找到妻子的一根金项链，分成两半后在阳台上摆出一个万字符；他脱掉靴子，望着年轻的自己渐渐远去的背影，爱因斯坦闭上了双眼。
下一个瞬间，反作用力冲击着他。爱因斯坦又回到了风雪交加的山上，身旁是莉赛尔，但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如遭雷殛般的疼痛让他跌倒在冰冷的地面上。失去知觉前他最后看到的东西超乎想象——几十个裸体婴儿散落在结冰的山路之间。
他在先前拜访过的朋友家中醒来，一位将心脏病专著题献给爱因斯坦的医生前来照料他；经过一段时间不准吃盐不准吸烟的苦修生活之后，爱因斯坦慢慢从急性心室扩张病症中恢复了健康。
此时的爱因斯坦拥有两套记忆——在原先的时间线上，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1911年开枪自杀身亡；但在新的时间线上，阿德勒活了下去，并于1916年刺杀了奥地利首相——开枪击中头部致死，仿佛他曾经如此对待过其他人一般。他杀死的那个人，1916年的奥地利首相，正是在1911年给予爱因斯坦布拉格教职的史德格伯爵。
阿德勒在监狱中写了一份近乎于胡言乱语的论文，试图以此驳倒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爱因斯坦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病床上得知了这些事情，全世界唯有他记得原来的历史是什么样子——因此，史德格未曾出世的儿子也就只能来找爱因斯坦了。
在原来的时间线中，史德格于1918年喜获麟子，到1928年，这孩子该有10岁大了，但他的孕育和诞生都属于被爱因斯坦取消了的那个时间线。爱因斯坦在梦境中遇见了那个流离失所的孩童，出于因他的插手导致其无法出生的负罪感，他将那个无主孤魂迎进了自己的意识之中。
莉赛尔也有一个无父无母的孩童需要照料。她在跑去找人救助倒地不起的父亲前，抱起了地上一名不该存在的婴儿，等她回来的时候，其余的婴儿均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被她带进房间里的那名男孩却健康地长大了。莉赛尔说这孩子的体重有些超标，还抱怨说他的后脑勺为啥坑坑洼洼的。爱因斯坦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什么也没说。莉赛尔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德雷克。
之后，爱因斯坦开始周而复始地做可怕的噩梦，他在梦中不停地坠落——不是从阿尔卑斯山巅坠落那么简单的坠落，而是从实在世界的存在里坠落进虚无，爱因斯坦和宝琳从未有过一个名叫阿尔伯特的儿子。他很清楚，这是潜意识在提醒自己，有一个理当诞生的孩子如今只存在于爱因斯坦的大脑中。
在梦中，那孩子说他叫麦特。爱因斯坦在绝望之中给他讲故事，告诉他数理研究的演算结果，即兴演奏小提琴，让他享有这些许的欢乐。
即便如此，某天夜里，他还是离开了爱因斯坦的梦境，到了早晨，莉赛尔告诉父亲，她梦到了一个名叫麦特的男孩，这孩子恳求莉赛尔放他进来，但莉赛尔感觉到麦特并非生魂，于是未曾应允。
爱因斯坦在恐惧中让女儿和女儿救下的那个孩子去柏林，与他认识的一位女士同住，这位名叫葛丽泰·马克斯坦因的女士曾是爱因斯坦的情人，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寄钱供他们吃住。
弗兰克猛然醒来，他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但其他人并没有在看他。床尾处，米夏尔在轻声用德语说话，每问完一个问题后就停顿片刻。
他看向左方：左手边的勒皮多普特握着弗兰克的手，目光炯炯地盯着米夏尔，但弗兰克敢肯定，过去一两分钟内实际上是爱因斯坦——或者说爱因斯坦的鬼魂——握着他的手。
夏洛特捏了捏他的右手，弗兰克意识到夏洛特不用看就知道他闭了几分钟的眼睛。
他没有感觉到达芙妮的惊慌情绪。也许某位好心人终于去说了一声：“麦特，走开！”
弗兰克身上发冷，因为他终于知道了麦特的身份，他是爱因斯坦在1928年不经意间抹杀的男孩，“晚祷”组织正打算如法炮制达芙妮；他想告诉夏洛特，被抹杀并不能让她如愿以偿，彻底而完全地湮灭于世间。
他握紧了她的手，然而，这并不是夏洛特的手：粗大的骨节，戴一枚硬邦邦的戒指——他又在梦境中了。他看见莉赛尔和爱因斯坦在帕萨迪纳巴茨福德街那间熟悉的厨房中争吵。莉赛尔的样子和1928年差不多，依然很漂亮，但爱因斯坦的头发却已经全白了。不知为何弗兰克在梦境中知道，他们使用的德语是一种斯瓦比亚地区的方言，莉赛尔要父亲帮忙制造第二台时间机器，比三年前爱因斯坦在阿尔卑斯山使用的要更加精良。
带着梦境的那种确凿感，弗兰克知道莉赛尔怀孕后，把尚年幼的德雷克交给葛丽泰·马克斯坦因照看，自己去维也纳堕了胎。然而，和爱因斯坦在1928年康复中遭遇的一样，莉赛尔也做了类似的梦，她希望能够返回过去，说服年轻的自己，不要做那次堕胎手术。
爱因斯坦激烈地反对女儿的想法，试图说服她，这件机器牵涉到的物理学本身就宛如怪兽。
场景转变，弗兰克看见爱因斯坦父女和另外一名男子，他们用英语交谈，围坐在一张桌子前，那里看上去像是中世纪建筑中的大厅，红砖墙壁，二楼拱顶之上是梁桁撑起的天花板。在场的另外一名男子形容整洁，尽管早生华发，但长相颇为俊美，牙齿尤其白得出奇，灰色西装虽说不够贴身，但一看就知道是昂贵的高档货。
这名男子的第一个儿子在12年前的1919年死去，年仅3岁。他苦涩地回忆起入殓师硬在儿子的小脸上扳出一个笑容，而这孩子在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笑过。
