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瑞林姆镇，格兰其庄园
第二天一大早，阳光灿烂，我开着车加速从亚历山大公园驶过，向着A12高速公路的方向疾驰，头顶上方是那座闻名遐迩的宫殿空荡荡的躯壳。我又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借口，取出了六年前买的那辆名爵B系列流浪者敞篷跑车;它看上去有些滑稽，可是当我第一眼在海格特的一家车库前看到正在出售的它，我就知道我必须拥有它。这款车是一九六九年产的型号，手动挡，外观颜色是张扬的邮筒红，镶着黑边。我第一次开着这辆车露面时，凯特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她的孩子们却为之疯狂。每次见到他们，我都会开着这辆车带他们去兜风，把车顶放下来，在乡间的小道上呼啸而过，两个孩子在后座上激动地尖叫。
我沿着与去往伦敦的车流相反的方向前行，一路通畅，直到来到厄尔索汉姆，可恶的道路工程让我干等了十分钟。今天天气暖和;今年整个夏天的天气都不错，似乎九月也是一样。我想把车顶放下来，但是高速公路上太吵了，等靠近目的地的时候再说吧。
我去过萨福克郡的大部分海滨村庄——索思沃尔德、沃尔伯斯威克、敦威治、奥弗德——但我以前从未去过弗瑞林姆镇。也许是因为艾伦住在那里，所以我迟迟未去。我开车来到镇上，这里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虽然有些破旧，但还算怡人。小镇坐落在一片中央广场的中心，但广场算不上方正。镇上有几栋建筑依然魅力尚存，但是其余的，比如那家印度餐馆，就显得格格不入。如果你打算去购物，也别指望能买到什么让人惊喜的东西。镇中央矗立着一栋由砖头砌成的大型建筑，进门后才发现，原来是一个现代超市。我在“皇冠旅馆”预订了一个房间，这里原本是一家有四百年历史的驿站，从里面可以俯瞰中央广场的景象。如今它和一家银行以及一家旅行社挤挤挨挨地凑在一隅。旅店保留了地上原本的石板，辟出了很多面壁炉，木梁高悬，也别有一番韵味;我看见书架上摆着书，公用箱[1]上摞着棋牌游戏，不由对这里心生好感。它们给这个地方增添了一种家的感觉。旅店的接待员缩在一扇小小的窗户后面，帮我办了入住手续。我考虑过去我姐姐家中借宿，但伍德布里奇镇距离这里有三十分钟车程，我宁愿在这里凑合一晚。
我来到楼上的房间，把箱子丢在床上。那是一张四帷柱床。真希望安德鲁能和我一起住在这里。他特别钟爱英伦复古的东西，尤其是“古”字前面再加一个“复”字。在他眼里，像槌球、奶油茶和板球这样的东西既难以理解又无法抗拒，他要是在这里，一定如鱼得水。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然后梳洗了一番，用梳子把头发梳柔顺。现在是午饭时间，但我没有胃口。我回到车里，开车去了格兰其庄园。
艾伦·康威的家在弗瑞林姆镇外几英里的地方，如果没有卫星导航，几乎不可能找到。我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一个道路四通八达的城市，因为它们没有任性的余地;而乡村的道路却不是如此，曲曲折折，绕了大半个村庄，最终才把我带到那栋房子前。我是什么时候意识到眼前这栋房子就是派伊府邸的灵感之源的呢?正门入口处的石兽原本应该是第一个线索。那栋木屋和书里描写的别无二致。车道如天鹅颈项一般绕过木屋，穿过价格不菲的草坪，通往前门。我没看到玫瑰花园，但是不远处有湖泊，还有一片树林，可能就是书中的丁格尔幽谷吧。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象出那个画面：布伦特站在汤姆·布莱基斯顿的尸体旁边，而汤姆的哥哥拼命地给他做人工呼吸。而在我的想象中，大部分时候，我是那具尸体。
而那栋房子又是什么模样呢?“最终留存下来的只有孤零零的狭长侧翼，遥远的一端坐落着一栋八角形的塔楼。塔楼是后来建造的……”当我逐渐靠近那栋房子，发现它和书里描写的一模一样：狭长的建筑，十二扇窗户分布在上下两层，顶层是一座塔楼，也许站在上面看风景视野会很开阔吧，但它的存在本身却有些滑稽。我猜想，它是十九世纪建成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某个实业家的作品，把他记忆中伦敦的磨坊、陵墓带进了萨福克郡的乡村。这栋房子远没有马格纳斯·派伊爵士的祖宅那般气势恢宏，至少不像艾伦描述的那样。格兰其庄园是用脏兮兮的红砖砌成的，总是让我忍不住联想起查尔斯·狄更斯和威廉·布莱克的作品。它不属于这片土地，之所以得以保存下来是因为周围的环境。花园占地四到五英亩，天空一望无际，视线所及之处没有其他房子。我不想住在这里，坦白说，我也不明白它为什么吸引了艾伦·康威。和这荒唐的房子一比，他岂不更像是一位都市潮男?
