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你如何解释那爆发的时刻，
当半城的民众在同一种欲望、仇恨、
愤怒或恐怖的驱使下涌出?
——威廉·华兹华斯，《序曲》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们发现塔楼周围在一夜之间冒出了一组神秘的街垒。摇摇晃晃的庞大障碍物堵住了通往巴别塔的每一条主要街道，包括高街、宽街和谷物市场。他们心下暗想：这是军队的手笔吗?但是，这些街垒搭得太仓促、太随意，不像是军队所为。它们取材于日常所用的物品，比如倒放的手推车、装满沙子的木桶、倒下的路灯、从牛津的公园围栏上拆下的铁条，还有各个街角积攒的乱石堆，那是这座城市缓慢恶化的证据。军队在他们自己的街道上设卡有什么好处?
他们问昨晚站岗的易卜拉欣有没有看见什么。但是易卜拉欣睡着了。他辩解道：“我在天快亮的时候醒了，不过那时候它们已经在那里了。”
查克拉瓦蒂教授从会客大厅冲了上来。他对罗宾和维克图瓦点点头说：“外面有个男人要和你们两个说话。”
“什么男人?”维克图瓦问，“为什么是我们?”
“不清楚，”查克拉瓦蒂教授说，“反正他坚持要和负责人谈话，不管负责的是谁。而这件事完全是你们的主场，不是吗?”
他们一起来到会客大厅。透过窗户，只见一个宽肩膀、大胡子的高个子男人正在台阶上等候。他似乎没带武器，也没有明显的敌意，但他的出现还是令人十分困惑。
罗宾反应过来，自己以前见过这个男人。这一次他没有肩扛标语，但站在那里的样子和当初磨坊工人抗议时一样：握紧拳头，扬起下巴，毅然决然地瞪着巴别塔，仿佛只用思想就能推翻这座塔楼。
“看在上帝的分上，”克拉夫特教授从窗口向外打量，“他是那些疯子中的一个。别出去，他会袭击你们的。”
但罗宾已经披上了外衣。他隐约猜到了正在发生的事，尽管他不敢怀有希望，但心还是激动地怦怦直跳。“不，他不会的。我想他是来帮忙的。”
他们打开门，那个男人彬彬有礼地向后退了几步，举起双手示意他没带武器。
“你叫什么名字?”罗宾问，“我以前在这里见过你。”
“埃布尔，”那个男人的嗓音像砖石一样低沉而扎实，“埃布尔·古德费洛。”
“你朝我扔过一个鸡蛋，”维克图瓦指责道，“就是你，去年二月——”
“是的，但那只是一个鸡蛋而已，”埃布尔说，“完全不是针对你。”
罗宾朝那些街垒做了个手势。距离最近的街垒几乎将高街整个横向拦住，截断了通往巴别塔的主要入口。“这是你们做的?”
埃布尔微微一笑。大胡子的他笑起来显得有些古怪，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小男孩：“你们喜欢吗?”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意义。”维克图瓦说。
“军队已经上路了，你们没听说吗?”
“我不明白这怎么能阻止他们，”维克图瓦说，“除非你打算告诉我们，你也带来了一支守卫街垒的军队。”
“这东西抵御军队的效果比你想象的要好，”埃布尔说，“不仅仅是街垒本身，当然，街垒本身也能抵挡军队，你会看到的。这是心理战。街垒给人的印象是人们正在开展一场真正的抵抗运动，而军队现在还以为他们正在向一座毫无还手之力的塔楼进军。街垒让我们这些抗议者胆子更大，它创造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一个可以撤退的地方。”
“那你们来这里是要抗议什么呢?”维克图瓦谨慎地问。
“当然是白银工业革命。”埃布尔举起一份被水打湿的、皱巴巴的宣传册，那是他们的宣传册，“事实证明，我们是同一条战线的。”
维克图瓦歪着头问道：“我们是吗?”
“在工业方面肯定算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让你们认识到同样的事实。”
罗宾和维克图瓦对视了一眼。此刻他们都为自己在过去一年中对罢工者的蔑视而备感羞愧。当时他们接受了洛弗尔教授的论调，即罢工者都是懒惰的可怜虫，不配享有最基本的经济尊严。但是说实在的，他们双方的目标又有多大差别呢?
埃布尔说：“这从来都不是白银本身的问题。你们现在明白过来了，不是吗?问题在于薪酬缩减，工作条件恶劣，女人和小孩成天被关在闷热不透气的厂房里，机器没经过测试，人眼又跟不上，太危险了。我们在受苦。我们只是想让你们看清这一点。”
“我知道，”罗宾说，“我们现在知道了。”
“我们那次来的时候没想伤害你们任何人。好吧，没想真的伤到你们。”
维克图瓦犹豫片刻后点了点头：“我可以努力相信这一点。”
“不管怎么说，”埃布尔朝身后的街垒做了手势，他的动作骄傲又有些尴尬，好似向心上人献玫瑰的求婚者，“我们听说了你们的打算，心想没准可以来帮帮忙。至少我们可以阻止那些小丑烧毁塔楼。”
“嗯，谢谢你。”罗宾不确定该作何反应，他还没法儿完全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你——你想进来吗?我们仔细谈谈?”
