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你们播下的种子，他人来收割;
你们发现的财富，他人来占有;
你们织就的衣衫，他人穿上身;
你们铸造的武器，他人握在手。
——珀西·比希·雪莱，《致英国人民的歌》
那天下午，他们在紧张和忧虑中度过，就像踢翻蚁穴的孩子，此刻正紧张地观望结果会有多么可怕。几小时过去了，逃跑的教授们肯定已经和城里的决策者取得了联系。现在，伦敦那边肯定已经读到了那些宣传册。对方将做出何种形式的激烈反应呢?他们多年来都对巴别塔的牢不可破深信不疑。到目前为止，巴别塔的结界一直庇护他们免遭一切伤害。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觉得一场充满恶意的报复正在进入倒计时。
“他们一定会调派警察过来，”克拉夫特教授说，“哪怕警察进不来，也会试图逮捕我们，这是肯定的。就算不是因为罢工，那也还有——”她看了看维克图瓦，眨了眨眼，没有说完后半句话。
短暂的沉默。
“罢工同样是非法的，”查克拉瓦蒂教授说，“《1825年结社法》取缔了工会和行会举行罢工的权利。”
“可我们又不是行会。”罗宾说。
“事实上，我们是，”在法务部工作的优素福说，“建院文件里有相关条款：巴别塔的毕业校友和在校学生凭借其与该机构的隶属关系而组成翻译者行会。所以，如果较真的话，我们举行罢工就已经构成了违法行为。”
他们看了看周围的人，接着，所有人都大笑起来。
但他们的好心情很快就烟消云散。他们的罢工与行会之间的联系在所有人心中都留下了一丝阴霾，因为19世纪30年代的工人运动(白银工业革命导致的直接后果)都遭遇了惨痛的失败。卢德分子的下场不是牺牲就是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兰开夏郡的纺纱工人不到一年就因面临饥饿而被迫复工。斯温暴动中那些砸毁打谷机、焚烧谷仓的暴动者在薪酬和工作条件方面得到了短暂的改善，但这些改善措施很快就被推翻，十来名暴动者被处以绞刑，数百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殖民地。
在这个国家，罢工者从未引起过公众的广泛关注，因为公众只想享受现代生活的各种便利，却不愿承担知晓便利从何而来的负罪感。而在其他罢工者、而且还是白人罢工者纷纷失败时，翻译者又凭什么成功?
至少还有一个饱含希望的理由。他们是在顺势而为。促使卢德分子捣毁机器的社会力量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由白银提供动力的织布机和纺纱机越来越廉价、越来越普遍，但除了工场主和金融家之外，没有人从中获得财富。年复一年，机器让更多的人失去工作，让更多家庭陷入贫困，机器运转速度太快，人的眼睛无法跟上节奏，更多童工因此残废或失去生命。白银的使用制造了不平等，在过去十年的英国，这二者都呈指数级增长。这个国家正在分裂。这种状态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
罗宾相信，他们的罢工是不同的。他们的影响更加广泛，更难被掩盖。巴别塔没有替代品，也没有人能破坏塔楼的罢工。没有其他人能完成他们所做的事。就算议会现在不相信这一点，也很快就会明白的。
到了夜里，警察依然没有出现。这种缺乏回应的状况令他们十分困惑。但是，后勤问题成了手头更亟待解决的事务，换句话说，就是吃饭和睡觉。现在，眼看罢工没有确切的结束日期，他们显然还要在塔里待上好一阵子。食物总有耗尽的一天。
地下室里有一个极少使用的小厨房，在翻译学院停止为勤杂工免费提供住宿之前，仆人们就住在地下室里。做学问到深夜的学者偶尔会溜到楼下去吃些点心。清点橱柜之后，他们发现了耐储存的食品数量不少，有坚果、腌渍果蔬、坚硬无比的佐茶饼干，还有煮粥用的干燕麦。储备不算丰盛，但他们总不至于在一夜之间饿死。此外，他们还发现了很多很多瓶酒，都是多年来学院活动和花园派对留下的积存。
“绝对不行，”当朱利安娜和麦格哈娜提议拿几瓶酒上楼时，克拉夫特教授说，“把那些放回去。我们需要保持头脑清醒。”
“我们需要打发时间，”麦格哈娜说，“再说，如果要饿死的话，那还是喝醉了比较好。”
“他们不会让我们饿死的，”罗宾说，“他们不会眼睁睁地放任我们死去，也没法伤害我们。那是问题的关键。”
“就算是这样，”优素福说，“可刚宣布完准备打垮这座城市，我不觉得能溜达出去吃一顿热乎乎的早餐，你觉得呢?”