他就是在这里丧命的。我下车时才想起这回事。就在四天前，他从塔楼上一跃而下，如今，那座塔楼就赫然耸立在我面前，鬼影憧憧。我仔细地打量顶上的垛墙，它看上去并不安全。如果你的身体前倾的幅度过大，不管是不是想要自杀，都很容易掉下去。塔楼四周草坪环绕——荒草虬结，地皮也不平整。伊恩·麦克尤恩在他的小说《爱无可忍》里对人从高空坠落后的尸体有过极其精彩的描绘，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想象出康威丧命时的惨状：骨头碎裂后身体变形，四肢扭曲地摊在地上。他从上面摔下来是立刻丧命，还是痛苦地摊在地上?直到有人路过，才被人发现?他是独居，所以也许是清洁工或是园丁报的警。可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他为了避免遭罪而自杀，但实际上他可能忍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我可不会选择这种死法。泡着热水澡，割腕自杀;跳向迎面驶来的火车。不管哪一种死法都更加干脆利落。
我取出我的苹果手机，从正门前移开，让整栋房子进入取景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过人又为什么拍照呢?我们再也不会回看拍过的照片。汽车之前驶过一大片灌木丛(书中没有出现)，我走过去，发现地上有两道轮胎印。应该是不久前，草地还湿润的时候，有一辆车停在了灌木丛后面。我把轮胎印也拍了一张照片，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含义，只是我觉得我应该拍下来。我把手机放回口袋里，向正门走去，这时门突然开了，走出来一个男人。我之前从未见过他，但我立刻就知道他是谁了。我之前提到过艾伦已经结婚了。在阿提库斯·庞德系列的第三本书出版后不久，艾伦也“出柜”了。他为了一个名叫詹姆斯·泰勒的年轻男人离开了家人——我口中的“年轻”，指的是刚满二十岁，而艾伦自己已经四十多岁，儿子都十二岁了。我并不关心他的私生活，但我承认，我有些不安，担心这件事可能会影响书的销量。很多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新闻，但幸运的是，那是二〇〇九年，记者们还不能大肆嘲讽。艾伦的妻子梅丽莎带着儿子搬到了英国西南部。他们很痛快地签了离婚协议，艾伦就是在那个时候买下了格兰其庄园。
我从未见过詹姆斯·泰勒，但我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他。他穿着皮夹克和牛仔裤，内搭一件低领T恤，露出脖子上一条细细的金项链。虽然他现在已经有二十八九岁了，他看上去仍然非常年轻，粗粗的胡楂也掩盖不住那张娃娃脸。一头金色的长发，未经梳理，有些油腻，顺着脖子的曲线垂下来。他可能刚刚起床。他看着我，眼神有些迷惑又有些戒备：也或许，他只是不喜欢见到我。
“嗯?”他问，“你是谁?”
“我叫苏珊·赖兰，”我说，“在三叶草图书公司工作。我们是艾伦的出版商。”我把手伸进手提包里摸索，递给他一张我的名片。
他瞥了一眼，视线从我身上掠过，落在我的座驾上。“我喜欢你的车。”
“谢谢。”
“是一辆名爵。”
“其实是名爵B系列。”
他笑了。我看得出来，他觉得很好笑，一个我这个年纪的女人却开着这样一辆扎眼的老爷车。“如果你是来见艾伦的，恐怕你来得太迟了。”
“我听说了，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可以进屋吗?”
