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扫的时候，经常有村民经过。
可能是因为人生观与我们不同，他们总是非常悠闲自在，令人羡慕。我觉得我第一次碰到了真正的「人类」。
他们的肤色很黑，鼻孔也有点大，但有时也会看到一位美女经过。看来，美丑与肤色黑白或鼻孔大小并没有关系，而是印象使然。而且，我们自己也晒得像焦炭一样黑，根本不会在乎肤色。
我认为有必要好好探索一下这一带。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喜欢四处走，于是就用疟疾当借口，逃避工作，在附近游荡，发现景色也非常棒。
既然会在这里设立野战医院，可见此处虽是战地，但是非常安静、环境清幽。
不久后，我闲晃到一座有五、六栋小屋的村庄。
放眼一瞧，那个我见过的美女不就跟一个少年站在那儿吗？而且美女跟少年看到我，都亲切地微笑了。我感觉心房自然而然地敞开来。
他们的语言是古老的传统语言掺杂英语，我只会几句英语，但还是可以说得通。
不过，语言根本不是问题，那感觉就像是人与人裸裎相见。（事实上，他们和我确实都是接近裸体的模样。）
姑娘和少年请我吃东西，我高兴极了，大吃特吃。等回过神来，才发现许多小孩聚集在周围直盯着我瞧。原来我把孩子们的粮食都吃掉了。我心想这下不得了，但美女跟大家说了些什么，问题就解决了。后来，我得知那位美女名叫艾普蓓，少年名叫托佩托罗，后来我跟他们变得非常要好。
像这样跟村民建立起交情，似乎是非常罕见的事。因为日军和村民对彼此都存有戒心。像我这样第一次见面就放下心防、露出微笑，是鲜少看到的例子。
就这样，我一有空就跑去村子玩。
不久后，我发现才十五、六岁的艾普蓓居然有丈夫，吃了一惊。因为我一直在想，如果对象是艾普蓓，跟她结婚也行，所以大失所望。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让我沮丧的事。
相反地，全都是美好的经验。
他们的生活在精神方面极为富裕充实，让我觉得我们汲汲营营的生活简直愚蠢到家。
他们只会在上午耕田三小时左右，只要付出这一点劳动，自然之神就会让他们获得温饱。没必要比别人种得更多，或是把粮食储存在冰箱里。有多少人就种多少，有多少作物就吃多少。自然之神甚至丰富了他们的心。
艾普蓓朝我这个异乡人扔出一把落花生，指着眼前的火堆，示意我动手烤。苦于慢性饥饿的我贪婪地吃着那些东西。当我吃饱了想回去的时候，村民叫住我：
「等等。」
我每次都来这里白吃白喝，所以怀疑自己是不是要挨棒子了，把皮绷紧了回头一看，结果是村民已用两条绳子捆起大大的面包树果实，叫我带回去。
这些人多么地宽大慷慨啊！即使我想报恩，也只能把偶尔分配到的香烟带去给他们（两星期二十根香烟）。
某天晚上，月色很美，所以我溜出兵营去了村落，看到村民们正躺在外头看月亮，欣赏虫鸣。
其实去村落是违反军纪的，更别说夜晚外出，这可是重罪。我遭到长官警告，差点被禁止外出，但区区军纪才无法阻止我进行人类研究。（不，正确来说是「幸福人」研究。）
一个月夜，我又无视军纪打算溜出去，发现有人在将校室里大声争论。
我边看月亮边偷听，好像是嘎吉（前任卫生大尉的绰号）跟军医砂原大尉正在争论。嘎吉主张我脑袋有毛病，应该盖间精神病房（挖洞穴设个栅栏）把我关进里面。
这太可怕了。砂原大尉则说，我只是有点异于常人，没必要盖什么精神病房。我这才想起，之前有公告军方命令士兵不得进入原住民部落，但公告才贴出来两、三天，我就跟跑来监视的嘎吉在托佩托罗家前不小心撞见了。
那时的嘎吉气势汹汹，惊讶地说：
