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唱的小代价 二
最好的例子就是西贝柳斯逃出监狱堡垒。当时我感觉好运好像来了。经过深思熟虑，我可以看出其实是他的好运来了，我只是被允许分享一点儿运气，其实这跟下雨的时候给皇帝打伞的人自己也不会淋湿是同一个道理。
整个过程再简单不过。首先我打开门，看看周围有没有人监视我们。他跟在后面，身上裹着华丽的袈裟，头上戴一顶唱诗班歌手的蒙头斗篷——紫色的貂皮饰边，上面绣满了金线和小粒珍珠;站在一英里以外的其他地方(瞭望塔除外)，你可以看到唱诗班歌手到处都是，可以说他们几乎是隐身的。更幸运的是外面下起了雨，所以我这位唱诗班的同伴很自然地戴上了他的蒙头斗篷，而且把罩子紧紧地围在脸和脖子上。他把我给他的一百安吉尔用一双袜子包好放在口袋里，防止钱币发出叮当声。
堡垒城墙上有一道暗门，正对着一个旋转楼梯。这个楼梯是去下城区的捷径。暗门通常在黄昏就锁上了，不过像我这样的教职人员都有钥匙。我打开暗门，走到一旁让他过去。
“立刻把袈裟脱下来，”我说，“我明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报告袈裟被盗，这样他们肯定会去找袈裟。”
他点了点头。“好吧，”他说，“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教授。我只是想说——”
“在被别人发现之前，”我说，“赶紧给我离开这里。”
人生中很少有像远离某样东西一样让人愉快的感觉了。如果你也是像我这样的人，却没有这种感受，我想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期待过。这是一种不寻常的胜利的喜悦。然而你不打倒某人就无法赢得某样东西，因此这是一种占据优势的美好感觉。这也是我欣赏那些被美食家捕获的生长在死白桦树两侧的小灰松露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的滋补和美味，而是单纯地因为它是如此罕见。当然，我是否已经和杀人犯撇清关系还有待观察。西贝柳斯在离开城区之前被守卫抓住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如果他被逮住，只要一顿暴打，他就会立即供出同伙的身份。但是，我告诉我自己，即使事情变成那样也没关系。我只须告诉他们，他破门而入，偷了我的钱和袈裟。他们也没办法证明我是同伙。我很清楚，一旦他们审问我，我的勇气很可能会像蛋壳一样，一碰就碎。唯一能阻止我彻底认罪的方法就是装傻——我被吓得语无伦次，完全说不出话。我认为如果你想做一个不知悔改的罪犯，你必须相当神勇，甚至要比那些冲锋在前或者面临敌方骑兵冲锋的士兵还要勇敢。我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毫无畏惧的军士长，上阵杀敌;但是如果要我想象自己去犯罪，我会毫不夸张地把自己吓瘫。然而对于罪犯来说，勇气和撬棍、短棒一样，都是必备的“优点”。
当我回到房间，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点亮油灯，打开百叶窗。因为我从来不关百叶窗，除非是下雪的日子。如果认识我的人看到我房间的百叶窗关着，肯定想知道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给自己倒了一小杯白兰地酒——我也想倒一大杯，不过瓶子里的酒都快被喝光了——然后坐在油灯的旁边，因为靠得太近，我的脸能感觉到火焰的灼热。我铺开乐谱稿开始看。
据说当年帝国第一次派出船队与戎森的野蛮人通商的时候，船上装满了我们认为这些原住民想要的东西——念珠、便宜的锡制胸针、围巾、衬衫、薄得几乎能削掉手指的镀银带扣，诸如此类的东西。其中还有镜子。我们本以为他们会喜爱镜子。实际上，我们计划用一箱子斯查诺兄弟工厂生产的单价一元二十分的手工镜子，购买足够的土地来种植玉米，供应给城市。
我们完全错了。第一艘商船船长试着和野蛮人接触，他精选了几样商品作为免费样品送给了他们。一切都挺顺利的，直到他们发现了镜子。他们不喜欢镜子。他们把镜子摔在地上，然后用长矛和弹弓袭击我们的人。船长不得不放了一炮，他的手下才得以安全撤退到海滩上。后来，船长俘虏了两个原住民，并且通过翻译审问了他们。他这才发现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两个俘虏告诉他，镜子是邪恶的。镜子会从你的眼睛里吸取灵魂，然后把灵魂封印在里面。在他们看来，窃取那些友好对待陌生人的无辜百姓的灵魂，绝不是一种文明行为。因此在他们的国家，我们不受欢迎。