他们也不能探出头去，向食品杂货商订货。他们在城里没有朋友，没有人能充当他们与外界的联络员。克拉夫特教授在雷丁有个兄弟，但她没办法送信过去，对方也没有安全的办法将食物送进塔楼。至于查克拉瓦蒂教授，他们后来才得知，教授与赫耳墨斯社的联系非常有限。他在晋升为初级教员之后才加入赫耳墨斯社，但是鉴于他与高级教员的关系，赫耳墨斯社没有冒险让他深度参与其中。因此，他对赫耳墨斯社的了解仅限于匿名信和联络点。除了他以外，没有人回应他们的烽火。据他们所知，他们就是硕果仅存的成员。
“你们俩在闯进塔楼举枪乱挥之前，就没考虑过这些?”查克拉瓦蒂教授问。
“我们当时有点分心。”罗宾难为情地说。
“我们——说真的，我们一直在临场发挥，”维克图瓦说，“再说也没那么多时间。”
“计划革命不是你们的强项，”克拉夫特教授哼道，“我去看看能用那些燕麦做些什么。”
很快，一系列其他问题也涌现出来。巴别塔拥有自来水和室内盥洗室，但是没有淋浴的场所。他们谁都没有准备换洗的衣物，塔里当然也没有洗衣设施，他们所有人的衣服都是由舍监默默清洗的。八楼有一张供研究员打盹的简易小床，除此之外再没有床铺、枕头和床单。除了他们自己的大衣，也没有任何可以在夜里充当舒适被褥的东西。
“我们要这样想，”查克拉瓦蒂教授勇敢地想让大家振作起来，“谁没有梦想过住在图书馆里呢?难道我们的处境没有某种浪漫色彩吗?我们当中有谁会拒绝毫无拘束的精神生活呢?”
看起来，没有人赞同这份奇思妙想。
“我们就不能在夜里悄悄溜出去吗?”朱利安娜问，“可以在午夜之后出去，早上再回来，没人会注意——”
“那太荒唐了，”罗宾说，“这不是什么——什么日间选修活动——”
“我们身上会臭的，”优素福说，“那多恶心啊。”
“就算是那样，我们也不能进进出出——”
“那就只出去一次，”易卜拉欣说，“就去弄点吃的——”
“别说了，”维克图瓦厉声喝道，“你们所有人都住口，行吗?我们都选择了背叛王国。我们还要不舒服好一阵呢。”
十点半，麦格哈娜从会客大厅跑上来，气喘吁吁地宣布伦敦发来了电报。他们挤在电报机旁边，紧张地看着查克拉瓦蒂教授记录并转译电文。教授看着电文眨了眨眼，然后说：“意思差不多是‘让我们见鬼去吧’。”
“什么?”罗宾伸手拿过电报，“别的什么都没说?”
“请重新开放巴别塔，恢复正常营业。完毕。”查克拉瓦蒂教授念道，“这就是全部内容。”
“连署名都没有?”
“我只能推测这是从外交部直接发出的电报，”查克拉瓦蒂教授说，“这么晚了，他们不会处理私人发报。”
“没有提到普莱费尔吗?”维克图瓦问。
“就这一行字，”查克拉瓦蒂教授说，“没别的了。”
这就是说，议会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或者说，议会完全拒绝认真对待他们。白银的匮乏尚未产生后果，期待罢工这么快得到回应也许很愚蠢，但他们期待议会至少能认识到威胁的存在。议员们认为整件事会自然而然地平息下去吗?他们是想避免引起广泛的恐慌吗?这就是没有一个警察来敲门，草坪和平时一样安宁空旷的原因吗?
