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艾历克斯给我放了一天假，算是对出差的补偿，可第二天中午我还是去了办公室。一进门就见他盯着屏幕，上面全是有关吉斯·塔列费罗的信息。
这位前主管大人已经是三部传记的主角了，他至少间接参与了他那个时代的几十宗历史事件。关于他的材料我已经翻阅过大半，他算不上政界或科学界的风云人物，也没有在十三年的任期内带领行星勘测及宇航研究署取得过划时代的成就。但对于当时的前沿人物，他似乎都有来往。常与他为伍的人中有议员、总统、演艺界大腕、银河奖得主，还有其他新闻人物。但让我尤其看重的是，他是个坚守原则的男人。他是人道事业的主将，他关心环境，并巧妙安排，好让权力不至于过度集中，他确保我们对孩子循循善诱而非一味灌输，还找到了一条和默哑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道路。
他为了这些事业竭尽全力、毫无保留，在斗争中也从不退缩。他支持对政府腐败加以遏制，支持联盟各大行星维持稳定人口，支持削弱媒体权力，支持抑制公司内贼。此外，他同企图摧毁考古遗迹、霸占原始荒野的开发商开展斗争，他还尽其所能地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
在这些文化保卫战中，他和波兰，还有克拉森纳结成了亲密盟友。一个传记作者这样写道：“人们从来没有感激过他，直到那一晚，他关上办公室的门，和工作人员道了别，然后走出了这个世界。”
那时的行勘署坐落在联邦会堂，那是一栋石头砌成的旧建筑，从前是个法庭。塔列费罗准备好下班回家时，他的浮空车总会到楼顶的停机坪来接他。但在他失踪的那一天，他吩咐AI，说自己要出去吃晚饭，需要交通工具的话，会自己打电话的。
那么，他是准备去和谁吃晚饭呢？
“谁也不知道，”雅各说，“调查人员在调查事发经过时，发现他已经把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差不多全提走了，只留了笔数目不大的钱，那笔钱后来到了他女儿玛丽手里。对了，他就这么一个女儿。”
“那他妻子呢？”
“他妻子死了，死的时候很年轻，划船时出的事故。朋友都说，他一直都在哀悼他妻子。但后来他的生活中又出现了个女人。”
“是谁？”艾历克斯问。
“她叫爱薇·康明，是个外科医生。”
“他那会儿有多少钱？”
“几百万。”
艾历克斯听了很吃惊：“都是哪来的？”
“都是遗产，”我插了进去，“他的家族已经富了几代了。家族资源到他手里之后，他就开始用来支持各项事业。他似乎完全不为自己着想。” 我跟一个朋友吃了晚饭，回家后，我决定跟塔列费罗的模拟人像谈谈。我在北极星号研讨会上就跟他打过照面，可当时还不知道他是谁。现在，我准备好了几个问题要问他。
当然了，和模拟人交谈总会遇到点问题。表面上看，它们都像是各自所代表的那个人，可谁都知道，它们不过是由资料恢复系统支持的投影。但是大家都信任资料恢复系统，人像们看上去也绝对逼真，相当可信，于是人人都愿意相信它们的话。但实际上，人像口中的信息都是人像主人们自己提供的，也就是说，它只体现了那些人最好的一面。此外，有利益纠葛的人还会出于各自目的胡乱添加信息。这样产生的人像其实不比它们的主人可靠多少。要是抱着了解事实而非纯粹娱乐的目的去跟它们对话，那可一定得带点健康的怀疑精神。
吉斯·塔列费罗的形象出现在了一块布满石块的海滩上，站在我面前的是个小个子中年男人，脑袋上竖着赤褐色的稀疏头发，两眼有点分得太开，肚腩显得太大，肩膀也不够宽。他说话时不停走动，走路的姿势相当难看，晃晃悠悠地，好像个平足，又像是一只卡马如鸟——那是一种南方水鸟，也常常晃晃悠悠地在海滨行走，但目的是寻找搁浅的水生物。这么平凡的相貌，不知道的话很难想象他是个推动进步的人物。但俗话不是都说了么，“人不可貌相”。
“你好，考帕女士。”他说，“你也出席了那次研讨会。”
“没错，我也去了，我很喜欢你在会上的发言。”
“你太客气了。”他在一张石质长凳边站定，面朝着大海，海滩上除了长凳之外一无所有。“能坐下吗？”他问我。
“请便。”我说。
于是他坐了下来：“这里的夜晚真美。”他穿着他那个时代的古典着装，一件领口很大的彩色衬衫，一条翻边长裤，潇洒的蓝帽子上饰着流苏。
“的确。”我应了一声。
“我能帮你什么？”