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时，我觉得这些野蛮人有点儿反应过度。但是当我读完西贝柳斯以我的风格写的交响乐，我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窃取一个人的灵魂，是你能对这个人做的所有事中最残忍的一件。不管是把它封印在镜子里还是封印在三十页的乐谱里，都没什么区别，就是一回事。这是你绝不能原谅的事情。
接下来，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直到油灯里的油燃尽，我一个人完全处于黑暗之中。我在思考，当然没人会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所要做的就是坐下来，用我的笔迹把乐谱抄一遍，然后把原稿烧掉。这样就没有证据，也没有证人了。你曾经从哲学家或者神父那里听到过很多事实，为什么总有人必然获胜，为什么总有人能冲破重重难关，就像是生长在墙缝里的小树苗，只要它们的根能粉碎石块，它们就能破墙而出。这些都不是事实。西贝柳斯不会告诉任何人。(此外，他被抓获并捆绑起来只是时间问题，到那时他就会永远闭上嘴)我也肯定不会说一个字。如果事实确实存在，但是没人知道，那它还是事实吗?换一种说法，就像是在一间封闭起来的房子里点燃一盏油灯，其他人是不可能看见的。
我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不过我又开始考虑钱的问题。
我的第十二交响曲在AUC775年的扬升日首次亮相，地点是学院的神殿。公爵辛格瓦特二世、公爵夫人、老公爵的遗孀、研究院院长、皇室和大学精英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名人都来捧场。不得不说，这是一场盛大的凯旋仪式。公爵听了之后印象非常深刻，他立即下达命令，要在皇宫里举行一场御前表演。虽然同意将版权授权给乐队指挥，让我获得的名声打了少许折扣，但是能获得更可观的经济效益我自然更开心了。根据协议，乐队在帝国大礼堂每演出一场，我就能获得一千安吉尔。目前，帝国大礼堂已经举办了十几场我的音乐会。随后，我又和全帝国其他乐队的指挥、宫廷乐师、音乐导演签署了类似协议，让他们注意保留乐谱的版权。因为我已经将版权卖给了皇家出版社，一次性支付五千安吉尔，外加百分之五的版税。我在大学的职位也变成了全额津贴研究员。这意味着我可以免除法院或者公爵批准的剥夺公民权和没收财产的传票，除非我贪污腐化、道德沦丧。我的薪水从一年三百安吉尔涨到了一年一千安吉尔，而且终生有保障。有这么多奖金，我根本不需要屈尊去参与实际的教学工作。在首次演出六个月之后的一天，我坐在房间里，在算盘上轻弹算筹。我意识到自己再也不用工作了。突然之间，我的所有烦恼全没了。
通过这件事以及接下来的事情，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正义。如果无敌骄阳不仅仅是天空中的一团火，而是法力无边的神明，那么它将对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完全不感兴趣，也不想干涉。而道德无非就是国家及其官员给我们所有人设的骗局，让我们不要惹是生非，制造麻烦。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音乐，可我得到的却是焦虑、痛苦和迷茫。我犯了两个罪，一是针对国家，二是针对我自己。结果我却获得了奖赏，得到了所有我曾经想要的东西。你能解释它吗?解释所有的一切?是的，你能。首先，我十分害怕的事发生了，公爵、其他的公爵、王子甚至是皇室颁发的任职令开始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骗子，我永远不可能写出像那首交响乐一样好的曲子。这个骗局被别人揭穿只是时间问题，一旦有人搞清楚事情真相，就会有士兵上门逮捕我。不过我坐了下来，点上油灯，铺开一张厚厚的白纸。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需要钱了，我所要做的就是拒绝这些任命——当然要委婉一点——这样谁也碰不了我。如果我不想写，我就没必要写哪怕一个音符。这完全取决于我。
一想到这一点，我就开始写了。而且我知道作不作曲已经不重要了，我几乎懒得去尝试。我越不去尝试，就越容易产生灵感。(对我来说，要找到灵感永远都像拔牙一样痛苦)一旦我得到某个曲调，我只需让它在我的脑子里回响片刻，然后把它写下来。一旦我填满一定数量的白纸，我就在乐谱上面签上名字，然后寄出去。
