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大山临蓐，养出来的却是条可笑的小老鼠。
——贺拉斯，《诗艺》
格里芬说到做到。他再也没给罗宾留过一张纸条。起初罗宾确信格里芬只是在赌气，过一段时间就会再来骚扰他，交给他一些比较例行公事的小差事。但是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学期过去了。他原以为格里芬的报复心会更强，至少会给他留一封横加指责的告别信。在他们闹翻之后的最初几天里，每当街上有人往他这边看一眼，罗宾都瑟瑟发抖，以为赫耳墨斯社终于决定来料理麻烦了。
但格里芬完全和他断了联系。
罗宾努力不让自己受到良知的折磨。赫耳墨斯社不会去任何地方。总有仗要打。罗宾确信，等自己准备好与他们重聚时，他们一定都在那里等着他。再说，如果罗宾不能继续在巴别塔的生态系统里站稳脚跟，就无法为赫耳墨斯社做任何事。格里芬亲口说过，他们需要塔里有自己人。难道这个理由还不足以让他留下吗?
在这段时间里，他还要准备三年级的考试。年终考试在牛津是很有仪式感的大事。一直到18世纪最后几年，口头考试(对公众开放，允许人群围观)都是常规做法，不过到了19世纪30年代，常规学士学位考试仅有五门笔试和一门笔试，理由是口头回答难以得到客观的评估，另外也是不必要的残酷之举。到1836年，大学不再允许观众进场，镇上的居民从此失去了一年一度的重大消遣活动。
不过，罗宾和他的同学得到通知，他们将参加一场持续三小时的主修语言论文写作考试、一场持续三小时的词源学考试、一场翻译理论口头考试，以及一场刻银术测验。如果未能通过语言或理论考试中的任何一门，他们就不能再留在巴别塔;如果未能通过刻银术测验，他们今后将不得在八楼工作。
口试评委会由三名教授组成，以普莱费尔教授为首，而他是一位出了名的严格考官。传闻说他每年都会将至少两名考生逼得崩溃大哭。他会慢条斯理地说：“Balderdash(胡言乱语)这个词原本是指酒保创造的一种可憎的混合物，到了深夜各种酒都快要卖完的时候，他们就把啤酒、葡萄酒、苹果酒和牛奶全部倒在一起，希望顾客不会介意，毕竟顾客本来就只是为了喝醉而已。但这里不是后半夜的草坪酒馆，而是牛津大学我们需要看到比酩酊大醉更有启发性的东西。你想再试一次吗?”
时间在一年级和二年级时好像无穷无尽，现在却在沙漏中飞速流逝。他们再也不能为了在河边玩耍而将阅读作业一拖再拖，以为日后总有机会赶上进度。距离考试只有五周，随后只有四周，随后只有三周。当圣三一学期结束时，最后一天的课程原本应该在阳光灿烂的下午结束，在带着甜点和接骨木花饮料泛舟查韦尔河的活动中圆满收尾。但当四点的钟声敲响时，他们收拾好书本，直接从克拉夫特教授的教室走向五楼的自修室，在接下来的十三天里，他们将把自己关在里面，每天在字典、翻译文本和词汇表中埋头苦读，直到太阳穴抽痛。
出于慷慨，抑或是出于施虐倾向，巴别塔为考生提供了一套银条作为辅助学习的工具。这套银条上雕刻的配对镌字是英语meticulous(一丝不苟的)和它的拉丁语前身metus(恐惧、惧怕)。Meticulous一词的现代用法直到数十年前才在法国兴起，其内涵是“害怕犯错误”。这套银条会让使用者在工作中出错时感受到寒冷刺骨的焦虑。
拉米痛恨这套银条，他拒绝使用，还抱怨道：“它又不能告诉你到底错在哪里，只能让你想呕吐又找不到原因。”
莱蒂把拉米做满标记的作文还给他，一面嘟囔道：“嗯，这样你可以更谨慎。你这一页就有至少十二个错误，你的句子实在太长了——”
“不算太长，这是西塞罗的风格。”
“你不能把所有写得不好的地方都说成是西塞罗的风格——”
拉米漫不经心地挥了挥手：“没事，莱蒂，那是我花十分钟写出来的东西。”
“但问题不在于速度，而是要精确——”
“我练得越多，覆盖的选题范围就越大。”拉米说，“这才是我们复习的真正目的。等到卷子摆在面前的时候，我可不想头脑一片空白。”
