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相信神吗？
如果被这样问到的话，我——安德烈?S?加里宁只能如此回答：“曾经不信，渐渐地变得相信起来，然后又不再相信了”
即便是在无神论的社会中所接受教育，仍多少学到了一些值得爱的东西，最后却全部被夺走了。我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你相信命运吗？
如果被这样问到的话，我的回答是矛盾的：
“曾经相信，渐渐地变得抵抗，然后又变得相信起来”
神也好，命运也好，究其本质，两者其实是非常相似的概念。也可以说几乎是等价的。对于这样的两个概念，我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立场，是不是很矛盾呢？也不能一味地这么想。矛盾正是使这个世界转动起来的压倒性的真理，也是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的要素之一。
部下们都把我看作是“谨慎的乐观主义者”，认为我和泰斯特罗莎上校、马度卡司中校是同一种类型——具有作为一名领导者所不可或缺的素质的人。不管有着怎样残酷的过去、也绝不为悲观所诱惑、同时也不抱不切实际的乐观,只是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的人们。没错，我本该属于这种人中的一员。
但是错了。事实并非如此。
以前的我，现在的我，已经败给了命运。我只不过是一个挣扎在湍急的激流中而精疲力尽、好不容易才抓住一根突出于岸边的枯枝的男人。
命运——
超越了人的智慧、狂乱地冲刷着一切的这一傲慢的思想。或者完全是思想的反面。那个少年也似懂非懂地感觉到了它，开始反抗。
在我和他之间的关系里，应该也存在着一些超越了偶然的东西。只不过感觉到这些的，只有我而已。
我和他的初次相遇，是在比永久冻土更北端的、无尽的零下温度所支配的茫茫大海中。
北冰洋的海水中。
大约是13年前的事。
那是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联邦之间的关系再度燃烧起来——或者不如说是冷却下来的那个时代。面临着数千枚战略核导弹将全人类一扫而光的危险。全世界都成了东西两大阵营
的沉默的战场。对于无人居住的海洋也不例外。不，不仅如此，那里甚至频繁地成为最前线。
冷战的冷冷的舞台。谁也看不见的战斗。即使是当事者也无法用眼睛看到真实情况的战场。偶然地，我站在了那里。
“K-244”。这是我乘坐的船的名字。
“671RTM计划舰”，或者“シュカ型核动力水下巡洋舰”。还被西方国家称为“Victor3级”。
这艘舰正担当着类似于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的角色。虽然并未搭载有能攻击到美国本土的核导弹，但这是一艘担任执行此一任务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的护卫、以及监视和追踪敌舰、在必要时候以确实的打击力攻击敌舰使之丧失作战能力的舰艇。
因为是一艘极其安静并且速度很快、索敌性能也很优异的新锐舰只，像K-244这样的舰艇经常会被分派到一些特殊的任务。横跨北冰洋、接近到北美大陆的沿岸地带——在那里进行各种情报的收集工作。
通信情报或者电子情报。
还有其他种种。
对美军日常使用的通信环境或电子环境的痕迹进行收集，将其和潜藏于PENTAGON（美国防部）或NSA（美国家安全局）的苏联间谍所获得的情报进行比较，看是否一致。虽然危险性很大，却是很不起眼的工作。既有几天就结束的任务，也有长达数月的任务。
对西方的通信器材颇有研究、且精通西方数国语言的我而言，经常会有被派去和进行情报收集任务的潜艇共同行动的机会。
K-244虽然号称新锐，但也只是普通意义上的舰只，并不是像由超AI控制的、能在几乎无声的状态下达到50节速度的“ThuahadeDanaan”那种超级潜水艇。在制海权握在美军手里的海里，即使只是以10节速度移动也不得不采取麻烦的警戒措施和麻烦的机动、或者即使只是把情报收集用的天线换一个方向也要耗费半天的时间，这种事并不少见。
对于陆军出身、曾是特种部队中一名士官的我来说，连续数周被关在潜在零点温度下的海里的铁筒里，决不是一桩令人愉快的工作。在分不清昼夜的舰内起居，每30分钟整理一次情报收集器材所采集到的记录，同无聊的政治军官就党的理论进行毫无意义的讨论。当然不会给我这样的曾经的陆军士官分配高级的单人房间。狭小的床铺上的第2格，就是我全部的私人空间。
日子就那样继续着。
写打算在返航后交给妻子的信件、偷偷地读威廉?布莱克的诗集，这种事情成为了我为数不多的乐趣。当然，写给妻子的信要受到审查，持有布莱克的诗集——他是英国人——本身也是一种渎职。
另外还有一件乐趣。K-244的舰长，谢尔盖?哈巴洛夫当时45岁左右，是个容易接近的大肚汉。
就像我的父称“谢尔盖耶维奇”所显示出的那样，我的父亲也和谢尔盖有着同样的名字。并且也许还因为我和他同是列宁格勒的同乡吧，从登舰第一天起就和他有不少话可说。据说他的独子出征去了阿富汗斯坦，所以他有很多事想向直到半年前还在那里的我打听。我在我所能回答的范围内，把所知的阿富汗的情况告诉了他。
哈巴洛夫舰长经常喊我一起吃饭，并且告诉了我很多各种各样的经历。对于陆军出身的我来说有些讽刺地，现在担任将校军官的我的决策，许多都来自于隶属海军的他的传授。
那一天的那个时候，我也正接受着他的好意、和他共进午餐。
甚至连当时谈论的话题也记得很清楚。关于糊涂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传说——关于他留下的黄金的毫无根据的故事。正说到在他被处刑之前，把隐藏黄金的地点告诉了他忠实的近卫兵的时候，一名水兵走进房间。虽然水兵压低了声音向舰长报告着，但我却也听了个一清二楚。
“声纳室的报告。有一架类似大型客机的机体迫降在东北10公里处的冰面上——”
我记得很清楚。
那名水兵的确是那样报告的。
后来才知道，正确地说是在东北北、方位零二三，距离大约11千米。
谁也不知道那架客机坠落的原因。即使是完全掌握了那片空域所有通信的我，也只能给出推测。
那架客机——MUS113次航班是一架波音747，属于日本最大的航空公司武藏航空。这是从东京国际机场飞往安克雷齐，然后再转向伦敦的一次航班。那个年代，对于多数飞国际线的客机，没有二次加油就不能从远东直飞到欧洲。
那时北冰洋上空的天候的确很糟糕。但是我不认为那会影响到在两万米以上高空飞行的国际航班客机。当时西方的媒体都在谈论事故原因可能是飞机整备工作有问题或者机长突发精神疾病。至于这些究竟是不是直接原因，我不是航空事故的专家，无法给出评论。
仅就我所知的通信记录来看，那架MUS113应该是处于正常飞行状态的。然后，发生了异常。第三发动机突然起火，左边的主机翼的一半发生了脱落。深度贯彻了安全性的波音747飞机虽然被设计成在那种状况下仍能继续飞行，但不幸还在继续。左边的水平尾翼也失去了功能。
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者是由于脱落的主机翼撞上了水平尾翼，或者是对油压系统造成了不可见的损伤。
我通过K-244的无线通信，听到了努力保持冷静、拼命抑制住慌张的113次航班的机长的声音。
机长名叫堀田。