“为什么?”
“一时很难解释清楚。我是来找东西的。”
“当然。”他耸了耸肩，打开门，好像他是这里的主人一样。但我读过艾伦的信。我知道他不是。
如果这里就是《喜鹊谋杀案》中的世界，那么从前门进来，就会来到一个气派的大厅，里面装有木头隔板、石头壁炉和一截通向二层走廊的楼梯。但是，这些一定是出自康威的想象。事实上，室内让人大失所望：一间会客厅，起了皮的木地板，乡村风格的家具，墙上装饰着昂贵的现代艺术作品——都很有品位，但却很普通。没有盔甲，没有动物奖杯，没有尸体。我们右拐，穿过一条走廊，走廊贯穿了整栋房子。最后，我们来到一间中规中矩的厨房，里面摆着一个工业烤箱，一台表面闪闪发光的美产冰箱;一张可以坐下十二人的桌子。詹姆斯问我喝不喝咖啡，我说喝。他用一台胶囊咖啡机做好了咖啡，还另外打出了奶泡。
“这么说，你是他的出版商。”
“不是，我是他的编辑。”
“你和艾伦熟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工作关系，”我说，“他从来没有邀请我来过这里。”
“这是我的家——或者说，直到大概两周前艾伦才说让我搬出去。我还没有搬走，因为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可现在我想，我也许不是必须要搬走。”他把咖啡端过来，坐下。
“你介意我抽烟吗?”我问道。我注意到桌子上有一个烟灰缸，空气中氤氲着香烟的气味。
“完全不，”他说，“其实，如果你有多余的，我也想抽一根。”我掏出烟盒，突然间我们就变成了朋友。这就是吸烟仅有的好处之一。你成为“被迫害”的少数人中的一员。你很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但实际上，我已经喜欢上了詹姆斯·泰勒，这个独自住在大房子里的男孩。
“你在这里吗?”我问道，“艾伦自杀的时候?”
“不在，谢天谢地。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在一起。我在伦敦，和熟人一起。”他弹了弹烟灰，我注意到，他的手指非常修长，指甲盖里脏兮兮的。“我接到了卡恩先生打来的电话——他是艾伦的律师——我周一晚些时候才回来。到了之后，我发现到处都是警察。发现他的人是卡恩先生，你知道的。他过来送一些文件，也许是想把我从遗嘱中删除之类的，而艾伦就躺在塔楼前的草坪上。我不得不说，我很庆幸发现他的人不是我。不然我不确定我能应付得了。”他吸了一口烟，手握成杯子状，捏着一根烟，就像老电影中的士兵。“你想找什么?”
我告诉他实情。我解释说，艾伦在他去世的几天前提交了新作的稿件，可却缺了后面的章节。我问他是否读过《喜鹊谋杀案》，他冷笑了一声。“我读过阿提库斯·庞德系列的每一本，”他说，“你知道书里有我吗?”
“我不知道。”我说。
“噢，好吧。詹姆斯·弗雷泽，那个愚蠢的金发助手——就是我。”他拨了一下头发，“我遇见艾伦时，他正打算开始写《暗夜的召唤》，这个系列的第四本书。那时候，阿提库斯·庞德还没有助手。他单打独斗。但是在我和艾伦开始约会之后，他说他打算做点调整，然后便把我加了进去。”
“他改了你的名字。”我说。
“他做了很多修改。我的意思是，首先，我从未在牛津大学读过书，虽然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的确从事过表演。那是他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他在每一本书里，总是说弗雷泽找不到工作，事业不成功，是个失败者，当然啦，他的戏份很重——但艾伦说过，每个助手都是如此。他常常会说，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凸显侦探的机敏，顺便转移读者的视线。我的角色在书中说的每句话都不可信。事实上，不管弗雷泽说什么，你都可以忽略。他的角色就是这样设定的。”
“那你读过这本书吗?”我又问了一遍。
他摇了摇头。“没有。我知道艾伦在写。他之前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好久。但在写完之前，他从来都不会拿给我看。我和你说实话，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已经写完了。通常，他给别人展示前，会先拿给我看，但是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他大概决定不这么做了。即便如此，我也很惊讶，我竟然不知道这件事。他收尾的时候，我通常都可以判断出来。”
“怎么判断?”