他是一位电影导演，刚拍完一部电影，他希望能用这部电影召回儿子的魂魄，请儿子进入自己的身体，因为他的儿子还没来得及获得自己的人生，他希望能让儿子体验他的人生。
他于1926年拍摄了一部电影，在其中使用了他所谓的“深水炸弹符号体系”，通过这部电影，他能够激起观众强烈的心灵反应。但这部电影只私下里放映了一场，几个座位和影院外停车场的几辆轿车燃起了火焰。弗兰克忽然醒悟，那个人就是查理·卓别林！他因此没有让电影《海之女》进入商业发行渠道。他的新片《城市之光》中潜藏的符号力量也就没有那么激烈了。
爱因斯坦气急败坏地反对他如此放映这部新拍的电影，隐约说明这种事情可能造成什么后果——他自己就在受到这种后果的困扰。
他没能说服卓别林，但首映式要到两周后才会举行，于是爱因斯坦和莉赛尔搭火车去了莫哈韦沙漠中的棕榈泉，他们在那里见了爱因斯坦的一位老朋友，萨缪尔·安特迈耶。棕榈泉原本是一个散落于几十亩土地上的自然村落，位于广袤的季节性沙漠之中，东北方是小圣贝纳迪诺山脉，西南方是圣哈辛托山脉，其社会中心是西班牙教区风格的艾尔米拉度度假酒店，从其方方正正的4层楼上放眼望去，数英里之内都是沙漠马鞭草的粉色花朵的海洋。
爱因斯坦常常在黎明时徒步穿越群山环绕的大地，酒店的托尼·伯克开车带着老物理学家深入莫哈韦沙漠游览，一直到荒无人烟的萨尔顿海 方才折返。某天晚上，爱因斯坦在酒店的餐厅出现时显得颇为开心，甚至拿起一柄小提琴，和大堂里的弦乐三重奏合演数曲，莉赛尔知道他为何如此高兴。他抛开了卡力班——他认为自己将那个侵入脑海的灵魂抛在了沙漠深处。
但莉赛尔知道那个漂泊的鬼魂去了何方。那东西在梦中找到她，那时莉赛尔正在经历失去孩子的痛苦，便放他进入了自己的脑海。
在卓别林电影的首映式上，爱因斯坦事先说服了剧院经理，在第三卷胶片结束时休息片刻；是时，灯光大亮，主持人上台请观众稍事歇息，欣赏一下剧院的宏伟建筑。卓别林从爱因斯坦身旁一跃而起，冲到放映室逼着院方继续放映下去，但为时已晚，旨在逐步提升心灵响应的符号链条已被打破——秃头男人戴上星形帽子、男人纵身跃入河中、盲眼的卖花人恢复视觉——卓别林死去儿子的灵魂没有被召唤回来。
那之后，卓别林没有再次试图将电影作为乞灵工具，并不是因为他改变了主意，而是因为莉赛尔在脑中幽魂的帮助下，重建了爱因斯坦的maschinchen，将之放置于她住处背后的棚子里。
莉赛尔在1933年3月9日试着迈出了第一步，恰于此刻发生的一场小规模地震让她停了下来，第二天，在卓别林紧张的注视下，她正式使用了这台机器。莉赛尔手中紧握着的是她在1930年更换的远视眼镜的一个破碎镜片。
下一个瞬间，她发现自己置身于柏林，望着自己在楼上狭长的厨房里给三岁的德雷克喂食。
年轻的自己还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了，在凌乱的公寓里给吵闹的孩童喂食时得知这个消息，她一点儿也不觉得即将成为母亲是什么可喜可贺的事情；但年老的莉赛尔却泪眼婆娑地向她描述了堕胎后做的那些可怕噩梦，再加上自己竟然从未来返回现在，目的只是为了提醒她不要去堕胎，考虑再三，年轻的莉赛尔终于决心生下这个孩子。
莉赛尔在地板上将一些金币排列成万字符，让反作用力带她返回1933年，她觉得自己一脚踏进了某个闹哄哄、乱纷纷的世界。
卓别林也不由自主地经历了星光体的时空移位效应，发现自己正在中国剧院门口，将双手压进湿水泥之中，那是1928年发生的事情——到此刻为止，这件事情始终是他记忆中一个令人不安的盲点。被迫的时间旅行吓住了卓别林，他回到现实之中时，大地还在颤抖，电线正在摇摆，刚刚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待到看见院子里到处都是裸体女婴的时候，他陷入了狂乱的恐惧之中。
那些婴儿在几秒钟之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莉赛尔花了半个多小时才让卓别林镇定下来，直到这时候，她才有时间唤起更改的时间线上的记忆，她说服自己留下的孩子最后还是在1930年夏末流产了。
在这条新的时间线上，她依然让卡力班在棕榈泉进入了自己的脑海，时间是两年多之前的1930年12月。在这条时间线上，她不需要因为堕胎而怀有罪恶感，但卡力班以迷路孩童的身份出现在她的梦中，她无法硬起心肠对这样一个孩子说不许进来。
她给卓别林的司机打电话，要他来接这位受了大惊吓的导演。收音机说据初步估计，超过两百人在这场地震中丧生。愧疚让她的身体垮了下去，但卡力班却在梦中嬉笑歌唱。
弗兰克闭着眼睛靠在床头板上，但握着的手又变成夏洛特的了，温暖而光润。
“弗兰克。”记忆中祖母的声音在脑海里响起，我又说梦话了吗？
“是的，老嬷。”他想道，没事，继续睡吧。
“我烧了那棚子吗？”这是她的声音没错，但现在却没有了德国口音。
“你尽力了。”
“谢谢。你要照顾好你的女儿。”
联系一下子断开，但他还是想道，我会的，老嬷，我会的。
米夏尔还在用德语提问——但此刻弗兰克在问题之间听见了微弱的回答声，他左手握着的重又变成了爱因斯坦的手。
弗兰克睁开眼睛，望向左方。他和勒皮多普特之间多出了一个人，是年老的爱因斯坦本人，松弛颓丧的面容、乱蓬蓬的白发和胡须。紧接着，老人变成了风雪中走在山路上的那名中年男子，继而又化为眼睛明亮的黑发少年。爱因斯坦的鬼魂循环经历着他曾活过的那些岁月。朝旁边的弗兰克投来视线并微笑示意时，他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年轻人的面容属于弗兰克失散多年的父亲，在弗兰克3岁时的记忆中，父亲就是这个模样。
弗兰克不由自主地握住了年轻人的手，瞬间之后他想起自己十分憎恨父亲，下个瞬间他旋即记起父亲在1955年就被杀害了——他提醒自己，身边的人无论怎么变化，都是爱因斯坦本人，弗兰克的父亲是他的副本，是莉赛尔将他带回了家。
白发苍苍的老年爱因斯坦在弗兰克的脑海中用英语说：“在黑暗的过去与时间的深渊里，你还记得什么别的？” 我要拯救我的女儿，弗兰克想道，从卡力班手上拯救我的女儿，卡力班，你从遗忘中带回世间的那个孩童。