这份担心很有道理。压力有种独特的本领，能将数年所学从学生的头脑中一扫而空。传闻在去年的四年级考试期间，有一位考生变得极其偏执，不仅坦言自己无法完成考试，甚至还声称，他说自己的法语流利完全是个谎言。(事实上，法语是他的母语。)罗宾和他的同学们都以为自己对这种独特的愚蠢行为免疫，直到考试前一周的某一天，莱蒂突然号啕大哭起来，说自己一句德语也看不懂，一个单词都不认识了。她还说自己是个骗子，自己在巴别塔的整个生涯都建立在伪装之上。其他人过了很久才明白她在滔滔不绝地说些什么，因为她这番慷慨陈词就是用德语说出来的。
失忆仅仅是最初的症候。在此之前，罗宾对成绩的焦虑从未带来过这么多生理不适。首先出现的是头部持续的抽痛，接着，他一站起身或者一活动就想呕吐。一阵阵颤抖毫无征兆地袭来;他的手经常抖得握不住笔。有一次做练习时，他发现眼前一片漆黑，无法思考，无法回忆起任何一个单词，甚至看不见任何东西，过了将近十分钟才恢复正常。他吃不下东西，每时每刻都精疲力竭，但又因精神过度紧张而无法入睡。
接着，同所有优秀的牛津高年级学生一样，罗宾发现自己正在失去理智。在一座学者之城里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他与现实的联系原本就十分脆弱，现在更是支离破碎。连续几小时的复习干扰了他对各种符号和象征的判断，影响了他对何为真、何为假的信念。抽象的事物成了真切且重要的存在;粥和鸡蛋之类的日常需求反而变得可疑。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成了一桩苦差事，闲聊更是恐怖。他再也把握不住最基本的问候语的含义。当校工问他今天过得如何时，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沉默了将近三十秒钟都没反应过来“过”和“如何”是什么意思。
罗宾说起这事时，拉米欢快地说：“噢，都一样。糟透了。我再也没法进行基本的对话了，我总是在思考每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维克图瓦说：“我走路撞到墙上了。周围的世界不断消失，我眼里只能看见词汇表。”
“我看到的是茶叶渣，”莱蒂说，“它们看起来很像字符。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努力给一团茶叶渣编注释——我甚至拿了张纸准备把一切都记下来。”
听到他不是唯一看见幻觉的人，罗宾松了口气，因为他最担心的就是幻觉。他已经开始产生看到人的幻觉了。有一次，罗宾在桑顿书店的书架上搜寻一本阅读清单上列出的拉丁语诗选，却瞥见门口处有一个感觉十分熟悉的身影。他走近细看。自己的眼睛绝不会说谎——安东尼·瑞本正在付钱买一个纸包裹，他神采奕奕，无比健康。
罗宾脱口而出：“安东尼——”
安东尼抬起头，他看见了罗宾，接着瞪大了眼睛。罗宾向他走去，既困惑又欣喜，但安东尼匆忙将几枚硬币塞到书商手里，飞快地冲出了书店。当罗宾赶到莫德林街时，安东尼已经没了踪影。罗宾四下张望了几秒钟才回到书店，心想有没有可能把一个陌生人错认成了安东尼。但在牛津没有多少年轻的黑人男子。而这意味着，要么他在安东尼去世的问题上被骗了，也就是说，巴别塔的全体教员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要么整件事都是他的想象。鉴于自己目前的状态，他觉得后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他们四个最害怕的都是刻银术测验。他们在圣三一学期的最后一周才被告知，必须设计一套独一无二的配对镌字，当着监考人的面将它刻在银条上。在第四学年，一旦他们完成学徒实习，就可以正式学习配对镌字的设计和镌刻技术，用试验测试银条效果的强度和持久度。但是眼下，他们只掌握了配对镌字运行的基本原理，只要能让银条生效就算成功。他们的设计不需要完美无缺;实际上，最初的尝试从来不可能完美无缺。不过，他们必须做出一些成果，必须证明自己拥有那种无法被定义的才华，那种让翻译者成为刻银者的、旁人无法模仿的、掌握语义的本能。
