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幽灵之城 墓园
她站在蒙帕纳斯公墓的诗人墓前抽烟，沉浸在思绪中。那是巴黎五月某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不是现在这个战败和蒙羞的巴黎，而是昔日的巴黎，虽然才不久之前，却已非常遥远，好似永久消失了。她穿着一袭黑色丝绸洋装，上面印着盛开的红色木槿，裸露的手臂呈金黄色，乌黑的秀发盘在头上。我记得关门时间快到了。我沿着墓园小径从她身旁走过，往公寓的方向走。我瞥了她一眼，但没放慢脚步，虽然或许有一闪而过的犹豫，一丝的欲望，一瞬间有股冲动想停下来，走过去问她为什么站在这座墓前。我自己也曾多次站在那座墓前，在五月的平日下午，阳光充足、天气暖和的时候。天空亮得耀眼，一片清澈的蔚蓝。我松开了领带，外套挂在肩上。她面对的那座墓是诗人波特莱尔的墓，而我把人生的黄金岁月都奉献给了他。
那天是一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礼拜一。距今还不到四个月，却彷佛已经过了好多年，甚至一个时代、一个纪元。十七天前，德国让全世界悬着一颗心九个月后，终于入侵比利时和法国，派坦克车穿越亚尔丁森林，包围知名的马奇诺防线，趁法国还没摧毁桥梁之前通过默兹河──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叛徒破坏了法国的防御。才两个多星期，德军就把三国的军队逼退到英吉利海峡沿岸。布洛涅和加莱两个城市被切断联系，下一个就是敦刻尔克。
我已经不再读报和听广播。一开始我就不该出现在那座墓园里。我早该要离开巴黎，毕竟我是难民，是从德国逃出来的犹太人。但我的证件不够齐全，手上只有替代文件。德军愈逼近，我就愈危险。好几个礼拜以来，我公寓的门后都摆着一只黑色手提箱，提醒自己该离开这里，彻底消失。但不断消失令人感到厌烦。我无法下定决心离开，只能努力不去想这件事。我陷入否定的情绪，比起现在，我更在意过去。多年来我一直在写一本书，至今尚未完成。这给了我留下来的理由，在我熟悉无比的街上游荡，整天无所事事，跟过去的幽灵秘密交流，随时准备加入他们的行列，成为这座幽灵之城的另一个魅影。要是这还不够，也不乏其他更世俗的理由，比方等待即将到来的电报，申请签证，请人写推荐信，火车站一片混乱。正当我再也找不到其他理由的时候，这个女人的出现给了我另一个理由。她暂时将成为我的借口，成为我留下来臣服于这个城市，从此被它吞没的理由。
打从去年九月宣战之后，市区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就随之关闭，馆藏打包装箱送去乡间的仓库，博物馆的艺术作品和手工艺品也是，一座座艺术和知识的殿堂变得漆黑空荡，有如某些港口淘汰的废船，设备零件都被剥光，永远泊在港边。这几年我都泡在图书馆里写一本有关这座城市的书，一本没完没了、不断扩展，成长速度比我的写作速度还快的书。如今图书馆都关门了，我开始担心这本书可能永远不会出版。
停笔之后，我开始过着飘浮不定的生活，每天在这个城市里走很长的路。我对这个城市的理解和喜爱已经超越了我出生的城市，我很清楚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乡。战争当然没有立刻到来。那九个月期间，白天时，巴黎这部大机器的齿轮仍然照常运转。战争的迹象很隐微：面包店和餐厅的面包配额、盖住街灯的遮光布、干涸的喷水池、雕像和建筑物周围堆起的沙包、布告栏海报上的最新行政命令。有些人可以回乡下老家，或是往富裕西部地区的乡下庄园避难。有些留了下来，无处可去，入夜之后就像染上寻欢作乐的热病。十点的宵禁并未强制执行，靛蓝夜色反倒加深了狂欢的气氛。尽管光线昏暗，咖啡馆露台却很少这么挤过;妓院床垫无法无天地吱嘎作响;舞厅的木头地板剧烈摇晃，跳舞的男男女女跟着节奏摇摆跺步。