“嗯，好啊，”埃布尔说，“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两人后退一步，将埃布尔迎进塔里。
就这样，他们划定了战线。那天下午，罗宾此生见过的最古怪的合作开始了。几周前还在对巴别塔的学生破口大骂的人此刻却和他们一起坐在会客大厅里，仔细探讨巷战的战术和街垒的坚固程度。克拉夫特教授和一个名叫莫里斯·朗的罢工者站在一张牛津地图前，脑袋凑在一起讨论如何设置更多的街垒，封锁军队进城的理想地点。莫里斯说：“街垒是我们从法国人那里引进的唯一一样好东西。在宽阔的道路上，我们要准备低矮的障碍物，比如铺路石、倒下的树干之类的。清理这些东西需要不少时间，而且可以阻止他们运进马匹或重型火炮。而在这里，如果我们切断方庭周围相对狭窄的道路，我们就能把他们困在高街上……”
维克图瓦和易卜拉欣同另外几位罢工者坐在桌边，认真记录下哪些银条可能有助于防御工程。Barrel(兼有“木桶”和“枪管、炮管”之义)这个词的出现频率相当高;罗宾偷听了几句，发现他们计划洗劫几座酒窖来加固街垒结构。
“你们打算在这里住几个晚上?”埃布尔朝会客大厅做了个手势。
“需要多久就住多久，”罗宾说，“这是关键。他们可以使出一切手段，但只要我们还占据着这座塔楼，他们就没有办法。”
“你们这里有床吗?”
“没有正经的床。只有一张简易小床，我们轮流睡，但大部分时候我们就直接睡在书架中间。”
“肯定不舒服。”
“一点儿也不舒服，”罗宾对他苦笑，“半夜去卫生间的人总是踩在我们头上。”
埃布尔哼了一声。他环视开阔的会客大厅，将锃亮的桃花心木书架和一尘不染的大理石地板都看在眼里：“牺牲还真大。”
* * *
那天夜里，英国军队进入了牛津。
学者们在塔顶上看着身穿红军装的部队排成一列纵队在高街上行进。一个武装排的到来原本应该是壮观的盛大场面，却很难引起真正的恐惧。部队行进在市中心的联排别墅和商店之间，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夹道欢迎的市民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在接受阅兵，而不像一支执行任务的军队。他们缓缓前行，为过街的平民让出道路，彬彬有礼，颇有风度。
他们走到街垒跟前停了下来。指挥官蓄着精致的八字胡，盛装打扮，身上挂满勋章，他跳下马背，大步走到第一辆翻倒的马车跟前。他看起来对街垒深感不解，他望向围观的居民，好像在等待某种解释。
“你们觉得那是希尔勋爵吗?”朱利安娜好奇地问。
“那可是陆军总司令，”查克拉瓦蒂教授说，“他们不会派陆军总司令来对付我们的。”
“他们应该那么做，”罗宾说，“我们威胁到了国家安全。”
“别那么激动，”维克图瓦示意他安静，“看，他们在说话。”
埃布尔·古德费洛独自一人从街垒后面大步走了出来。
指挥官和埃布尔在街道中间走到一起。两人交谈起来。罗宾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但对话似乎很激烈。一开始，两人都很文明，但是过了一会儿，两人都开始激烈地打起手势，有几次罗宾甚至担心指挥官是要给埃布尔戴上手铐。最后，他们终于达成了某种一致。埃布尔倒退着撤回到街垒后方，倒着走似乎是为了确保不会有人从背后向他开枪。八字胡指挥官回到他的队伍中。接着，让罗宾没想到的是，军队开始撤退了。
“他给了我们四十八小时的撤退时间，”埃布尔一回到巴别塔会客大厅就向他们汇报，“他说，四十八小时后，他们就要强行清除街垒。”
“所以我们只有两天，”罗宾说，“时间不够。”
“不止两天，”埃布尔说，“这种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们会再次发出警告，接着是第三次，第四次，然后还有一次，这一次措辞会强硬得多。他们能拖多久就会拖多久。如果他们有对我们发动猛攻的计划，当时在那里就会动手了。”
“他们对斯温暴动的参与者开枪时可没有一点儿犹豫，”维克图瓦说，“还有披毯者暴动的参与者。”
“那些不是占领领土的暴动，”埃布尔说，“那些是针对政策的暴动。暴动者不需要坚守阵地，他们一遭到枪击就散开了。但我们扎根在城市的心脏地带。我们已经声明占领了塔楼和牛津本身。如果任何一名士兵不小心击中了某个旁观者，他们就会丧失控制权。他们不可能在不摧毁这座城市的情况下摧毁街垒。而我认为这正是议会无法承受的。”他站起身准备告辞，“我们会把他们拦在外面。你们就继续写你们的宣传册吧。”
