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翻译者古往今来都是没有信仰、缺乏情感的一族：他们为我们带来的粒粒黄金掩藏在一船船黄沙和硫黄之中，只有最具耐心之人才能发现。
——托马斯·卡莱尔，《德国文学现状》
巴别塔的学生在第三学年结束时才参加资格考试，所以圣三一学期的压力和前两个学期相差无几，这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在论文和阅读中，在拉米总以失败收场的深夜土豆咖喱料理中，第一学年手忙脚乱地结束了。
按照惯例，在第二学年开始前的那个暑假，他们要去海外接受沉浸式语言学习。拉米在马德里度过了六月和七月，一面学习西班牙语，一面研究倭马亚王朝的档案。莱蒂去了法兰克福，她研读的显然都是晦涩难懂的德国哲学。维克图瓦去了斯特拉斯堡，带回一堆令人抓狂的美食鉴赏观点。罗宾本来盼着这个夏天能有机会访问日本，结果却被指派前往马六甲的一所英汉学校巩固汉语水平。这所学校由新教传教士管理，所做的日常安排令人筋疲力尽：祷告，阅读古汉语，还有医学、道德哲学和逻辑学课程。他一直没找到机会去华人聚居的麒麟街逛逛。那几周只有持续不断的阳光、沙滩，以及和白人新教徒一起参加的无休无止的圣经研学会。
夏天结束时，他十分高兴。回到牛津的他们都晒黑了，因为吃得比之前一整学期都好，每个人都至少胖了十几磅。不过，就算可以延长假期，他们也不会这么做。他们想念彼此，想念阴雨绵绵、食物难吃的牛津，想念巴别塔严谨的学术氛围。他们的头脑填满新的发音和词语，就像蓄势待发且线条流畅的肌肉。
他们做好了创造魔法的准备。
这一年他们终于被允许进入刻银部。他们要等到四年级才能获准制作自己的银条，但这学期会开始一门名为词源学的预备理论课。罗宾有些惶恐地得知，教这门课的是洛弗尔教授。
学期的第一天，他们去八楼参加普莱费尔教授的特别入门研讨会。
“欢迎回来。”平时，教授讲课时穿的是普通西装，但今天他披上了黑色的教师长袍，流苏在脚踝处摩擦，发出引人注意的沙沙声响。“上一次允许你们来到这层楼时，你们看到了在此创造魔法的大致场景。今天，我们将分解其中的奥秘。请找地方坐下。”
他们拉开最近几张工作台前的椅子。莱蒂挪开她面前的一摞书，以便看得更清楚些，但普莱费尔教授突然咆哮起来：“别碰那些!”
莱蒂打了个哆嗦。“对不起?”
“那是埃薇的桌子，”普莱费尔教授说，“你没看见铭牌吗?”桌面前端的确嵌着一块小铜牌。他们伸长脖子看上面的字。上面写着：这张桌子属于伊夫琳·布鲁克。勿动。
莱蒂拿起她的东西，起身坐到拉米旁边的座位上。她满脸通红地小声说：“我很抱歉。”
他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不确定该做什么。他们从没见过普莱费尔教授如此心烦意乱。不过转瞬之间，他又恢复了平时和蔼可亲的面貌。他轻轻迈出一步，仿佛无事发生一般开始了他的演讲。
“为刻银术奠定基础的核心原理是不可译性。我们说某个词语或句子不可译，是指它在另一种语言中无法找到完全一致的对等。尽管我们可以用好几个词或句子阐释它的一部分含义，但总会丢失某些东西，这些东西落入语义的鸿沟，而这种鸿沟是在生活经验中形成的文化差异造就的。以汉语中‘道’的概念为例，我们有时将这个词翻译成‘the way’(道路)、‘the path’(路径)或者‘the way things out to be’(事情应该有的样子)。然而这些翻译都没法真正囊括‘道’的内涵。这么简单的一个词需要一整部哲学巨著才能解释清楚。你们能跟上吗?”
他们点了点头。这不过是上个学期普莱费尔教授一直在向他们灌输的理论，即一切翻译活动都涉及一定程度的歪曲和变形。现在，他们似乎终于要对这种变形做些什么了。
“没有能够完美承载原文含义的翻译。但含义又是什么呢?含义是不是某种能够取代词语、直接用来描述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直觉告诉我，是的。否则我们就失去了评价译文是否准确的基础，只能用某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感觉来感受所缺失的部分。举例来说，洪堡认为词语通过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与它们所描述的概念联系在一起，那是一个由语义和理念构成的神秘领域，它诞生于纯粹的精神能量，只有在我们赋予它一个不完美的能指时才拥有具体的形态。”
普莱费尔教授轻叩面前那张桌子，桌面上整齐摆放着一排银条，有的空白无字，有的刻有镌字。“那个纯粹由语义构成的领域，不管它究竟是什么，到底在哪里，它就是我们这门手艺的核心。刻银术的基本原理非常简单。在银条一面刻下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词或句子，在另一面刻下另一种语言中与之对应的词或句子。因为翻译永远不可能完美，所以那些必要的变形、那些在翻译过程中丢失或扭曲的含义就被白银捕捉并展现出来。亲爱的同学们，这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任何学科一样接近于魔法。”他观察着他们，“现在还跟得上吗?”