“这个坏东西我必须承认是属于我的，”爱因斯坦说，“你们的一伙中还缺少几个人，一两个为你们所忘怀了的人物。”
我该怎样做才能救回我的女儿？弗兰克拼命在心中叫道。
再一眨眼，他又回到了棕榈泉的艾尔米拉度酒店，这是1932年12月的一个夜晚，天气冷冽。人们爬出开着绿色灯光的游泳池，离开餐厅，站在塔楼底下的仙人掌花园四周，一名年轻女人站在钟楼北部的拱顶上，一边抽泣，一边挥舞手中的左轮手枪，手枪在冬日里最后几缕阳光的映照下闪闪发亮。
爱因斯坦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正装白衬衫，气喘吁吁，浑身冒汗，他勉力爬上塔楼内部的三段木头阶梯，终于站在了建筑物最高处的钟楼上。
女孩原先低头在俯视人行道和草地上的人群，听见响动后扭头来看。晚风吹乱了她的黑发，裙子也在迎风飘舞。
“你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她说。
“是的，”他气喘吁吁地说，“听我说，你不能——”
“太晚了。”
说完，她走下拱顶，颤颤巍巍地站上檐尖，用大腿抵住栏杆，身体朝后倾斜。她举起左轮手枪，对准太阳穴扣动扳机。
几十个人同时惊呼，女孩的身体向后翻出栏杆，爱因斯坦冲过去低头俯视——他看的不是女孩的尸体，而是游泳池旁他挂晚礼服的椅子。
他的双眼注视着那件上衣，将自我投射过去，他抚摸着光滑的织物，感觉着泳池旁那把椅子的帆布索带和橡胶头的椅子腿，两个视角之间存在高度的差别，他借此帮助自己跃入时间失去意义的那个维度，生命线仿佛一条条绳索漂浮在虚空中。
在这个视点上，塔楼是一堵墙壁，延伸的一个方向是过去，另一个方向是未来。
焦点移近，女孩的生命线弯曲着沿塔楼台阶而上，在终点处陡然消亡。
一个或更多个存在于这个位面的个体穿过永恒的空间，簇拥在她的生命线的终点。爱因斯坦忍不住和那个或那些异类的意识进行了交叠，尽管他在这些发出嗡嗡声的空间褶皱中感觉到了思想的存在，甚至体验到了类似于饥饿的情绪，但却绝没有理解他们的可能性。
爱因斯坦将注意力集中在女孩生命终点之前的某个位置上，他从这个场所的完全真空中汲取能量，将她的生命线从原先所处的四维空间中拉扯出来——他希望这样能够使之避开生命终点的那个位置。
然而，他却惊恐地发现，那女孩的生命线就那么消失了。状如静止不动的卷曲绳索或电弧的群落中，她的生命线从未在此存在过。
他轰然退回线性时间的世界。
爱因斯坦在露台俯视楼下，但哪里也没有人群的踪迹。这天晚上没有发生过任何戏剧性的大事，游泳池里的人们一直在嬉闹欢笑。
他在倒下前，再次步入五维空间的视角，塔楼向未来延伸的“墙壁”上多了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那是一个扭结结构，仿佛玻璃上的涟漪，位于拱顶他伏在栏杆的位置上，这个仿佛透镜的构造没有在茫然未来之中消散。他引发的真空能爆发似乎将会永远占据这部分空间——艾尔米拉度酒店塔楼的西侧拱顶。幸运的是，只要一个人不同时投射两个星光体，并且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位置，就不会发现它的存在或者在偶然间触发这个陷阱。
他收回游泳池旁的星光体。暮色霭霭，没有人注意到爱因斯坦爬到了塔顶，他慢慢走下楼梯，但他知道自己在钟楼上留下了一柄尖刀，它能够从现实中抹去任何人的存在。
他想了又想，想得都有些麻木了——但我的初衷是帮助她啊！
她是谁？
谁也不是——甚至不存在于其他人的想象之中。
她为什么要自杀？
为了某些没有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事情。
爱因斯坦的鬼魂在弗兰克身旁喟然叹息。“我们的这些演员，我已说过，原是一些精灵，现在化成空气，稀薄的空气。”
从未出生过。德雷克也从未出生过，但他却生过活过，还生下了孩子。
爱因斯坦总是避开孩童时的德雷克，尽管——或者恰恰因为——这孩子是他完全相同的副本，爱因斯坦从1911年返回1928年时，五维冲量在四维空间中产生的多余能量凭空制造了这个孩子。1936年，莉赛尔从葛丽泰·马克斯坦因身边接回了已经8岁的德雷克。爱因斯坦最后在普林斯顿安度晚年，再也没有回到过加利福尼亚。
但是，德雷克在1955年4月去普林斯顿医院拜访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当时因为腹主动脉上的动脉瘤破裂而命垂一线。
仅仅在几天前，爱因斯坦会见了以色列驻美大使和一位来自纽约以色列领事馆的男人。4月27日，以色列庆祝了建国七周年，他们害怕受到袭击。伊萨·哈雷尔——摩萨德当时的局长——没有忘记那个有小爱因斯坦指纹的玻璃杯，但事实上，留在杯子上的是德雷克的指纹。他想最后向爱因斯坦再询问一次，是否存在利用时间进行战术打击的可能性。
爱因斯坦本来答应与他们就此事展开讨论，但动脉瘤恰好破裂，他被送进了医院。
德雷克声称是爱因斯坦和首任妻子生下的儿子，向老人道歉之后，他问爱因斯坦自己的生父生母究竟是谁。
爱因斯坦盯着这位年轻人，许久之后终于开口，“我不知道，”他的声音很疲倦，“问莉赛尔吧，是她发现了你。”
“但我和你肯定有血缘关系，”德雷克恳求道，“我们的面容如此相似。我有两个孩子——他们父亲的父母究竟是谁，请告诉我！”
“我被监视着，一直被监视着，”爱因斯坦说，“联邦调查局知道我有没说出口的秘密，因为以色列人显然想听我说。另外一组人，从欧洲跟随我的流亡足迹一直来到美国。我有办法让他们远离我，但你却没有。”他叹了口气，闭上双眼。“他们现在都看见你了，他们想知道你是谁，想知道你都知道些什么。如果他们认为你和我没有联系，那么你就是安全的。如果你不知道答案，也就不会成为讯问的对象。回家，回你的孩子身边吧！”