于是，罢工者与军队在高街的街垒之间僵持不下，这就是他们的新现状。
认真说起来，塔楼本身提供的庇护远胜于埃布尔·古德费洛拼凑起来的障碍物。但是，街垒的存在绝不只有象征意义。它们覆盖了一片足够宽敞的区域，让关键的供给线得以进出塔楼。这意味着学者们现在有了新鲜的食物和水(当天的晚餐是由松软的小圆面包和烤鸡组成的盛宴)，也意味着他们具备了解塔外事态进展的可靠信息来源。
超出所有人预期的是，埃布尔的支持者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越来越多。这些罢工工人传播信息的效果比罗宾的所有宣传册都要好。毕竟，他们所说的是同一种语言。英国民众对埃布尔有一种认同感，这是异国出生的翻译者做不到的。来自英国各地的罢工劳动者纷纷前来加入他们的事业。在家里憋得无聊、想找点儿事做的牛津男孩们来到街垒跟前，只因为这看起来很刺激。失业的女裁缝和工厂女工等妇女也加入了这支队伍。
守卫者不断涌入塔楼的场景多么壮观啊。街垒出乎意料地发挥了促进社区构建的作用。无论出身如何，他们全都成了一道墙内的同志。定期送到塔楼的食物都附带着手写的、鼓舞人心的话语。罗宾原以为他们只会遭遇暴力，却从没想到还会有团结。他不确定该如何应对眼下的支持。这与他对世界的预期背道而驰。他害怕这会让他心生希望。
一天早晨，他发现埃布尔给他们留下了一份礼物：一辆运货马车停在塔楼大门前，车上高高地堆满了床垫、枕头和自家纺织的毯子。车身上钉着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上面写着：暂时借给你们，完事后记得还给我们。
与此同时，在巴别塔内部，他们致力于让伦敦对持续罢工的后果产生恐惧。
伦敦所有的现代化便利设施全部仰仗白银魔法。白银为伦敦富人厨房里的制冰机提供动力。白银为啤酒厂和磨坊的发动机提供动力，这样伦敦的酒馆和整座城市才有了啤酒和面粉。没有白银，机车将停止运行，新的铁路也将无法建造。城市用水将会发臭。空气将因烟尘而变得污浊。当所有实现纺纱、织布、梳棉和粗纺流程机械化的机器全部停摆时，整个英国的纺织业将全面崩溃。整个国家都可能面临饥饿，因为全英国农村的耕犁架、播种机、脱粒机和排水管里都有银条。
这些影响在未来几个月内都完全无关痛痒。伦敦、利物浦、爱丁堡和伯明翰仍然有区域性的刻银术中心，在那里，那些在大学期间不够出色、没有赢得奖学金的巴别塔学者负责修理天赋更高的同龄人发明的银条，以此勉强维持平凡的生活。这些刻银术中心将在这段过渡期内帮忙应急。但它们不能完全弥补损失，尤其关键的是，它们无法接触到维修账簿。
“你不觉得他们能回忆起来吗?”罗宾说，“至少那些跟普莱费尔教授一起离开的学者能回忆起来?”
“他们是学者，”克拉夫特教授说，“我们只熟悉精神生活。除了写在日记里或者被圈出来好几遍的内容之外，我们什么也不记得。杰尔姆会尽他所能，假如他从手术的药效中恢复过来的话。但是他们没法儿靠回忆记起那么多内容。这个国家在几个月内就会垮成碎片。”
“而经济早在那之前就会崩盘。”优素福说，在他们几个人中，只有他对市场和银行业略有了解，“你们知道，那些都是投机活动，在过去十年里，人们一直在疯狂购买铁路和其他以白银为动力的行业的股票，都觉得自己快要发大财了。当他们意识到所有这些股票都将化为泡沫时，会发生什么?铁路工业可能需要几个月才会衰退，但市场本身在几周之内就会崩盘。”
市场失灵。这个想法很荒谬，却也很让人心动。他们有可能以引发股票市场崩溃和势不可挡的银行挤兑为威胁，从而赢得这场战争吗?
毕竟这才是关键，不是吗?要想让计划奏效，他们就必须让有钱有势的人感到恐慌。他们知道，罢工会对辛勤劳动的穷人造成不成比例的巨大冲击：当空气变污浊、水变臭时，那些生活在伦敦最肮脏、最拥挤之处的人不可能轻松收拾行李逃往乡下。但是，从另一个重要的层面上说，白银稀缺将对那些从白银发展中获利最多的人产生最猛烈的打击。私人俱乐部、舞厅、新近修缮的剧院等最新建造的建筑将率先倒塌。伦敦那些破旧的廉租公寓用普通木材建造，地基没有使用白银来支撑比天然材料沉重得多的楼体。建筑师奥古斯塔斯·皮金与巴别塔翻译学院有长期合作关系，他在最近的项目中大量使用银条，比如兰开夏郡的斯凯里斯布里克乡村别墅、奥尔顿塔的改造项目，以及最出名的威斯敏斯特宫在1834年火灾后的重建项目。根据工作订单账簿，上述所有建筑都将在年底前坍塌。如果拆除对应的共振柱，甚至还要更快。
当脚下的地面塌陷时，伦敦的有钱人将如何回应?