他们看起来不那么确定了。
“教授，”维克图瓦说，“如果您能给我们示范一下，我想……”
“当然。”普莱费尔教授拿起最右边的那根银条。“这根银条在渔夫当中卖出了很多份。古希腊语中的kárabos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小船’、‘螃蟹’和‘甲虫’。你们觉得这几个词义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因为功能?”拉米大胆猜测，“当时的船是用来捉螃蟹的?”
“想法很好，但是不对。”
“因为外形，”罗宾猜测道，说出口之后，他觉得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想想那种有成排船桨的帆船，船桨看起来有点像前后划动的螃蟹腿，不是吗?等等，‘scuttle’(划动)这个词同时也有‘舷窗’的意思，还有sculler(摇桨)这个词，它们很像……”
“你想得太远了，斯威夫特先生。但你的方向是对的。让我们先把注意力集中在kárabos这个词上。从kárabos衍生出了英语caravel一词，后者是一种轻巧而迅捷的帆船。kárabos和caravel都有‘船’的意思，只不过kárabos还保留了古希腊语中与海洋生物的关联。跟得上吗?”
他们点点头。
教授轻轻敲了敲银条的两端，两侧分别刻着kárabos和caravel两个词。“把这个安装在你的渔船上，你会发现你的收获比同类渔船的更多。这些银条在18世纪相当受欢迎，直到过度使用银条导致渔获量下滑到比之前更低的水平。银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实，但它们不能凭空变出鱼来。要想那样的话，需要更恰当的词才行。你们开始理解其中的门道了吗?”
他们又点了点头。“下面这个是我们复刻最多的银条之一。你们在英国各地的医生包里都能找到这样的银条。”他拿起右边第二根银条，“Triacle和treacle。”
罗宾大惊失色地向后靠了靠。在广州，洛弗尔教授正是用这根银条或其复制品救了他的命。那是他有生以来触碰过的第一根有魔力的镌字银条。
“它通常被用来制造一种含糖的家庭药方，对大多数毒药都有解毒作用。这出自一个名叫伊夫琳·布鲁克的学生的巧妙发现，是的，就是刚刚那个埃薇，她注意到英语中的treacle(糖浆)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记载中，与当时大量使用糖浆来掩盖药剂苦味的做法有关。由此，她继续追溯到古法语中的triacle一词，意思是‘解药’或‘治蛇咬的药’，然后又上溯到拉丁语中的theriaca以及古希腊语中的theriake，二者都是‘解药’的意思。”
“但是这对镌字只有英语和法语，”维克图瓦说，“哪里——”
“连锁配对。”普莱费尔教授说着，将银条转了个方向，让他们看到镌刻在侧边的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这种技术利用更古老的词源作为辅助，逐步引导语义跨越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你们可以将它想象成支撑帐篷的额外支柱，让整体更加稳固，有利于我们更加精准地定位到想要捕捉的语义扭曲。不过那是一项相当高级的技术，眼下你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他拿起右边第三根银条。“这是我最近受威灵顿公爵委托新设计的作品。”说这话时，他明显十分自豪，“古希腊语单词idiótes的意思是‘白痴’，与我们英语中的idiot意思一样。但idiótes也可以指不参与世俗事务的个人，他的愚痴不是源自先天官能的缺陷，而是源自无知和教育的缺失。当我们将古希腊语idiótes翻译成英语idiot时，这对镌字就能产生抹除知识的效果。也就是说，这根银条可以使你迅速忘记自以为掌握的信息。要让敌方间谍忘记他们的所见所闻，这非常好用。”
普莱费尔教授放下银条。“基本就是这样。一旦你们把握住基本原理，一切就都易如反掌。我们捕捉在翻译过程中遗失的东西，因为在翻译中永远会失去一些东西，而银条将其转化为现实存在。够简单了吧?”
“可是，这种力量太荒唐了。”莱蒂说，“你可以用银条为所欲为。你可以成为上帝——”
“不完全是那样，普赖斯小姐。我们受限于语言的自然演化。尽管那些词语在语义上有分歧，但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相当紧密的关联。这就限制了银条可能产生的变化的范围。比如说，你不可能用银条起死回生，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对应的配对镌字，在任何一种语言中，生和死都是反义词。除此之外，银条还受到一种相当严重的制约，正是这种制约不至于让全英国的农夫都拿着银条跑来跑去，把它们当成护身符。有人能猜到这个限制是什么吗?”