尽管堀田最终在那次事故中遇难，却仍旧被没有责任感的日本媒体说成事故的主犯，但他在发生事故之后的操纵可以称得上是英雄般的行为。因为他成功地将即使在空中发生解体也丝毫不奇怪的机体，从几乎无法操纵的状态奋力扭转成“迫降”的局面。但是遗憾的是，由于恶劣的天候的原因，他的飞机发出的通信，全世界只有K-244接收到了（并且更加可惜的是，克里姆林宫决定对这些记录进行永久封存）。后面还会讲到，由于无法回收飞机的黑匣子，事故的真正原因恐怕永远也没有人知道了。
总之，回到事故当时。
我和声纳室的老兵对照了一下互相的情报，得出113次航班仍困在北冰洋的浮冰上的结论。因为尽管迫降时的冲击很激烈，但既没有记录到大的爆炸声，也没有观测到有飞机压破冰面沉入海底的声响。
不仅如此，甚至机内还可能留有幸存者。
虽说是在北冰洋，但事故地点的浮冰并不厚。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可以很容易地想象，飞机很可能会沉入海中，或者在那之前就被海上的糟糕天气——零下温度的暴风雪——所伤害，对可能的幸存者造成残酷的致命一击。
完全无法预测美国或加拿大的援救队伍何时会到达事故地点。并且对于西方来说，这时应该还无法把握客机是否已经坠落、以及坠落地点究
竟在哪里。
舰内的士官们都主张采取救援行动。即使没有幸存者，也应该尽力收集一切能收集到的情报。
政治军官——这是他的工作，所以也不太好指责他——当然对此持反对态度。K-244正处于高度机密的情报收集工作中，在外界看来不应该存在于这片海域。请示北海舰队司令部，得到了禁止一切通信的命令。
但是，在那架113次航班周围数十公里内的人类，就只有我们K-244的乘员了。在进行了5分多钟的讨论之后，哈巴罗夫舰长对全体人员宣布：
原速前进。右舵。方向030。
舰长无视司令部的命令，选择了进行援救。那是他在明知这种行为会对他的事业造成多大损害的情况下作出的决断。
K-244于90分钟后到达事故发生海域。
哈巴罗夫舰长首先让舰体浮到紧贴浮冰下缘的位置，升起潜望镜。舰长向沉默地站在发令室一角的我招了招手。
（曹长，你来看一下）
舰长说着，叫我朝潜望镜里看去。之所以让我看的理由很明显。因为在这艘舰内，从阿富汗回来的我是最有目击过“坠落飞机”的经验的。
虽然我是第一次看潜水艇的潜望镜，但也绝不会觉得有趣。我看到的冰上的风景，是昏暗的蓝灰色的天空和卷着雪花的狂风，以及浮在冰上的黑黑的一块什么东西。虽然时间尚是白天，但天几乎完全是黑的。
（倍率怎么调？）
（那个按钮）
顺着舰长的手指所指，我调整了潜望镜的倍率。
虽然由于猛烈的暴风雪的缘故看起来显得很模糊，不过那黑黑的一块的确就是客机。是波音公司的747型飞机。好不容易看出机体表面有“MUSASIAIRLINE”的文字。
113次航班的机体上，主机翼的后部折成了两半。机体前半部分以右倾的姿势半埋在冰里，后半部分横在离开目测距离约400米的地方。脱落的引擎和碎片散落在四周。
（比想象的还糟糕啊）
（是的，不过好像没有发生大火）
（你觉得会有幸存者吗？）
被折断的机体的前半部，有一部分已经扭曲得不成样子，只能令人产生悲观的感想，但是后半部仍旧保持了原来的形状。除了尾翼不见了之外，看上去受到的损伤较轻，并且最要紧的客舱部份还残留着。在许多航空事故中，幸存者比较多的果然还是机体的后部。在阿富汗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次事故看来也不例外。
我从潜望镜前离开，把这些想法告诉了舰长。
（我知道了）
哈巴罗夫舰长收回潜望镜，沉思了一会之后，命令舰员们让舰只接近到客机的后半部，破出冰面。
（首先搜索一下后半部）
舰长一边摘下帽子摸着头顶，一边说。
（恐怕里面已经很惨了。必须挑选习惯了尸体的人去。你能去吗？）
（是）
我立刻回答到。
（先派4个人过去。如果危险的话马上回来）
（其他人选呢）
（由你来挑选。两个有力气的水兵，再加一个士官）
（我知道了）
我马上转身离开了发令室。
经过了几个星期的舰内生活，我已对主要船员的能力和经验有了大致的了解，所以选人并没有花多少时间。首先决定带上机械部的奥斯金曹长。奥斯金出生于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煤矿工人家里，有着丰富的登山经验，并且头脑机敏、观察力敏锐。和他商量之后选出了另两名水兵，在快速准备了一下装备之后，我们走出了浮出水面的K-244。
三人一起穿着全套防寒服从狭窄的舱门里把橡皮艇拖出来的工作简直让人骨头也断了。外面的风雪很大，寒气不断地从头巾和护目镜的缝隙里钻进来。在这种天气下待上两小时的话，即使是无病无伤的人想要活下去也是很困难的吧。
吃力地从K-244来到冰面上后，我们徒步向迫降飞机的后半部走去。走在最后面的奥斯金的身影在暴风雪中显得很模糊。天气比从潜望镜里看的时候还要恶劣。
也许是感觉到了相同的事，一个水兵说出了不安。他委婉地向我提议“也许还是回去比
较好吧”，奥斯金却拍了拍他的背，说“说什么蠢话，快前进”。
靠近之后一看，113次航班的状况比预想的还要来得糟糕。机体后部的那一边的外壁破裂了，寒风直吹进客舱里。
后面的水兵不小心绊到了什么硬东西，摔了一跤。他夸张地发出一阵小小的惨叫。绊倒他的是已经被冻成冰棍的人的下半身。
让陷入轻度恐慌的水兵们安下心之后，我们沿着机体的周围观察着，用登山绳从机体断裂的横切面进入客舱。
客舱里简直就是地狱。
靠近机体前部的座位上，满是惨不忍睹的尸体。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尸体早就在零下环境里被冻成冰块，没有发出半点难闻的气味。即便如此，一个水兵还是忍不住摘下面罩吐了好几回。吐出的东西也慢慢在地面上冻结起来。
机体最后部的状况还比较好，一个个座位上坐着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一般的乘客。
（果然还是不行啊）
奥斯金低沉着声音说。
（没有幸存者。去机体前半部找找看吗？）
可能的话我想获得一些成果。幸存者，或者是飞机上的声音记录仪。只要能确保了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多少能给违反了北海舰队司令部命令、让潜艇上浮的哈巴罗夫舰长一些帮助。即使不算人道主义方面的理由，祖国也能在面对西方政府时多些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是在手电筒照射下的客舱，只是一个回响着风声的死亡世界。
不。
我从这死亡世界里发现了生命的痕迹。我觉察到在客舱后部的右舷，有一排空座位。是3个人的座位。调查了一下，机内杂志不见了。两个座位的靠背被放了下来，另一个座位上留有些许血迹。
一些人可能在迫降之后离开了座位。
我们又仔细检查了一圈客舱，用不输给风声的声音不断地喊着“有人在吗”。没有回答。即便如此，我们仍没有放弃，搜索了客舱下部的货物舱。货物舱由于坠落的缘故扭曲得很厉害，穿得严严实实的我们想要下去很困难，但在手斧和油压式千斤顶的帮助下，总算钻了进去。
（安德烈同志，这里……）
（嗯，风很小）
这块地方塞满了被压扁的集装箱，把内部空间和外面的暴风隔绝开来。虽然还是冷得和在冰箱里一样，但体感温度却比刚才上升了近20度吧。
他们就在货物室的深处。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以及一个孩子。那3个人用所有能找到的毯子和衣服把自己包裹起来，挤在一起。