“他又变得人模人样了。”
我想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问出口的却是，我能不能看看他的书房，也许找找看有没有缺失的那几页。詹姆斯非常乐意带我参观，我们一起离开了房间。
艾伦的办公室就在厨房旁边，这么安排是有道理的。如果他需要休息，吃午餐或是喝杯饮料，不用走太远的路。这是一个宽敞的房间，房间和塔楼已经打通了。螺旋楼梯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据推测，应该能够直接通向顶层。房间里有两面墙都摆满了书，有一部分书是艾伦写的，阿提库斯·庞德系列的九本书，被翻译成了三十四种语言。宣传语(我写的)说是三十五种，但这包含了英语，艾伦喜欢整数。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把他书的销量提高到了一千八百万册，或多或少有些水分。房间里还有一个多功能椅，似乎价格不菲;黑色的皮椅，按照人体工学设计出可以活动的部件，可以支撑人的胳膊、脖颈和后背。这是一把为作家量身定制的椅子。他有一台苹果电脑，配置有二十七英尺的显示屏。
我对这个房间很感兴趣，仿佛这下我就能走进艾伦·康威的脑袋里。它向我透露了什么信息呢?嗯，他毫不掩饰自己取得的辉煌。他把获得的所有奖项都展示出来。P. D.詹姆斯曾经写过一封信，祝贺他成功出版《阿提库斯·庞德在国外》，他把这封信裱了起来，挂在了墙上，挨着他和查尔斯王子、J. K.罗琳和安格拉·默克尔的合照。他是个有条理的人。钢笔、铅笔、便笺纸、文件夹、剪报和作家生活中其他零零碎碎的东西，全都摆放得井井有条，一丝不乱。房间里还有一个专门摆放参考书的书架，《简明牛津英语字典》(两卷)《罗格同义词词典》《牛津引语词典》《布鲁尔成语与寓言词典》和《大英百科全书》的化学、犯罪学和法律卷。它们像士兵一样整整齐齐地排成一列。他收藏了全套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我视线之内有大概七十本平装书，从《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开始，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也被放置在参考书的区域。他阅读这些作品不是为了消遣，而是帮助写作。艾伦在写作上完全是公事公办，他作品中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出现偏离文本的描述，也没有与内容无关的笔墨。墙壁刷成了白色，地毯是柔和的米色。这是一间办公室，不是书房。
电脑旁边放着一本皮面的日记本，我把它翻开。我不得不问自己这是在做什么，就像是拍下花园里轮胎痕迹的照片一样，是出于条件反射。我是在寻找线索吗?封皮下面塞着一张从杂志上撕下的内页。那是一张黑白照片，是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一九九三年拍摄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剧照。照片上的男演员本·金斯利正坐在书桌前打字。我转头看着詹姆斯·泰勒。“这怎么在这儿?”我问道。
他脱口而出，好像答案显而易见。“那是阿提库斯·庞德。”他说。
这么说，有道理。“如果他不是事先知晓他的身份，他可能还以为他是一名会计，就是那种为家族企业效劳、绝对可靠的类型。可还不止如此。甚至在他听到这一消息之前，在他第一次进入诊所的时候，庞德就流露出一种令人感到奇怪的紧张感。那双眼睛，躲在镶边的圆形眼镜框背后，时时刻刻都充满警惕。”艾伦·康威书中的侦探形象，原来是从一部电影里借用而来的，或者可以说是偷来的，而那部电影上映的时间比他开始创作第一部作品都要早十多年。这也许就是庞德曾被关进集中营这一身世的由来。出于某种原因，我感觉很泄气。阿提库斯·庞德不是一个完全原创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二手的，这让我倍感失望。也许我这么说不公平。毕竟，小说里的每个角色都有一个原型。查尔斯·狄更斯借用了他的邻居、朋友，甚至是父母的形象;爱德华·罗切斯特，《简·爱》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角色，他的原型是勃朗特爱慕的一位名叫康斯坦丁·黑格尔的法国人。然而，从一本杂志中撕下一名演员的剧照却是另一回事，这感觉就像是在投机取巧。