是啊，能帮我什么呢？一道长长的海浪在岸边破碎，海水冲上了沙滩。我开口说道：“塔列费罗博士，请跟我谈谈你自己：你在乎什么，你对什么感到骄傲，北极星号出发那天，你有什么感受。还有，你觉得发生了什么。”
“谈谈我自己？”他看上去很意外。
“是啊，”我说，“请谈谈吧。”
“可大多数想了解的是北极星号，不是我。”
“你知道原因吧。”
“当然知道，可好像我除了把那些人送到德尔塔·卡佩斯之外，就没做过别的似的。”
他对我谈了他的家庭，他的梦想，还有他为行勘署服务的那几年。
“你曾想过，是默哑人之外还的什么外星生物干的吗？”我问他。
他闭起双眼说：“没有。我们知道在宇宙某处存在智慧生物，这一点我们已经了解了。宇宙实在太大了。光我们知道的就有两种，因此我们明白，别的地方也一定有。一旦了解了这一点，一旦了解到生命并非产生于可能性几乎为零的事件组合，那么，其他智慧生物的存在就是必然的。一定是这样。真正的问题，是他们在时空中的分布，是否零散到了不可能在灭绝之前和我们相遇？”
海面上出现了移动的光影。
“两者交汇的可能如此渺茫，以致我们从未认真加以考虑。我们的确制定过太空规程，规定了如果真有人见到其他的飞船时，该如何应对，可我们从不相信那真会发生。我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真的遇见外星人，对方一定不会怀有敌意——提防是有可能的，但肯定不会有敌意。”
“为什么不会？默哑人就对我们有敌意。”
“他们之所以对我们产生敌意，是因为我们在发现对方时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制造了冲突。那是我们处置不利造成的，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有错。或许，双方都没有错，只是大家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没能恰当地应对罢了。我们对他们的敌意部分源于遗传，我们就是无法靠近他们。你曾经跟默哑人接近到产生反应的地步吗？”
他指的不仅是默哑人感知他人想法的能力，他们还能触及人类内心深处某种极端厌恶的情绪。其中的原因很难说清。他们长得很像人类，可人类见到他们时，就会产生见到大型蜘蛛或蛇的反应。而且只要他们在场，你脑袋里的想法就在阳光下一览无余，你得努力不去想那些会让自己尴尬的念头。这种生物比你还了解你自己，因为他们能推倒你心灵周围的墙壁，卸去你的一切辩解和伪装。比如，我们对他们的反应，他们就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一点让外交变得相当困难。
“没有，我从没见过他们。”行星联盟内部没几个默哑人，因为他们也不怎么喜欢我们。“你觉得他们肯定跟失踪无关吗？”我问他。
“我们调查了。你知道，它们得穿过行星联盟才能到达德尔塔·卡佩斯，不然就得兜大圈子。”
“就这么个原因吗？”
“当然不是。北极星号事件发生时，我们和它们之间的争端已经平息很久了。”他揉了揉后颈，抬头望着月亮。那不是边路星的月亮，它体积太大，还罩着一层氤氲的大气，上面甚至还有海洋呢。“我们看不出它们有绑架北极星号船员的动机，有也肯定不至于冒开战的风险。我们跟他们中的几个谈了谈，我本人就跟它们的一个代表谈过。”说到这里，他扮了个鬼脸，试着不再回忆此事。“他说，事情和他们无关，这话我信了，而且我也不觉得需要重新考虑。”
“干吗要相信他？除了他们之外又没有其他嫌疑人。”
“那是因为，他们在说谎方面的确是相当糟糕。”
“好吧。”
“另外，我也觉得他们没法犯下那样的案子。他们不可能在不被觉察的情况下靠近北极星号。一旦他们靠近，玛蒂铁定会拉响警报，我们也一定会知道的。”
“事发之后，你动员了一切力量寻找失踪者吧。”我说。
“没错，行星联合舰队的确出动了大量飞船开展搜寻，尽管我们没有发动所有人——至少没有正式发动——但还是有许多公司甚至是私人飞船提供了援助。搜索持续了一年多。”
“我一直以为你们进行过动员，号召所有人加入进来。”
“根本就不需要动员。你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大伙都吓坏了。我们以为宇宙中出现了新的对手，它们技术先进，心怀险恶，而且和我们完全不同，我们几乎都以为自己发现了超自然实体。当时的形势糟糕透了，甚至有人提议要和默哑人结盟。就这样，许多公司都派出了自己的飞船，成为了搜寻行动的一份子。”说到这里，他用脚上的拖鞋拨了拨地下的沙子，“对那些公司而言，这是个很好的宣传。”