维克图瓦举起手：“必须有流利掌握语言的人。”
“非常正确，”普莱费尔教授说，“如果没有理解词语的人在场，这些词语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这种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你不可能直接告诉一个农民triacle在法语中是什么意思，然后指望银条发挥作用。你必须具备用这种语言思考的能力，必须将它视为生命和呼吸，而不能仅仅将它看作一连串散落在纸上的字母。这也是人造语言永远派不上用场的原因，同时也是古英语等古老语言失去作用的原因。古英语原本是刻银者的梦想，我们有那么充足的字典，而且可以清晰地追溯词源，由此打造的银条一定无比准确。但是，再也没有人用古英语思考了。没有人将古英语视为生命和呼吸。从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一点，牛津的古典教育才如此严格。流利使用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依然是许多学位的强制要求，尽管改革派多年来一直煽动我们撤销这些要求。可是，如果我们真的那么做，牛津的一半银条都会失效。”
“所以我们在这里，”拉米说，“我们已经很流利了。”
“所以你们在这里，”普莱费尔教授表示同意，“普萨美提克的男孩们。因为出生在异国他乡而掌握这样的力量，很美妙不是吗?我很擅长学习新的语言，然而我要花很多年才能掌握乌尔都语，对你来说却毫不费力。”
“如果必须有流利掌握语言的人在场，那银条后续该怎么发挥作用呢?”维克图瓦问，“那岂不是翻译者一离开，银条就失效了?”
“问得非常好。”普莱费尔教授拿起最开始的两根银条，并排放在一起。第二根明显比第一根稍短一些，“现在你提到了持久度的问题。有几个因素会影响银条效力的持久度。首先是白银的纯度和含量。这两根银条的含银量都超过九成，剩下的是铜合金，这在钱币中很常用。但刻着triacle的银条要长两成，这意味着它的效力能多持续几个月，具体取决于使用的频率和强度。”
他放下那两根银条。“你们在伦敦看到的许多相对便宜的银条就没有这么持久。整体采用白银制成的银条寥寥无几，大部分只是在木条或廉价金属外覆了一层薄薄的白银。它们几周之内就会耗尽魔力，然后，用我们的行话说，就必须接受修补。”
“收费吗?”罗宾问。
普莱费尔教授微笑着点点头：“总要有收入来支付你们的生活津贴嘛。”
“所以说，维修银条就这么简单?”莱蒂说，“只要让一个翻译者将配对镌字重新念一遍?”
“比这略微复杂一点儿，”普莱费尔教授说，“有时候还得重新刻字，或者重新安装银条——”
“但是，这些服务要收多少钱呢?”莱蒂追问道，“我听说要十几先令?这么一点点修补真的值这么多钱吗?”
普莱费尔教授笑得更愉快了，他看起来就像个偷吃馅饼被人发现的小男孩。“向大众施展他们以为的魔法，这报酬确实很高，不是吗?”
“所以收费的数字完全是随口定下的?”罗宾问。
这个问题比他预想的多了几分尖锐。当时他想到的是那场席卷伦敦的霍乱，想到派珀太太向他解释说，穷人完全无法得到帮助是因为镌字银器贵得离谱。
“噢，是啊。”普莱费尔教授似乎觉得这一切非常有趣，“我们掌握着秘密，就可以随便开条件。这就是比别人都聪明的美妙之处。好了，在结束课程之前，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学习。”他从桌面最远端抽出一根闪亮的空白银条。“有件事我必须警告你们：有一类配对镌字是你们永远不能而且绝对不能尝试的。有人能猜到是什么吗?”