日记在手中一页页地翻过，然后来到最近这周。如果他严格执行日程安排的话，那他应该会忙碌一番。周一，他要和一个名叫克莱尔的人在“快乐水手”酒吧共进午餐;下午他预约了理发：他写了一个“发”，外面画了一个圈，很明显就能推断出来。周三，他有和一个名字首字母缩写为“SK”的人打网球。周四，他要去伦敦。他还有一顿午餐邀约——他只是写了“lch”三个字母，下午五点钟他要去“OV”看亨利。我苦思冥想了半天才研究出来，它实际上指的是到老维克剧院[2]去看《亨利五世》。第二天早上，西蒙·梅奥的名字仍然出现在了日记本里。艾伦已经决定取消和他的采访，但他没有腾出时间来把这一项划掉。我往回翻了一页，上面写着与查尔斯在常春藤俱乐部共进晚餐。早上，他见过SB，他的医生。
“克莱尔是谁?”我问道。
“他姐姐。”詹姆斯站在我旁边，凝视着那本日记，“‘快乐的水手’酒吧在奥福德村，她就住在那里。”
“我猜你不知道他的电脑密码吧?”
“不，我知道。是‘Att1cus’。”
若是阿拉伯数字1，换成字母“i”，就是阿提库斯名字的字母拼写。詹姆斯打开电脑，然后输入密码。
我不需要查看艾伦电脑里的全部细节。我对他的电子邮件、谷歌搜索记录或是他玩的电子拼字游戏并不感兴趣。我只想要那部书稿。他使用了Mac系统的文档，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两部小说——《送给阿提库斯的红玫瑰》和《阿提库斯·庞德在国外》。每一本都有好几个修改版本，其中包括我发给他的最终修订版。但他的文件夹里完全搜索不到“喜鹊谋杀案”，就好像是有人故意把它删得干干净净。
“这是他唯一的电脑吗?”我问道。
“不是，他在伦敦还有一个，他还有一个笔记本。但这本书用的是这台电脑，我很确定。”
“我和你说实话，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用过存储卡?但我认为有可能。”
我们在房间里搜寻，翻遍了每一扇壁橱和每一个抽屉。詹姆斯很热心地帮忙。我们找到了阿提库斯·庞德除了最近写的这部作品之外全部作品的打印稿，还有很多便笺纸，上面用钢笔记录着密密麻麻的摘抄，但是与《喜鹊谋杀案》相关的一切都奇怪地不见了，就好像是故意被人清理了。不过，我确实发现一件让我感兴趣的东西，那是一部未经装订的《滑梯》的打印稿，查尔斯提过这本被他拒绝的小说。我向詹姆斯询问，是否可以借来一看，征得同意后，我把它放到一旁，准备带回去看。我们还找到一摞摞报纸和旧杂志。艾伦把关于他的所有报道都收集了起来：采访、简介、正面的评论，当然还有他的作品。全都整整齐齐。还有一个专门用来放文具的橱柜，里面有按照尺寸大小摞成好几摞的信封、几沓白纸，还有数量更多的记事本、塑料文件夹和全色谱的便利贴。没有存储卡的影子，就算它在房间里，小小一块，也很难找到。
最后，我不得不作罢。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小时，再待一整天也找不完。
“你可以试着问问卡恩，”詹姆斯建议道，“艾伦的律师。”他倒是提醒了我，“他在弗瑞林姆镇有间办公室，就在萨克斯蒙德汉姆路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书稿，但是艾伦给了他好多东西。”他停下来，沉默良久，“比如，他的遗嘱。”
我刚进门的时候他就已经拿这件事开过玩笑。“你打算继续住在这里吗?”我问他。我这么问别有深意。他一定知道艾伦已经计划取消他的继承权了。