你瞧，我完全不在乎。如果他们不喜欢这首曲子，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一次又一次，从开头到结尾，我确实思考过：我写的这玩意儿究竟好不好?不过这必然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又有谁知道它究竟好不好呢?如果评判音乐好坏的标准是听众的反应，或者是下一个职位提供的薪水，那么我的音乐应该算越来越好了。当然，这听起来很荒唐，我自己都看得出来。不过我的听众和评论家却坚持认为我的每一首新作品都比前一首要好。(当然第十二交响乐一直是保留曲目，之后的杰作轮番演奏)。愤世嫉俗的人会说，一旦我成为一个伟大而成功的音乐家，就没有人敢批评我的作品，因为每个人都怕被周围的人看成傻子;大家唯一能容忍的反应就是不断地阿谀奉承。如果我自己是个愤世嫉俗的人，我还真赞成这个观点。不过，随着成功不断继续、腰包越来越鼓，越来越多的乐曲就这么写下来了，我开始有了疑惑。我想，这些成千上万的人不可能都在自欺欺人吧。总有那么一天，你会越过某个临界点，超越人们信任的极限。宗教就是这么产生的，标准就是这么改变的。因为我的成功，我已经重新定义了构成美妙音乐的因素。只要某种音乐听起来和我写的曲子差不多，人们都愿意相信它是优美的。毕竟，美仅仅是一种感觉——就像是眉毛的宽度，还有鼻子、门廊或者柱廊的长度与宽度之间的比率，如果它们出现细微的不同，都能改变美与丑的标准。品位不断演变。人们总是喜欢别人给予他们的东西。
此外，我终于意识到，第十二交响乐就是我的，至少大部分是我的。
毕竟，西贝柳斯借用了我的风格，那是我花了一生时间才建立起来的风格。而且我是他的老师，就算他天生具备这样的技能，天生拥有飞翔的翅膀，但如果没有我，谁能说他一定能谱写出可以让管弦乐队演奏的赞美诗和宗教音乐作品呢?最起码这是合作，而且我可以振振有词地声称我是作品的主要合伙人。况且门是锁着的，百叶窗也关了起来，谁还会关心屋子里有没有灯亮着呢?除非你强行破门而入，你才能搞清楚，不过那可就是刑事犯罪了。
即便如此，我也开始进行谨慎地调查。我能争取最好的结果，我要不惜一切代价。
我在帝国的所有主要城市和城镇雇了通讯员，搜集值得注意的新乐曲和有抱负的作曲家的相关信息——我本来想自己给记者支付薪水的，不过我所在的大学认为这是合法的学术研究，坚持要用学校的经费来支付账单。每当我得到可能与西贝柳斯有关的报告，我就会打发学生去参加笔试，或者让他们坐在音乐厅里抄写笔记，自己亲自去调查一番。我还雇了其他一些信誉良好的侦探整理犯罪活动的记录，设法跟守卫队长拉拢关系，甚至还把时间错误地浪费在旅馆、击剑学校、娱乐场所以及代养马房里。当然我必须要谨慎。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让守卫重新打开他们的文件，或者让他们记住西贝柳斯这个名字，还有贝魁汉的艾默里克。不过我不能向守卫描述他的外貌，或者到处散发他的肖像。我没有考虑这么做，因为有太多的障碍。我坚定地认为，只要他还活着，他的音乐迟早会暴露出来，他肯定会露出马脚。不是因为他有创作冲动，而是缪斯女神的女仆——绝望和对钱的迫切需要——会让西贝柳斯再次作曲。毫无疑问他会竭尽所能伪装自己。他会尝试写街头民谣，或者芭蕾舞剧，远离学术音乐家关注的音乐类型。但他被发现只是个时间问题。毕竟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作品。我能从某个音节序列、转调或者关键的换调，甚至是细微的乐曲花式、不和谐回音中发现他的手笔。
只要他动了笔，我就有把握逮到他。
几年后，我应邀到博杜安大学去做讲座。我本来不想去的——我一直痛恨旅行——但是当地的侯爵是我最重要的赞助人之一，而且只要我演讲一下午，他们就会支付我一千安吉尔。真是奇怪，富裕的生活并没有削弱我对赚钱的渴望。我想，不管我有多少钱，为了保险起见，我都无法抗拒增添哪怕一丁点儿钱的机会。我回信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当我到达博杜安(坐了两天马车，实在太痛苦了!)，我发现他们在我举行讲座之后的一天安排了盛大的音乐会，演奏的全部是我的作品。我实在不好拒绝，不好告诉他们我实在太忙了，不能出席音乐会。况且博杜安乐队当时可能是世界第二或者第三好的乐队，我控制不住我的好奇心，想听听一支真正一流的乐队如何演奏我的音乐。我们佩里美狄亚的管弦乐队非常注重乐手的乐器操作技巧，但是他们过于死板，以至于他们有种非常可靠的能力，能把任何乐曲所要表达的快乐全部消除。我和乐队指挥谈妥了音乐的版权，从而让我这次旅行的收入增加了一倍。我还告诉他们，能出席他们的音乐会我感到无比荣幸和高兴。
讲座进行得很顺利。他们把讲座的地点安排在优越神庙的会议厅里——虽然没有世界上最好的音响设备，但是会议厅的彩色玻璃窗户相当漂亮，而且放置得很巧妙。如果你在中午时分举行演讲，你会沐浴在令人惊叹的红色和金色的光芒之中，让人感觉你全身都着了火。
我花了两个小时时间给学生们讲梅尊廷全协和音中的全音阶和变化半音(我非常热衷的技巧，不过在佩里美狄亚大家都很了解我，已经很多年没人听我讲这些内容了)，老实说，我对这些东西已经烂熟于心。最后，侯爵站起来感谢我为他们做讲座——当他和我一起站在指挥台上的时候，太阳正好从片片白云后面钻了出来，透过窗户的光线突然变成了红色和蓝色。那不是身上着了火，而是被美妙绝伦的光线淹没了。然后博杜安大学的教务长给我颁发了该校的名誉博士学位。接下来他又针对艺术创作完整性做了一个很长的演讲。在场的观众显得烦躁不安。不过既然他们付钱请我到这里来，我一点儿都不在意。