“善与恶。”莱蒂说。
“想法很好，但是不对。”
“神的名字。”拉米说。
“我们相信你们不至于那么蠢。不，比这更棘手。”
没有人再回答。
“是翻译。”普莱费尔教授说，“就是‘翻译’这个词本身。”
说着，他迅速在银条一侧刻下一个词语，然后向他们展示这个词：Translate。
“‘翻译’这个动词在每种语言中的内涵都有轻微的差异。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中的‘翻译’分别是translate，traducir和traduire，它们都源自拉丁语translat，意思是‘带到那边去’。不过，跳出罗曼语族，‘翻译’的内涵就大有不同。”说着，他动手在银条另一侧刻下另一串字母，“比如说，汉语‘翻译’中的‘翻’意味着‘翻转’，而‘译’则有‘变易、交换’的意思。在阿拉伯语中，tarjama既表示‘翻译’，也是‘生平事迹’的意思。梵语中表示翻译的词是anuvad，这个词还有‘在之后重复，再说一遍’的意思。梵语突出的是时间上的差距，而拉丁语则突出空间上的距离。在西非的伊博语中有两个表示‘翻译’的词，tapia和kowa，二者都有‘讲述’、‘解构’和‘重构’的内涵，都意味着将整体分解为碎片，从而促成形态的改变。诸如此类还有很多。词语间的差异和内在含义无穷无尽。可以说，没有哪两种语言中‘翻译’一词的含义是完全相同的。”
教授向他们展示自己在另一面所刻的字：tradurre，意大利语中的“翻译”。他将银条放在桌上。
“Translate，”他念道，“Tradurre。”
在他的手离开银条的那一瞬间，银条开始晃动。
他们惊奇地看着银条颤动得越来越剧烈。场面十分可怕。银条仿佛有了生命，仿佛被某种疯狂渴望挣脱出来的精怪附身一般，又仿佛想将自身撕碎。除了猛烈撞击桌面的磕碰声之外，它没有发出其他声音。但罗宾在脑海中听到了饱受折磨且经久不散的尖叫。
“‘翻译’这对镌字制造了一个悖论，”银条开始剧烈摇晃，在痛苦挣扎中从桌面上跳起几英寸的高度，这时，普莱费尔教授平静地说，“它试图创造出更加纯净的、与每个词的隐含喻义都匹配的翻译，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完美的翻译是不可能存在的。”
银条上出现了裂痕，细细的脉络连成枝杈，不断分裂，拓宽。
“这种现实化的力量无处可去，只能作用于银条本身。由此形成了一个持续的循环，直到银条最终崩溃。然后……就会这样。”
银条一跃而起，崩裂成数百片碎块，散落在桌椅和地板上。罗宾的同学们缩着身子向后躲，普莱费尔教授却连眼睛也没眨一下。“不要尝试这么做，哪怕出于好奇也不行。这些白银，”他踢了踢掉在地上的碎屑，“再也不能用了。即使将它们熔化后重新锻造，只要含有这些白银，哪怕只有一盎司，银条都将无效。更糟糕的是，这种效果具有传染性。如果将这样一根银条放在一堆白银上激活，它的影响会扩散到所有与它接触的白银上。如果不小心的话，很容易报废几十磅白银。”他将雕刻笔放回工作台上，“明白了吗?”
他们点了点头。
“很好。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翻译的终极生命力是一个迷人的哲学问题。说到底，它正是《圣经》中巴别塔故事的核心。但这样的理论问题最好还是留在课堂上讨论。不要为了它去做可能摧垮整座塔楼的试验。”
“安东尼是对的，”维克图瓦说，“有刻银术在那里，谁还想去文学部?”
在食堂里，他们围坐在常坐的那张餐桌旁，充满力量的感觉令他们有些眩晕。从下课到现在，他们一直在重复讨论刻银术，但是没关系，这一切仍无比新鲜、无比不可思议。当他们走出塔楼时，整个世界看起来都与从前截然不同。他们走进巫师的小屋，看见他调制魔药、施展法术，现在，除了亲自尝试，再没有什么能满足他们了。
“我好像听见我的名字了?”安东尼滑到罗宾对面的座位上。他挨个看了看他们的脸，随即露出心领神会的微笑，“啊，我记得这副表情。普莱费尔今天给你们上展示课了?”
“这就是你每天所做的事吗?”维克图瓦兴奋地问他，“刻写配对镌字?”
“差不多吧，”安东尼说，“其实更多时候是在翻查词源学辞典，而不是单纯地刻字。不过，一旦你发现可能有用的词语，那才是真正有趣的部分。眼下我正在琢磨一对或许能在面包店派上用场的镌字。Flour(面粉)和flower(花朵)。”
“这难道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单词吗?”莱蒂问。
“表面上是的，”安东尼说，“但如果你上溯到13世纪的英语和法语文本，就会发现它们最初是同一个词：flower就是指谷物磨成的粉末中最精细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flower和flour渐渐分化，有了不同的意思。如果这根银条顺利起作用的话，我应该可以把它安装在磨面粉的机器上，精磨面粉的效率会更高。”他舒了口气，“我还不确定它能不能起作用。不过如果真有用的话，我希望能终生免费享用“穹顶与花园”咖啡馆的司康。”
“你能得到版税吗?”维克图瓦问，“我是说，他们每次复刻你的银条都会给你钱吗?”
“噢，没有。我能拿到一小笔钱，但所有收益都归巴别塔所有。不过，他们倒是会把我的名字写进镌字簿里。我已经有六套配对镌字被收录进去了。而目前整个大英帝国所使用的配对镌字只有大约一千两百套，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人能得到的最高学术荣誉了，比在任何地方发表论文都强。”
“等一下，”拉米说，“一千两百套是不是有点少?我是说，我们从罗马帝国时期就开始使用配对镌字，所以怎么——”
“怎么还没有让所有可能的配对镌字覆盖整个国度?”