研究员的帮助在原则上是禁止的。但某天下午，当甜美又善良的凯茜·奥内尔在图书馆里撞见一脸茫然又惊慌失措的罗宾时，她悄悄塞给罗宾一本关于配对镌字基础的褪色泛黄的小册子。
她同情地说：“这本书就在开放书架上。我们都用过它。通读一遍就行，你可以的。”
这本小册子有些年头了，它写于1798年，书中使用了很多陈旧过时的拼写，但也介绍了许多简明易懂的小窍门，第一条就是避开宗教。他们已经通过数十个恐怖的故事领会到了这一点。起初，让牛津大学对东方语言产生兴趣的正是神学。起初，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能成为学院研究主题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翻译宗教文本。但事实证明，圣言在白银上的效果无法预测，也不可挽回。八楼北侧厅有一张无人敢靠近的桌子，因为它至今还偶尔会喷吐不知来自何处的烟气。传闻当初有个愚蠢的研究员曾试图在白银上翻译神的名字。
小册子里的第二条经验更加实用：将研究重点放在同源词上。同源词是指不同语言中拥有共同的祖先、含义通常也相近的词语，它们往往是有效打造配对镌字的最佳线索，因为它们在词源树上位于十分接近的分支。但同源词的难处在于它们的含义往往过于接近，在翻译中几乎没有语义的扭曲，因此能够被银条呈现的效果也十分微弱。说到底，英语中的chocolate(巧克力)与它在西班牙语中的同源词并没有显著的区别。况且，在寻找同源词的过程中，还要警惕同形异义的“假同源词”，也就是看起来像是同源词，其实词源和含义都完全不同的词语。比如说，英语中的have(有)并非来自拉丁语habere(保持，持有)，而是来自拉丁语capere(寻找)。而意大利语cognato的意思也不是“同源词”(cognate)，而是“姐夫，妹夫”。
当词语的含义也似乎存在关联时，假同源词就更有迷惑性了。波斯语单词farang在过去是指欧洲人，它看起来与英语单词foreign(外国的)好像是同源词。但farang其实是从对Franks(法兰克人)的称呼演化而来，之后逐渐包含了所有的西欧人。而英语单词foreign却发源于拉丁语fores，意思是“门”。因此，将farang和foreign关联在一起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这本小册子介绍的第三条经验叫作连锁配对。他们隐约记得普莱费尔教授在展示中提到过这个概念。如果一对镌字中两个词的含义经过演化后相差太过遥远，无法形成可靠的翻译，那就可以试着添加第三种、第四种语言作为中介。如果按演化的时间顺序将所有这些词语排列起来，就能够更精确地引导语义向设计者想要的方向发展。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技巧是加入第二个词根，也就是另一个可能对语义演化产生过影响的词源。比如说，法语fermer(关闭，上锁)很明显从拉丁语firmāre(巩固，强化)发展而来，但也受到了拉丁语ferrum(铁)的影响。因此可以假设，将fermer, firmāre和ferrum放在一起，就可以造出一把坚不可摧的锁。
所有这些技巧在理论上听起来都很不错，在实践中应用却要难得多。说到底，首先构思出一套合适的配对镌字才是最困难的部分。为了获取灵感，他们找出一份实用镌字簿(一份记录当年整个帝国范围内所使用的所有配对镌字的完整清单)匆匆浏览了一遍，想从中得到启发。
莱蒂指着第一页的一行字说：“看啊，我终于知道他们是怎么让那些没有司机的有轨车运行的了。”
拉米问：“什么有轨车?”