罢工者发出了充足的警告。他们大声宣传这些信息。埃布尔将他们撰写的无数本宣传册交给了他在伦敦的伙伴。宣传册上写道：你们的道路将损毁。你们的水源将枯竭。你们的灯火将熄灭。你们的食物将腐烂。你们的船只将沉没。所有这些都将一一兑现，除非你们选择和平。
“这就像《圣经》里的十灾。”维克图瓦评价道。
“十灾?”罗宾已经很多年没碰过《圣经》了。
维克图瓦说：“摩西要求法老允许上帝的人民离开埃及。但是法老铁石心肠地拒绝了。于是上帝在法老的领土上降下了十灾。他将尼罗河的河水变成血水，让蝗虫、青蛙和瘟疫降临，让整个埃及陷入黑暗。他用这些壮举迫使法老认识到他的力量。”
“那法老放他们走了吗?”罗宾问。
“放他们走了，”维克图瓦说，“但那是在第十灾降临之后，在他的头生子惨死之后。”
罢工产生的后果偶然会出现逆转。有时，灯光会闪烁着恢复一晚上的照明。有时，某一片道路会清洁一新。有时会传来消息说，拥有净水功能的银器正在伦敦的某些街区以超高价格出售。账簿上预言的灾难偶尔也不会应验。
这并不意外。被驱逐的学者——德弗雷瑟教授、哈丁教授以及所有没留在巴别塔的教员和研究员在伦敦重新集结，成立了一个对抗罢工者的防卫协会。现在，这个国家正在承受一场文字和语义之战的无形的剧痛，它的命运在大学这个中心和绝望挣扎的外围之间摇摆不定。
罢工者们对此并不在意。流亡学者不可能获胜，他们缺乏巴别塔的资源。他们可以继续按老规矩办事。但他们无法阻止河水流动，也无法阻止大坝裂开。
“真让人尴尬，”一天下午，维克图瓦在喝茶时指出，“到头来，一切都这么依赖于牛津。我本来觉得，他们应该知道不该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是啊，这真是太有意思了，”查克拉瓦蒂教授说，“从技术上说，那些辅助站点确实存在，而且正是为了缓解这样的依赖性危机才会存在。比如说，剑桥这么多年来一直试图制订一个与我们分庭抗礼的计划。但是牛津不愿意分享任何资源。”
“因为稀缺性吗?”罗宾问。
“因为嫉妒和贪婪，”克拉夫特教授说，“稀缺性从来不是问题所在。我们只是不喜欢剑桥的学者。那些惹人讨厌、自命不凡的后起之秀，他们以为可以靠一己之力成功。”
“能在这里找到工作的人是不会去剑桥的，”查克拉瓦蒂教授说，“真可悲。”
罗宾向他们投去惊奇的目光。“你们是想告诉我，这个国家之所以濒临崩溃，是因为学术领域的院校之争?”
“嗯，是啊。”克拉夫特教授将茶杯举到唇边，“这里是牛津啊，你以为呢?”
议会依然拒绝合作。外交部每天夜里都向他们发出内容相同、连措辞都完全一致的电报，仿佛一遍又一遍呐喊同一条讯息就能诱使他们服从：即刻停止罢工。完毕。一周之后，电报里不再包括关于赦免的提议。不久之后，电报中又附加了一项多余的威胁：即刻停止罢工，否则军队将收复塔楼。完毕。
很快，他们的罢工开始产生致命的后果。事实证明，道路是最重要的突破点之一。在牛津，交通是市政官员面临的首要问题，他们必须管理好川流不息的推车、马匹、行人、驿站马车、出租马车和货运马车，避免交通拥堵或事故。在伦敦更是如此。过去，城市一直靠刻银术防止交通堵塞。加固木制路面，管理收费道路，加固收费站和桥梁，确保推车顺利转弯，为除尘水泵补水，让马匹保持驯顺，一切都仰赖于刻银术。失去巴别塔的维护保养，以上所有精密的调节装置逐一失效，导致数十人丧生。
交通运输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连串不幸接踵而至。杂货商店无货可补;烘焙师无法获得面粉;医生无法为病人诊治;律师无法出庭。伦敦富人区有十几辆马车安装了洛弗尔教授设计的一对巧妙利用汉字“辅”的镌字。这个字的意思是“帮助”或“协助”，它最初是指夹在马车车轮两侧、用于保护车轮的木条。洛弗尔教授原本应当在一月中旬来到伦敦对它们进行修缮。现在银条失效了。这些马车现在过于危险，无法再上路。他们预料中将在伦敦发生的一切已经在牛津成为现实。因为距离巴别塔最近的牛津是全世界最依赖白银的城市。而牛津正在溃烂。城里人即将破产，他们填不饱肚子，也没法儿做生意，河流被堵住，市场关门歇业。他们请求伦敦提供食物和补给，但马路已变得危机四伏，从牛津到帕丁顿的火车也已不再运行。
对巴别塔的攻击变本加厉。市民和士兵一起聚集在街道上，对塔楼的窗户破口大骂，与守在街垒边的人发生争执。但是这么做无济于事。他们不能伤害翻译者，因为只有翻译者才能终结他们的苦难。他们无法穿过塔楼的结界，无法烧毁塔楼或在塔底使用炸药。他们只能乞求对方停手。