「我从你吃奶时就待在军队了，从没看过像你这么糟糕的士兵！」
然而砂原大尉也不遑多让，他经常忘了佩带军刀，老是被嘎吉警告，说他是个不像军人的军医。所以，我把耳朵竖得高高地，仔细聆听争论的发展，看看砂原大尉能不能成功说服嘎吉让我维持自由之身。然而砂原大尉却是节节落败。没多久就到了熄灯时间，四下静了下来。
我只好安分两、三天，静观其变，但一直没有接到被送去精神病房的命令。一定是找不到适合的洞穴关我吧？将校室总是随时紧盯着我的行动，集合的时候，嘎吉大尉的口头禅都变成了：「武良在吗？」
可是，我的研究（？）行动一点都没有松懈。某天，村民甚至表演了村中秘密的舞蹈给我看，令我大为感激和满足。即使是别人觉得荒唐可笑的事，我也会兴致勃勃地赌上性命，我天生就是这种个性。
就这样，我和村民愈来愈亲近。他们让我帮忙耕田，还帮我取了个名字叫「保罗」（他们里面有人读过《圣经》，是从内容取的名字）。
我不禁兴起就这样和他们共度一生的念头。
没过多久，战争结束了。
我申请当地除役（在军队派驻的地方，直接解除军人身分），因为我想就这样留下来，和当地人一起生活。在拉包尔的几万名军人中，我好像是唯一一个申请当地除役的。砂原军医吓了一跳，好心地忠告我说：
「嗳，你先回日本一趟再决定如何？你的爸妈应该也在等你回家。」
所以我决定先回日本，然后再回来。于是前往他们的村子，告诉他们我要回日本了。这个消息轰动了全村。
长得像猩猩的寡妇彤布耶（她好像想跟我结婚）挽留我说：
「你不可以回去日本。你要变成这里的人。」
艾普蓓和托佩托罗也叫我别走。连近似女长老、名叫伊卡莉安的老婆婆，都出马请我务必留下来。此时，同袍们来找我说：
「你在这种地方干嘛啊？」
结果那天我和同袍一起回去军营。隔天，我正在值炊事的班，托佩托罗跑来跟我说：
「大家都很难过，请你再来村子一趟。」
我前往一看，他们准备了大餐正在等我。他们把狗叫做「普奇」，当成贵重的家畜豢养，只在祭典和过年的时候杀来吃，而他们居然烤了两条贵重的普奇来款待我。
他们一边款待我，依旧再三挽留我。还说如果我逃出军队，他们会帮忙藏匿我（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了），并且说要帮我盖房子，田地也给我两块。可是就像砂原大尉说的，我一方面挂心父母的情形，而且也已经办好回国的手续了。
「十年过后，我一定会再来。」
「不，三年就回来。」
「那我七年就回来。」
经过这段简直像在夜市讨价还价的对话，我和他们约定好会再来，就回到部队去了。
不久后，我们从纳马雷被送到一个叫嘎杰尔海角的地方，在那里等船来接。由于是败战撤退，所以船只迟迟不来。
我们在嘎杰尔海角一边耕种、一边等待归国的期间，好多士兵因为生病和营养失调死亡。经常有人昨天还活蹦乱跳的，隔天一早就突然死了。临时兵营前面是一整排的墓碑，数量每天都在增加。
最后甚至出现一种叫「黑水病」的病，得病的人经常前一天还好好的，隔天就死掉。我觉得失去了左臂的我居然能够幸存下来，简直不可思议。然后，驱逐舰「雪风」来到了嘎杰尔海角。
士兵塞满了整艘船，挤得半夜去小便回来就没位置躺。船好不容易抵达了浦贺。
伤病兵从浦贺用卡车移送到国立相模原医院。我因为手臂的切口没有完全痊愈，所以也上了卡车。
我终于回到日本了。如果没有砂原大尉这位军医，我现在可能还在南方，系着一条腰布过日子。砂原大尉后来成了国立加古川医院的院长，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好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