“你在伦敦没见过它们到处跑吗?”莱蒂说，“车上没有司机，但是会自己运行。”
“我一直以为内部有某种机械装置，”罗宾说，“比如引擎，当然——”
莱蒂说道：“大型有轨车确实是这样。但是较小的货运车没有那么多空间。你们难道没有注意到，它们是自己在往前走吗?”她激动地戳着那一页。“轨道上安装了银条。英语中的轨道一词track与中古荷兰语中的动词trecken有关，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拉动’。这样就有了两个表示轨道的词语，但其中只有一个还可以表示前进的动力。结果就是，轨道拉动货车自动前行。真是太巧妙了。”
“噢，真不错，”拉米说，“我们只需要在考试期间掀起一场交通基础设施革命就万事大吉了。”
这份镌字簿里记录了无数妙趣横生且精彩绝伦的创意，足够他们读上好几个小时。罗宾发现，其中许多都是洛弗尔教授的设计。有一对镌字独具匠心：将表示“年代久远、老旧”的汉字“古”对应英语old(古老的)。汉语中的“古”还有“耐久、坚固”的内涵;事实上，“古”正是表示“坚硬、牢靠、结实”的汉字“固”中的一部分。将表示耐久与古老的概念联结在一起，可以防止机械的性能随时间的流逝而衰退;实际上，使用的时间越久，机械就越可靠。
拉米翻到镌字簿后面查看新收录的条目，他问：“伊夫琳·布鲁克是谁?”
“伊夫琳·布鲁克?”罗宾跟着念了一遍，“怎么听着那么耳熟?”
“不管是谁，她都是个天才。”拉米指着一页说，“看，她在1833年这一年就设计了不止12套镌字。大部分研究员的贡献都不超过5套。”
“等等，”莱蒂说，“你是说埃薇?”
拉米皱起眉头：“埃薇?”
莱蒂说：“记得那张桌子吗?就是普莱费尔因为我坐错椅子冲我大吼的那一次?他说那是埃薇的座位。”
“看来她非常特别，”维克图瓦说，“而且不喜欢别人乱动她的东西。”
莱蒂说：“但是从那天早上以后，从来没有人动过她的任何东西。我留神看过。已经几个月了，那些书和笔都还在原来的位置。所以说，要么她对自己的东西在意到令人害怕的程度，要么她根本没再回过那张桌子。”
他们草草翻阅镌字簿，另一套理论逐渐浮出水面。埃薇在1833年至1834年间极其多产，但到了1835年，她的研究成果完全从镌字簿上消失了。在过去五年中，她连一个新设计也没有。他们从来没有在部门派对或晚宴上见过名叫伊夫琳·布鲁克的人;她从来没有发表过演讲，没有参加过研讨会。无论伊夫琳·布鲁克是谁，尽管她才华横溢，但很明显她已经不在巴别塔了。
“等等，”维克图瓦说，“假设她在1833年毕业了，那也就是说，她曾经和斯特林·琼斯在同一个班，还有安东尼。”
还有格里芬。罗宾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没有大声说出来。
莱蒂说：“或许她也在海上遇难了。”
拉米指出：“那还真是个受诅咒的班级呢。”
房间里突然显得冷飕飕的。
维克图瓦提议：“我们还是回去复习吧。”没有人反对。
夜深人静时，当他们盯着书本看了太久、再也无法正常思考时，便开始玩一个没准有助于通过考试的游戏：天马行空地构思看似不合理的配对镌字。
其中一个晚上，罗宾凭借“鸡心”一词赢得了游戏。他解释道：“在广州，孩子们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那天，母亲会在早餐里准备鸡心，因为‘鸡心’和‘记性’谐音。”
“那有什么用?”拉米嗤之以鼻，“在试卷上撒满血淋淋的鸡内脏?”