“对啊，”拉米说，“至少也该不止一千两百套吧。”
“嗯，想想看，”安东尼说，“答案应该很明显。语言之间互相影响，为彼此注入新的含义。就像流过堤坝的洪水一样，坝体的渗水性越好，拦截力就越弱。伦敦所使用的银条大多数依靠拉丁语、法语和德语翻译，但那些银条正在渐渐失去效力。随着语言跨越大陆，类似于saute和gratin之类的词现在已经成了英语中的普通词汇，语义的扭曲也失去了能量。”
“洛弗尔教授和我说过类似的话，”罗宾想了起来，“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罗曼语族的收获只会越来越少。”
“他是对的，”安东尼说，“在这个世纪，其他欧洲语言和英语互译的内容实在太多了。我们无法摆脱对德国人和德国哲学家，对意大利人和意大利诗人的迷恋。所以说，罗曼语族的语言确实是学院里最受威胁的分支，不管那帮人多喜欢假装巴别塔的主人。古典语言的前景也不容乐观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还能再撑一段时间，因为精英阶层还能流利使用这两门语言，但至少拉丁语是比你们想象的更加口语化了。在巴别塔八楼，有一个致力于复兴马恩语和康沃尔语的博士后，但没人认为能成功。盖尔语也一样，但别对凯茜这么说。所以你们三个才这么有价值。”安东尼挨个指了指他们，除了莱蒂，“你们掌握的是他们还没有榨干的语言。”
“那我怎么办?”莱蒂愤愤地问。
“好吧，你暂时还没事，但只是因为英法对立时期发展出的民族认同感。法国人是迷信的异教徒，我们是新教徒。法国人穿木鞋，那我们就穿皮鞋。我们也在语言方面抵抗法语的入侵。但真正重要的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罗宾和中国，拉米和印度。男孩们，你们的国家是还没被纳入版图的土地，而你们是人人争夺的目标。”
“说得好像这是一种资源。”拉米说。
“嗯，当然了。语言和金银一样，都是资源。还有人为那些语法汇编出生入死呢。”
“但那也太荒唐了，”莱蒂说，“语言只是词语，只是思想而已。你不可能限制一门语言的使用啊。”
“不能吗?”安东尼反问，“你知道在中国教外国人学官话会被处以死刑吗?”
莱蒂转向罗宾：“真的吗?”
“好像是的。”罗宾说，“查克拉瓦蒂教授也和我说过这事。清政府的人——他们害怕。他们害怕外面的世界。”
“看到了吧?”安东尼说，“语言不只是词语而已。它们是观察世界的方式，它们是文明的钥匙，它们是值得为之杀戮的知识。”
“词语会讲故事。”那天下午，在巴别塔五层一间没有窗户的空教室里，洛弗尔教授用这句话作为第一堂课的开场白，“具体来说，这些词语的历史——它们如何被人使用又如何演变成今天的含义——能够告诉我们的关于一个民族的信息与任何历史文物相比只多不少。以knave(扑克牌中的J、恶棍、侍从)这个词为例，你们认为它来自何方?”
“来自扑克牌，对吗?扑克牌里有国王、王后……噢，当我没说。”莱蒂抢先开口，随即发现她的回答只是在兜圈子，便没再说下去。
洛弗尔教授摇了摇头。“古英语中的cnafa是指做仆人的男童或者年轻男仆。我们确定这个词与德语knabe是同源词，而后者是表示‘男孩’的古老词汇。所以，knave最初是指伺候骑士们的年轻男孩。但是，当骑士制度在16世纪末瓦解时，当领主们发现他们可以雇用更廉价、战斗力更强的职业军队时，数以百计的骑士侍从失业了。于是，他们做起了时运不济的年轻男人都会做的事：与强盗土匪为伍，沦落为社会底层的人渣败类，这也就是我们如今赋予knave这个词的含义。所以说，词语的历史不仅描述了语言的改变，也体现了社会制度的变迁。”
洛弗尔教授不是激情洋溢的演说家，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表演者。面对听众，他显得很不自在，动作僵硬而突兀，说起话来冷静严肃、直截了当。不过，他说出口的每一个字都精准地把握住了时机，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引人入胜。
在这堂课之前的几天，罗宾一度很害怕走进他的监护人的课堂。但事实证明，他未感到别扭或难堪。洛弗尔教授对罗宾的态度与他在汉普斯特德接待客人时一样疏远而正式，他的目光匆匆掠过罗宾，从不落在罗宾脸上，仿佛无法看见罗宾所在的那片空间。
洛弗尔教授接着说：“英语中的etymology(词源学)一词发源于古希腊语étymon，意思是‘一个词语真正的含义’，而étymon又来自另一个古希腊语单词étumos，‘真实的、实际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词源学看作一项追踪词语距离根源有多远的练习。要知道，词语走过了无与伦比的漫长旅途，在字面意义和修辞意义上都是如此。”他突然将目光投向罗宾：“官话里表示‘巨大的疾风骤雨’的是哪个词?”
罗宾吃了一惊。“呃，风暴?”
“不对，比这更大。”
“台风?”
“很好。”洛弗尔教授指了指维克图瓦，“在英语中，经常席卷太平洋沿海的天气现象叫什么?”