“他安全到家了吗？”爱因斯坦此刻在问，他瘦弱的手在马瑞蒂的左手中仿佛是个虚像。
“没有，”弗兰克悲伤地想道，“没有，他再也没有回到我们身旁。”
“唉，唉。”多么绝望的叹息。
弗兰克望着他，见到的又是那位黑发年轻人，他和弗兰克记忆中的父亲一模一样。
“弗兰克。”这个幻影说，弗兰克顿时明白，这真的是他的父亲，而不是爱因斯坦的另一张面孔。
“爸爸！”弗兰克想道，他不由自主地握紧了对方几乎感觉不到的那只手。“爸爸，对不起！他们对你做了什么，你为什么再也没有回家——”
“弗兰克，”父亲的幻影说，“跑，快跑，不要去沙漠中的那座塔楼。我没有出生过，但你会变得既没有出生过也没有死亡过。”
下一个瞬间，弗兰克眨掉眼中的泪水，发现自己盯着的是勒皮多普特，而勒皮多普特正向他投来困惑的目光。
米夏尔已经下了床，掏出衣袋中的香烟和打火机；勒皮多普特也松开了弗兰克的手，他给自己点燃一根香烟。降神会显然结束了。
“我们需要几个‘帮手’，还要几辆厢式货车或卡车，”米夏尔告诉茂尔克，“我们要去那座塔楼，我们必须把最重要的东西带在身边，这些东西——”他对水泥块和搬家箱子打个手势，“只能和我们一起跑一趟了。”
他冷酷地笑了笑，继续道：“等这些东西安全上路之后，再打几个电话，找个偏僻地方租个房子，随便在路边挖一块水泥包好，联系几名与此事无关的‘帮手’，把挖来的水泥块运去租来的房子。做戏做全套，保安措施要和真的一样严密，但打电话的时候别用暗线，说几个关键字，比方说‘弗兰克’和‘喀查’之类的。太明显的像‘爱因斯坦’、‘摩萨德’之类的就别说了。明白了吗？”
“有个问题，”勒皮多普特从水泥块和墙壁之间挤出来，“这不会给充当诱饵的那几名‘帮手’带来什么危险吧？”
米夏尔对卓别林的水泥块和搬家盒子打个手势。“以色列需要这些，也需要塔楼里的东西，不管那是什么。”
“艾尔米拉度酒店还在原处？”弗兰克问。
米夏尔在烟雾中眯起双眼打量着他。“你自己也搞了一场降神会，对吧？不，旅馆已经没有了，但塔楼还在。”
“你和爱因斯坦说了话，”弗兰克说，“他告诉你如何使用那机器了？”
“是的，他早就想告诉我们，大家毕竟都是以色列人嘛。”他对勒皮多普特说：“找几个杯子和一些油来，把你的指纹印在上头，还有头发——你也都听见了，现在就去。”又对茂尔克说：“我们需要几名‘帮手’拿走这些被个人化了的杯子，一个放在威尔逊峰的峰顶，一个放在死谷底端。”他的视线转回勒皮多普特身上，“你随时做好跳跃的准备，没问题吧？”
“没问题。”勒皮多普特说，但弗兰克觉得勒皮多普特并不怎么喜欢这个念头。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米夏尔和勒皮多普特对视片刻，他朝水泥块的表面摆摆头，勒皮多普特从衬衫内拉出一个吊坠，破开后取出一小片折起来的纸张。他摊平那张泛黄的旧纸，小心翼翼地摆在水泥块上。
“这个碎片来自爱因斯坦在1948年写的一封信，后来在为‘哈加纳’筹集款项时被拍卖——所谓‘哈加纳’，就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勒皮多普特向弗兰克和夏洛特解释道。他从衣袋里拿出弗兰克的那盒火柴，擦燃一根。
他将火柴凑近那片纸，蓝色的火苗立刻包围了那些潦草的字迹。
“大家握住手。”米夏尔说。众人手拉手围成圆环后，他开始用希伯来文念诵某些句子；茂尔克和勒皮多普特则不时做出回应。弗兰克有两次听见了“爱因斯坦”这个名字。
忽然间，弗兰克希望自己没有喝那么多威士忌——坐在软绵绵的床上，靠着床头板，房间里是那么温暖，他开始坠入梦乡。好吧，少我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由他们折腾吧，他这样想着。我需要休息，为黎明后的行动做好准备。黎明？哪一天的黎明？哪一年？五个人手拉手围坐在某人的墓碑四周，我是其中之一，他想道，他最后一个模糊的念头是：五个人，我是哪一个呢？
勒皮多普特握着弗兰克的右手似乎开始变化——皮肤越来越凉，肌肉越来越少，骨头越来越明显，仿佛那忽然变成了老人的手——但弗兰克已经没有扭头去看的兴趣了，他缓缓闭上双眼。
弗兰克梦到了爱因斯坦，他的曾外祖父。那时，爱因斯坦还年轻，留着黑色卷发和修剪整齐的小胡子，他坐在苏黎世二楼住所的阳台上，身旁是朋友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铅灰色的天空下，他们穿着厚外套，裹着长围巾，谈论哲学和物理时吐出股股白气，话题中包括叔本华和马赫。阿德勒非常兴奋，他不时将眼镜顺着鼻梁往上推，被寒风冻得发红的耳朵支棱着，说话时小胡子一动一动的。爱因斯坦和阿德勒都是31岁，爱因斯坦的儿子和阿德勒的女儿在楼下人行道上堆雪人，四轮马车的声音也盖不住他们的欢声笑语。爱因斯坦新近被苏黎世大学雇为助理教授，这还要多谢阿德勒，学校董事会原本属意阿德勒担任此职务，但他却拱手让贤，说爱因斯坦更适合这份工作。阿德勒的父亲是维克多·阿德勒，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弗里德里希的愿望是跟随父亲步入政界。
1909年的冬天，爱因斯坦在苏黎世无所事事地度过了那几个月。阿德勒一家住在爱因斯坦楼下，周四晚上教完热力学后，爱因斯坦总是和学生一起去“露台”咖啡馆聊天，咖啡馆关门后，他经常带着学生回家，阿德勒往往会加入他们的咖啡谈话。
1910年春天，爱因斯坦开始和布拉格德意志大学接洽，对方允诺他数理物理学的教授位置，应爱因斯坦的要求，校方愿意将“理论物理学”更名为“数理物理学”。卡尔·史德格伯爵——时任奥地利政府的教育部长——对此提出异议；但史德格伯爵原本属意的候选人后来撤回了申请。就这样，爱因斯坦在苏黎世大学任教两个学期后，于1911年4月携全家迁居布拉格。
史德格伯爵后来成为奥地利首相，在1918年辞职，战后与家人搬去因斯布鲁克居住。