“结果没有找到任何反常的东西吗？”我问。
“没错。我们什么都没找到。”
餐厅里的一根排风管开动起来，向室内放出冷气。我们安静地坐着，耳边嘶嘶的风声证明了基本物理定律还没失效。我开口问道：“塔列费罗博士，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觉得他们遇到了什么？”
他想了好一会儿，最后开口说：“我认为他们是被抓走了，但是谁？出于什么目的？我都不得而知。”
他的长凳正好摆在涌到岸边的潮水之外，我们望着浪花翻滚，然后渗进沙滩。“北极星号为什么会有一间空的卧舱呢？”我问。
“你的意思是，船上为什么只有六位乘客，而不是七位？”
“这么问也可以。”
“这好解释。第八间卧舱是留给我的，我本来想一起去的。”
“留给你的？”
他点了点头。
“你很幸运。后来为什么改主意了？”
“办公室里出了点事，可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我是个模拟人，他不告诉我，我就没法知道。不过无论是什么，它都严重到了让我觉得该取消飞行计划的地步。”
“就在起飞前的一刻。”
“是啊，我们都快要登上北极星号了。”
我继续追问事情的原委，可他一口咬定自己不知道。无论当时发生了什么，塔列费罗都无意与人分享。我想起了这位主管早早离开天台站发射台的情景。我接着问道：“塔列费罗博士，你的失踪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那样一走了之？”这个问题我并不指望他回答，他也回答不了。眼前这位塔列费罗是用塔列费罗的个人信息构造出来的，实际上只是众人眼前的一副面具。我对此并不觉得失望。
“很奇怪，是吧？”
“是啊，你觉得呢？”还是问问看吧。我在研讨会上听人问过这个问题，他当时没有解释。但眼前的沙滩气氛较好，跟吵闹的会议室相比，显得寂静、随意。
“我觉得我肯定是遭到了暗算。有人盼着我死呢。”
“比如？”
“巴克鲁、图拉密、高尹、查理·米道顿，老天，太多了，都数不过来。这些事记录里都有，你要真感兴趣的话，很容易就能查到。我那时候踩了不少人的尾巴。”
“那么，他们当中会有人对你下手吗？”
他想了一会儿，说：“不，我觉得不会。但有人显然对我下了手。”
“你在研讨会上说，你在失踪的那天清理了办公桌，还说你不常这么做。”
“我说过吗？”
“你说过。”
“我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了，为了效果么。出席研讨会么，总得摆摆样子，对吧？”
“而且你还提走了账户里的钱。”
“是的，这个么，倒真让人觉得我是准备好了要离开。”
“你有没有可能是去自杀了？”
“我有充分的理由活下去。我有个好工作，年纪也不算大，才六十多。我身体健康，并且在援助好几桩需要援助的事业。”
“都是些什么事业？”
“当时，我正积极改善公共教育，还在帮助柯恩集团筹款。”柯恩集团是家非营利性机构，一直向塔利奥之类饥荒频发的地方派遣义工、提供物资（当然了，塔利奥星并不在边路星，边路星上很少有人饿肚子）。“不久前，我还认识了个女人。”
是爱薇·康明斯。塔列费罗失踪之后，爱薇苦等了几年，后来不再等了，嫁给了一个学者，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现在还在世呢。
“不，”他说，“我是被人伏击的。我明白别人知道我提空账户后会怎么想，但我还是觉得，我不是有意失踪的。” 爆炸后不久，我曾去温蒂的公寓看她，她那时候已经在恢复中了。在我跟塔列费罗的模拟人交谈后的第二天，艾历克斯觉得自己有义务亲自拜访温蒂。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确认她没事。”
“她没事呀。”
“我得让她知道，我很关心她。”
“我们已经给她送了花，我也去看过她，我看你就不必去了，可你要实在想去……”
“公民义务么，”他说，“我能做得只有这个。”
于是我们就去了。温蒂已经回去上班了，腿伤留下的唯一痕迹是放在办公室一角的一根蓝色拐杖。她只要看一眼窗外，就能望见建筑机器人在清理督导中心留下的废墟。