“或者让你的心脏变得和鸡心一样小，”维克图瓦说，“想象一下，当你的心脏从正常尺寸瞬间缩得比顶针还小，那它就无法泵出维持生存所需要的血液，你就会暴毙而死——”
罗宾说：“天哪，维克图瓦，那也太病态了。”
莱蒂说：“不，这很好理解。这是祭祀的象征——关键在于交换。鸡心和鸡血能够提高你的记忆力，所以你只需要宰一只鸡献给神明就能通过考试了。”
他们面面相觑。夜已经很深了，他们都很缺乏睡眠。眼下他们都在忍受着疯狂的折磨，那是一种胆战心惊又毅然决然之人才有的疯狂，让学院看起来就像战场一样危险重重。
如果当时莱蒂提议去洗劫一间鸡舍，他们也都会毫不犹豫地响应。
决定命运的一周到了。他们尽可能做好了准备。学院承诺，考试是公平的，他们只需要做好分内事。现在他们已经做好了分内事。当然，他们紧张又害怕，但也谨慎而自信。毕竟，在过去两年半里所受的训练就是为了应对这些考试，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查克拉瓦蒂教授的试卷是最简单的。罗宾要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翻译一篇查克拉瓦蒂教授创作的古汉语文章，大约五百字。那是一篇引人入胜的寓言，讲述了一个有德之人在桑树园里走失了一只羊、却又找到另外一只的故事。考试结束后，罗宾才反应过来，自己把意喻男女情事的“艳史”翻译成了相对平淡的“多姿多彩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原文的韵味。但他希望英语中的colorful(多姿多彩)和sexual(男女情事)足够模棱两可，能让他糊弄过去。
克拉夫特教授的考试题目难得有些残忍：针对西塞罗著作中interpretes(口译者)这一角色的多变性写一篇文章。西塞罗笔下的interpretes不是其内涵的简单对应，他们扮演着多种角色：掮客，调停人，偶尔还是行贿者。因此，题目要求罗宾和他的同学们阐述在这一语境中的语言的使用。罗宾匆忙写完一篇八页纸的论文，他所阐述的论点是：与希罗多德笔下的hermeneus(翻译者)相比，西塞罗的interpretes在本质上是价值中立的。(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其中一位翻译者因为代表波斯人的立场说古希腊语而被地米斯托克利处死。)在结论部分，他对语言的分寸和忠实性做了一番评论。走出考场时，罗宾完全不确定自己发挥得如何。他的大脑耍起滑稽的花招，一写完最后一个标点，他就再也看不懂自己的论述了。不过，试卷上的一行行字迹看起来扎实有力，他知道，至少写下的内容看起来不错。
洛弗尔教授的试卷有两道题目。第一题的挑战是将长达三页纸的毫无意义的儿歌(“A是杏子，杏子被熊吃”)翻译成任选的一门语言。罗宾花了整整十五分钟试图找到与罗马字母表顺序相对应的汉字，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汉语，转而选择了捷径——直接将儿歌翻译成拉丁语。第二题包括一篇用圣书体象形文字写成的古埃及小故事以及相应的英语译文，要求他们在对古埃及语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尽己所能，找出将译出语转化为译入语的难点。对于这道题，罗宾对汉字图像性的熟悉派上了大用场。他想起了关于文字表意能力和细微视觉含义的知识，而且成功地在考试结束前将这些都写了下来。
口头考试没有预想中那么可怕。普莱费尔教授的确如传闻那般严厉，但他对表演的热爱无可救药。当意识到普莱费尔居高临下、慷慨激昂的大声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在做戏时，罗宾的焦虑便烟消云散了。普莱费尔教授说：“施莱格尔在1803年写道：在不远的将来，德语将成为文明世界的声音。请就此展开论述。”幸运的是，罗宾读过施莱格尔这篇文章的译文，他知道施莱格尔是在谈论德语独特而复杂的灵活性。罗宾由此展开论述，指出这一言论是对其他西方语言的低估，比如英语(施莱格尔在同一篇文章中指责英语“单音节的简略”)和法语。在考试时间将尽时，罗宾匆忙想到，这种民族情绪也是身为德国人的施莱格尔用来抓住人心的要点，施莱格尔明白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无力抵抗日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国人，于是便在文化和思想霸权领域寻求庇护。这个答案既不格外出彩，也不是他的原创，但它是正确的。普莱费尔教授只指出了个别技术上的细节，随即就让罗宾离开了教室。