那九个月期间，我不停地走，走遍整座城市，穿过新的旧的、富裕的和破旧的街坊，偶尔甚至会穿越巴黎市区里临时搭建的贫民窟(不过一个世代前那里还矗立着城墙)，一路走到破旧的郊区。在寂静无声的清晨，缭绕街道的雾气可能会被误认是从我脚下的地底墓穴浮出来的鬼魂;墓穴里从上到下堆满了数以百万计葬身这城市的白骨。
我常常走着走着就到了河边。这条河有如血管，蜿蜒而善变地流过这城市的胸膛，中心是西堤岛和圣路易岛这两座小岛。我喜欢沿着河漫步，到塞纳-马恩省河两岸已经好几百年历史的绿色书报摊上寻宝。无论日晒雨淋，这些河边旧书商都固执地守着自己的小宝库。若是有一种胶水能把我在这段「假战」*期间的存在像一迭纸一样黏起来，那一定是印刷工用来制作车站卖的平装书的那种廉价糨糊。那种糨糊很快就会干裂，从书页上脱落，就像动物蜕掉冬天的毛皮。这是因为，不在街上漫步时，我都在读从旧书摊买来的廉价小说。通常我一次会买很多本，晚上躺在小公寓的床上飞快阅读，尽可能避开广播和报纸上的战争宣传。那些拼图般的故事莫名地抚慰人心，弥漫着忧郁的气息，在熟悉和陌生之间摆荡，令人愉悦。书中的罪犯和侦探在骇人听闻的阴谋诡计中对决，有人为了泄恨，有人为了复仇，也有人只是愤世嫉俗。每一个故事都是深入机关重重的法国警察部门的专业调查，但那里却正是我想方设法回避的地方。
我刚好在逃犯满街跑的时候成了逃犯。宣战之后，所有德国人都必须主动向警察呈报，就算已经失去德国公民身分也一样。我们被送往乡间的简易拘留营。前年冬天，我多半都在诺曼底偏远角落的某间中学打地铺，跟一群德国人一起睡水泥地板。长大之后我就常被恶梦惊醒，所以在拘留营里我都白天睡觉，晚上跟失眠的人一起抽烟玩牌，以免惊叫醒来把全营的人都吵醒。后来，确定德国不会在冬天入侵之后，我们才被释放。九个月后，德国军队终于入侵，当局再次下令德国侨民要主动呈报，但这次我决定不再乖乖听话。
不让秘密警察逮到的秘诀，就是在天亮时上街散步。因为某个原因，警察都在早餐之前展开围捕行动。我下定决心避免跟陌生人交谈，以免泄漏我的口音，却也从此剥夺我的人生一大乐趣。人要隐藏口音很难。再怎么努力避免、小心谨慎或加倍练习，终究还是摆脱不了口音。出了朋友圈，从我嘴巴发出的每个声音都可能泄漏我是德国猪。有两个朋友跟我住在丹巴瑟街上的同一栋建筑里。一个是阿瑟，来自匈牙利的记者;一个是费利兹，我在柏林认识的外科医师，现在靠非法帮人堕胎维生。为了钱，房东太太愿意对我们文件上的矛盾之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星期六晚上我们会一起打牌。有时我会去德国人交换零碎消息的咖啡馆喝杯咖啡。你忍不住会相信，只要收集够多片段，就可能织成一张保护毯把自己包起来，但那些消息都不可靠，那样的场所也充满了间谍和告密者。
走了一大圈之后，我通常会从蒙帕纳斯公墓折回公寓。那是动荡大海中的一个宁静小岛。在这里，我脱离了危险，彷佛暂时走出这座城市的镜子迷宫。我成了迷你城市里的巨人。周围的坟墓都是迷你建筑，排列在迷你走道的两边。坟墓本身是宏伟或朴素、有人照料或一片荒芜，取决于葬在里头的人的财富多寡。我从基内大道上的大门走进来，右转上大道路，经过古老的以色列区(公墓里的犹太人区)，左转切进西大道，波特莱尔家族的墓室就在这里。波特莱尔葬在斜坡上去一点的地方，在他深爱的母亲和痛恨的继父之间。他的墓前总会有仰慕者留下的花束，还有小纸条。有的抄了他的几句诗，也有模仿他的风格的原创作品，像一扇活门，通往渴望触及诗人的神秘宇宙。我会继续沿着西大道往上走到公墓的后门，穿过角落的狭小栅门重新进入喧闹的城市。