“Typhoon，”她回答道，随即眨了眨眼，“台风和typhoon?怎么——”
“这要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讲起，”洛弗尔教授说，“在希腊神话里，堤丰是盖亚和塔尔塔洛斯生下的一个怪物，他有一百个蛇头，危害四方。不知从何时起，他开始与猛烈的风暴联系在一起，后来的阿拉伯人也开始用tūfān这个词来描述狂风大作的猛烈风暴，这个词从阿拉伯语传入葡萄牙语，又通过探险家的航船传到了中国。”
“但是台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外来词，”罗宾说，“它在汉语中是有意义的。‘台风’又称作‘泰风’，而‘泰风’就是大风的意思——”
“你认为中国人就不能想出一个本身就有意义的音译吗?”洛弗尔教授问道，“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外来词在拟音直译的同时也转译语义。词语就这样向外传播。你可以通过那些发音异常相似的词语追踪人类历史的交集点。语言只是不断变化的符号集合，它们足够稳定，让彼此交流成为可能，但又处于流变之中，足以反映持续变革的社会动态。当我们将词语刻在银条上时，就会想起那段不断变革的历史。”
莱蒂举起手：“我想请教一下研究方法。”
“请讲。”
莱蒂说：“历史研究很容易，只需要研究文物、文献之类的东西。但是该怎么研究词语的历史呢?怎么能确定它们走过了多远的旅途?”
洛弗尔教授看起来很欣赏这个问题。他说：“阅读。没有别的办法。把你能找到的所有资料汇集在一起，然后坐下来解决难题。你要寻找其中的模式和不规则之处。举例来说，我们知道在罗马时代，拉丁语词尾的m不发音，因为庞贝古城里的一些拼写错误的铭文将m省去了。这就是我们确定发音变化的办法。一旦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推测词语可能如何演变，如果实际情况不符合我们的推测，那我们关于相关起源的假说或许就是错的。词源学是跨越世纪的侦探活动，而且难度超乎想象，不亚于大海捞针。但我想说的是，我们的那些‘针’绝对是值得寻找的。”
那一年，他们开始以英语为例，研究语言如何成长、变化、变形、繁殖、分化和融合。他们研究发音的变化。为什么英语单词knee(膝盖)有一个不发音的k，而在德语中所对应的单词中的k却是发音的。为什么拉丁语、古希腊语和梵语的闭塞辅音与日耳曼语族的辅音有如此规律的对应关系。他们阅读葆朴、格林和拉斯克著作的英译本;他们阅读伊西多的《词源》。他们研究语义的转变、句法的变化、方言的分化和借用，也研究各种重构方法，以拼凑出看似毫不相干的语言之间的关系。他们像挖掘矿山一样挖掘语言，共同的遗产和扭曲的语义就是他们寻找的珍贵矿脉。
这改变了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常常话说到一半就停下。哪怕说的是最平凡的短语和谚语，他们也要停下来思索这些词句的由来。这种思考渗透到他们的所有对话中，成了他们心照不宣的理解彼此和其他一切事物的方式。从此，他们眼中的世界都是故事和历史，像许多个世纪的沉淀地层一样层层堆叠。
英语受其他语言的影响比他们预想的深远得多，也更多样化。Chit(便条)来自马拉地语chitti，意思是‘信’或‘留言’。Coffee(咖啡)通过荷兰语的koffie和土耳其语的kahveh进入英语，但最初的词源来自阿拉伯语的qahwah。Tabby cat(虎斑猫)得名于一种条纹丝绸，而这种丝绸又得名于它的产地：巴格达的一个名叫Attābiyya(阿塔比亚)的街区。就连服装的基本词汇也都有出处。Damask(织锦缎)得名于其产地Damascus(大马士革);gingham(格纹布)来自马来语genggang，意思是“条纹”;calico(印花棉布)得名于印度喀拉拉邦的Calicut(卡利卡特)。拉米还告诉他们，taffeta(塔夫绸)的词源其实是波斯语tafte，意思是“有光泽的布料”。不过，并非所有英语单词都有如此遥远或高贵的出身。他们很快发现，词源学的奇妙之处在于，从富贵和世俗之人的消费习惯，到贫困潦倒之人的所谓粗鄙之语，任何事物都可能对语言产生影响。Bilk(坑蒙拐骗)、booty(战利品)和bauble(廉价花哨的小玩意)等常见词汇就是社会底层的行话以及小偷、流浪汉和外国人的所谓黑话的贡献。
英语从其他语言中借用的不是区区几个词语，而是被塞得满满当当，活像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罗宾觉得这实在是不可思议：这个国家的公民认为自己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更优越，并且以此为荣，然而如果没有外来的物品和词语，他们甚至连一顿下午茶都喝不了。
这一年，除了词源学以外，他们每个人还要再学习一门语言，不是为了达到流利运用的水平，而是为了通过语言习得的过程加深他们对主修语言的理解。莱蒂和拉米开始跟随德弗雷瑟教授学习原始印欧语。维克图瓦向学术顾问委员会提交了好几种她希望学习的西非语言，结果都被否决了，理由是巴别塔不具备其中任何一种语言的充足资源，无法开展适当的教学。最后，她选择了西班牙语。普莱费尔教授称，西班牙语与海地和多米尼加边境颇有渊源，但维克图瓦对此并不十分满意。
罗宾开始跟随查克拉瓦蒂教授学习梵语。在第一堂课上，教授责备罗宾对这种语言竟然一无所知。“应该从一开始就让中国学生学习梵语。梵语通过佛教典籍传入中国，引发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语言创新大爆炸，因为佛教将大量汉语难以表达的概念引入了中国。女性僧侣，即梵语中的bhiksunī(比丘尼)变成了汉语中的‘尼’。梵语中的nirvana翻译成了‘涅槃’。地狱、觉悟、劫难等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都来自梵语。如果不了解佛教、不了解梵语，就无法了解如今的汉语，就好像还不会写数字就想理解乘法运算。”
罗宾心想，指责他学习母语没有章法，这未免有些不公平。但他十分配合：“那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呢?”