* * *
刻银术测验安排在最后一天。他们被要求以三十分钟为间隔去八楼报道。莱蒂第一个接受测验，时间是中午十二点;接着是罗宾，然后是拉米，最后是维克图瓦，她在一点半接受测验。
在十二点半，罗宾走上巴别塔整整七层楼梯，站在南侧厅最里面的那间没有窗户的教室外等候。他口干舌燥。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五月的午后，但他的膝盖却控制不住地颤抖。
这很简单，他对自己说，只是两个词语而已，只需要写下两个简简单单的词语，然后就结束了。没必要恐慌。
但是，恐惧当然不是理性的。上千种可能出错的情景在他狂野的想象中上演。他可能把银条掉在地上，可能在踏进考场的那一刻失去记忆，可能漏掉一个笔画或者念错英语单词，尽管他已经练习了上百遍。又或者，银条可能不起作用。它可能压根不起作用，而自己也就永远不可能在八楼拥有一席之地。一切都可能就此结束。
门猛然开了。莱蒂冲了出来，脸色煞白，浑身发抖。罗宾想问问她考得怎么样，但两人擦肩而过，她匆匆冲下楼去了。
“罗宾，”查克拉瓦蒂教授从门后探出头来，“进来吧。”
罗宾深吸一口气，然后向前走去。
教室里所有珍贵或者易碎的物品——桌椅、书和书架都搬空了。只有角落里摆着一张课桌，桌上空空如也，只有一根空白的银条和一支刻字笔。
查克拉瓦蒂教授双手紧握，背在身后：“好了，罗宾，你给我准备了什么呀?”
罗宾的牙齿抖得咯咯作响，实在没法开口。他不知道自己竟然会吓得浑身乏力。笔试也没少让他发抖和干呕，但当真正走进考场、笔尖落在皮纸上时，他就恢复了正常。笔试只是他在过去三年里所受训练的积累，仅此而已。而眼前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不知道会遭遇什么。
查克拉瓦蒂教授温和地说：“别紧张，罗宾，你可以的。你只需要集中精力。这只是你将来职业生涯中要做上成百上千次中的一次而已。”
罗宾深吸了一口气，又长舒了一口气：“我准备的东西非常基础。从理论上说，从比喻意义上说，我的意思是，这个设计有点乱，我不知道能不能起作用——”
“嗯，不如先给我介绍一下理论，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罗宾不假思索地说：“‘明白’，在汉语里的意思是——是‘理解’(understand)，对吗?但是这两个汉字是有意象的。‘明’是明亮、光明、清晰。‘白’是白色。所以‘明白’不仅仅对应理解、领悟(realize)，它还有让事物清晰、用光线照亮的意味。”他停下来清了清嗓子。他不再那么紧张了，当他大声介绍准备的配对镌字时，感觉好多了。事实上，这个设计听起来已经有五分可信了。“所以说，这一部分我还不完全确定，因为我不知道‘光明’会产生什么关联。但是，它应该能让事物更加清晰，揭示事物的真相，我想是这样。”
查克拉瓦蒂教授给了他一个鼓励的微笑：“嗯，不如我们来看看它能做什么?”
罗宾用颤抖的双手拿起银条，将刻字笔的笔尖稳定在光滑而空白的表面上。用刻字笔刻出一根清晰的线条需要花费的力气超乎他的预料。不知为什么，这反而使他平静下来，他集中精力保持手上压力的稳定，不再去想那上千种可能出错的情景。
刻完了。
他举起银条，好让查克拉瓦蒂教授看见。“明白。”说完，他将银条翻过来，“Understand。”
银条内有某种东西开始跳动，某种有生命的东西，某种有力而莽撞的东西;一阵疾风，一道激浪。在那一秒钟的间隙里，罗宾感受到了它的力量源泉：那个创造语义的、至高无上又不可名状的所在;那个词语无限接近彼此却无法确定的所在;那处所在只能被不完美地召唤，但即便如此也让人真切感受得到。银条散发出一团明亮温暖的光亮，渐渐变大，将两人都包裹在里面。罗宾没有具体说明这团光亮会带来怎样的领悟，他还没想那么远。不过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完全明白了;从查克拉瓦蒂教授脸上的表情来看，他的监考老师也明白了。
他松开银条。它不再发光，了无生气地躺在两人之间的课桌上，成了一块再普通不过的金属。
查克拉瓦蒂教授只有一句评价：“非常好。你可以叫米尔扎先生进来吗?”