爱因斯坦的朋友们不甚理解他的决定——布拉格德意志大学并不是一所特别优秀的学校，而布拉格城尽管被德国和捷克分割共管，但对待犹太人的态度都不友善。实际上，爱因斯坦那时候正在研究他的装置，他发现必须求教于布拉格犹太学校的某几位拉比。
爱因斯坦提出让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接替他在苏黎世大学的职位，但那时候的阿德勒正忙着编写社会民主党的《民族法》，于是只好让爱因斯坦的一番好意付诸东流。这份文件没能获得成功，他的政治野心也找不到施展才能的舞台，1911年10月，他给爱因斯坦写信，请爱因斯坦来苏黎世与其会面。
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他近期无法脱身，因为他已经答应出席当年在布鲁塞尔都会酒店举办的索尔维会议 ，他要在会议上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伟大物理学家见面讨论问题。
11月的一天，爱因斯坦回到了布拉格，得知弗里德里希于万圣节向头部开枪自杀身亡。那天夜里，爱因斯坦在德意志大学的办公室逗留不去，久久凝望楼下与校园仅有一墙之隔的荒坟野墓。
大雪遮蔽了弗兰克梦境中的视线，一阵狂风吹走了眼前的积雪，他再次看见了爱因斯坦的身影，爱因斯坦和一名黑发的年轻女性走在山间小道上，弗兰克认出那女人正是自己的祖母。她蹙眉咬牙，艰难地跟着父亲在风雪之中跋涉，弗兰克觉得她和葛丽泰·嘉宝颇为神似。
爱因斯坦比上一次见到时老了不少——头发乱蓬蓬的，夹着白发，两腮的赘肉也有些下垂。弗兰克知道这是1928年的事情。爱因斯坦怀中抱着一个用毯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圆柱形物体。
爱因斯坦放下那东西，拉开毯子，出现在弗兰克眼前的是一根粗大的玻璃圆筒，同汽车电池一起安装在一块木板上。
爱因斯坦和莉赛尔停下脚步，喘息间吐出一口口白气。爱因斯坦用戴着手套的双手从衣袋里拿出一卷金色金属丝，捋直后开始弯曲成某个形状，他眯起眼睛，瞥了几眼底下的深谷。
爱因斯坦用金属丝做成一个万字符，将其搁在积雪的山路上，跪下来把万字符和玻璃圆筒中延伸出的电线连在一起；最后，他坐倒在地，脱掉靴子和袜子，莉赛尔在旁边紧张地绞着双手。爱因斯坦赤足站在雪地中，上前两步踏在万字符上，手中有什么东西在反光。就在他握紧拳头前的那一刹那，弗兰克发现那是一粒黄铜子弹壳。爱因斯坦望着山谷，闭上双眼——
在一个时间失去意义的瞬间内，他冲进一片没有边界的空间，在这里，人的一生宛如静止不动的绳索，或是跨越虚空的电弧——
接着，他回到了苏黎世，这是1911年的秋天，在这个熟悉的阁楼间里，他和阿德勒曾就着煤气灯谈天说地，共同度过了许多个夜晚。阿德勒手握酒杯坐在扶手椅中，身旁的桌上摆着一个空了大半的酒瓶。赤足的爱因斯坦快步走到他身旁，他们开始交谈，这次交谈持续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晨，爱因斯坦舒舒服服地穿上借来的靴子，确信自己已经打消了朋友心中自杀的念头，看见他年轻的妻子带着儿子出门散步，年轻的自己沿着格洛丽亚大街漫步两百码，前去苏黎世大学上班，爱因斯坦冲下楼去，撞开前门的门锁，找到妻子的一根金项链，分成两半后在阳台上摆出一个万字符；他脱掉靴子，望着年轻的自己渐渐远去的背影，爱因斯坦闭上了双眼。
下一个瞬间，反作用力冲击着他。爱因斯坦又回到了风雪交加的山上，身旁是莉赛尔，但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如遭雷殛般的疼痛让他跌倒在冰冷的地面上。失去知觉前他最后看到的东西超乎想象——几十个裸体婴儿散落在结冰的山路之间。
他在先前拜访过的朋友家中醒来，一位将心脏病专著题献给爱因斯坦的医生前来照料他；经过一段时间不准吃盐不准吸烟的苦修生活之后，爱因斯坦慢慢从急性心室扩张病症中恢复了健康。
此时的爱因斯坦拥有两套记忆——在原先的时间线上，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1911年开枪自杀身亡；但在新的时间线上，阿德勒活了下去，并于1916年刺杀了奥地利首相——开枪击中头部致死，仿佛他曾经如此对待过其他人一般。他杀死的那个人，1916年的奥地利首相，正是在1911年给予爱因斯坦布拉格教职的史德格伯爵。
阿德勒在监狱中写了一份近乎于胡言乱语的论文，试图以此驳倒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爱因斯坦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病床上得知了这些事情，全世界唯有他记得原来的历史是什么样子——因此，史德格未曾出世的儿子也就只能来找爱因斯坦了。
在原来的时间线中，史德格于1918年喜获麟子，到1928年，这孩子该有10岁大了，但他的孕育和诞生都属于被爱因斯坦取消了的那个时间线。爱因斯坦在梦境中遇见了那个流离失所的孩童，出于因他的插手导致其无法出生的负罪感，他将那个无主孤魂迎进了自己的意识之中。
莉赛尔也有一个无父无母的孩童需要照料。她在跑去找人救助倒地不起的父亲前，抱起了地上一名不该存在的婴儿，等她回来的时候，其余的婴儿均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被她带进房间里的那名男孩却健康地长大了。莉赛尔说这孩子的体重有些超标，还抱怨说他的后脑勺为啥坑坑洼洼的。爱因斯坦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什么也没说。莉赛尔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德雷克。