“现在怎么办?”朱利安娜问。
没有人知道答案。他们不禁有些气急败坏，就像蹒跚学步的孩子大发脾气却无人理会。费了那么大功夫，却只得到如此草率的回复。这一切都显得如此可悲。
他们又在电报机旁边逗留了好一阵子，盼望它再次跳动起来，送来更好的消息：议会对此高度关注，他们将在午夜展开辩论，抗议者成群涌向特拉法尔加广场要求取消战争，等等。但是指针始终静止不动。他们一个接一个回到楼上，饥肠辘辘，垂头丧气。
那一夜，罗宾偶尔会去塔顶俯瞰全城，搜寻改变或骚乱的迹象。但是，牛津始终平静安宁。他们的宣传册躺在街头任人践踏，卡在格栅之间，在温柔的夜风中毫无意义地翻飞。甚至没有人费心去清扫它们。
那天夜里，他们在书架之间打地铺，裹着大衣和多余的长袍睡下，彼此之间都没什么话可说。那天下午轻松愉快的氛围不见了。他们都在心里承受着没有说出口的恐惧，那是一种悄然蔓延的恐慌：这场罢工或许没有任何作用，只会害了他们自己。在无情的黑暗中，他们的呐喊无人倾听。
第二天早晨，莫德林塔坍塌了。
他们谁也没预料到这件事。事后，他们在查看工作订单账簿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同时意识到自己原本可以出手阻止这起事故。莫德林塔是牛津第二高的建筑，数百年来，水土流失不断侵蚀塔基，从18世纪开始，这座塔楼便一直依靠由白银魔法提供便利的工程技术来支撑它的重量。巴别塔的学者每6个月对其承重结构进行一次常规维护，一次在1月，另一次在6月。
在灾难发生后的几小时里，他们得知过去15年来一直是普莱费尔教授负责一年两次的加固工作，关于具体操作流程的笔记都锁在他的办公室里，因此被驱逐的巴别塔教员们无法取得笔记，甚至没人想起莫德林塔即将面临检修。他们在信箱里发现了市议会议员们寄来的多如雪片的信件，议员们前一天晚上就盼望普莱费尔教授前往，却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他躺在医院里，因大量使用鸦片酊而昏迷不醒。他们得知，当天清晨有一位市议员来到巴别塔门前疯狂地敲门，只不过，结界将可能打扰塔中学者的一切喧哗都屏蔽在外，所以谁也没听见或看见。
就在此时，莫德林塔的时间走到了尽头。9点整，塔底开始发出响彻全城的隆隆声。在巴别塔中，他们早餐桌上的茶杯都叮叮当当地震动起来。他们原以为是地震，冲到窗边才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没有明显的晃动，除了远处的一栋建筑。
接着，他们冲到塔顶，围在克拉夫特教授身旁，听她描述从望远镜里看到的场面：“它——它正在崩塌。”
此时，莫德林塔的变化已经明显到肉眼就能看见。瓦片像雨点一样从塔顶落下。硕大的角楼从塔身整块剥落，砸落在地。
维克图瓦问出了那个别人不敢提的问题：“你们觉得塔里有人吗?”
就算有人，那些人至少有足够的时间逃生。整座塔楼已经摇晃了足足十五分钟。这是他们的道德辩护。他们不允许自己考虑其他可能。
9点20分，莫德林塔的十口钟同时响了起来，毫无节奏，极不和谐。钟声越来越响，响得让人胆战心惊。不断增强的钟声越来越急迫，听得罗宾自己也想放声尖叫。
接着，莫德林塔分崩离析，就像从底部被踢翻的沙堡一样干脆而彻底。整座建筑不到十秒钟就彻底倒塌，但隆隆的余波持续了将近一分钟才平息下来。在这之后，莫德林塔曾经矗立的地方只剩下一堆高耸的砖块、残石和尘土。这场面看上去竟有种莫名的、令人不安的美妙，因为它太可怕，因为它完全违背事物运动的规律。在短短一瞬间，城市的天际线就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既让人叹为观止，又让人心生敬畏。
罗宾和维克图瓦看着，双手交握在一起。
“这是我们干的。”罗宾喃喃地说。
“这甚至不是最严重的后果，”维克图瓦说，罗宾听不出她是欣喜还是害怕，“这只是个开始。”
所以格里芬是对的。这正是他们要做的：展示力量。如果不能用话语赢得人心，那就用破坏说服他们。
他们推断，议会再过几小时就会投降。这场灾难恰恰证明罢工不可接受，证明这座城市无法承受巴别塔停止服务的代价，不是吗?
教授们却没有这么乐观。
“这不会加速事态进展，”查克拉瓦蒂教授说，“如果说它有什么影响，那也只会延缓破坏的进程。现在他们知道，必须提高警惕了。”
“但这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事，”易卜拉欣说，“对吗?下一个倒塌的会是哪栋楼?拉德克利夫图书馆?谢尔登剧院?”
“莫德林塔是个意外，”克拉夫特教授说，“但是查克拉瓦蒂教授说得对。这会让其他人提高警惕，尽力掩盖我们罢工的影响。现在我们是在同时间赛跑，他们肯定要在其他地方重新集结，就在我们说话的此刻，可能已经在组建新的翻译中心了——”
“他们可以吗?”维克图瓦问，“我们已经占领了巴别塔。我们掌握了所有的维护记录、工具——”
“还有白银，”罗宾说，“我们掌握了所有的白银。”
“从长远来看，他们会陷入困境，但是在短期内，他们会设法堵住那些最严重的漏洞，”克拉夫特教授说，“他们会等我们自己消停。我们的燕麦粥最多能维持一周，斯威夫特，然后怎么办?等着饿死?”