宣传册已经成了罗宾回应市民抗议的方式，他在一系列宣传册中写道：
我们只有两点诉求，议会对此很清楚：拒绝发动战争;赦免我们。你们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
他要求伦敦在所有灾难成为现实之前投降。他希望并且知道，他们不会投降。他现在已经完全接受了格里芬的暴力理论：压迫者在认为他们不会有任何损失时，是绝对不会坐到谈判桌前的。不，事情必须变得血腥。到目前为止，所有威胁都只是假设。伦敦必须吃点苦头才能接受教训。
维克图瓦不喜欢这样。每次登上八楼，他们都要为拆除哪些共振柱、拆除多少共振柱而争吵。罗宾想一次抽去二十四根;维克图瓦只想抽去两根。通常情况下，他们妥协的结果是五六根。
“你太急于求成了，”她说，“你连回应的机会都没留给他们。”
“他们想什么时候回应都可以，”罗宾说，“有什么在阻止他们吗?再说，军队都已经到了——”
“军队来这里，是因为你把他们逼到了这一步。”
他不耐烦地哼了一声：“我很抱歉，我不想神经过敏——”
“我没有神经过敏，我只是谨慎。”维克图瓦叉起双臂，“我们动作太快了，罗宾。我们一次做了太多事。你得让辩论辩出个结果。你得让公众舆论倒向反战的一面——”
“这还不够，”他坚持道，“他们以前从来没有靠自己领悟到公平正义，现在也不会。恐惧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这只是战术——”
“你的动机不是战术，”她的嗓音尖锐起来，“是悲痛。”
罗宾没有转身。他不想让维克图瓦看到他的表情：“你自己说过，你想让这地方在火中燃烧。”
维克图瓦将一只手放在他肩头：“但是，我更想让我们活下来。”
到头来，他们也说不清这样迅速的破坏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选择权始终掌握在议会手中。伦敦的辩论仍在进行。
没有人知道上议院内部是什么情形，只知道辉格党和激进分子对己方争取到的人数都不够满意，双方都觉得投票的时机尚未成熟。报纸则披露了更多关于公众情绪的信息。代表主流思想的报纸所表达的观点与罗宾的预料相同，即对中国的战争事关国家尊严，中国人令英国国旗饱受屈辱，入侵中国仅仅是对此予以公道的惩罚，而来自异国的学生占领巴别塔是叛国之举，牛津的封路和伦敦的罢工是野蛮而心怀不满之人所为，政府应当坚决反对他们的要求。支持战争的社论总是强调，中国很容易被击败。这将是一场规模很小的战争，甚至算不上是战争。只需发射几门大炮，中国人在一天之内就会认输。
对于翻译者们，各家报纸的观点相持不下，无法统一。支持战争的出版物提出了十几种论调：他们与腐朽的中国政府串通一气;他们是印度反叛者的同谋;他们是恶劣的忘恩负义之徒，除了伤害英国、恩将仇报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欲求。这些论调不需要更多解释，因为这是全英国公众都乐于相信的动机。议会辩论双方都承诺：我们不会同巴别塔谈判。英国不会向外国人低头。
不过，并非所有报纸都反对巴别塔、支持开战。事实上，有多少头条新闻呼吁迅速在广州采取行动，就有多少出版物(尽管规模更小，受众更少，更加激进)指责这场战争是道德和宗教上的暴行。《旁观者》对主战派的贪婪和追求暴利大加控诉。《观察家》称这场战争是无可辩驳的犯罪。《冠军报》在头条刊出：渣甸的鸦片战争是耻辱。其他一些报纸则更加委婉。《政治年鉴》写道：瘾君子意图染指中国。
英国的每一个社会派系都有自己的观点。废奴主义者发表了支持罢工者的声明。女性参政论者也支持他们，不过声音没有那么响亮。基督教组织刊印了许多宣传册，抨击这种在无辜民众中散播的非法罪恶。然而，支持战争的福音布道者也用所谓的基督教论点予以回应，认为让中国人民接触自由贸易是上帝的杰作。
与此同时，激进分子的出版物指出，中国开放口岸与英格兰北部工人的利益相悖。由幻想破灭的工人和手工劳动者组成的宪章派是罢工者最坚定的支持者。宪章派报刊《红色共和党人》刊出头条，将翻译者称为工人阶级的英雄。
这给罗宾带来了希望。毕竟，激进分子是辉格党要安抚拉拢的派系，如果这类头条新闻能让激进分子相信战争不符合自身的长远利益，也许事情就能解决。