男人已经死了。好像腹部受了重伤，并且流了很多血。20多岁的东洋人。死因是失血过多和低体温症。大概是他带着伤把另两个人带到这个能避寒的货物室里来的吧。
东洋女人和小孩还有气息。是死去男人的妻子和孩子，还是偶然坐到一起的互不相识的乘客，这一点尚不知道。女人和孩子只是被死去的男人庇护着，蜷缩在货物室的角落里。
女人也很年轻，看上去20多岁。事后想来，她应该是母亲吧。在已经变冷的男人的身子下蜷着身子，仿佛守护着孩子一般。是个长着黑色的长发的美丽女子。我用英语问了声“没事吧”，她只回答了一句“救救孩子”。根据她的发音，我判断她是日本人，于是又用日语说：
（好的。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从加入特种部队那一刻起，我就一直通过GRU学习各种语言。日语也是其中之一。70年代曾在东京的苏联大使馆有过一年的工作经历，另外也参加过好几次违法的活动。根据能自如使用日语的KGB间谍的说法，虽然我的发音完美地近乎于当地人，但词汇的使用却很僵硬，就像是挺着胸膛的士兵的感觉。
若要更正确地再现出当时从我嘴里说出的话语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来救你们）
尽管用词很奇怪，她还是放松地长出了一口气。把由于极度的寒冷而极其衰弱的孩子朝我们递过来，又用日语说了句“请救救孩子”。
那孩子大概只有3到4岁。一开始以为是个女孩子，不过却是个男孩。怀抱着一个戴着礼帽的微微发胖的老鼠一样的玩偶，不安地看着我和奥斯金。
（不要紧的，小家伙。和叔叔一起到暖和的地方去吧）
奥斯金说着，连同包着他的毯子一起把他抱起来。那孩子害怕离开母亲的身边而突然哭了起来，在奥斯金的手臂中挣扎着。
（妈妈）
那孩子用日语叫着。
母亲那边——尽管那时已经极度衰弱，仍旧用整个货物室内都听得到的声音对她的孩子说：
（别哭了，いきなさい）
虽然日语很难，但有时却也能让人感受到深切的含义。现在便是如此。她说
的是“去吧”还是“活下去”？我不知道。也许，两种意思都有吧。
然后，就在那之后，传来了那个声音。
一开始是很轻微的、类似碳酸饮料的气泡的声音。但是，不久那声音就变得愈来愈大、愈来愈广，不知何时竟变成了像响彻演唱会现场的掌声的声音。
是冰破裂的声音。飞机正在下沉。
即使是处于这冰点下的暴风雪中，冰面也承受不了飞机的重量。
一刻也不能犹豫。
带着伤者通过这即使一个成年人也很难过的货物室，是桩比来时更艰苦的事。从慢慢倾斜的货物室里，3个人用登山绳把母亲拉出来，奥斯金则抱着孩子爬出来，这时，掌声一般的
声音几乎变成了轰鸣声。
天花板开始扭曲、裂开，机体开始沉入冰点下的海水中。不停地传来插销被崩断的声音。我们跌跌撞撞地滚着爬着从坠落的飞机里出来。
跳到摇摇晃晃的冰面上之后也仍然不能放心。磨磨蹭蹭的话，承载着我们的冰也会变成碎块，和飞机一起被拖进冰冷的海水里去。
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让抱着孩子的奥斯金先走后，我和一个水兵架着那位母亲，想要跳过一条冰裂缝。这时，我们脚下的冰剧烈地倾斜起来，裂成了两块。我好不容易才用登山锹撑住冰面，没有掉下去。
但是，水兵和那位母亲却不同。
两个人朝冰的裂缝中滑去，马上就要被冰冷的海水吞没了。水兵陷入了恐慌状态，拼命地叫喊着什么，但是因为轰鸣声太过响亮，并且他说的是家乡的乌克兰语，我什么也没有听清。那位母亲可能连发出惨叫的力气也没有了吧，只是无力地抬起眼睛看着我。
伸出手去的话，两个人中还是能有一个人得救吧。
只有一个人。
在连对方的脸也看不清的昏暗和激烈摇晃着的视野里，留给我的时间只有那么3秒钟。
只有微不足道的3秒钟。
结果，我向水兵伸出了手。因为他离我近了仅仅那么2英寸。并且他才刚20出头，和这次事故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家乡还有家人和恋人等着他。另一方面，那位母亲的腹部受到了严重的撞击，从症状来看，好些内脏都受了伤。还有低体温症。即使牺牲水兵把她带回去，以舰内的医疗设施究竟能不能救活她，很难说。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做出了决定。
抓住挣扎着的水兵的袖子，总算成功地拉住了他之后，我越过他的肩膀看着她。看着正横着滑下裂开的冰面，即将被张开血盆大口的大海吞没的她。也许早就没了那样的力气，她既没有发出叫喊，也没有表现出恐怖和绝望。只是从容地接受了留给自己的命运，掉入了黑暗的深渊。那姿态甚至令人感到某种幻觉般的美丽。
她没有看我。她看着在我背后更远处的奥斯金他们。看着被奥斯金抱着的孩子的眼睛。微弱地蠕动着失去血色的嘴唇，她最后说了一句什么。
“战斗下去”
这是我根据嘴型猜测的。
然后，她便被吞入黑暗之中。那之后也没有再浮上来。
（同志！快点！）
奥斯金他们喊着，把登山绳朝着这里扔过来。连默哀的时间都没有，我们从渐渐下沉的飞机里拼命逃了出来。
结果，连探索飞机前半部的时间都没有。仅仅是在把唯一幸存者的少年带到K-244上的时间里，机体前半部也开始倾斜，当我们到达船上的时候，随同一阵轰鸣声沉入了北冰洋。
穿过舱门来到舰内，把少年托付给军医之后，总算可以脱下防寒服了。因为没能救出那位母亲，我们都很消沉。疲劳是极度的，全身都冻僵了。代替那位母亲被我救上来的水兵，陷入了轻度休克状态，不停地在嘴里嘟哝着责备自己的话语。
（本来都已经救出来了）
（要是我死了就好了）
（我真是见死不救）
那些话语同样刺着我的心。应该受到指责的并不是他。进行抉择、作出决定的人是我。
安慰这名水兵的任务对我来说无法完成。在奥斯金耳边说了声“他就交给你了”之后，我走了出去，向隔壁舱室走去。走到医务室旁时，正好碰见哈巴罗夫舰长从通道上走来。
（听说坠落的飞机已经完全沉没了）
说着，舰长把随身带的伏特加的瓶子朝我递来。
（喝吧，你的脸色跟死人一样）
（是）
我听从他的话，喝了一大口。随着灼热的液体沿着喉咙滚下胃袋，我总算发出一声听上去还像人类的叹息。
（只救出了一个人）
（已经足够了。你做的很好）
舰长拍着我的背，说。
（那孩子的情况怎么样？）
（我也正要来看一下。你也一起来吧）
（是）
走进医务室，我默默地听着舰长和军医的对话。似乎少年受到的冻伤并不严重，手指等处也没有会留下后遗症的担心。现在已经安定下来，睡着了。
（是日本人吗？）
（恐怕是）
（知道身份吗？）
军医耸了耸肩，朝我看来。
（请让我看一下他带的东西）
听到我的请求，军医用下巴指了指放在桌上的少年的衣物和玩偶。
（就那些）
大概送进医务室后用剪刀剪开的吧，衣服都变成了碎片。调查了一下，发现在长度到膝盖的短裤内侧贴着一块布片，上面像是写有姓名。字是用签字笔写的，用假名这么写着：
“さがらそうすけ(相良宗介)”
只有这个。
没有其他能表明他身份的东西了。
两天之后，K-244奉命向北海舰队司令部的基地返航。虽然有些担心军队和共产党将会对违反命令进行救助工作作出怎样的判断，不过航海本身却很平稳。
作为舰内唯一懂日语的人，我兼任了军医的翻译，担负起看护那名少年——相良宗介的任务。
一开始，少年对我的呼唤不理不睬。也许是吓坏了，坠机事故果然在他心里留下了创伤。
他真正开始开口说话，是在那次援救之后第4天的早晨。我像平常一样，把所有问题和安慰的话语挨个说了一遍。
——肚子饿了吗？
——有什么想要的吗？
——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别担心