至于站在波特莱尔墓前的女人，她对我来说仍是陌生人，至少现在还是。但这不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第一次是去年冬天我刚从拘留营回来，当时她穿了一件双排扣大衣。第二次是几个礼拜前，椴树冒出新芽的时候。今天是第三次，只见她一动不动站在同一个地方，摆着同一个姿势，在一天中的同一个时刻，一阵阵蓝灰色烟雾在金色光线中飘散开。她全身上下都散发出一种紧紧包住并严密保护的静。她深陷在思绪中，除了面前的坟墓，似乎对其他事物一无所觉，包括经过的人，吱吱喳喳的鸟叫声，远方的轰轰车流，甚至头上逐渐逼近、顶端一圈阳光的高耸云朵。
经过她时，我闻到一丝檀香，脚步不停地继续往上坡走。除了我们俩，墓园空无一人。没有送葬的队伍，没有来向死者致敬的伤心家属，没有游客，没有来寻找光明会成员的朝圣者，甚至没有照料植物的园丁。因为一片冷清，潜藏在每个角落的悲伤心痛反而得以现形。爱稍纵即逝，遗憾永生难忘，有座墓碑上刻着这句话。走到坟墓和后门中间时，我转过头看她还在不在。她还是没动。走到后门时，我又朝肩后看了一眼。她不见了。我停下脚步，迟疑片刻便转过头，决定追上她。
在墓碑与墓碑之间，我看见木槿花一闪而过。她往墓园中间飞奔，然后转进横路，从墓碑之间溜走。我沿着靠近后墙的平行小径往上坡小跑，不时躲进墓室后面偷看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大理石森林，两人想必形成一幅诡异的画面。但除了我们，墓园里别无他人，因此没人目睹这段奇怪的舞蹈。
我得加快脚步追上她。我压低头，远远又瞥见她那黑红相间的身影。她跑向下一个墓室，然后环顾四周像在确认没人跟踪她。像这样追着女人跑，是我从没做过的事。为什么现在要这么做?好奇的成分当然有，或许也因为这些日子以来太过焦虑烦闷。但我记得当下我发现自己很乐在其中。她飞快穿越墓园中央的圆形空地，那里立着一座哀伤的天使雕像，基座上刻着「回忆」两个字。看见她消失在重重墓石后面，我停下脚步四下张望。到处不见她的身影。我走向东道和横道的交会处，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的地方。还是不见她的踪迹。她不见了。我左张右望，心脏在胸口狂跳，瞇起眼睛遮挡刺眼的阳光。之前我从没来过墓园的这一区。我左边是一座灰色和粉红色斑驳交错的大理石墓碑。基座上刻着几个烫金字：波特莱尔学会。上面列出以下姓名：
艾蒙.杜榭思涅.德布雷西，一八四五生──一九○○殁，创办人及会长
卢西安.洛吉，一八六六生──一九○○殁，秘书
希波利特.巴萨札，一八七六生──一九一七殁，秘书
亚历斯堤.阿托普洛，一八七二生──一九二三殁，会长
我感觉到后面有人，同时听到枪的保险拴喀一声打开的声音。我转过头，只见她──我跟踪的女人──抓着一把小枪瞄准我的胸口。
「你是谁?」我们同时问，然后站在原地瞪着对方不出声。抓着枪的那只手微微颤抖。她脂粉未施，表情严肃，看上去四十几岁，有一张亚洲女性的优雅脸庞。
「你为什么跟踪我?」她问。「你想做什么?」她说话也有口音，抑扬顿挫和节奏都不太一样，但我说不上来是怎么个不一样。身为外国人不只表示你说话有外国腔，也表示你无法分辨其他人的口音。