接下来是一个招待宴会，美酒佳肴，十分丰盛。我必须承认，宴会的具体过程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很喜欢宴会上的音乐演奏。不过当我醒来的时候，头疼得厉害，一整天都没能起床。当然他们一开始演奏的就是我的第十二交响乐了。虽然只演奏了上半段，但听起来真不错。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他们的慢速演奏，不过结尾是一流的，乐曲就像是插上了翅膀，一飞冲天。后半段其实更好。他们又演奏了我的两首狂放喇叭协奏曲和两首神殿游行圣歌。有那么几次，我在座位上坐得笔直，然后问自己，这真是我写的吗?听一支能力超强、很有默契的管弦乐队演奏我不同的音乐，完全可以听出其中的区别。有一次，我听得入了迷，居然不记得接下来是什么，而尾声——印象派单簧管独奏——听得我有些措手不及，感觉喉咙发紧。我想我在心里记下了那一瞬间，就像是把一朵花压在书页之间，以后都不会忘。
当演奏全部结束，指挥在台上鞠躬的时候，我才发现他。起初，我并不确定。我只看见他回头一瞥，当我再仔细看的时候，那张脸已经消失在人海中。我告诉自己那是我的幻觉，然而我又看见了他。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接下来还有一个宴会，但我告诉他们我感觉不太舒服。这绝不是一个谎言。我回到了客人套房。套房的门上没有锁或者门闩，所以我把一张椅子放在门后面，椅背上的把手抵着门。
我在宴会上听乐队演奏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大堆礼物。我买得起任何我想要的东西，可人们现在还是送东西给我。没错，我倾向于接受那些我不可能给自己买的礼物，因为我绝对不需要它们，而且我也有一定的品位。这一次来演讲，侯爵送给我一整套纯金的餐具(对于一个大部分晚上都在房间里，把托盘放在膝盖上独自吃晚饭的人来说，我需要这些吗?)、一套奥列里乌斯作品全集、一尊举都举不动的华丽镀金小牛雕像和全套的皇家礼服。接下来的礼物还有鲜红色的燕尾服、白色的丝绸齐膝马裤、白色丝袜、镶着宝石的光亮黑皮鞋和一把礼服用佩剑。
我对武器一窍不通，根本用不了。当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接受了另一个朋友的挑战，两人决斗。他们居然是为了某个酒吧女服务员而决斗。决斗在当时很时髦。我非常伤心，居然没被他们选做中间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有意选择了一个时间，正好和我上理论指导课的时间相冲突，因为他们不想让我看到那悲惨的一幕。他们在逻辑学院后面的长草地上用轻剑决斗。我最好的朋友当场死亡;他的对手拖了大概一天，临死前不停地哀号，最后死于败血症。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叫作血腥暴力，那绝对算一件。
因此，除了看过绅士们在街上随身带佩剑，我对剑一窍不通。而且我觉得绅士们的佩剑就是一种漂亮玩具。不管怎么样，我收下了侯爵的礼物，戴上老花眼镜在油灯下仔细鉴赏。
如果你喜欢这种东西，你一定会觉得它非常漂亮。剑的把手——我不知道这玩意儿的专业术语——是银制的，有些地方还镀了金，保护手的挡板内侧还刻了一幅田园风光图。刀刃是另外一个关键的地方。它总是藏在剑鞘里面，对吧?我以前一直以为刀刃就是一根扁平的钝器，但事实并非如此。刀刃长约三英尺，呈锥状，有部分是三角形。剑尖非常薄，实际上就跟线一样细，非常的灵活而且惊人的坚硬。整个刀刃就像是一根针，外面还包了一层纸。这完全是一把崭新的剑。我把剑尖放在垫子上，轻轻地压了一下，剑立即穿透垫子，从另一边冒了出来。布根本挡不住它。
我想象着自己如何跟守卫，不，应该是宫殿禁卫解释。不会有普通守卫来调查在宫殿里发生的命案。你知道他是一个被通缉的罪犯吗?的确如此，一个杀人犯。他杀了一个人，然后又杀了一个守卫，从监狱逃脱。多年前，他是我的学生，后来他变坏了。我不知道他怎么混进来的，但是他向我要钱。我拒绝他时，他说他要杀了我。然后我们扭打在一起。我已经不记得剑是怎么到我手里的，估计我在某一刻抓到了它。我所记得的就是他躺在那里，死了。然后守卫队长注视着我，严肃但让人放心地跟我说，整件事听起来像是一个正当防卫的简单案例，而且不管怎么说，死了个通缉犯不会造成太大损失。我能想象他应该更关心安全警卫上的疏漏——居然让一个亡命之徒进入宫殿的客房区，他不会想到一个音乐名誉博士、侯爵最喜欢的作曲家会有蓄意谋杀的可能性。
这个想法一直在我脑海里晃悠。毕竟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这一次又没有目击证人。谁会闲得没事干，闯入一间上锁的房子，只为了去看一看关着的百叶窗后面是否有一只点燃的蜡烛?