相良宗介还是没有任何回答。我摇着头，几乎就要投降了，向床另一侧的折叠椅中坐去。但是大概是因为通宵整理接收到的情报的关系，积聚了不少疲劳吧。我在湿滑的地板上滑了一下。危急中一把抓住桌子，总算没有摔倒的我的姿态，从旁人眼里看来应该显得很滑稽。但是，即便如此相良宗介也没有笑一笑。他认真地注视着耸着肩膀竭力作出可笑样子的我，说了一句话：“不要紧吧？”
（嗯，不要紧）
我惊讶地回答。
（你也没事吧？）
顺势我也问了他一句，宗介说：
（妈妈在哪里？）
我语塞了。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才好。
（你的母亲……）
（死了吗？）
沉默了有大概几十秒吧。最后还是没办法地，我承认了。
（是的。她死了）
他没有马上哭出来。一时间，紧抱着破破烂烂的玩偶，仿佛他正以他那幼小的心灵玩味着我的话。
（我也要死。妈妈太可怜了）
终于他嘴里轻轻地说道，眼泪滚下脸庞，哭了起来。我只得静静地一动不动地站在旁边。虽然可以想起各种常用安慰用语，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因为让他的“妈妈”去了远方的，不是别人，正是我。
即使现在以客观的态度来考虑，我的决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但是，即便如此，幼小的少年以他的言语在我的心里投下了一片阴影。
也许，可以做的更好一点。
这一事实经常使我自责。对于他，我感受到了无能为力的失败。当然，他自己大概对此事一无所知吧。
直到现在，我仍无法把当时的真相告诉他。他甚至不知道当时在场的人就是我。
即使有认为我不诚实的责难，我也会毫无怨言地收下。
但是，我说不出口。
人们总是误解我。
即使同时具有战士和指挥官的技能和经验，我也只不过是那种程度的男人罢了。
在回到港口之前，我和他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
他曾经生活的城市。他的母亲做的料理。在家附近出没的猫咪。这些如同碎片般的杂事。虽然具体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哪里、在怎样的家庭里被抚养长大，但是可以想象出他曾沐浴在双亲对他深深的疼爱之中。
他把我喊作“安大叔”，我则叫他“宗介君”。考虑一下现在和他之间的关系，甚至能感到某种程度上的幽默。虽然我也讲了些我自己的事，不过同其他绝大多数的对话一样，大概他都不记得了吧。
宗介绝不放开那个玩偶。在回到港口之前，我曾就此嘲笑他说“像女孩子似的”。但他仍不肯放手，盯着我，说：
（不要你管。我会保护它的）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最终是由出生后的过程和经历决定的。不过，至少他看上去是作为无限接近善良的人出生的。
他并不强大，不仅如此，甚至对争执和战争感到害怕。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相良宗介是个非常温柔的孩子。
随着K-244回到司令部，我的任务也结束了。但即便如此，包括我在内，所有船员都被命令不得上岸，在舰内待机。只有哈巴罗夫舰长一人被叫去司令部，从舰上离开。
在舰长不在的一段时间里，一名将校级军官带着几名士兵来到舰上，把相良宗介带走了。随同的有一名精通日语的KGB将校军官，用逗猫似的声音对宗介说“来，过来”。
我当然没有任何阻止的权限。并且我也不认为我为之辛苦献身的党和军队会对这幼小的孩子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我仅仅挥着手对他说“不要紧。精神点”，送那不安的少年离开了船。
哈巴罗夫舰长最后没有回到K-244上来。不仅如此，我再也没能再见到舰长。在港口内待机的第2天，我被带走哈巴罗夫的同一群人叫出去，从船上下到港口。到达司令部后，还没有听到任何犒劳的话语，就受到了严刻的讯问。
几乎连睡觉也不被允许，连名字也不知道的将校们不停地提出问题。
说明一下当初交给你的任务。为什么放弃了那个任务。舰内表示赞同的还有谁。舰长那时候是怎么说的。如何说服了原本反对的政治军官。除那孩子之外真的没有其他幸存者了吗。你为什么没有向舰长提出反对意见。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吗。
在讯问过程中，我隐隐察觉到了哈巴罗夫舰长曾向他们作出“所有的决定都是我一个人作出的，包括卡利宁在内的全体船员没有任何责任”的说明。那就是他的意思吧。我不断地给出暧昧的回答，3天后被释放。做了该做的事，尽管很少却也救出了一名幸存者，但我们却没有因为这而受到任何赞赏。因为这件事，其他受到同样讯问的K-244的船员们都受到了打击。
虽然听说哈巴罗夫中佐被解除了舰长职务调往远东舰队——但事实应该并非如此。大概被送到了西伯利亚，过着辛苦的生活吧。
回到了列宁格勒的家，忍受住同平常一样的妻子的抱怨，我开始收集所有能收集到的新闻消息。
坠落的武藏航班仍旧在北冰洋行踪不明。全体机组人员和乘客——一人不剩地，所有人都令人绝望，事故原因和迫降地点也仍不清楚。
苏联政府没有要公布事故发生时附近有一艘海军潜艇的意思。全体船员都被下了封口令，K-244的该次航海被当作不存在，当然，相良宗介的生存也没有被报道。
后来，我找到了当时日本的报纸，在死亡者的名单中寻找“相良”这个姓。但是很奇怪地，没有一名乘客叫“相良”。
是父母已经离婚了，还是私生子？或者是那缝在衣服上的名字本来就不对，而他也没有更正如此称呼他的我？这些都无法得知，总之由于没有一名乘客名叫“相良宗介”，使得我想要找到他的亲人的努力几乎变成不可能（并且当我能自由地踏上日本国土的时候，那次事故早就在人们的记忆中淡薄了）。
为了一个大国的方便，那名少年被当作不存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很长时间内我都无法知晓。
4年后，我终于抓到了一点线索。
和在我再度出征的阿富汗斯坦结识的一名KGB的情报官的无心的对话中，我知道了那个。
在KGB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部门。集中了幼小的外国人的小孩，把他们训练成暗杀者的部门。那名KGB军官说他曾在那里遇见了日本人的小孩。据说是一个在4年前的某天，被一个同海军有着深刻关系的KGB军官带来的小孩——现在的话正好8岁左右的少年，在那里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
只是凭着这些，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所相信的祖国，正在把那个善良的、柔弱的少年训练成暗杀者——
我所参加的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大致可分为三次。
第一次是开始进攻后不久。
第二次是在K-244那件事之前的几年时间。
第三次是从再次进攻开始直到阿富汗解放的几年。
我在阿富汗参加的战争，前后跨度长达12年。在这12年中，我从一名下士官普升到了上尉。一般到了这个军阶可以指挥一支100人左右的中队，不过因为我所在的部队主要负责强袭侦察和破坏工作等任务，所以实际上我担当得更多的是小队长。