莱蒂正在塔楼外等着他。现在她平静多了，面颊又有了血色，不再惊恐地瞪着眼睛。她刚才一定匆匆去了街上的面包店，因为她手里拿着一个皱巴巴的纸袋。
他走近时，莱蒂问道：“要柠檬饼干吗?”
罗宾这才发现自己饿坏了。“要，谢谢。”
她把纸袋递过来。“怎么样?”
“还可以。效果和我预想的不完全一样，但还是有点效果。”罗宾犹豫不定地说，举着饼干的手悬在半空，他不想庆祝也不想细说，生怕莱蒂没通过测验。
但她对罗宾绽开温暖的笑容：“我也一样。我想着只要有一点效果就行，然后真的有效果了。噢，罗宾，那感觉太美妙了——”
他说：“就像改写世界。”
她说：“就像用上帝之手作画。我以前从没体验过这样的感觉。”
他们望着彼此，喜笑颜开。罗宾细细品尝着饼干在嘴里融化的滋味，他明白莱蒂为什么最喜欢柠檬饼干了：它有浓郁的黄油质感，入口即化，富有柠檬香气的甜味立刻像蜂蜜一样在舌尖弥漫开来。他们做到了。一切都没事了。世界将继续运转，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因为他们做到了。
一点钟的钟声敲响，大门再次打开。拉米昂首阔步地走了出来，开心地咧嘴笑着。
他自己拿了一块饼干：“所以你俩都通过了，没错吧?”
罗宾问：“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莱蒂在吃东西，”他嚼着饼干说道，“如果你们俩有一个失败了，她大概已经把饼干捶成饼干屑了。”
维克图瓦花的时间最长。她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走出塔楼，愁容满面，十分沮丧。拉米立刻跑到她身边，伸出一只手搂住她的肩膀：“出什么事了?你还好吗?”
维克图瓦说：“我设计了一套海地克里奥尔语和法语的配对镌字。它起作用了，就像咒语一样。只是勒布朗教授说他们不能把它收录到当前的镌字簿里，因为他看不出一套海地克里奥尔语的配对镌字对不懂海地克里奥尔语的人有什么用处。然后我就说，它对海地人可能非常有用，结果他哈哈大笑。”
莱蒂揉了揉她的肩膀：“噢，天哪。他们有没有让你再试一次?”
她问错了问题。罗宾看到维克图瓦眼中闪过一丝怒气，不过那怒火转瞬即逝。她叹着气点了点头。“有。法语和英语的那套效果不是很好，我当时太慌张了，感觉字迹没有刻清楚。但它还是有一点作用的。”
莱蒂发出某种同情的声音：“我敢肯定，你一定会通过的。”
维克图瓦伸手拿起一块饼干：“噢，我通过了。”
“你怎么知道的?”
维克图瓦困惑地看了她一眼：“我问了啊。勒布朗教授说我通过了。他说我们都通过了。怎么，你们都不知道吗?”
他们怔怔地望着她。片刻之后，他们都大笑起来。
罗宾心想，如果能将整段记忆镌刻在白银上，在未来的年月里让它反复重现，不是达盖尔照相机呈现出的那种残酷的扭曲，而是难以言喻的情绪和感受凝结而成的纯粹精华，那该多好啊。落在纸上的笔墨不足以描摹这个金灿灿的下午：忘记所有纷争，忘记所有罪责，只有温暖而单纯的友谊，让冰冷教室里的记忆如冰雪般消融的暖阳，舌尖上柠檬的馥郁滋味，还有让他们如释重负、喜出望外的欢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