事实上，在公共舆论场上，关于刻银术危害的探讨比关于中国的争论更受关注。刻银术是与自身息息相关的议题，以普通英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对他们产生影响。白银工业革命对纺织业和农业都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报纸刊登了一篇又一篇文章，揭露以白银为动力的工厂内部恶劣的工作条件。(不过这些文章都有针锋相对的反驳，比如安德鲁·尤尔就指出，工厂工人只要少喝些杜松子酒、少抽烟就会感觉好很多。)1833年，外科医生彼得·加斯克尔发表了一份经过深入研究的手稿，题为《英格兰的制造业人口》，文中重点阐述了应用刻银术的机械对英国劳工的道德观念、社会地位和身体健康的损害。当时，除了以夸大其词闻名的激进分子之外，几乎没有人留意这部作品。而现在，反对战争的报纸每天都在摘录其中的内容，详细报道阴森可怖的细节：年幼的儿童将煤粉吸入身体，被迫钻进成年人无法进入的隧道，手指和脚趾被以白银为动力、高速运转的机器毫不留情地切断，还有女孩因长发卷入飞快旋转的纺纱锭子和织布机中而被勒死。
《旁观者》刊登了一幅漫画插图，画面中骨瘦如柴的儿童被压死在某种用途不明的奇特装置的轮子之下，这幅画的标题是《白银革命的白奴》。在巴别塔内，他们对这种对比反差笑得前仰后合，但普通公众似乎对此深感惊骇。有人质问一位上议院议员，他为什么支持工厂剥削儿童。议员轻描淡写地答道，法律在1833年便已禁止雇用不满9岁的儿童。这番回答让全国上下对10岁和11岁儿童所遭受的苦难提出了更广泛的抗议。
“真的有那么糟糕吗?”罗宾问埃布尔，“我是说那些工厂。”
“比报纸上更糟，”埃布尔说，“他们只顾着报道那些少见的意外事故，却没有报道在狭窄的场地内日复一日地干活是什么感觉。天不亮就起床，工作到晚上九点，中间几乎没有休息。而这些正是我们渴望得到的条件。这就是我们希望重新获得的工作。我猜大学逼你们做的工作还没有这一半辛苦，对吗?”
“对，”罗宾难为情地说，“没有那么辛苦。”
《旁观者》刊登的故事对克拉夫特教授的影响似乎格外强烈。在其他人吃完早餐之后很久，罗宾发现她拿着报纸坐在茶桌旁，两眼通红。注意到他走近时，教授赶紧用手帕擦了擦眼睛。
罗宾坐在她身旁问道：“您还好吗，教授?”
“噢，挺好，”她清了清嗓子，沉吟片刻之后，她推了推那份报纸，“只是……只是我们很少考虑故事的这一面，不是吗?”
“我想我们都养成了选择不去想某些事情的习惯。”罗宾说。但她似乎并没有听到罗宾的话。她透过窗户望着塔楼下的草坪，罢工者们在草坪上搭建的抗议场地现在就像是一座军营。她说：“我获得专利的第一对镌字大大提高了泰恩郡矿场的设备效率。它让满载煤炭的推车在轨道上稳稳当当地行驶。矿场的老板们对此大为赞赏，他们邀请我去参观，我当然去了。能为国家做一点贡献让我非常激动。我还记得，当时我对矿坑里有那么多孩子感到震惊。当我问起这事时，矿工们说他们下矿绝对安全，说他们的父母都去工作了，去矿井里帮工能让他们少惹麻烦。”
她颤抖着吸了口气：“后来他们告诉我，我的银条让推车无法离开轨道，哪怕轨道上有人也不会避让。矿上出了事故。一个小男孩失去了双腿。他们想不出变通的办法，于是就不再使用那对镌字。但我当时根本没有多想。那时我已经拿到了奖学金，眼看就要得到教授职位，况且我已经投身于其他规模更大的项目了。我没有再想过这件事。我根本就没再想过这件事，这么多年都没再想过，这么多年。”
她扭头看向罗宾。她的眼睛湿润了：“问题是逐渐积累起来的，不是吗?问题不会自己消失。有一天，你开始探究一直压抑在内心的东西。那是一团黑色的腐烂物，无边无际，恐怖又令人厌恶，而你再也无法对它视而不见。”
“老天爷啊。”罗宾说。
维克图瓦抬起眼睛：“怎么了?”
他们躲在六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仔细翻看账簿，查阅还有哪些灾难即将发生。他们看完了牛津城一直到明年的预约。伦敦的维护日程表相对难找一些。巴别塔的账簿管理混乱得让人震惊，文员使用的分类系统既没有按日期编排(这本该是最符合逻辑的安排)，也没有按语种编排(这没有那么合理，但至少可以理解)，相反，他们按相应伦敦街区的邮政编码来编排预约。
罗宾轻轻拍了拍手中的账簿说：“我想我们或许快要迎来转折点了。”
“为什么?”
“威斯敏斯特桥在一周后就到维修期限了。这座桥上的银条是在1825年新伦敦桥建成时订购的，银条的效力在十五年后到期。也就是现在。”
“然后会怎么样?”维克图瓦问，“桥上的旋转门会锁住吗?”