我把剑架在膝盖上，一直在等待，彻夜未眠。他没来。
相反，在我回家的路上——山上的一个客栈里，他追上了我。他采取了更明智的做法，我早该预料到。
我正在熟睡，突然被人叫醒了。我睁开眼睛，发现油灯亮着，西贝柳斯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着我。他把这一幕搞得像我病危了，他不愿意离开我的床边似的。
“你好，教授。”他说。
剑在我的行李箱里，而行李箱挂在房间另一边的墙壁上。“你好，艾默里克。”我说，“你不该来这里。”
他咧嘴一笑。“任何地方我都不该来，”他说，“管他呢。”
我没看见他带什么武器，没有刀或者剑。“你看上去不错啊。”我说，这个是事实。跟上次见到他时相比，他长胖了不少。上次见到他时，他是个皮包骨头、面部瘦削的男孩，看见他总让我想起一把打开的水果刀。现在的他肩宽体胖，脸变圆了，而且他头顶的头发开始变稀。他晒得一身黑，指甲特别脏。
“你也变胖了不少，”他说，“很显然，成功与你同在。”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我说。
“未必吧，”他依然在咧嘴笑，“不管怎样，你是高兴不起来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跟你问声好。我想告诉你，我是多么喜欢宴会上的音乐演奏。”
我在思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然，”我说，“你应该从来没听过吧。”
有那么一会儿，他看上去似乎不太理解，然后他笑了。“哦，你是说那首交响乐，”他说，“不是没听过，他们一直在这里演奏。”他的嘴咧得更大了，我发现他的门牙少了一颗。“你要注意了，”他说，“很明显，之前这部分版税你没收到。”
“关于钱——”我说，但是他皱起眉头，似乎在责备我，就好像我在女士面前说出了令人不快的话。“别提钱了，”他说，“另外我现在也不需要钱。我现在干得还不错，当然是以一种低调的方式。”
“音乐?”我不得不问一下。
“上帝啊，当然不是了。自从我上次见了你之后，我一个音符都没写过。那不是把海报贴在神殿大门上，让人来抓我吗?没有啦，我在做橄榄生意。到了这里之后，我参加了一场国际象棋比赛，最后赢得了一台压榨机。现在我已经开了七家工厂，旺季的时候全天候工作。我刚刚在桑泰斯本山谷买了四十亩成熟的橄榄树。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五年之后咱们国家每卖出一瓶橄榄油，我都能赚六便士。这里真是个好地方，你可以做任何你喜欢做的事情。跟这里相比，佩里美狄亚看上去就像是个停尸房。而且更大的好处是，”他坐在椅子上，身体往后倾了倾，继续说，“我现在是个外国人了。我说的话带有浓烈的异国风，这就意味着没人能认出我，我一张嘴，他们都以为我是从外地来的。我可以成为任何我想要成为的人。真是太神奇了!”
我皱起眉头，他把问题推给了我，“那你要成为什么人，艾默里克?”
“就是现在的我，”他激动地回答，“毫无疑问。我不会告诉你我的新名字，当然你也未必想知道。但是我在这里，没有人受到任何伤害，而且给数百个诚实的公民创造了就业和赚钱机会。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享受生活。”
“音乐呢?”我问。
“让音乐见鬼去吧。”他在向我炫耀，“我现在几乎不考虑它了。音乐对于我来说就是透明的。当我来到这里，我的生活重新开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了事实的真相：音乐只会让我痛苦。你知道吗?自从来到这里，我从来没打过架。我几乎不再喝酒，赌博也戒了。哦，忘了告诉你，我已经和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订婚。她可是个正经人家的大家闺秀，她的父亲主要搞运输业务。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橄榄油。而音乐给我的只有绞刑架上的绳子。”
我看着他。“好吧，”我说，“我相信你。而且我为现在的你感到高兴，你的人生步入了正轨。那么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大半夜跑到我的房间里吓人?”
他脸上的微笑没有消退，但是变得僵硬。“嗯，”他说，“听音乐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还是很喜欢听的。我来只是想告诉你，宴会上演奏的乐曲我非常喜欢。就这么简单。”
“你指的是那首交响乐。”
他摇了摇头。“不是，”他说，“其他的乐曲。你独立创作的作品。至少，”他的眉毛轻轻地抽搐了一下，“我假定它是。或者你征募了另一个合作者?”
我皱着眉头看着他。我没料到他会这样想。
“如果真是你自己写的，”他说，“我真的必须要祝贺你。你的创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暂停了一下，看着我的眼睛，“可以说是巨大的飞跃。”突然他又开始咧嘴笑，脸上带着一种嘲笑、傲慢的神情，“你有没有注意过?你以前经常写一些很可怕的垃圾。”
“是啊。”我回答。
“但是你的作品不再是那样的了。”他站起来，把我吓了一跳。不过他走向桌子，倒了一杯葡萄酒。“我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你，但是前后的差异非常明显。”他指了指另外一个玻璃杯。我点了点头，他也给我倒了一杯葡萄酒。“从你写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你好像不再害怕音乐了。实际上，这些作品听起来让人感觉你再也不害怕任何东西了。那是个秘密，你知道的。”
“我以前总是害怕失败。”
“你说得不无道理。”他把玻璃杯拿了过来。我接过酒杯，放在床边。“这酒很不错。”
“我买得起最好的。”
他点了点头，“那你喜欢吗?”