“那我们就加快速度。”罗宾说。
“对此你有什么建议吗?”维克图瓦问。
“共振。”
查克拉瓦蒂教授和克拉夫特教授对视了一眼。
“他怎么会知道?”克拉夫特教授问。
查克拉瓦蒂教授内疚地耸了耸肩说：“好像给他看过。”
“阿南德!”
“嗐，看一下能有什么后果?”
“哼，当然是现在这样——”
“什么是共振?”维克图瓦问。
“在八楼，”罗宾说，“咱们走，我带你去看。这是维护那些分布在远方、效果无法持续的银条的办法，从中心向外围辐射。如果我们挪走中心，那外围的银条肯定会开始失效，对吗?”
“嗯，这是一条道德底线，”克拉夫特教授说，“停止服务、扣留资源，这是一回事。但是蓄意制造破坏——”
罗宾冷笑一声：“我们要在这件事上钻道德的牛角尖吗?这件事?”
“整座城市都会停止运转，”查克拉瓦蒂教授说，“整个国家都会。那将是世界末日。”
“可那正是我们想要的——”
“你想要的是制造损失，让你的威胁足够可信，”查克拉瓦蒂教授说，“仅此而已。”
“那我们一次只拆几根共振柱。”罗宾站起身来。他决心已定，不想再讨论下去，而且看得出来，其他人也都不想。他们太焦虑、太害怕，只希望有人来发出指令。“一根接一根地拆，直到他们明白我们的意图。你们要来挑选该拆哪些吗?”
教授们拒绝了。罗宾猜想，让教授亲手拆毁共振柱太为难他们了，因为他们对这一举动的后果再清楚不过。他们需要维持无辜的幻觉，至少是无知的幻觉。不过教授们没有进一步表示反对。于是在那天夜里，罗宾和维克图瓦一起登上八楼。
“一次十二根左右，你觉得呢?”维克图瓦提议，“每天十二根，然后再看看需不需要扩大规模?”
“也许可以从二十四根开始。”罗宾说。房间里的共振柱肯定多达数百根。他有种将它们全部踢翻、抓起其中一根捣毁其他所有共振柱的冲动。“我们不是要营造戏剧化的效果吗?”
维克图瓦对他做了个鬼脸说：“戏剧化是一回事，不计后果是另一回事。”
“这场行动从头到尾都是不计后果的。”
“可我们连只拆一根会怎么样都不知道——”
“我只是想说，我们需要引起他们的注意。”罗宾一拳敲在手掌上，“我想要壮观的大场面。我想要世界末日。我想要他们觉得，在他们听我们的话之前，每天都会坍塌十几座莫德林塔。”
维克图瓦将双臂抱在胸前。罗宾不喜欢她用探寻的眼神打量他，仿佛捕捉到了什么他不想大声承认的真相。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复仇，”她挑了挑眉，“这一点我们要说清楚。”
他选择不在此时提及普莱费尔教授：“我知道，维克图瓦。”
“那就好。”她干脆地点了点头，“就拆二十四根。”
“一开始先拆二十四根。”罗宾伸出手，将身边最近的一根共振柱从基座里拔了出来。柱子从中滑出，出乎意料地轻松。他原以为会遭遇一些阻力，会出现某种象征断裂的噪声或变化。“就这么简单吗?”