当我知道在K-244上所救的少年被培养成一名暗杀者时，我正在第三次的征途中，不过繁忙的工作不允许我作进一步的调查。并且，只有KGB军官的那一番话也使我不能确信。再说，正竭尽全力让最前线的部下们活下来的我，又怎么能去干涉这么一个属于国家最高机密的工程呢？
当时的阿富汗也真是一个地狱。
等待着我们这些踏上别国土地的人们的，是不愿接受无神论统治的游击队—一伊斯兰圣战士的激烈的抵抗。
关于这些阿富汗游击的顽强，勇猛和冷酷，即使用一万句话也不足以说完。我们的敌人既是值得赞叹的战士，也是强于忍耐的运动家，更是令人畏惧的死神的化身。
他们仅凭着落后于时候的武器，却十分懂得该如何对抗拥有现代化装备的我们。
他们仅靠着难以下咽的面包和水，就能在险峻的高上地带步行数十公里。
而且，他们不怕死。坚信即使只是多杀一名侵略者—也就是苏联兵，那也是神的旨意。并且，还得用最残忍的方法。
很多人死了。
包括敌人和自己人。
经历了无数次战斗，所救的友军数量也到了数不清的程度。但是我也写了几十次送给失去了的部下的家属的信。但是部下们仍然把我当作可信赖的军官而仰慕着。也许从新兵的眼里看来，我是一名不向任何人屈服的，如岩石般的具有古风的强者吧。事实上，我的确是表现出了那样的气概，并且也取得了足以担当得起这种评价的战果。即使是不知道害怕为何物的伊斯兰圣战士们，只要知道在那片战域上的敌人是我们的话，他们的作战就会变的谨慎起来。
但如今想来，在那场战争中，不知不觉我对人产生了厌倦。有着白金光泽的金色头发也是在那段时间渐渐变成了灰色。
精确的时期不知道。
只是当我注意到的时候，不知何时起就已变成了那样还有我和妻子之间发生的事情。
我的妻子—伊莲娜.卡利尼娜，是一名在当时就已经出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也许是因为借着公开演出的机会到过不少西方国家的原因吧，她可以说是一位思想先进的优雅的女性。头脑明晰，交际出众，而且喜欢孩子，是个浪漫主义者。我们在20岁出头的时候互相遇见了对方，在第一天就陷入了热恋，一年后结了婚。虽然伊莲娜很想生一个孩子，但我和她的职业却不允许。为了延长她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而我则为了“即使对家人也不能说明的工作”同样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虽说是夫妻，但见面的机会却极为有限。一回家，妻子就在那里—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虽然我也经常借着公演的机会以丈夫的身份与她同行，但那种时候，我几乎都有GRU（军情部门）的密令在身。虽然都是些同当地的间谍接触，或者通信器材的运送之类的无聊的任务，但她却察觉到了这些并且强烈地向我抱怨。
虽然在我参加战争期间一直用信件联系，但我对她的日渐怀疑也有所察觉。她十分了解我的性格。不管我怎么在信里写“是安全的任务”，她也并不相信。
即使如此，应该也会有什么办法的。
虽然在阿富汗的纷争最终以苏联军队的胜利而告终，但在当时也经常见到“这是苏联的越战”的评论。可以说苏联军之前一直就是战斗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陷入了看不见的胜利的泥潭。
虽然知道这是建立在单纯的地缘政治上的侵略战争，但我还是对祖国的理想和正义有着些许的相信。但并没有花多少时间，我明白了这是多么空虚的事情，对祖国的不信任也渐渐地累积起来。在第三次去阿富汗的时候，我甚至不明白这场战争的意义究竟何在。
阿富汗的主战场是在险峻的山岳地带。能让我们的装甲车和战车行动的，只有山里的像爬一样的细细蜿蜒的未铺装的山路。在这种路线上埋设地雷或是选一个理想的伏击地方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能说明也能明白。要发现借着地形趁着夜色接近我军的防守据点的游击队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这也没有说明的必要吧。
活跃在对游击队战斗的是被称为“雌鹿”的武装攻击直升机。但是“雌鹿”在面对美国提供给游击队的便捷式小型
对空导弹“毒刺”时却极为脆弱，作战行动受天气所左右，离万能还差得远。
面对对险峻地形了如指掌，不断发动伏击和夜袭的顽强的游击队，通常装备的正规军是多么的脆弱。苏联军的将士们都对这看不到底的战局感到疲惫。
打开战况的，是新武器ArmSlave。
那是在听说了新武器传言半年之后吧。我所在的连队也装备上了闪闪发亮的ArmSlave。这是被西方国家成为RK-91“野蛮人”的机体。这个机种比起现在最新锐的M9来说多少显
得笨重了一点，但即便如此，对血肉之躯的士兵来说却是无敌的。
一开始，和几乎所有的将士们一样，我也对这新武器的性能持怀疑态度，但是在试行错误的运用开始后数周里，我们就改变了看法。
众所周知，ArmSlave是模拟人体的步行式的装甲系统。有着匹敌攻击直升机的攻击力和防御力，以及踏破任何地形的机动性的这种人形兵器，为我们解决了一直以为的所有问题。
AS十分胜任扫荡只有上一代装备的游击队的任务。
我不断地想出把传统侦察任务和AS部队结合起来，有效地扫荡敌游击队的新战术。战果极为丰盛，我们仅用了一个月就把占领地区扩大了一倍，并且自身的伤亡也有了显著的减少。
但是这对于敌人来说是很不幸的事吧。当时我们的敌人是以巴米扬地区为中心，在潘杰希尔高原上号称无敌的马吉德将军指挥的游击队。之前苏联军一直对他率领的游击队毫无办法。所以我和我的部下就被派了过去。
被成为“巴米扬之虎”的马吉德部队，在众多的阿富汗游击队中以精强的人员和装备，强有力的统率和对待俘虏的慈悲心肠而著称。作为战斗为生的人来说，我们也在心底对他们的勇气和忍耐力抱有赞叹的敬意。
这样的敌人，在我指挥的AS部队的攻击下不断地被蹂躏。虽然这并不是什么愉快的工作，但也因此我军的损害得到了抑制。既然没有别的选择，也不可能手下留情。
就在终于有一丝光线照亮这看不见出口的战争的时候，我的家庭生活也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伊莲娜怀上了一个孩子。
从最前线返回祖国休假的二个月后，当我收到她寄过来的一封说已经怀孕的信时，我相信“今后都会好的。所有事情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为此我的手段很单纯。只要集中眼前的任务，尽可能地尽快让祖国走向胜利，堂堂地凯旋就行。一定要活下来。比起以前，这已经变得不那么困难了。
事情本该如此。
我是在收到妻子的好消息后第2周的某个早晨，从担任副官的克里宾中尉那里听到那个消息的。和我同属一个连队的一只混遍小队，在正在进攻的城市的近郊受到敌人反击被歼灭了。被敌人的ArmSlave。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之前从未听说过敌人的游击队部队拥有AS的情报。首先想到的，是游击队获得了美国政府提供的西方制的AS。因为到那时为止美国都在向游击队提供当时最新的毒刺对空导弹。但是事实上，当我亲自到现场去察看，调查了残留的足迹和弹药的空弹壳之后，我马上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敌游击队使用的AS是和我们相同的“野蛮人”。并且敌人在把我军的“野蛮人”打成无法行动后，就那样把它带走了。冷静地观察了足迹之后，发现敌人的AS在某些方面还表现了一些幼稚。多余的步点和低效率的步行路线。还看到他曾自己摔到了好几次。落空的射击也很多。