之后，爱因斯坦开始周而复始地做可怕的噩梦，他在梦中不停地坠落——不是从阿尔卑斯山巅坠落那么简单的坠落，而是从实在世界的存在里坠落进虚无，爱因斯坦和宝琳从未有过一个名叫阿尔伯特的儿子。他很清楚，这是潜意识在提醒自己，有一个理当诞生的孩子如今只存在于爱因斯坦的大脑中。
在梦中，那孩子说他叫麦特。爱因斯坦在绝望之中给他讲故事，告诉他数理研究的演算结果，即兴演奏小提琴，让他享有这些许的欢乐。
即便如此，某天夜里，他还是离开了爱因斯坦的梦境，到了早晨，莉赛尔告诉父亲，她梦到了一个名叫麦特的男孩，这孩子恳求莉赛尔放他进来，但莉赛尔感觉到麦特并非生魂，于是未曾应允。
爱因斯坦在恐惧中让女儿和女儿救下的那个孩子去柏林，与他认识的一位女士同住，这位名叫葛丽泰·马克斯坦因的女士曾是爱因斯坦的情人，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寄钱供他们吃住。
弗兰克猛然醒来，他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但其他人并没有在看他。床尾处，米夏尔在轻声用德语说话，每问完一个问题后就停顿片刻。
他看向左方：左手边的勒皮多普特握着弗兰克的手，目光炯炯地盯着米夏尔，但弗兰克敢肯定，过去一两分钟内实际上是爱因斯坦——或者说爱因斯坦的鬼魂——握着他的手。
夏洛特捏了捏他的右手，弗兰克意识到夏洛特不用看就知道他闭了几分钟的眼睛。
他没有感觉到达芙妮的惊慌情绪。也许某位好心人终于去说了一声：“麦特，走开！”
弗兰克身上发冷，因为他终于知道了麦特的身份，他是爱因斯坦在1928年不经意间抹杀的男孩，“晚祷”组织正打算如法炮制达芙妮；他想告诉夏洛特，被抹杀并不能让她如愿以偿，彻底而完全地湮灭于世间。
他握紧了她的手，然而，这并不是夏洛特的手：粗大的骨节，戴一枚硬邦邦的戒指——他又在梦境中了。他看见莉赛尔和爱因斯坦在帕萨迪纳巴茨福德街那间熟悉的厨房中争吵。莉赛尔的样子和1928年差不多，依然很漂亮，但爱因斯坦的头发却已经全白了。不知为何弗兰克在梦境中知道，他们使用的德语是一种斯瓦比亚地区的方言，莉赛尔要父亲帮忙制造第二台时间机器，比三年前爱因斯坦在阿尔卑斯山使用的要更加精良。
带着梦境的那种确凿感，弗兰克知道莉赛尔怀孕后，把尚年幼的德雷克交给葛丽泰·马克斯坦因照看，自己去维也纳堕了胎。然而，和爱因斯坦在1928年康复中遭遇的一样，莉赛尔也做了类似的梦，她希望能够返回过去，说服年轻的自己，不要做那次堕胎手术。
爱因斯坦激烈地反对女儿的想法，试图说服她，这件机器牵涉到的物理学本身就宛如怪兽。
场景转变，弗兰克看见爱因斯坦父女和另外一名男子，他们用英语交谈，围坐在一张桌子前，那里看上去像是中世纪建筑中的大厅，红砖墙壁，二楼拱顶之上是梁桁撑起的天花板。在场的另外一名男子形容整洁，尽管早生华发，但长相颇为俊美，牙齿尤其白得出奇，灰色西装虽说不够贴身，但一看就知道是昂贵的高档货。
这名男子的第一个儿子在12年前的1919年死去，年仅3岁。他苦涩地回忆起入殓师硬在儿子的小脸上扳出一个笑容，而这孩子在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笑过。
他是一位电影导演，刚拍完一部电影，他希望能用这部电影召回儿子的魂魄，请儿子进入自己的身体，因为他的儿子还没来得及获得自己的人生，他希望能让儿子体验他的人生。
他于1926年拍摄了一部电影，在其中使用了他所谓的“深水炸弹符号体系”，通过这部电影，他能够激起观众强烈的心灵反应。但这部电影只私下里放映了一场，几个座位和影院外停车场的几辆轿车燃起了火焰。弗兰克忽然醒悟，那个人就是查理·卓别林！他因此没有让电影《海之女》进入商业发行渠道。他的新片《城市之光》中潜藏的符号力量也就没有那么激烈了。
爱因斯坦气急败坏地反对他如此放映这部新拍的电影，隐约说明这种事情可能造成什么后果——他自己就在受到这种后果的困扰。
他没能说服卓别林，但首映式要到两周后才会举行，于是爱因斯坦和莉赛尔搭火车去了莫哈韦沙漠中的棕榈泉，他们在那里见了爱因斯坦的一位老朋友，萨缪尔·安特迈耶。棕榈泉原本是一个散落于几十亩土地上的自然村落，位于广袤的季节性沙漠之中，东北方是小圣贝纳迪诺山脉，西南方是圣哈辛托山脉，其社会中心是西班牙教区风格的艾尔米拉度度假酒店，从其方方正正的4层楼上放眼望去，数英里之内都是沙漠马鞭草的粉色花朵的海洋。
爱因斯坦常常在黎明时徒步穿越群山环绕的大地，酒店的托尼·伯克开车带着老物理学家深入莫哈韦沙漠游览，一直到荒无人烟的萨尔顿海 方才折返。某天晚上，爱因斯坦在酒店的餐厅出现时显得颇为开心，甚至拿起一柄小提琴，和大堂里的弦乐三重奏合演数曲，莉赛尔知道他为何如此高兴。他抛开了卡力班——他认为自己将那个侵入脑海的灵魂抛在了沙漠深处。
但莉赛尔知道那个漂泊的鬼魂去了何方。那东西在梦中找到她，那时莉赛尔正在经历失去孩子的痛苦，便放他进入了自己的脑海。
在卓别林电影的首映式上，爱因斯坦事先说服了剧院经理，在第三卷胶片结束时休息片刻；是时，灯光大亮，主持人上台请观众稍事歇息，欣赏一下剧院的宏伟建筑。卓别林从爱因斯坦身旁一跃而起，冲到放映室逼着院方继续放映下去，但为时已晚，旨在逐步提升心灵响应的符号链条已被打破——秃头男人戴上星形帽子、男人纵身跃入河中、盲眼的卖花人恢复视觉——卓别林死去儿子的灵魂没有被召唤回来。
那之后，卓别林没有再次试图将电影作为乞灵工具，并不是因为他改变了主意，而是因为莉赛尔在脑中幽魂的帮助下，重建了爱因斯坦的maschinchen，将之放置于她住处背后的棚子里。
莉赛尔在1933年3月9日试着迈出了第一步，恰于此刻发生的一场小规模地震让她停了下来，第二天，在卓别林紧张的注视下，她正式使用了这台机器。莉赛尔手中紧握着的是她在1930年更换的远视眼镜的一个破碎镜片。
下一个瞬间，她发现自己置身于柏林，望着自己在楼上狭长的厨房里给三岁的德雷克喂食。