一个帝国的基础竟然如此纤细、如此脆弱。移除中心之后，还剩下什么?只剩下痉挛无力的、失去基础和根基的外围。
维克图瓦伸出手，随即拔出第二根共振柱，然后是第三根。“我想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在此之后，牛津就像纸牌屋一样开始溃散。
情况恶化的速度快得令人瞠目结舌。第二天，所有钟楼的时钟都停止了运转，精准地定格在早上六点三十七分。到了下午晚些时候，一股浓烈的恶臭弥漫在城市上空。原来，牛津城利用白银促进污水排放，现在污水全都停滞不动，积成一团纹丝不动的淤泥。那天夜里，牛津城里一片漆黑。起初只有一盏路灯开始闪烁，接着是另一盏，然后又是一盏，直到高街上的所有路灯都熄灭。在街道安装煤气灯以来的二十年里，牛津第一次在黑暗中度过夜晚。
“你们俩在上面做了什么啊?”易卜拉欣惊叹道。
“我们只拆了二十四根共振柱，”维克图瓦说，“只是二十四根而已，怎么会——”
“巴别塔就是刻意设计成这样的，”查克拉瓦蒂教授说，“我们让这座城市尽可能依赖于翻译学院。我们在设计银条时故意让效果只能维持几周而不是几个月，因为维护保养服务能带来财富。这就是哄抬价格和人为创造需求的代价。一切都运转得很好，直到问题开始出现。”
第三天早晨，交通运输开始崩溃。英国的大多数马车都使用了各种以“速度”这一概念为核心的配对镌字。在现代英语中，speed(速度)一词专指物体运动的迅速，但从一些常见短语——比如Godspeed(一路顺风)、good speedto you(一路平安)——可以看出，这个词源自拉丁文spēs的词根有“希望”的意思，与好运和成功息息相关，指的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前往目的地、跨越遥远的距离实现目标”。以speed为基础的配对镌字常常使用拉丁语，在个别情况下还用到了古斯拉夫语，它们能让马车在速度更快的同时避免交通事故的风险。
但是，马车夫们太习惯于依赖银条了，当银条失效时，他们毫无准备。交通事故率翻了好几番。牛津的道路被翻倒的货运马车和急转弯的出租马车堵得水泄不通。在科茨沃尔德，一辆载有一家八口的马车径直翻进了深谷，因为马车夫已经习惯于在崎岖路段任由马匹前行，自己则坐在一旁袖手旁观。
邮政系统也停摆了。多年来，皇家邮政的邮递员在运送沉重货物时一直在用一套配对镌字：法语parcelle和英语parcel。法语和英语曾经都用parcel这个词表示组成整片地产的小块土地，后来，在这两种语言中，这个词又都演化出了商业领域的语义，它在法语中保留了“小块、碎片”的含义，但在英语中仅仅指“包裹”。将这根银条嵌在邮政马车上，包裹只有其实际重量的几分之一。然而现在，马匹承载的负荷是它们素日里习惯的三倍，许多马车都在半途中报废了。
“你觉得人们现在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了吗?”到了第四天，罗宾问，“我是说，人们还要多久才能明白，这件事不会就这样过去?”
但是他们在巴别塔里无从知晓。他们没法揣测牛津或伦敦的公众舆论，只能通过报纸了解消息。好笑的是，报纸依然在每天早晨被投递到塔楼门前。他们正是从报纸上知道了科茨沃尔德的家庭悲剧、交通事故和全国范围内邮政滞后的新闻。但是，伦敦的报纸几乎没有提起对中国的战争或巴别塔的罢工，只是言简意赅地报道“声名显赫的皇家翻译学院”出现了一些“内部骚乱”。
“我们的声音被压制了，”维克图瓦阴沉地说，“他们故意这么做。”
可是，议会以为消息还能封锁多久?第五天早晨，他们被一阵极其不和谐的可怕噪声吵醒，花了好些时间翻找账簿才明白发生了什么。基督堂的大汤姆钟是牛津最洪亮的一口钟，它发出的降B音一向有些轻微跑调。现在，调节其音准的刻银术(不管究竟是哪对镌字)不再奏效，大汤姆钟的钟声成了震耳欲聋的、高亢而诡异的呻吟。那天下午，圣马丁教堂、圣玛丽教堂和奥斯尼修道院的钟声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汇聚成一场此起彼伏、悲惨呻吟的大合唱。
巴别塔的结界能在一定程度上将噪声隔绝在外，不过到了那天夜里，他们都学会了忍受那阵穿墙而入、持续不止的可怕轰鸣。他们用棉花堵住耳朵才能入睡。
钟声为幻觉奏响了挽歌。梦幻尖塔林立的城市不复存在。牛津状况的恶化肉眼可见，它就像一座变质的姜饼屋，正以小时为单位化为碎片。显而易见，牛津无比依赖白银，没有了翻译团队孜孜不倦的劳动，没有了从海外引进的人才，这座城市立刻就会四分五裂。它揭示的不只是翻译的力量，它还揭示了英国人赤裸裸的依赖：如果没有窃取自其他国家的文字，英国人连烤面包、连从一个地方安全到达另一个地方这样基本的事情都无法完成，真是令人震惊。
而这依然仅仅是开始。维修账簿长得望不到头，还有数百根共振柱没有拆除。