“应该不是，而是规模相当大的……字母F代表地基，对吗?”罗宾的声音渐渐减弱，随即陷入沉默。他的目光在账本上下反复游走，试图认清摆在他面前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张条目众多的表格，清单上罗列出的采用各种语言的银条和配对镌字占据了半页纸。其中有许多配对镌字还在后面一栏里标注了对应的数字，这意味着它们通过共振链发挥作用。他翻到下一页，随即眨了眨眼。表格占满了接下来的两页纸。“我想它会直接垮塌，掉进河里。”
维克图瓦靠在椅背上，极其缓慢地长舒了一口气，像泄气的皮球。
这件事意义非凡。威斯敏斯特桥虽然不是唯一横跨泰晤士河的大桥，却是流量最大的一座。如果威斯敏斯特桥垮塌，不论是蒸汽船、游艇、赛艇还是独木舟都别想绕过废墟。如果威斯敏斯特桥倒下，整座城市都将止步不前。
而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让泰晤士河免遭煤气工厂和化工厂废水污染的银条也即将过期，到那时，河水将重回散发瘴气、恶臭发酵的原形。水面上将浮起肚皮朝天、恶臭熏人的死鱼。此时已在下水道中缓慢流动的排泄物将彻底停滞不前。
埃及将遭受十灾。
但是，听到解释的维克图瓦脸上丝毫没有与罗宾同样的喜色。相反，她用一种十分反常的神情望着罗宾，紧皱眉头，抿着嘴唇。这让罗宾心里很不舒服。
“这是世界末日。”他扬起双手强调。怎么才能让维克图瓦明白呢?“这是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
“我知道，”她说，“只不过，你一旦走出这步棋，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不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他说，“我们只需要在这一次施加压力，把他们逼到绝境——”
“逼到一个你知道他们肯定会无视的绝境?罗宾，拜托——”
“不然还有什么办法?缴械投降?”
“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看清后果——”
“还有什么好看清的?”他本来不想大吼大叫，只好深吸了一口气，“维克图瓦，拜托了，我只是认为我们应该加快速度，否则——”
“我认为你就是想让它垮塌，”她指责道，“我认为你把这当成了报复，因为你就是想看到它垮塌。”
“为什么不呢?”
他们已经为此争执过。安东尼和格里芬的幽灵在他们之间游荡：一个坚信敌人即使没有施惠于人的想法，至少也会遵循理性的自身利益行事;另一个的行动则不受信念和目的驱使，而是出于纯粹的、不受约束的狂怒。
“我知道这很痛苦，”维克图瓦的声音发紧，“我知道——我知道放不下是什么感觉。但是驱动你的目标不应该是步拉米的后尘。”
沉默。罗宾想否认这一点。但是欺骗维克图瓦或者欺骗他自己没有任何意义。
“一想到他们做了什么，看看他们的嘴脸，你难道不心痛吗?”他的声音变了腔调，“我想象不出双方共存的世界。这难道不会把你的心撕碎吗?”
“当然会，”她哭喊道，“但那不是放弃活下去的借口。”
“我没打算去死。”
“那你觉得把这座桥弄垮会发生什么呢?你觉得他们会对我们做什么呢?”
“那你又要做什么?”他问，“结束这场罢工?开放塔楼?”
“假如我这么做了，”她说，“你会阻止我吗?”
两人都盯着账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谁也没有开口。他们不想顺着这个话题再说下去。他们谁也无法忍受再一次的心碎。
终于，忍无可忍的罗宾提出：“投票表决。我们不能——我们不能就这样破坏这场罢工。这不取决于我们俩。别让我们俩来做决定，维克图瓦。”
维克图瓦的肩膀沉了下去。罗宾在她脸上看到无尽的悲伤。她抬起下巴，有那么一瞬间，罗宾以为她要继续争辩下去，但她只是点了点头。
投票结果以微弱的优势倒向罗宾这一边。维克图瓦和两位教授都投了反对票;其他所有学生都支持罗宾。学生们认可罗宾的观点，认为必须将议会逼到崩溃的边缘，但是他们对此并不觉得激动。易卜拉欣和朱利安娜在投票时都将双臂抱在胸前，仿佛这一票让他们犹豫退缩。就连素日里热衷于帮罗宾撰写投向伦敦的宣传册的优素福也低头盯着自己的脚。
“那么结果就是这样。”罗宾说道。他赢了，但并没有胜利的喜悦。他无法直视维克图瓦的眼睛。
“这事什么时候发生?”查克拉瓦蒂教授问。
“这周六，”罗宾说，“时机非常好。”
“但议会是不会在周六前投降的。”
“那我们应该就会听到大桥垮塌的消息。”
“那你对这件事就心安理得吗?”查克拉瓦蒂教授四下环顾，仿佛在测量房间里的道德气温，“数十人将因此丧生。从早到晚都有成群的人在桥边等着上船，那时候怎么——”
“那不是我们的选择，”罗宾说，“那是他们的选择，是他们不作为，是他们见死不救。我们甚至没有去碰那些共振柱，到时候它自己就会倒下——”