「我看见你站在波特莱尔的墓前，而……」她没反应。眼前的状况有如梦境，感觉很不真实。「我也很崇拜他。」她的样子既凶狠又脆弱。「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很好奇……」发现自己开始语无伦次，我把注意力转向对着我的手枪。那是一把雷明顿的短筒手枪，很受某些女士青睐。只不过我的对手看起来不像那种女士。她似乎并不习惯拿枪指着人。只见她双手握枪，枪管有点晃，要是得开枪，她可能要闭上眼睛才下得了手。「妳看起来好像从没开过枪。」
「别惹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我收住口。打从开战以来，我就打定主意除非真正必要绝不泄漏自己的名字。犹太名字加上德国腔在这种时候只会惹来麻烦。「我是……」但回避问题突然间也显得毫无意义。我究竟是什么人?在战争的阴影下，身为作家似乎是最微不足道、最荒谬可笑的一件事。但如果不是作家，那我又是什么?前德国公民、犹太人、流亡者、单身汉、学者、漫游者、流浪汉、失败者。这些全都对也都不对。「我是波特莱尔的仰慕者，所以才会跟踪妳。我以为我们志趣相投。」
「你错得离谱。我不可能跟你志趣相投。」
远处传来哨音。女人的后方，一名公墓管理员转进小径走下斜坡，往我们的方向走来。「别转头，」我说。「有个管理员走过来了。」
女人把手枪塞进洋装侧边的口袋。
「先生女士，」管理员说，「你们听见哨音了。要关门了，不好意思。」
「是，当然，」我含糊地说，掩饰我的口音。我指了指后门的方向。「从那里吗?」
「没错。我也要上去锁门，我先送你们出去。」
女人挽起我的手，说出我完全意想不到的话。「走吧，亲爱的。」走路时，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像是要避开管理员的目光。因为太过渴望关爱，尽管只是在演戏，我发现自己仍然很乐在其中。
我们爬上斜坡走向后门时，左上方的清澈蓝天响起轰隆隆的雷声。女人仍然歪着头。几秒后，空袭警报声从四面八方呜呜传来。这是德军入侵以来的第一次。
「欧啦啦!」管理员惊叫一声。「那些德国猪每次都挑最烂的时间!」他把我们带出门再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不像平常祝我们晚安，而是祝我们好运，然后才小跑离去。我趁机把手伸进女人的口袋拿走那把手枪。
「嘿!」她搧了我一耳光。「还给我，不然我就尖叫。」
「我很怀疑有谁会理妳，」我说，把枪抛过公墓墙壁，「看看现在这种状况。」我们身后又传来哨音。一名披着黑色斗篷的警察站在下一个十字路口中间，拚命地挥手，手上戴着白手套。「他在指挥我们走去最近的避难所。」
我抓起女人的手开始奔跑，警报声在四面八方呼啸。我们在十字路口中间停住，那名交警指引我们走去角落的一家小酒馆。有些人往那个方向跑，有些人站在街上或上方的阳台抬头望天，像在观察某种天文现象。小酒馆外，有个男人别着白色臂章，头戴着上一次战争留下来的头盔，纷纷把人赶进酒馆。我们走进去，穿过人群和柳条椅，走向柜台后面的暗门，有把梯子搭在门上。周围的气氛很轻松愉快。有些客人开胃酒喝到一半被打断，手上还抓着杯子，有个甚至试着单手爬下梯子，直到避难指挥员失去耐心。他站在梯子的最高层，嘴里叼着手卷烟，头盔歪成一个潇洒的角度，帮大家拿杯子、皮包和鞋子，协助大家躲进地窖。「来来来，」他反复说，「大家都有位置。」接着，他弯下身朝里头喊：「底下的挪一挪!」