“天啊!不，一个人住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会发疯的。艾伦曾经告诉过我，说他会把房子留给我，但果真如此的话，我会回到伦敦。那里就是我们相遇时我生活的地方。”他撇了撇嘴，“我们最近不太愉快，算是分手了。也许他修改了……我不知道。”
“我相信卡恩先生会告诉你的。”我说。
“他什么都还没有说。”
“我要去见见他。”
“如果我是你，我会和他的姐姐聊聊，”詹姆斯建议我，“她之前替他干过不少活。她负责全部行政工作，帮他给粉丝回信。我想，她甚至可能帮忙录入了之前的部分书稿，他以前总是把手稿拿给她看。他很有可能把最近写的这一部拿给她看过。”
“你说她在奥福德村。”
“我会告诉你地址和号码。”
趁他拿纸笔的工夫，我漫无目的地走到一扇橱柜前，我之前没有打开过，它固定在墙壁的中央，在螺旋楼梯后面。我想，里面也许是一个保险箱——毕竟，马格纳斯爵士的书房里就有一个。它的打开方式很特别，半扇门向上滑动，另一半向下。墙上有两个按钮，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一台升降送餐机。
“是艾伦安装的，”詹姆斯解释说，眼皮都没有抬，“如果天气足够暖和，他总是在室外用早餐和午餐。他会把盘子和食物放在里面运上去。”
“我能去塔楼看看吗?”我问道。
“当然。希望你不恐高。”
楼梯采用了现代工艺，由金属制成，我发现自己在一边爬楼梯一边数台阶，似乎数了很长时间。塔楼确定有这么高吗?终于，眼前出现了一扇门，门从里面反锁，通向室外一个宽敞的圆形露台和一堵细圆齿状的矮墙。查尔斯说得没错。站在这里，极目远眺，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树冠郁郁葱葱，田野绵延不绝，一路朝着弗瑞林姆镇的方向延伸过去。远处，弗瑞林姆学院，十九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坐落在一个山丘上。我注意到了另一件事。虽然在树林掩映下，从道路上看不见，但是格兰其庄园旁边还有一处住宅，沿着车道一直往前开就可以抵达，树林里似乎有一条若隐若现的小径。那是一栋非常现代化的宅院，还有一处保存完好的花园、一间温室和一个游泳池。
“谁住在那里?”我不禁好奇。
“是一位邻居。他的名字叫乔治·怀特，是一名对冲基金经理。”
艾伦在露台上摆放了一张桌子、四把椅子、一个燃气烧烤架和两张太阳椅。我惴惴不安地走到楼台边缘，向下眺望。从这个位置看，塔楼似乎离地面很远，不难想象出他一头栽下去的情形。我有些反胃，不由地后退，却发现詹姆斯的手就放在我的背上。有那么一瞬间，我大惊失色，以为他要把我推下去。周围的垛墙确实不足以起到防护作用，高度勉强到我腰的位置。
他挪开脚步，面色有些尴尬。“对不起，”他说，“我只是担心你会头晕。很多人第一次上来的时候都会这样。”
我站在塔楼上，微风拉扯着我的头发。“我看够了，”我说，“我们下去吧。”
把艾伦·康威从露台边缘推下去实在是太容易了。任何人都可以悄悄地爬上去，把人推下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很显然它不是一个犯罪案件。他留下了一份手写的遗书。即便如此，我一回到车上，就给伦敦的老维克剧院打了个电话，他们确认说他订了两张周四上映的《亨利五世》的门票。我告诉他们，他用不上了。有趣的是，他是周六订的票，就在他自杀的前一天。他的日记表明，他还安排了会议、午餐，预约了理发和网球比赛。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问自己：
这真的是一个决定要自杀的男人的举动吗?
[1]公用箱，过去一些机构用来装钱和贵重物品的公用箱子，需要几把锁同时打开，防止钥匙由一人保管而挪用公款。
[2]老维克剧院，英国最古老的剧院，位于伦敦泰晤士河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