“不是很喜欢。”
他笑了，又把他的玻璃杯加满了酒。“我的父亲对品葡萄酒很在行，”他说，“如果不是窖藏二十年以上、产自贝萨山附近的瓶装葡萄酒，那么他会觉得这酒只适合泡洋葱。因为喝酒，他败掉了农场和木材场，又把城里的六处产业全部挥霍殆尽。这六处产业比其他所有的财产全部加起来都值钱。后来他死了，我哥哥接过了这个烂摊子。上次我听说，他戴着草帽整天工作，还在还银行的债;他只比我大三岁，可看上去像个小老头，真是搞不懂。而我另一个兄弟参军去了。他死在塞廷冈。他们说战死沙场是神庙中永恒的荣耀，但是我知道其实他害怕从军。当征兵的四轮马车来接他去军事学院的时候，他赶紧躲进了谷仓，我母亲揪着他的头发把他拽了出来。这些事情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有时候，精致和优雅的生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微笑着从玻璃杯的边缘看着我，“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不太同意。”
我耸了耸肩。“我仍然住在学院的同一间宿舍里，”我回答，“一周五天，晚餐依然是坐在壁炉前拿着托盘吃着普通的食品。我没有对奢侈品有任何贪婪的想法，而是害怕其他的事情。”我露出微笑，“千万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把一切归因于贪婪。其实这可以解释为恐惧。我人生中的每一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他叹了口气。“你怎么不喝?”他说。
“我得了溃疡。”我说。
他遗憾地摇了摇头。“我确实是真诚地为你高兴，”他说，“你的音乐太棒了。你知道吗?我以前总是轻视你。你虽然具备所有知识、所有技能和技术，但是没有飞翔的翅膀。你不能翱翔，所以你耗尽一辈子的精力去发明了一台飞行的机器。而我则是通过跳悬崖来学习飞翔的。”他打了个哈欠，抓了抓脖子后面，“当然，大多数尝试者最终尸体溅得到处都是，但这种方法恰好适合我。”
“我没有跳，”我说，“我是被推下去的。”
他的脸上绽开了笑容，就像是水面上的油，“那么现在你肯定想跟我说，你非常感激我。”
“不，不是这样。”
“哦，算了吧，别装了。”他一点儿也不生气，只是觉得好笑，“想想我为你做了什么?看看这么多年来，我给了你什么?无尽的声望和荣耀。那首交响乐是个开头，现在你已经能写出和它一样好的乐曲了，而且完全靠你自己。但我得到了什么回报呢?一百安吉尔。”
“二百，”我冷淡地说，“你忘了之前我帮你还的贷款。”
他笑了，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当然没有，”他说，“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另一个原因。”他拿出一个装得满满的、拳头大小的钱包，放在桌子上，“一百一十安吉尔。十安吉尔是我估计的利息，当时我们没商量好利率。”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俩都没有说话。然后我站起来，直奔桌子拿起这钱包。
“你难道不数数吗?”
“你是一位绅士，”我说，“我信任你。”
他点点头，就像是一个剑术家使出了完美一击。“我想，”他说，“我们俩应该扯平了，对不对?除非我还忘了其他什么事情。”
“扯平了，”我说，“不过还有一件事。”
这让他有些惊讶，“还有什么?”
“你真不该放弃音乐。”我说。
“别胡扯了!”他厉声对我吼道，“我都被逮捕过了，差点儿被绞死。”
我耸耸肩。“当然要付出点儿小代价。”我说。这可是他当年说的话，就是他杀了人之后告诉我的：天才要付出的小代价。当时的细节我记得一清二楚。“不要这样瞪着我，”我继续说，“你以前确实是天才。你写的音乐至今还时不时在佩里美狄亚的一座郁郁葱葱的小山上演奏。宏伟弥撒曲、第三交响乐，这些乐曲很可能要和帝国一起存在一千年。死了个游手好闲的人或者监狱守卫又怎样，能够和这些美妙绝伦的音乐相提并论吗?不能!”
“我过去也同意你这个观点，”他回答道，“现在，我不这么认为。”
“哦，我是这么认为的。而且非常肯定!如果用他们的生命、一个橄榄油商人的人生能换回更多协奏曲，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实际上——”我耸耸肩，“当然这跟我没关系，我只不过是你的老师。我现在就是这样，在一千年的时间内享誉世界。我觉得我应该为这一点感到庆幸。”
他久久地看着我。“一派胡言，你和我都曾经为了钱而作曲。你刚才说的话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他站了起来，“再次见到你，我真的很高兴。继续作曲吧，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你会写出真正值得听的音乐。”
他离开了房间，我冲向房门，不过已经太迟了。我一直是这样，总是把事情拖得太久，直到它们已经不再重要。
回到大学之后，我去拜访一位在自然哲学部工作的同事。我带了一个小瓶子，里面装了那天晚上酒杯里的葡萄酒。几天之后，他来见我，说：“你是对的。”
我点点头，“我也这么觉得。”
“射手草的根，”他说，“毒性足够杀死十几个人。上帝啊，你是怎么搞到它的?”