女人比我先下去。她放开我的手时，我才发现从开始奔跑以来我就一直抓着她的手。一到地下室，我们就被挤进角落，新来的人把我们推得更近。最后一个进来的人，就是刚刚指挥我们走进来的交警。被留在外面的人大声抱怨，但指挥员催促他们快去找其他避难所。整个场景弥漫着因陋就简的气息。因为没有椅子，大家只能站着，包括一名在上次战争失去一条腿的退役军人。墙上有一排排架子，上面摆着车轮状干酪，还有蒙上灰尘的红酒和各类酒瓶。天花板上吊着火腿和腊肠。酒馆老板站在角落的箱子上，双手插腰，留意有谁手脚不干净。
地板暗门关上之后，周围陷入黑暗，头上那盏嗡嗡作响的电灯泡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地下室想必挤了四、五十个人。我的女伴贴着我，头发掠过我下巴的胡碴。外面的警报声停了，房间里静得能听见怦怦心跳声，因为大家都竖起耳朵倾听势必即将从天而降的轰炸声。我心想，等我们从避难所走出去的时候，昔日所知的巴黎是否还存在。但我转念又想，要是我们头上的建筑被炸掉，我们就会活埋在里面。
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像被囚禁的小鸟一样颤抖，因此伸手围住她，但不是为了抱她，而是要抵挡其他人压在我们身上的重量。众人的汗味刺着我的鼻子，我的衬衫好黏，心脏怦怦狂跳;每跳一下就刺痛一下，预告着我必死无疑。我有缓和心脏痛的药，但我从没吃过。她的脸颊贴在我的胸前。我也一样害怕，但像这样害怕已经不是一天两天，恐惧早已成为我的一部分，像藤蔓一样缠绕我，贯穿我，靠着让我活下来的气力日渐茁壮。
某处响起打火机喀一声打开的声音。房间另一头有人说：「我真的得抽根烟。我有幽闭恐惧症。」我闻到烟草燃烧的味道。我怀中的女人抖得更厉害。她全身都在发抖。在寂静，推挤，还有腌肉、干酪、汗水和烟草的味道之中，我感觉到恐慌从内心涌起。一滴滴汗水淌下我的颈背。我的心跳得更快，呼吸变得急促，偏头痛从眼睛后面逐渐增强;所有感官都在往上往外冲，留意着外面的动静，留意着我们之后的命运，因此完全失去了时间感。我开始想象我们再也出不去，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活埋在断垣残壁之下。我想起了鹿特丹。纳粹只花了四天就把欧洲最大港夷为平地。「我得离开这里。」我低喃，像在自言自语。我感觉到她抱紧我的腰。即使只是如此，紧揪住我的某个东西随即松了开来，险些把我淹没的恐慌也渐渐消退。
时间慢慢流逝之际，上面一片安静。看来巴黎暂时逃过了一劫。警报声再度响起，表示空袭已过，我们可以走了。指挥员爬上梯子把地板门打开。新鲜的空气和冷冷的夜光洒下来。更多人点起香烟，好多人叽叽喳喳交谈起来。大家排队爬上梯子。有些人继续留在酒馆里喝酒聊天，有些人在金黄色天空下的街道上徘徊。众人聊着天，约好哪天再一起喝一杯，然后握握手，祝对方好运。
走近梯子时，女人先我爬上去。我正要跟上，后来又让旁边的老先生先走。等我回到地面上的时候，女人已经不见人影。我冲出门，在街道另一头瞥见黑丝绸上的红木槿。她离我已经半条街远，双手提着鞋子奔跑。我追了上去。短暂而紧张的监禁之后，能跑一跑感觉很好，而且我不想让她就这样消失。她在地下室的时候帮了我，即使她并不知道。
我在墓园后门追上她。她抓着栅栏摇晃，彷佛门会奇迹似的打开。但栅门还是不为所动，女人转过身，靠着栅门一瘫，蹲在地上，把脸埋进双手。我走过去。「怎么了?」我问，单脚跪地，轻碰她的肩膀。
她看着我，视线彷佛第一次落在我身上，眼中闪着泪光。「我无处可去。」
阿露拉
*译注：drôle de guerre，指一九三九年九月到一九四○年四月间，英法已对纳粹德国宣战但尚未爆发正式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