年轻的自己还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了，在凌乱的公寓里给吵闹的孩童喂食时得知这个消息，她一点儿也不觉得即将成为母亲是什么可喜可贺的事情；但年老的莉赛尔却泪眼婆娑地向她描述了堕胎后做的那些可怕噩梦，再加上自己竟然从未来返回现在，目的只是为了提醒她不要去堕胎，考虑再三，年轻的莉赛尔终于决心生下这个孩子。
莉赛尔在地板上将一些金币排列成万字符，让反作用力带她返回1933年，她觉得自己一脚踏进了某个闹哄哄、乱纷纷的世界。
卓别林也不由自主地经历了星光体的时空移位效应，发现自己正在中国剧院门口，将双手压进湿水泥之中，那是1928年发生的事情——到此刻为止，这件事情始终是他记忆中一个令人不安的盲点。被迫的时间旅行吓住了卓别林，他回到现实之中时，大地还在颤抖，电线正在摇摆，刚刚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待到看见院子里到处都是裸体女婴的时候，他陷入了狂乱的恐惧之中。
那些婴儿在几秒钟之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莉赛尔花了半个多小时才让卓别林镇定下来，直到这时候，她才有时间唤起更改的时间线上的记忆，她说服自己留下的孩子最后还是在1930年夏末流产了。
在这条新的时间线上，她依然让卡力班在棕榈泉进入了自己的脑海，时间是两年多之前的1930年12月。在这条时间线上，她不需要因为堕胎而怀有罪恶感，但卡力班以迷路孩童的身份出现在她的梦中，她无法硬起心肠对这样一个孩子说不许进来。
她给卓别林的司机打电话，要他来接这位受了大惊吓的导演。收音机说据初步估计，超过两百人在这场地震中丧生。愧疚让她的身体垮了下去，但卡力班却在梦中嬉笑歌唱。
弗兰克闭着眼睛靠在床头板上，但握着的手又变成夏洛特的了，温暖而光润。
“弗兰克。”记忆中祖母的声音在脑海里响起，我又说梦话了吗？
“是的，老嬷。”他想道，没事，继续睡吧。
“我烧了那棚子吗？”这是她的声音没错，但现在却没有了德国口音。
“你尽力了。”
“谢谢。你要照顾好你的女儿。”
联系一下子断开，但他还是想道，我会的，老嬷，我会的。
米夏尔还在用德语提问——但此刻弗兰克在问题之间听见了微弱的回答声，他左手握着的重又变成了爱因斯坦的手。
弗兰克睁开眼睛，望向左方。他和勒皮多普特之间多出了一个人，是年老的爱因斯坦本人，松弛颓丧的面容、乱蓬蓬的白发和胡须。紧接着，老人变成了风雪中走在山路上的那名中年男子，继而又化为眼睛明亮的黑发少年。爱因斯坦的鬼魂循环经历着他曾活过的那些岁月。朝旁边的弗兰克投来视线并微笑示意时，他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年轻人的面容属于弗兰克失散多年的父亲，在弗兰克3岁时的记忆中，父亲就是这个模样。
弗兰克不由自主地握住了年轻人的手，瞬间之后他想起自己十分憎恨父亲，下个瞬间他旋即记起父亲在1955年就被杀害了——他提醒自己，身边的人无论怎么变化，都是爱因斯坦本人，弗兰克的父亲是他的副本，是莉赛尔将他带回了家。
白发苍苍的老年爱因斯坦在弗兰克的脑海中用英语说：“在黑暗的过去与时间的深渊里，你还记得什么别的？” 我要拯救我的女儿，弗兰克想道，从卡力班手上拯救我的女儿，卡力班，你从遗忘中带回世间的那个孩童。
“这个坏东西我必须承认是属于我的，”爱因斯坦说，“你们的一伙中还缺少几个人，一两个为你们所忘怀了的人物。”
我该怎样做才能救回我的女儿？弗兰克拼命在心中叫道。
再一眨眼，他又回到了棕榈泉的艾尔米拉度酒店，这是1932年12月的一个夜晚，天气冷冽。人们爬出开着绿色灯光的游泳池，离开餐厅，站在塔楼底下的仙人掌花园四周，一名年轻女人站在钟楼北部的拱顶上，一边抽泣，一边挥舞手中的左轮手枪，手枪在冬日里最后几缕阳光的映照下闪闪发亮。
爱因斯坦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正装白衬衫，气喘吁吁，浑身冒汗，他勉力爬上塔楼内部的三段木头阶梯，终于站在了建筑物最高处的钟楼上。
女孩原先低头在俯视人行道和草地上的人群，听见响动后扭头来看。晚风吹乱了她的黑发，裙子也在迎风飘舞。
“你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她说。
“是的，”他气喘吁吁地说，“听我说，你不能——”
“太晚了。”
说完，她走下拱顶，颤颤巍巍地站上檐尖，用大腿抵住栏杆，身体朝后倾斜。她举起左轮手枪，对准太阳穴扣动扳机。
几十个人同时惊呼，女孩的身体向后翻出栏杆，爱因斯坦冲过去低头俯视——他看的不是女孩的尸体，而是游泳池旁他挂晚礼服的椅子。
他的双眼注视着那件上衣，将自我投射过去，他抚摸着光滑的织物，感觉着泳池旁那把椅子的帆布索带和橡胶头的椅子腿，两个视角之间存在高度的差别，他借此帮助自己跃入时间失去意义的那个维度，生命线仿佛一条条绳索漂浮在虚空中。
在这个视点上，塔楼是一堵墙壁，延伸的一个方向是过去，另一个方向是未来。
焦点移近，女孩的生命线弯曲着沿塔楼台阶而上，在终点处陡然消亡。
一个或更多个存在于这个位面的个体穿过永恒的空间，簇拥在她的生命线的终点。爱因斯坦忍不住和那个或那些异类的意识进行了交叠，尽管他在这些发出嗡嗡声的空间褶皱中感觉到了思想的存在，甚至体验到了类似于饥饿的情绪，但却绝没有理解他们的可能性。
爱因斯坦将注意力集中在女孩生命终点之前的某个位置上，他从这个场所的完全真空中汲取能量，将她的生命线从原先所处的四维空间中拉扯出来——他希望这样能够使之避开生命终点的那个位置。
然而，他却惊恐地发现，那女孩的生命线就那么消失了。状如静止不动的卷曲绳索或电弧的群落中，她的生命线从未在此存在过。
他轰然退回线性时间的世界。
爱因斯坦在露台俯视楼下，但哪里也没有人群的踪迹。这天晚上没有发生过任何戏剧性的大事，游泳池里的人们一直在嬉闹欢笑。