“这是个很长的故事。”我告诉他，“谢谢你，请你不要跟任何人说，我亲爱的同事。”
他耸耸肩，把瓶子还给我。我把瓶子拿了出来，把里面的液体倒在花坛里。又过了一天，我把一百一十安吉尔捐给了贫穷兄弟会，资助他们在下城区开办的孤儿院。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捐款。神父认出了我，问我是不是要匿名捐款。
“当然不是了，”我说，“我希望我的名字出现在墙壁的某个地方，让所有人都能看到我的名字。要不然我图什么呢?”
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我的哥哥赛吉伯特，和父亲一起被我从山崖上救下来的那个。我其实还是挺喜欢他的。虽然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他是一个愚蠢的人，懒惰而又懦弱。我的父亲和母亲也知道这一点，因此赛吉伯特十九岁的时候离开了家。看见他走了，谁都不伤心。他竭尽所能想让生活变得更好，只是就算他做到最好，也不能称之为好。在三十五岁的时候，他在佩里美狄亚安顿下来，娶了一个从良的妓女(不过她从良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然后非常努力地开了一家酒馆。酒馆实实在在地运营了八个月。然而就在某一天，一群强盗来到酒馆。赛吉伯特的妻子就这么怀孕了，钱也一去不复返。赛吉伯特整天喝得烂醉。当时我刚刚获得了职位，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音乐教授。我最不想要的就是跟我这个悲惨的哥哥有任何联系。最后我给了他三十安吉尔，这是我当时所有的钱。他就这样离开了我，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流浪了几个月之后，他把这笔钱用光了。然而就在那时，他和一个寡妇结了婚，还多了个儿子。寡妇有个男人做依靠，这无疑给了她极大的安慰。等我这个侄子成年了，可能还没到岁数，他就干起他父亲的老行当。在他十九岁的时候，我收到他一封潦草的便条，在便条上他向我要保释金。我拒绝了。这是我和他之间仅有的联系。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年纪轻轻就死了。
这是我第二次进入死囚牢房。死囚牢房基本上和我第一次看到的一样：墙壁、天花板、地板、一扇装有铁条的小窗户、一张用来坐或者睡觉的石凳，还有一扇顶端有滑动窗口的铁门。
“我觉得我们帝国和博杜安之间并没有签订引渡条约。”我说。
双手抱头的他把头抬了起来。“没有，”他说，“所以他们在街上把我绑架了，然后推进一辆封闭的马车，带着我越过了边境。还有三天我就要结婚了，”他补充道，“赛瑞斯卡肯定会担心得半死。”
“这完全是非法逮捕。”
他点了点头。“是的，”他说，“我相信两国的大使馆之间肯定会有一系列换文，侯爵也已经向帝国提出了正式申诉。说来也奇怪，我仍然被关在这里。”
我看着他。牢房里比较黑，我看得不太清楚。“你留胡须了。”我说，“刚留的。”
“赛瑞斯卡觉得我留着胡须很好看。”
我欲言又止，等了片刻。“我猜你觉得这很不公平。”我说。
“嗯，没错。”他摇晃着腿，跷在窗台上，又把他的下巴压在膝盖上，“确实如此，年轻时我干过一些愚蠢的事。但我也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事。然后我放弃了我的过去，安顿下来，变成了一个普通公民。都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真的以为自己不会再受牵连。”
我偷偷地环顾这间牢房。不过光线实在太暗了，我要找的东西似乎不在那儿。“他们怎么发现你的?”我问道。
他耸耸肩。“不知道，”他说，“我只能猜测某个过去认识我的人把我认出来了，但我实在想不到这个人是谁。我已经放弃了音乐。”
他悲痛地继续说道：“这应该已经算赎罪了，为什么还有人要告发我?”
那一夜在旅馆里，他非常小心，没有告诉我他的新名字。但他是博杜安橄榄油贸易中冉冉升起的新星，他的名字并不难找。也许他不应该让我知道这么多信息，但是他绝对没想到我能活着利用这些信息。
“那一夜你想毒死我。”我说。
他看着我，两只眼睛就像玻璃珠一样。“是的，”他说，“关于这件事我很抱歉。我很高兴你还活着。”
“为什么?”
“我为什么这么做?”他疑惑地看着我，“这不是很明显吗?你认出了我。当我们在宴会上四目相对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认出了我。我真是太蠢了，”他眼睛看着别处，继续说道，“我本以为你永远都不会把我关进这里。”
“这样说就是三件谋杀案了。”我说，“三件谋杀案肯定会削弱你要求引渡回国的要求，因为你节外生枝，又多了一项罪名。
“是的，”他说，“我感觉自己跟作曲依然有某种联系，等到我想杀你的时候，我已经不再奢望作曲了。顺便说一句，我是真的很抱歉。”
我微微一笑。“我原谅你。”我说。
“谢谢。”
“而且，”我继续说，“我已经觐见了公爵。你知道他是我的忠实拥趸。”
“真的假的?”