但是，说到故意把轻微损伤的机体带走的话，只有一个可能。
（为了确保零件供应吗）
克里宾科副官这么说道。
（可能敌人会把我军的AS修理一下再投入使用）
在这片地域，到之前为止共有3架“野蛮人”在战斗中失去且没有回收，二架成了反坦克地雷和反坦克导弹的诱食，一架因为驱动装置的问题被丢弃在了战场上。
如果把这3架机体解体后用卡车运走，把仍旧完好的部件组合起来的话—是的，恐怕就这样组装成一架完整的AS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虽然我不认为敌游击队中有懂得AS的专业知识的人，不过他们之中应该也有在内战爆发前上过工科大学的学生或是工程师。
高层里还有白痴认为游击队都是些不学无术的野蛮人，但实际相反，他们都是同时兼有从长老那里得来的传统智慧和现代科学知识的人。若非如此，他们不可能在当时操作还是很繁杂的毒刺导弹给苏联军队的直升机和运输机造成如此大的损害，他们充分考虑了各种飞机的飞行路线，受天气的影响，红外线特征和大气状态等条件，然后一边嘴里轻颂着“伟大的安拉”一边发射出导弹。他们绝不单单把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随随便便地拿着武器乱轰。
游击队有着十足的智慧和教养。他们缺少的只是物质。
我军为了理解这个事实花了很长时间。不顾我发出的警告，连队本部继续实施着当初的作战，徒劳的增加损伤。加入到扫荡游击队作战的AS，受到同一型号的敌AS的伏击被击破，然后毫无防备的步兵们遭受到敌AS的蹂躏。
每一次我都会到现场，观察敌AS留下的痕迹。不久，我就发现低人的踉跄步伐和落空的射击明显减少了许多。袭击过后的撤退路线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利用了河流和铺装道路，使得追踪变得十分困难。
他在进步。
敌AS的驾驶员通过实战，不断地磨练着自己的技艺。
原本AS就是新开发出来的兵器。我们的驾驶员也不可能有很多经验，更何况现在敌驾驶员已经渐渐接近到我们的水平。不，已经超过了。敌驾驶员熟悉地形，能有效地同步兵协同作战，精确地把我军的AS一架一架地击破。
很容易就能想象得到我们迟早将败在这名敌人的手下。我在被连队长下达了“击破这架AS。一定要确保这点”的命令后，率领3架“野蛮人”，二个步兵小队和2架攻击直升机“雌鹿”，向潘杰希尔高原进发。这时。KGB向我们介绍了一名为作战行动提供情报的男子。这个东洋男人名叫九龙，是个佣兵，在战场附近的一个训练营里担任把反美主义者训练成士兵的教官。“反美战士”虽然听上去很好听，但说到底只不过是为了在西方国家搞破坏的恐怖分子预备队。KGB从前就一直对这个训练营提供支持和援助。
我一开始就无法喜欢这个名叫九龙的男人。尽管思考是西方式的，但他对物质文明和人性抱着某种程度的轻蔑和厌恶。
我也不喜欢在我们战场边上有着这么一个可疑的恐怖分子训练营。九龙他们有时候也会对阿富汗的游击队出手，以此作为“训练”的一环。当我对这一点提出质疑时，他的脸上浮起阴险的微笑，用流利的俄语回答道：
（我可是无偿地帮你们驱除了害虫。希望你多少能感谢我一点，上尉）
虽然有着如此种种令人讨厌的地方，但我不得不承认九龙是个有能力的人。那个男人—对了，就像狮子一样。正当人以为他懈怠下来的时候，他却突然发挥出坚决的暴力性。他有着东洋人少见的魁梧身材，脑筋转的也很快，并且拥有恶魔般的狡猾，那双眼睛仿佛能看穿一切人类生来所具有的弱点。
到达现场之后，他几乎花了一整天时间不知跑到了哪里去，抓来了3名字俘虏。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却当着我的面轻描淡写地将3人中看上去最顽固的头目模样的男人枪毙了。在他一边用另一只手枪指着想要制止他的克里宾科中尉，又射杀了一名俘虏后，最后一个人—看上去最软弱的男人，哭着滔滔不绝地把必要的情报全都说了出来。
（抱歉，上尉，不过你看这样一来不是很快吗？那么，接下来就拜托了）
九龙说着，射杀了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最后一名俘虏，耸了耸肩离开了。
真是虽合理却令人不快的做法。不过九龙真正和我对立的，是那之后不久的一件事。那时候说到底我们还是自己人—只是同样地站在为苏联工作的立场上。
（对了对了）
九龙转过头向我说了最后一句话：
（那架游击队的AS，最好尽量把驾驶员活捉了。一定可以见到很有趣的场面）
虽然过程曲折，不过用九龙的手得到的情报的确非常重要。从俘虏的语言能够掌握敌游击队的配置状况，也知道了敌人AS的数量。
还只有一架。
从被俘虏的我军：“野蛮人”的数量来看，敌人最多可能拥有3架AS，不过却并非如此，之后才知道，游击队似乎是把AS保存起来用于训练。另外燃料和弹药极其有限也是问题。
我马上制定出作战计划，给敌人设下了二重，三重的诱饵和陷阱。虽然对手拥有相当的关于地形和气象条件的知识，但我的部下们在经验却也不输于他们。
攻击直升机负责从空中压制敌人，步兵部队负责敌人的行动。孤立敌人的AS—这就是我的目的。只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由我
方的几架AS给予他致命的一击是桩简单的事情。
季节正是秋天。对双方来说都会令作战变的困难的冬天马上就要来到了。
时间是傍晚。对夜视能力出色的游击队有利的黑暗，正悄悄地走进。
战斗大致沿着预想的方向发展。敌人的确了不起，能看清我方意图的第二步，三步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不过我安排下四步以上的布局也不是什么难事。
终于，敌AS出现在预料的岩石地里，我直接指挥的AS小队展开了攻击。在黄昏的昏暗中呻吟的引擎声。打破寒风声音的机炮声。
尽管遭到完美的突然攻击，敌AS依然冷静地尝试着回避动作。并且他滑下较为平缓的地方，将我方的一架AS打成无法行动。在另一架我方机被击中机关部导致重伤，最后一架被打成中等伤害后—总算给予了敌机使其无法行动的伤害。
虽然九龙建议我活捉俘虏，但我却没有向部队下达过这条命令。因为根本没有手下留情活捉敌人的从容。敌AS驾驶员之所以没有战死，完全是因为他本身反击得到的结果。当他的AS变的无法行动的时候，我方的AS已经失去了攻击能力…仅仅如此而已。
敌人的驾驶员仍然躲在搁浅的AS的阴影里，用来复枪进行反击。在黄昏里看不清敌人的身影。当来复枪的子弹射完之后，他又换上了手枪反击。他应该知道自己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最后，还是我带着经验丰富的下士官冲向重伤的AS，成功的抓住了他。
躺在起伏不平的岩地和倒下的机体之间，用没有了弹药的手枪指着我们的“驾驶员”—你能想象的到我看见“他”时的惊讶吗？
那还是一个幼小的少年。
10岁左右的东洋人。
虽然这些已经足够令人惊讶了，但还没完。
虽然经过了5年，但我仍一眼就认出了他。从面部轮廓，从眼鼻的特征，以为无法完全从这些方面加以说明的直觉，我可以清楚地断言：
就是那个孩子—
相良宗介。
从北冰洋上救起，之后传言被训练成暗杀者的，K-224上的那个少年。
并且—
在舰内医务室里抱着破烂不堪的玩偶的温柔孩子的眼睛，已经完全失去了纯洁的光辉，变身为没有感情的杀人者。