“议会打算让事情发展到什么地步?”他们在塔里不断问着这个问题。因为，牛津城至今没有承认这场罢工背后的真正原因，议会至今没有采取行动，这令他们都很惊奇，也感到莫名的恐慌。
私下里，罗宾不想结束眼下的局面。他永远不会向他人坦白这一点，但在内心深处、在格里芬和拉米的灵魂盘踞的地方，他不想要一场进展迅速的革命，不想让一套名义上的解决方案掩盖数十年的剥削。
他想看看自己能走多远，想看着牛津彻底崩毁，想让它褪去那层金光灿烂、富丽堂皇的丰饶外衣，把它苍白优雅的砖块化为齑粉，让它的角楼坠落在鹅卵石地面上，使书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他希望这个地方被彻底拆毁，仿佛它从未存在过。所有那些由奴隶搭建、用奴隶的血汗支付的建筑，所有那些填满从被征服的土地上偷来的工艺品的建筑，所有那些没有权利存在的建筑，它们的存在意味着源源不断的榨取和暴力，他想要它们被摧毁、被消灭。
到了第六天，他们终于引起了城市的注意。上午十点左右，一群人聚集在塔楼底下，高喊着要求学者们出来。
“哦，看啊，”维克图瓦嘲讽地说，“是‘民兵’。”
他们围在四楼的窗户旁边，小心地往下看。人群中有许多是牛津大学的学生。穿黑袍的年轻人正为保卫他们的城市而游行，眉头紧皱，胸膛高挺。罗宾通过蓬乱的红发认出了文西·伍尔科姆。还有将火把高举过头顶的埃尔顿·潘登尼斯，他正在向身后的人群喊话，仿佛在战场上指挥军队一般。不过，人群中也有妇女和儿童，还有酒吧老板、商店店主和农民。这是一支罕见的、市民和学者结成的同盟。
“或许我们应该去和他们谈谈，”罗宾说，“不然他们会在那里闹一整天。”
“你不害怕吗?”麦格哈娜问。
罗宾冷笑道：“你怕吗?”
“他们人可不少。你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
“他们是学生，”罗宾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的确，这些闹事者看上去并没有充分考虑过该如何进攻塔楼。他们连口号都喊不整齐。大多数人只是在草坪上打转，困惑地四下环顾，好像在等待别人发号施令。这些人不是过去几年间那些威胁巴别塔学者、由失业工人组成的愤怒的暴徒。他们只是学生和镇上的居民，对他们来说，要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暴力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手段。
“你打算就这么走出去?”易卜拉欣问。
“为什么不?”罗宾问，“没准还能喊回去呢。”
“老天爷啊，”查克拉瓦蒂教授突然紧张起来，“他们要把这里烧了。”
他们回到窗边。现在，那群暴民靠近了一些，罗宾看到他们推来了堆满柴火的马车。他们举着火把，带着油。
他们打算把罗宾和其他人活活烧死吗?愚蠢，那可太愚蠢了。他们肯定知道巴别塔绝对不能遭受损失，因为巴别塔和塔里容纳的知识正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但也许他们已经失去了理性，也许他们只是纯粹的暴民，认为属于他们的东西被夺走了，这令他们怒火中烧。
几个学生开始在塔楼脚下堆放柴火。罗宾第一次感到一阵担忧。这不是随意的威胁。他们真的打算将塔楼点燃。
他推开窗户，将脑袋探出窗外喊道：“你们要干什么?烧死我们，你们的城市就永远别想恢复正常了。”
有人冲着他的脸扔出一个玻璃瓶。他站在高处，玻璃瓶还没靠近就落回地面。尽管如此，查克拉瓦蒂教授还是赶紧将罗宾拉了回来，用力关上窗户。
“好吧，”罗宾说，“我觉得和疯子讲道理没什么意义。”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易卜拉欣问，“他们要把我们活活烧死!”
“巴别塔是用石头造的，”优素福轻蔑地说，“我们不会有事的。”
“但是烧起来的烟雾——”
“我们有办法，”查克拉瓦蒂教授突然说，仿佛刚刚想起，“楼上，在缅甸的那些文件下面——”
“阿南德!”克拉夫特教授惊呼起来，“他们是平民啊。”
“这是自卫，”查克拉瓦蒂教授说，“是合理的，我觉得。”
克拉夫特教授看了看下方的人群。她的嘴唇紧紧抿成一条线。“噢，那好吧。”
两位教授没有进一步解释便向楼梯跑去。其他人面面相觑了一阵子，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
罗宾走上前，一只手打开窗户，另一只手在大衣内侧的口袋里摸索。维克图瓦一把握住他的手腕：“你想干什么?”
“格里芬的银条，”他低声说，“你知道的，就是那根——”
“你疯了吗?”
“他们打算把我们活活烧死，我们就别讨论道德原则了——”
“那会把所有燃油都点着的，”她握得更紧了，紧得让他手疼，“那能杀死五六个人。你冷静一下好吗?”