“字母表。”查克拉瓦蒂教授欢快地说，“从最基本的一砖一瓦开始。拿出你的笔临摹这些字母，直到形成肌肉记忆。我估计这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开始吧。”
拉丁语、翻译理论、词源学、主修语言、新的研究语言，这样的课业负担沉重得离谱，更何况每位教授布置作业时都好像其他课程并不存在。老师们完全没有同情心。当拉米为他们每周阅读时间超过四十小时而提出抗议时，普莱费尔教授愉快地说：“对于这种状态，德国人有一个可爱的词语：Sitzfleisch(久坐不动的能力，坚韧)，它的字面意思是‘坐着的肉’。也就是说，有时候你就是得老老实实坐下来把事情做完。”
在这样的生活里，他们依然能找到快乐的时刻。现在，牛津开始让他们有了类似于家的感觉，他们渐渐找到了去处，在这里不仅受到包容，而且生机勃发，欣欣向荣。他们知道哪些咖啡馆会一视同仁地为他们服务，又有哪些会假装拉米不存在，或者怨他肮脏得不配坐在椅子上。他们知道在天黑之后去哪些小酒馆不会受到骚扰。他们坐在联合辩论协会的观众席上，听着科林·桑希尔和埃尔顿·潘登尼斯之流的男孩们为正义、自由和平等振臂高呼，他们拼命抑制住笑声，憋得满脸通红。
在安东尼的一再鼓动下，罗宾开始划船。安东尼对他说：“一直窝在图书馆里不出门对你没好处。人必须舒展肌肉才能让大脑正常工作。要让血液流动起来。去试试吧，对你有好处。”
结果他爱上了这项运动。在水中一次又一次划动一支船桨，这种张弛有度且有节律的运动给予他极大的乐趣。他的手臂更加壮了，双腿似乎也变长了。渐渐地，他褪去弯腰驼背、干瘦如草的体态，身形变得饱满结实，每天早晨照镜子时，都十分满意。他开始期待艾西斯河上寒冷刺骨的清晨，那时整座城镇都尚未苏醒，方圆几里内只有啁啾的鸟鸣和桨叶入水时悦耳的水花声。
女孩们试图混进赛艇俱乐部，但是失败了。她们的身高不适合划船，而做舵手又需要大喊大叫，这让她们无法再假装是男生。但是几周以后，罗宾听说大院击剑队来了两个身手狠辣的新成员。被问起此事时，维克图瓦和莱蒂一开始都声称她们与此无关。
最终，维克图瓦坦白交代：“击剑吸引人的就是那种攻击性。观战特别有意思。那些男孩总是仗着身强力壮往前冲，完全不考虑战略。”
莱蒂表示赞同：“所以事情就很简单了，你只需要护住头，等他们没有防备的时候再一剑刺过去。这就够了。”
冬天，艾西斯河的河面结冰时，他们就去滑冰。除了莱蒂，他们都没有滑冰的经验。他们尽力将鞋带系紧——“再紧一点儿，”莱蒂说，“冰鞋不能松动，否则会扭伤脚踝的。”——然后小心翼翼地踏上冰面。他们摇摇晃晃地向前挪动，紧紧拉住彼此以保持平衡，然而这往往意味着只要一个人摔跤，大家都会倒下。过了一会儿，拉米发现只要身体前倾、弯曲膝盖，他就可以越滑越快。到了第三天，他已经可以围着其他人一圈圈滑行了。每当拉米滑到莱蒂面前，她都假装不高兴，但又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得停不下来。
现在他们的友谊有了一种坚固持久的质地。他们不再是眼花缭乱、战战兢兢、紧紧抓住彼此以求稳定的一年级新生。现在，他们是共同经受考验之后团结在一起的老手，是可以在任何事情上相互依靠、心智更加坚定的士兵。一丝不苟的莱蒂虽然怨声载道，但还是会仔细修改每一份译文，不论夜有多深、天色多早。维克图瓦就像一座金库：她可以倾听无休止的抱怨和牢骚却不让谈话偏离主题。而罗宾可以在任何时候叩开拉米的房门，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他想喝杯茶，或者有好笑的事情想要分享，或者想在哭泣时有人陪伴。
那年秋天，当新一届学生(没有女生，只有四个娃娃脸的男生)出现在巴别塔时，他们基本没怎么注意这些新生。不知不觉间，他们也变成了自己在第一学期无比羡慕的高年级学生。当初他们觉得高年级的都是目中无人的势利眼，但事实证明他们只是累坏了。高年级学生没有心思欺负新来的人，他们根本没那个时间。