他在倒下前，再次步入五维空间的视角，塔楼向未来延伸的“墙壁”上多了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那是一个扭结结构，仿佛玻璃上的涟漪，位于拱顶他伏在栏杆的位置上，这个仿佛透镜的构造没有在茫然未来之中消散。他引发的真空能爆发似乎将会永远占据这部分空间——艾尔米拉度酒店塔楼的西侧拱顶。幸运的是，只要一个人不同时投射两个星光体，并且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位置，就不会发现它的存在或者在偶然间触发这个陷阱。
他收回游泳池旁的星光体。暮色霭霭，没有人注意到爱因斯坦爬到了塔顶，他慢慢走下楼梯，但他知道自己在钟楼上留下了一柄尖刀，它能够从现实中抹去任何人的存在。
他想了又想，想得都有些麻木了——但我的初衷是帮助她啊！
她是谁？
谁也不是——甚至不存在于其他人的想象之中。
她为什么要自杀？
为了某些没有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事情。
爱因斯坦的鬼魂在弗兰克身旁喟然叹息。“我们的这些演员，我已说过，原是一些精灵，现在化成空气，稀薄的空气。”
从未出生过。德雷克也从未出生过，但他却生过活过，还生下了孩子。
爱因斯坦总是避开孩童时的德雷克，尽管——或者恰恰因为——这孩子是他完全相同的副本，爱因斯坦从1911年返回1928年时，五维冲量在四维空间中产生的多余能量凭空制造了这个孩子。1936年，莉赛尔从葛丽泰·马克斯坦因身边接回了已经8岁的德雷克。爱因斯坦最后在普林斯顿安度晚年，再也没有回到过加利福尼亚。
但是，德雷克在1955年4月去普林斯顿医院拜访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当时因为腹主动脉上的动脉瘤破裂而命垂一线。
仅仅在几天前，爱因斯坦会见了以色列驻美大使和一位来自纽约以色列领事馆的男人。4月27日，以色列庆祝了建国七周年，他们害怕受到袭击。伊萨·哈雷尔——摩萨德当时的局长——没有忘记那个有小爱因斯坦指纹的玻璃杯，但事实上，留在杯子上的是德雷克的指纹。他想最后向爱因斯坦再询问一次，是否存在利用时间进行战术打击的可能性。
爱因斯坦本来答应与他们就此事展开讨论，但动脉瘤恰好破裂，他被送进了医院。
德雷克声称是爱因斯坦和首任妻子生下的儿子，向老人道歉之后，他问爱因斯坦自己的生父生母究竟是谁。
爱因斯坦盯着这位年轻人，许久之后终于开口，“我不知道，”他的声音很疲倦，“问莉赛尔吧，是她发现了你。”
“但我和你肯定有血缘关系，”德雷克恳求道，“我们的面容如此相似。我有两个孩子——他们父亲的父母究竟是谁，请告诉我！”
“我被监视着，一直被监视着，”爱因斯坦说，“联邦调查局知道我有没说出口的秘密，因为以色列人显然想听我说。另外一组人，从欧洲跟随我的流亡足迹一直来到美国。我有办法让他们远离我，但你却没有。”他叹了口气，闭上双眼。“他们现在都看见你了，他们想知道你是谁，想知道你都知道些什么。如果他们认为你和我没有联系，那么你就是安全的。如果你不知道答案，也就不会成为讯问的对象。回家，回你的孩子身边吧！”
“他安全到家了吗？”爱因斯坦此刻在问，他瘦弱的手在马瑞蒂的左手中仿佛是个虚像。
“没有，”弗兰克悲伤地想道，“没有，他再也没有回到我们身旁。”
“唉，唉。”多么绝望的叹息。
弗兰克望着他，见到的又是那位黑发年轻人，他和弗兰克记忆中的父亲一模一样。
“弗兰克。”这个幻影说，弗兰克顿时明白，这真的是他的父亲，而不是爱因斯坦的另一张面孔。
“爸爸！”弗兰克想道，他不由自主地握紧了对方几乎感觉不到的那只手。“爸爸，对不起！他们对你做了什么，你为什么再也没有回家——”
“弗兰克，”父亲的幻影说，“跑，快跑，不要去沙漠中的那座塔楼。我没有出生过，但你会变得既没有出生过也没有死亡过。”
下一个瞬间，弗兰克眨掉眼中的泪水，发现自己盯着的是勒皮多普特，而勒皮多普特正向他投来困惑的目光。
米夏尔已经下了床，掏出衣袋中的香烟和打火机；勒皮多普特也松开了弗兰克的手，他给自己点燃一根香烟。降神会显然结束了。
“我们需要几个‘帮手’，还要几辆厢式货车或卡车，”米夏尔告诉茂尔克，“我们要去那座塔楼，我们必须把最重要的东西带在身边，这些东西——”他对水泥块和搬家箱子打个手势，“只能和我们一起跑一趟了。”
他冷酷地笑了笑，继续道：“等这些东西安全上路之后，再打几个电话，找个偏僻地方租个房子，随便在路边挖一块水泥包好，联系几名与此事无关的‘帮手’，把挖来的水泥块运去租来的房子。做戏做全套，保安措施要和真的一样严密，但打电话的时候别用暗线，说几个关键字，比方说‘弗兰克’和‘喀查’之类的。太明显的像‘爱因斯坦’、‘摩萨德’之类的就别说了。明白了吗？”
“有个问题，”勒皮多普特从水泥块和墙壁之间挤出来，“这不会给充当诱饵的那几名‘帮手’带来什么危险吧？”
米夏尔对卓别林的水泥块和搬家盒子打个手势。“以色列需要这些，也需要塔楼里的东西，不管那是什么。”
“艾尔米拉度酒店还在原处？”弗兰克问。
米夏尔在烟雾中眯起双眼打量着他。“你自己也搞了一场降神会，对吧？不，旅馆已经没有了，但塔楼还在。”
“你和爱因斯坦说了话，”弗兰克说，“他告诉你如何使用那机器了？”
“是的，他早就想告诉我们，大家毕竟都是以色列人嘛。”他对勒皮多普特说：“找几个杯子和一些油来，把你的指纹印在上头，还有头发——你也都听见了，现在就去。”又对茂尔克说：“我们需要几名‘帮手’拿走这些被个人化了的杯子，一个放在威尔逊峰的峰顶，一个放在死谷底端。”他的视线转回勒皮多普特身上，“你随时做好跳跃的准备，没问题吧？”
“没问题。”勒皮多普特说，但弗兰克觉得勒皮多普特并不怎么喜欢这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