罗宾将那根银条放回口袋，他深吸一口气，对血管中的怦怦跃动感到惊奇。他想战斗。他想从四楼跳下去，用拳头打得对方满脸是血，让这些人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他是这群人最可怕的梦魇，未开化、残忍而暴力。
但是一切在开始之前就结束了。同普莱费尔教授一样，潘登尼斯和他的同党也不是士兵。他们喜欢威胁和虚张声势，喜欢假装世界会服从他们的每一次异想天开。但是归根结底，他们并不是实践斗争的料。对于攻陷一座塔楼需要耗费多大的努力，他们一点儿概念也没有。而巴别塔是全世界最坚固的塔楼。
潘登尼斯放低火把，点燃了引火的柴堆。火舌蹿上墙壁，人群爆发出阵阵欢呼。但火始终烧不起来。火舌贪婪地跳动，探出橙红色的触手，仿佛想要找一个落脚点，但总是毫无意义地落了回去。有几个学生冲向塔楼外墙，试图爬上墙头，但他们还没碰到砖石就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甩回到草坪上。
查克拉瓦蒂教授气喘吁吁地跑下楼，手里举着一根银条，上面刻着的字样。“是梵语，”他解释道，“这能驱散他们。”
动词(bhintte)的梵语词根是(bhid)，意思是“打破、穿透、击打或摧毁”。动词有一系列不同的含义，其中包括“折断、使……分心、使……分解、使……解体”的意思。——原注
他将头探出窗外，观察乱糟糟的人群，片刻之后，他手握银条向那群暴民的中心一挥。人群作鸟兽散。罗宾不太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地面上的人群似乎陷入了争执，闹事者的表情在愤怒和困惑之间来回切换，人们像水塘里的鸭子一样绕着彼此乱兜圈子。接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离开了塔楼，回到家中，回去吃饭，回到等待中的妻子、丈夫和儿女身边。
一小群学生多逗留了一会儿。埃尔顿·潘登尼斯还在草坪上侃侃而谈，挥舞着高举过头顶的火把，大声喊着无法穿透结界的咒骂。显然，塔楼永远不会着火。火苗毫无意义地炙烤着石头，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火星四溅。抗议者的声音越喊越哑，叫喊声渐渐弱了下去，随后完全消失了。到了日落时分，最后一批乌合之众也各自回家了。
翻译者们直到快午夜时才吃上晚餐，每人都分到一些淡而无味的稀粥、糖腌桃子和两块佐茶饼干。克拉夫特教授架不住他们的反复哀求，终于做出让步，允许他们从地窖里拿出几瓶红葡萄酒。她一边用颤抖的手慷慨地倒满酒杯，一边说：“好嘛，倒也没有那么刺激。”
第二天一早，翻译者们开始加固巴别塔。
在前一天，他们并没有面临任何真正的危险。就连前一晚哭着睡去的朱利安娜现在回忆起来也哈哈大笑。但是，那场不成熟的暴动只是开始。牛津还将继续崩塌，这座城市里的人只会越来越痛恨他们。他们不得不为下一次做好准备。
他们投身于工作之中。突然间，巴别塔仿佛又进入了考试季。他们在八楼坐成一排，低头翻看文献，房间里唯一的声响是书页翻动的声音，还有某人偶然发现一个有望派上用场的词源时发出的感叹。这种感觉很好。他们在这里终于有事可做，不至于在等待外界的消息时只能紧张兮兮地消磨时光。
罗宾仔细翻阅他在洛弗尔教授的办公室里找到的一沓笔记，其中包含许多可能在对中国的战争中派上用场的配对镌字。有一对镌字让他十分兴奋：汉字“利”的意思是将自己的武器打磨锋利，不过这个字也有“利益”和“优势”的含义，“利”的字形就是一把刀在收割谷物。用这个镌字打磨出的刀刃薄得吓人，而且总能准确无误地刺中目标。
“这能有什么用?”当他把这对镌字拿给维克图瓦看时，她问道。
“在战斗中能派上用场，”罗宾说，“设计它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你认为会和什么人进行白刃战吗?”
他烦恼地耸耸肩，觉得有些难为情：“有可能会走到那一步。”
维克图瓦眯起眼睛说：“你想走到那一步，不是吗?”
“当然不想，我甚至不——当然不想。但如果他们闯进来，如果严格来说真有那个必要——”
“我们在努力保卫巴别塔，”她温和地说，“我们只想保证自己的安全，而不是在身后留下一片血淋淋的战场。”
他们开始像围城战中的守城者一样生活。他们查阅古典文献——军事史、战地手册、关于战略的专著，学习如何管理这座塔楼。他们规定了严格的进餐时间和口粮配给，不允许像易卜拉欣和朱利安娜那样在半夜偷吃饼干。他们把剩下的旧天文望远镜都拖到塔顶，以便监视这座情况不断恶化的城市。在七楼和八楼的窗边他们排班守望，一班两小时，以便在下一次暴动开始时从远处看到闹事者的动静。
就这样，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他们终于清楚地意识到，已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不是暂时的分歧，他们不会再回归正常生活了。他们要么以胜利者的身份、作为崭新的英国象征走出这座塔楼。要么，他们不会再活着离开这座塔楼。
“伦敦人在罢工，”维克图瓦推了推他的肩膀，“罗宾，醒一醒。”
他猛地坐起身。时钟显示的时间是十二点过十分。今晚轮到他值午夜的那一班岗，他刚刚睡着了。“什么?谁罢工?”