我们带去了糖果，艾历克斯双手一扬，把它们送到了温蒂眼前。情况需要的话，他很会讨人欢心。温蒂对他也很热情，旁人会认为他们是一对好友。我们拒绝退回藏品时，温蒂曾冲我发过脾气，但现在的她完全没有生气的样子。
我们谈了几分钟琐事，温蒂已经重新玩起了需要用到腿脚的斯括布球。渐渐的，我们谈到了登门拜访的真正原因。艾历克斯先是说了自己刚读完爱德华·亨特的《激流》，那是本叙述上世纪各种社会运动的历史书，书中花了整整一章讨论塔列费罗。接着，他又装出一副毫无心机的样子说：“你知道吗？他本来也要登上北极星号的。”
“知道啊，”温蒂答道，“你要是看过起飞前的乘客名单，就会看见他的名字。”
“那后来怎么了？”
“临阵反悔吧，我也不知道。”
“临阵反悔……”
“他们那会不正准备装货起飞么？”
“那你一点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反悔？”
“不知道。据说他接了个电话，说办公室里出了点事，可我不知道这消息是哪儿传出来的，哪儿都找不着记录。”
“行勘署那时候有什么经营上的问题吗？有什么严重到需要他取消航行的问题？”
她摇了摇头说：“行勘署的日志上没有当天的记录。的确有人在飞船启航前往天台站打过电话，但没谈什么正事，只是祝大家好运罢了。”
“说不定是个私人电话。”我说。
“他跟曼杜查说，那是办公室打来的，”温蒂已经厌烦了这个话题，“当然可能是私人电话，也可能是他们随便说说的什么事。这个重要吗？”
“有人知道他当天回过行勘署吗？”艾历克斯不依不饶地追问。
“你说北极星号出发的那天？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艾历克斯，”她边说边做头痛状，“我们没有电话记录，再说事情也过去很久了。” 我问了雅各有什么关于查克·波兰的资料。
波兰专攻的是身心问题，他信奉的方针是：我们一直在被二元论欺骗，认为存在躯体和灵魂两个实体，认为心灵是和脑截然不同的非物理实体。尽管在过去几千年中累积的证据都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可人们还是死抱着旧观念不放。
波兰的研究是突破性的，他绘制出了脑的功能图，并证明它的抽象功能并不位于某个特定脑区，而是全局性分布的，而且这些抽象功能在脑的工作原理中充当重要角色。
波兰是玛蒂的船员中最年轻的一位。他长了对黑色眼珠，看上去像是会每天在健身房待上两三个小时的那种人。我看了他的视频记录，看了他接受的访谈，在午餐会上做的演讲，还看了他的获奖视频：彭布鲁奖、班宁顿奖和卡玛尔奖。他为人谦逊，个性随和，总喜欢把成就归功于同事，大家都喜欢他。
尽管在学术领域成就卓著，他最为人所知的还是洗脑专家的身份。他和各种执法机构共事了十三年，对习惯性或暴力犯罪行为的高发人群进行（用他们的话说）“纠正”。
后来，他辞去这一职务。再后来，他成为了这项技术的反对者。我发现了他在终止司法事业一年后对一个法律学会所做的演讲。他说：“这项技术近乎犯罪。我们销毁罪犯已有的人格，并代之以创造的另一个人格。此外，我们还在罪犯脑中植入虚假记忆。这样一来，原先的个人就灭亡了，就像被人从飞机上扔下去一般彻底灭亡。”
但他本人已经做了十三年的洗脑手术，如果他说的是自己的心声，那为什么不早一点洗手不干呢？
他在一次访谈中是这样说的：“我当初觉得这是一项有用的研究，感觉相当过瘾，因为我觉得自己摘除了某人的犯罪特质，换上了会让他自身以及所有需要与他交往的人更加快乐的倾向。我从街道上带走一名罪犯，带回的是一个正派的守法公民。这个过程没有痛苦。我们向受害者保证一切顺利，吃晚饭的时候，他就能重新回到人世。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吃晚饭的时候就行。’然后，我就这样取走了他们的性命。上帝！
“为什么过了那么久才看清了自己作为的实质？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如果要接受审判，希望与我对他人的惩罚相比，我受到的惩罚会仁慈一些。我只能说，我在此敦促各位考虑立法禁止这一野蛮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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