他们成了自己在一年级时所向往的模样：拒人于千里之外，才华横溢，累得憔悴不堪。他们很痛苦。缺乏睡眠，吃得太少，读书太多，与牛津，或者说与巴别塔之外的事务完全脱节。他们眼里没有世俗生活，精神生活就是他们的全部。他们热爱这种生活。
无论如何，罗宾希望格里芬预言的那一天永远不要到来，他希望能永远生活在这种摇荡的平衡之中。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过。时间永远不够用，他一心只顾眼前，无暇关注这种生活的全貌。
在米迦勒学期将近尾声时，一个名叫路易–雅克–芒代·达盖尔的法国化学家带着一件稀奇的东西来到巴别塔。据他介绍，那是一台采用日光蚀刻法的暗箱，能够利用曝光的铜版和感光化合物复制出静止的图像。但他还有些机械方面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他想请嚼舌人帮他看看，有没有改进这台机器的办法。
达盖尔暗箱的难题成了塔里热议的焦点。学院借此设立了一场比赛，在获准从事刻银术的学生中，能够解决达盖尔难题的人将在这项专利中署名，当然也能获得相应比例的报酬。在整整两周的时间里，巴别塔八楼激荡着无声的狂热，四年级学生和研究员细细翻阅词源学辞典，试图找到一对能充分将“光线”、“色彩”、“影像”和“模仿”等语义联系起来的词语。
最终，安东尼·瑞本成功破解了难题。根据与达盖尔签署的协议条款，获得专利的具体配对镌字必须保密，但传闻称安东尼巧妙利用了拉丁语imago，这个词不仅有“相似、模仿”的语义，同时还有“鬼魂、幻影”的意思。另一些传闻说，安东尼发现了某种让银条溶解、从加热的水银中生成气雾的办法。安东尼不能透露方法，但他的努力得到了可观的酬劳。
暗箱成功了。只需要一刹那，就可以将被拍摄对象的影像完美地复制到一张纸上，简直就是魔法。人们将达盖尔的发明称为达盖尔照相机，这台设备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所有人都想拍下自己的影像。达盖尔和巴别塔的教员在塔楼的会客大厅里举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展览，热情高涨的民众排成的长队在街道上绕了好几圈。
罗宾正为第二天要交的梵语翻译作业发愁，但莱蒂坚持要一起去拍张照片。她问罗宾：“难道你不想要属于我们的纪念吗?不想把这个瞬间永久保存下来?”
罗宾耸了耸肩。“不怎么想。”
“好吧，但是我想嘛，”她坚持道，“我想记住我们现在的样子，在1837年这一年的样子。我永远不想忘记。”
他们在照相机前集合。莱蒂和维克图瓦坐在椅子上，交叠的双手拘谨地放在腿上。罗宾和拉米站在她们身后，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放在女孩们的肩膀上，还是扶在椅背上?
“手臂放在两侧，”摄影师说，“尽可能保持不动。哦不，先靠紧一点儿——好了。”
罗宾露出微笑，随即意识到自己无法长时间保持这副笑容，赶紧撇下嘴角。
第二天，他们从会客大厅的文员那里领到了照片。
“拜托，”维克图瓦说，“这完全不像我们。”
但是莱蒂非常开心，她坚持要大家一起去买相框“我要把它挂在我的壁炉上面，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还是把它扔了好，”拉米说，“瘆得慌。”
“才没有呢。”莱蒂说。她着迷地凝望这张照片，仿佛看到了真正的魔法，“这就是我们。凝固在时间里，固定在一个我们这辈子都再也回不去的瞬间。这太神奇了。”
罗宾也认为这张照片看起来很古怪，不过他没有说出来。在照片上，他们四个的表情都很做作，透露出轻微的不自在。照相机扭曲、压扁了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感情，他们之间无形的温暖和志同道合的情谊看起来就像一种生硬的、被迫的亲密关系。他心想，照相也算是一种翻译，相片里的他们无法与现实相比。
把紫罗兰扔进坩埚，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