“所有人。”维克图瓦的声音十分茫然，似乎连她都不敢相信，“安东尼的宣传册一定起作用了，我是说那些写给激进分子的宣传册、那些关于劳工的宣传册，因为，你看——”她朝罗宾挥舞着一份电报，“就连电报处都在罢工。他们说议会门口一整天都围着很多人，要求议会驳回战争提案——”
“所有人都是谁?”
“所有在几年前罢过工的人：裁缝、鞋匠和纺织工人。他们都开始重新罢工了。还有更多的人，码头工人、工厂的雇工、煤气厂的司炉工——我是说，真的是所有人。你看，”她晃了晃手里的电报，“你看。明天所有报纸都会刊登。”
罗宾借着微弱的光线眯眼看那封公文，努力理解文字的含义。
在一百英里之外，在工厂劳动的英国白人正聚集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厅前举行抗议活动，为了一场他们从未踏足过的国家面临的战争。
安东尼说对了吗?他们是否建立起了最不可思议的同盟?他们的活动并不是这十年中第一次反对白银的起义，只不过是最有戏剧色彩的一次。威尔士的利百加暴动、伯明翰的牛环暴动，以及这一年早些时候在谢菲尔德和布拉德福德发生的宪章派起义都曾试图阻止白银工业革命，但它们都失败了。报纸将这些事件塑造成彼此孤立的、不满情绪的爆发。但是现在局面很清楚，这些事件彼此相关，全都陷落在一张充满胁迫和剥削的网络之中。发生在兰开夏郡纺纱工人身上的事首先发生在印度的纺织工人身上。在镶嵌着白银的英国工场里，汗流浃背、精疲力竭的纺织工加工着美国奴隶采摘的棉花。白银工业革命给所到之处带来的都是贫穷、不平等和痛苦，唯一受益的是处于帝国中心的掌权者。帝国规划最了不起的成就在于：它对众多地方进行掠夺，在每个地方都只掠夺很少一点;它将痛苦分割成小块，在任何时候都不至于超出整个群体的承受范围。直到有一天，痛苦超出了整个群体的承受范围。
如果受压迫的人团结起来，如果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携手共进，那这便是格里芬经常提起的、不可思议的关键节点之一。就是现在，就是此刻。这就是他们改变历史轨迹的机会。
一小时后，伦敦发来了第一份停战建议：恢复巴别塔的服务。即使是斯威夫特和德格拉夫也能得到完全赦免。否则进监狱。完毕。
“这些条件很糟糕。”优素福说。
“真荒唐，”查克拉瓦蒂教授说，“我们要怎么回复呢?”
“我觉得我们不用回复，”维克图瓦说，“我觉得要让他们急得冒汗，把他们逼到绝境。”
“但是那很危险，”克拉夫特教授说，“他们现在打开了对话的窗口，不是吗?我们不知道这个窗口能开放多久。假如我们忽略，然后窗口关上了——”
“还有别的消息。”罗宾尖声说。
他们在惊恐中一言不发地看着电报机敲出讯息，维克图瓦记录下来。她念道：“军队已上路。投降。完毕。”
“天哪。”朱利安娜说。
“可是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罗宾问。“他们不可能穿透结界——”
“我们不得不假设他们可以，”查克拉瓦蒂教授阴沉地说，“至少假设他们很快就可以。我们不得不假设杰尔姆在帮他们。”
这引发了一阵恐慌的小声议论。
“我们必须对他们说些什么，”克拉夫特教授说，“否则我们会错过谈判的窗口——”
易卜拉欣说：“假如他们把我们关进监狱——”
朱利安娜开口道：“如果我们投降就不会——”
但维克图瓦坚定而激越地说：“我们不能投降，否则就一无所获——”
“等等。”罗宾提高声音压过他们的喋喋不休，“不，这个军队的威胁——它恰恰意味着我们的行动奏效了，你们看不出来吗?这说明他们害怕了。在罢工第一天，他们还以为能对我们发号施令。但是现在他们感受到后果了。他们恐慌了。这就意味着，只要我们再坚持一段时间，只要我们保持这样的节奏，我们就能赢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