即使是我也无法想象他是度过了怎样一段残酷的时间。
曾经说“我来保护”的那个玩偶，已经不在他的身边。代替它的，是仍残留着热量射完了弹药的AK来复枪。
我们把这少年兵拘禁起来，带回了基地。那期间，他曾数次找到空档尝试抵抗，因为也不得不对他采取暴力。回到基地，向连队长报告完毕，我让他在审讯室里待着，开始审问他。即使让部下全退步退下，只剩下我和他两人，少年兵也几乎不发一语。
（我是安德列.加里宁上尉。你的名字是？）
即使我报出姓名，他也不回答，只是死死的盯着从生锈的窗格里照射到桌上的夜晚探照灯的光影。
（相良宗介）
当我说出这个名字时，他的脸上第一次浮起了类似惊讶的表情。
（不对吗？）
（同伴们都叫我卡西姆）
他回答道，又加了一句：
（几乎没有人知道那个名字）
（也不尽如此。我在KGB也有熟人）
从他的眼睛射出强烈的警戒。
（少年的暗杀者的养成设施—是叫“那加（刀子）”来着吧，你是从那里出来的把？…从那里出来的学生，为什么会变成苏联的敌人）
他没有回答。
（应该不会是叛逃。那么……是任务吗？被派去暗杀马吉德将军，就那样留在了他身边。是这样吗？）
没有必要听他的回答。这时我已能推测出大概，并且后来，我知道我的推测没有错。
苏联军队对于马吉德将军率领的游击队的抵抗感到极其棘手。对于军队高层和KGB尝试过“外科手术式的清除”这件事，我也知道个大概。换句话说，就是暗杀。
大概他就被派去执行那次暗杀行动吧。之所以会选择他这个东洋人参加阿富汗的作战，大概是因为他成绩优秀，并且能混入马吉德营帐里的东洋系的少数民族哈扎拉难民中吧。虽然马吉德是属于塔吉克人一派的游击队，不过他也以细致照顾其他民族的女孩子而闻名。
多半是宗介试着去暗杀马吉德，因失败被被捕。对方是富有慈悲心肠的英雄。大概他对宗介动了怜悯之心吧。把暗杀者交给了值得信赖的部下们，让他在游击队里帮忙。大概就是那样吧。
但是—
为什么马吉德没有把他送到女孩子们那里，让他远离残酷的战争呢？一般如果对孩子动了恻隐之心的话，都应该会那样做的吧。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原因。但现在我知道了。后来，我产生了和马吉德同样的想法，采取了和他同样的做法。虽然不可能没有一个士兵对宗介抱有同伴被杀的仇恨—比起这些，我们更受到单纯的动摇和悲哀的支配。这场战争已经发狂了。想快点回到自己的家乡。
谁都会这么想的。
抓住了相良宗介之后的数周，日子在没有什么大的作战行动中过去。也许是因为没有了AS，敌人游击队放弃了积极的抵抗，改为执行了有组织的争取时间的战术。因为冬天快要到了。到了冬天，这片战场的战斗将会不得不变为不利状态。
对宗介的处置，最终将按照当地的法律执行。如果是成人游击队队员，会被亲苏政权当作叛徒处死或处以长期刑，但他还是个孩子。应该会被送到设在首都喀布尔的战争孤儿设施去。
在等待处置期间，我尽量的去和宗介见面。
虽然一开始他几乎不对我的话作出什么回应—不过渐渐的，他开始一句，二句的回答我的家常话了。简直和在那舰上的医务室里一模一样。因为他并未意识到我就是在K-224上邂逅的“安大叔”，也许对我的态度觉得很不可思议吧。
当我告诉他“你也许会被送到喀布尔的孤儿院去”时，他这么说道：
（那家孤儿院里布置了多少警卫？）
他打算一被收容就立刻逃跑。我吃惊的说：
（如果你想逃的话，还可以把你隔离在更远的地方）
（哪里？）
（列宁格勒。我的家在那里）
他好象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当我的养子如何？我妻子也同意了。是个很棒的女性哦）
说着我把妻子的照片给他看。宗介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紧紧的盯着照片。
（真漂亮）
（没错。明年还会有一个孩子诞生。那就是4个人一起生活。所以—和我重新一起学习人类该学的东西吧。音乐和料理，笑和哭，等等）
他听了之后，开始感觉忧郁，并没有马上拒绝。这就足够了。我想他心里还留有一丝的感情。从杀人者的人生回到一个正常人的希望还在。
（我有战友）
（我知道）
（如果我不在的话，哈米德他们会很困扰吧。因为只有我会操作AS）
（那样的话，又要和我战斗了吗）
他低下头，什么也没说。
（只要打过一次就该知道，你赢不了我。从你出生前很早开始，我就一直在磨练“战斗的技术”。比起这些，你更应该考虑如何活下去。和我的家人见见吧，一次就好……）
他抬起头。他的眼睛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希望，没有绝望。只有目光—那仅有的存在，呆呆的看着我。
（我不大明白你说的。除了战死之外还能有什么？你为什么不在那里就把我杀了，还要把我带到这里来让我听这些？）
我的背上感到一股凉意。本来还认为在这少年身上还留有一丝人性的我，突然没有了自信。
他是真的不懂我说的话。极其纯粹却又令人不安的疑问—就像机械或者昆虫类所抱有的，人类无法解释的疑问。
（和战争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你所需要的东西）
我只能如此回答。又说了一次“考虑一下吧”后，我回到了清洁的单人房。
不管如何，对于我方来说他是一个危险的存在。我既没有让他回到游击队的打算，并且最重要的，我觉得游击队不再需要他的日子也不远了。
已经开始在悄悄的进行停火谈判了。以马吉德为中心的反政府游击队，阿富汗的亲苏政权，还有苏联，美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各势力的事物级别的协议在数月前便已开始，正在摸索游击队和政府军之间的妥协点。
这不是坏事。在战火正在扩大的那个时期，停战也是最现实的选择
阿富汗北部已经完全进入了冬天。
和游击队的战争转为相持阶段，对部下们来说也能迎来一段比较安稳的日子。
宗介的状况没有变化，我把他留在基地里，强忍着继续说服他。虽然连队长和副官都向我提出过意见，但我没有理睬他们。我打算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就退伍，到哪家工
厂去坐办公室，因此军人的事业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再过不久，我就将成为一个父亲。因此我没有理由把这份危险的工作一直干下去。每周伊莲娜都会写信给我，对于腹中的孩子是如何一天一天长大的文字，我怎么读也读不厌。
我也把照片和信给宗介看了。虽然他发自内心的很不可思议的说“为什么给我看这些东西？”，但似乎也绝没有感到不快。
收到伊莲娜寄来的令人在意的信，是在停火谈判已进入最后的阶段12月的事。
身体很沉重。没有食欲，关节浮肿，下腹部剧痛。虽然我有些担心，但也没有考虑太多，认为那只是怀孕给身体带来的不适感。
伊莲娜和宗介都需要我的关心，而工作也很重要。虽然和游击队间的斗沉寂下来，但还有停火谈判的警备任务。
汇集了内阁成员级别的VIP的最终谈判会议，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按照惯例，像这种停火谈判都是在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国举行的。那样的话双方既能互相尊重，警备工作和出入国也会很顺利。如果是这种场合—就会在瑞士或日本(译者:BS这句)这些地方吧。但实际却不是这样。虽然我不知道在暗地里有什么原因，游击队也同意放在那样的地方举行。马吉德将军本身也将出席这次会议。