“哦，是的。就是曾经被你称为野蛮人的那个。”
“他和他的父亲不一样，”他回答道，“我想老公爵还在的话，他可能会饶恕我。你懂的，因为音乐的关系。”
“辛格瓦特并不会把音乐看得那么重，”我回答，“其实更多的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我们沉默了很长时间，就像是——对不起，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打比方——一首乐曲中关键时刻的停顿。“他会放我走?”
“当然不是，”我尽量温柔地说，“他认为必须要考虑受害者家庭的感受，改判你服刑十五年。如果运气好，再加上认真改造的话，只要十年你就可以出去了。”
他的情绪变化可以明显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战栗，一想到待在监狱里的时间是难以置信的长，自然会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恐惧;接下来他慢慢地从绝望中成功恢复过来，开始考虑在死亡和服刑两者之中应该选择哪一个。“我只要服刑就能活下去?”他说。
“恐怕你不得不接受服刑，”我回答，“对不起，我已经尽了全力。”
他摇了摇头。“我应该向你道歉，”他说，“我想杀你，可你却救了我的命。”他抬起头看着我，尽管牢房里只有一点儿微光，但我能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我从来没见过他的表情变成这样。“你总是做得比我更好，”他说，“我根本不配让你救我。”
我耸耸肩。“这样我们就真扯平了，”我说，“那首交响乐是我欠你的。但是有个条件。”
他摆出一个含糊不清的手势，表示接受条件。“无论什么我都接受。”他说。
“你再次开始作曲。”
他愣了好半天，我估计他实在太困惑了，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他哈哈大笑。“这实在太荒谬了吧。”他说，“都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我想都没想过，估计都忘了怎么写。”
“我敢打赌，你会变成当年的你的。顺便说一句，这不是我提出的条件，”我补充道，其实我是在撒谎，“是公爵提出的。所以除非你想走到刑场被绞死，我建议你还是接受吧。对了，你有没有拿到我送给你的纸?”
“哦，原来那是你送的?”他侧身看着我，“拿到了，谢谢。我用那些纸擦屁股了。”
“以后在这里好好利用你的左手，纸是让你作曲的。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条件，艾默里克。辛格瓦特认为，这是弥补损失的好方法。我也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又是一阵沉默。“你告诉他了吗?”
“告诉他什么?”
“那首交响乐是我写的。他是不是因为这一点才决定饶我一命的?”
“实际上，我没有。”我说，“但是这个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徘徊。很幸运，我没必要说。”
他点了点头。“没关系!”他叹了口气，就好像他好不容易完成了某些冗长而乏味的苦差事，现在感到很放松。“我觉得这就像是人们把困在笼中的小鸟放在窗台上的阳光下。”他说，“把它们关起来，然后折磨它们，让它们鸣叫。我永远都不会接受人们的这种做法。我认为太残酷了。”
“这是为了得到鸟鸣声而付出的小代价。”我说。
我告诉他的话大部分是真的。我确实去觐见了辛格瓦特，为他求情。辛格瓦特感到十分诧异，因为当初是我通知他捉拿西贝柳斯的。我并没有告诉公爵，西贝柳斯企图毒死我。给西贝柳斯提的那个条件是我的想法，但是辛格瓦特批准了。公爵对理想的正义有一种相当奇特的观念。如果你问我是如何理解理想的正义，我会告诉你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矛盾。
我一点儿都没有歪曲事实。一开始，辛格瓦特完全赞成宽恕西贝柳斯。是我拒绝宽恕他的，我认为他应该进监狱。当我把为什么要送他进监狱的原因解释给公爵之后，他同意了。所以我告诉西贝柳斯的确实是事实，因为我向公爵解释的原因就是：受害者家庭希望这样惩罚西贝柳斯。
的确是这样。西贝柳斯杀死的地痞流氓其实是我的侄子——赛吉伯特的儿子。这件事是我帮助西贝柳斯逃跑之后才发现的。现在回头看事情的整个过程，如果当时我知道这件事，我会怎么做?我真的不知道——幸好不知道，因为我的生活会变得不幸。如果我知道如何选择，如果我掌握了充分的事实，我很可能无法忍受我和西贝柳斯的那种关系。幸亏这是一个学术问题。
在监狱的牢房里，西贝柳斯依然是个相当多产的音乐家。实际上，监狱生活并不算糟糕。我把他从旧城堡的牢房搬到了堡垒的瞭望塔上。而且牢房里的摆设其实跟我在学院房间里的摆设差不多。我还付钱给守卫，让他们每天好吃好喝地伺候他，偶尔还给他一瓶葡萄酒。他也不需要担心钱的问题。不幸的是，现在他产出的作品质量与数量很不匹配。虽然这些作品都是好东西，精心完成、技艺高超，而且非常动听，但是缺乏智慧的火花，一丁点儿火花都没有。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他依然有飞翔的翅膀，但是被关在笼子里了。我把他这只笼中鸟放在窗台上，他没办法真正利用好自己的翅膀。
(陈日锋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