在苏联内部推进停火的，是在暗杀了戈尔巴乔夫后的政权里，在军队里有着相当发言权的名叫阿尔克斯尼斯的男人。作为前空军上校，阿尔克斯尼斯被西方媒体称为激进的鹰派人物，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极为现实的强有力的正式家，外加手段也很高超。如果必要的话他也会主张把战争进行到底，但他却正确的认识到如果继续在阿富汗的战争将得不到任何的好处。并且，虽然喀布尔已经全在苏联军队的控制之下，但也不能排除反对停火的游击队混入市内的危险。
就在那时，我得到了那个通知。
是从连队本部传来的无线电信息。我正集中在警备任务上，一个接一个的下达着命令的时候，克里宾科中尉从背后带着犹疑对我说：
（上尉）
（等会再说）
说着，我向机场周边区域的地图转过身去。中尉的声音有些细小。
（是很重要的事）
（知道了。说吧）
（您的夫人去世了。肚子里的孩子也没能保住）
医疗事故。
从我断断续续的听说的内容来看，就是那么回事。身体逐渐变差的伊莲娜，在寄出信后的第二周终于一病不起，在深夜被送往市内的医院。
给予治疗的医师喝的烂醉如泥，并且没有必需的药品。那上最常见的病症。在西方医院里，只要是认真负责的医生都会有办法的。连能救的性命能未能救成，就在一场胡闹中，伊莲娜和我的孩子死了。不，是被杀死了。在被所信赖的祖国的恶劣的医疗环境。
对着手放在桌子的地图上，站着一动不动的我，中尉提议说“我来代替您指挥吧”。
也许我到底还是个没用的人。即便如此，我也立刻摇头说“不”，告诉中尉我会继续指挥警备工作。我成功的把失去伊莲娜和孩子的事放在之后考虑。
因为我就一直接受如此的训练。
然后——又发生了另一件事。
在停火谈判当日，市内发生了“游击队”的群起暴动。
这是近几年都未曾有过的大规模的暴动。那规模，那装备，那组织。不论有着怎样高明的指挥官，要实行这样规模的袭击都是极为困难的。由于“游击队”的暴动，住宿在混乱的市里的旅馆阿尔克斯尼斯被杀。奇怪的是，担任警卫的苏联士兵几乎没有一人驻留在旅馆里，以致袭击者在杀了他之后还能轻易的逃离现场。
待在离战斗现场很近的机场里的我，仅凭断断续续听到的无线电的通讯内容和袭击手法，立刻就明白了“暴动游击队”的真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游击队。那是受到KGB特殊训练的亲苏政权的士兵们。
接受到担任警备工作的某位中校的通讯，对我下达了“不准让任何人通过机场。尤其是马吉德，一旦发立刻格杀勿论。他是这起暴动的主谋”的命令。离事件发生还不到一小时，马吉德将军就已经被当成了主谋。
我都明白了。这次停火谈判本身就是一个诱饵，一个花招，是为了进入春天以后用大量投入的AS把游击队彻底歼灭的一场前戏。“破坏停火谈判的是游击队。令人悲痛的是，游击队毫无慈悲之心的杀害了推动停火的阿尔克斯尼斯先生。既然他们不要和平，那也没有办法。我们只有把这场战斗进行到底。”……就是这样的一个剧本。
如果我的部下们都是无能之辈的话，那事情或许还有救。但实际却并非如此。他们发现了想趁乱离开喀布尔的马吉德将军，很有水平的把他逼到了机场大厅的一角。
{怎么办？本部的命令是格杀勿论}
副官克里宾科向我询问道。
我犹豫了好几十秒。
最后，我还是命令部下们原地等待，一个人去和藏在柜台后的马吉德通话。
我已经都明白了。
和我想的一样，他既没有发抖也没有害怕，甚至也没有拿枪指向走进的我。
他和我差不多是一个年龄层的人——一样的蓄着络腮胡，一样的在心里对战争感到疲累的男人。智慧的，安详的，却在心里藏着坚强意志的男人。
他决不是——
上了卑污的阴谋家们的当，愿意就那么壮志未酬的死去的男人。
（终于见到您了，阁下。我感到荣幸）
听我如此说着，他立刻觉察了一切，耸耸了肩，脸上浮起微笑。
（你是加里宁上尉吧）
（是的）
（从你来到我的花园之后，什么事都变的困难起来了啊，卡西姆怎么样了？那个幼小的AS驾驶员）
（他还活着。还在我的基地里）
（太好了）
他取出手里手枪的弹夹，把子弹都倒了出来。
（……那么？打算怎么样，上尉）
我朝着部下们回过头去。他们的脸上都浮现出深深的苦恼——克里宾科中尉轻轻的摇了摇头，其他人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
但是，我却这样说：
（我带你上飞机。首先请一起到我的基地来一下）
即使是马吉德也深感以外的扬起了眉毛。
（虽然这话从作为敌人的我的嘴里说出来很奇怪——你应该活下去）
我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再也见不到伊莲娜他们了。
我从空中把马吉德带出喀布尔，偷偷的把他带到了潘杰希尔附近的前线基地。
我把从克里宾科以下的几乎所有的部下们都留在了喀布尔。因为这一行为说到底是我一个人的判断。
糊弄着连队长的询问，我偷偷的把马吉德送上运输直升机。我也把卡西姆从单人房里带出来，让他和马吉德一起走。
之后的就是一瞬间的事了。
空军的战斗机向乘着运输直升机向潘杰希尔高原逃跑的我们追了过来。立刻返回基地——这样的警告都没有，空军的飞机就向直升机开了火。我用枪指着陷入恐慌的飞行员，在降低飞行高度的同时，向战斗机发射了红外线制导导弹。
在极近的距离，导弹爆炸了，运输直升机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四处飞溅的弹片，引擎的异响。渐渐逼近的白色山体。
我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失去了意识。
等我醒来，已是在马吉德的营地里。离坠落已经过了两个星期了。
浑身都是伤。若不是马吉德手下高明的医生的看护，我早就死了。那位医生温柔的对我手“这是奇迹。”
卡西姆——相良宗介回到了原来的部队。他来看过我一次。他把我借给他的伊莲娜的照片还了给我，告诉我说：“对不起，我将战死在这里。”
马吉德频频地来探病，向神祈祷着我的康复，但他手的话却和宗介一样。停火已经变的不可能了。我们将会在这里战死。
等我能自己站起来走路的时候，已经是两个月之后了。
完全没有归队的心情。祖国背叛了我，而我也背叛了祖国。要是回去的话，会有谁来欢迎我呢？
康复以后，我去了宗介所在的部队，把战斗的方法传授给他。只要能把这些技术教给他——没错，只要能活下去，也许他能有朝一日能回到原来的世界。
我这么想着。被这种想法支撑着。
终于春天来了，苏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马吉德的部队在AS面前被被蹂躏着。就在那一年起，阿富汗的纷争以苏联的胜利而告终。虽然我曾打算死在那里，但命运却没有允许。
我和宗介一起从阿富汗的地狱里逃了出来，以佣兵的身份辗转于各地之间。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道路。在那期间，我教会了宗介许多东西。各种语言，以及关于战术的种种。我也教了他日语。为只知道假名读音的他的名字取了汉字姓名的也是我。
之后，在柬埔寨
的某次战斗中，我再次和宗介分开，一个人流离在世界各地。
然后我加入了“秘银”。
一年前，在那里，一个成为了我的部下的名叫梅莉莎.毛的美国人，把“相良宗介”带进了部队。
客观看来，这可以说是完全的偶然。但我却觉得这是一种必然，一种命运。
是神的意志吗？还是傲慢的命运？
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