“你很清楚那不是问题的关键，”查克拉瓦蒂教授说，“不要拿伦理道德来诡辩。让威斯敏斯特桥垮塌就是你的选择。但是无辜的人无法左右议会的想法。”
“但政府有责任替他们高瞻远瞩，”罗宾说，“那正是议会存在的意义，不是吗?我们却不可能得到议会的以礼相待，或者恩惠。我们手里举着无差别攻击的火炬，这一点我承认，但这是形势所迫。你们不能在道德上指责我。”他咽了口口水接着说道：“你们不能。”
“你是这件事发生的直接原因，”查克拉瓦蒂教授坚持道，“你可以阻止它。”
“但这正是敌人狡猾的地方，”罗宾坚持道，“这正是殖民主义运作的方式。它让我们相信反抗导致的后果完全是我们自己的过失，让我们相信不道德的是反抗本身，而不是逼我们反抗的环境因素。”
“就算你说的对，有些底线也是你不能打破的。”
“底线?如果我们按规则行事，那他们早就赢了——”
“你想通过惩罚整座城市来取胜，”查克拉瓦蒂教授说，“而那意味着一整座城市和城里的每一个人，男人、女人、孩子。生病的孩子无法得到医治。有些家庭没有任何收入，也没有食物来源。这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生活上的不便，这是死期将至。”
“我知道，”罗宾沮丧地说，“这正是重点。”
他们瞪着彼此。罗宾觉得，现在他终于理解了格里芬当初看他的眼神。他们毫无胆气。拒绝将事情做绝。暴力是唯一能让殖民者坐到谈判桌边的因素，暴力是唯一的选项。枪就在那里，静静躺在桌上等着他们。为什么他们连看都不敢看它一眼?
查克拉瓦蒂教授站起身来：“我不能跟着你一条道走到黑。”
“那您就该离开巴别塔，”罗宾立刻说道，“这能让您问心无愧。”
“斯威夫特先生，请你讲讲道理——”
“把您的口袋都翻开，”罗宾抬高嗓音，盖过阵阵耳鸣，“不能带任何东西出去，不管是白银、账簿还是您写给自己的笔记。”罗宾一直等着别人来打断他，等着维克图瓦站出来说他做错了。但是没有人说话。他将这种沉默视为默许。“我想您一定清楚：如果离开这里，您就不能再回来了。”
“这条路无法通向胜利，”查克拉瓦蒂教授警告他，“只会得到愤恨。”
罗宾冷笑一声：“他们不可能比现在更恨我们了。”
但这不是真的。不。他们两人都清楚这一点。英国人不恨他们，因为仇恨总是与恐惧和怨怼捆绑在一起，而后两者的前提是将对手视为道德上独立自主的存在，值得尊重和对抗。但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只有居高临下的蔑视，并非仇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仇恨。
或许在大桥倒下之后会有所改变。
但是罗宾心想，唤起仇恨没准是件好事。仇恨或许会迫使人们尊重他们。仇恨或许能迫使英国人直视他们的眼睛，看到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一件物品。格里芬曾经告诉他：暴力能对这个系统造成冲击，而这个系统无法承受冲击。
罗宾说：“Oderint dum metuant。这就是我们的制胜之道。”
“这是卡利古拉说的话，”查克拉瓦蒂教授说，“你在引用卡利古拉的话?”
“卡利古拉成功了。”
“卡利古拉被刺杀了。”
罗宾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
查克拉瓦蒂教授说：“你知道，你们都知道，梵语中最常被误解的一个概念就是ahimsa，非暴力。”
罗宾说：“我不需要说教，先生。”但查克拉瓦蒂教授没有理会，他继续说了下去。
“很多人以为‘非暴力’就意味着绝对的和平主义，从而以为印度人是一个怯懦顺从、对任何事都卑躬屈膝的民族。但是《薄伽梵歌》中提到了dharma yuddha(正义战争)的例外。以暴力作为最后手段的战争，不为自身利益或个人原因，而是为了献身于更伟大的事业而进行的战争。”他摇了摇头，“这就是我为这场罢工找到的合理性，斯威夫特先生。但是你现在所做的已经不是自卫，而是掺杂了恶意的行为。你的暴力是带有个人恩怨的报复，而我不能支持这种行为。”
罗宾的喉头抽动了一下：“那就拿上您的血样，然后出去吧，先生。”
查克拉瓦蒂教授端详了他片刻，然后点了点头，开始将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中间的桌子上。一支铅笔，一个笔记本，两根空白的银条。
所有人都在沉默中静静看着。
罗宾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烦躁。他厉声说：“还有谁有怨言吗?”
谁也没有说一个字。克拉夫特教授起身向楼上走去。片刻之后，易卜拉欣跟了上去，接着是朱利安娜，然后是其他人。最后只剩下罗宾和维克图瓦站在会客大厅里，目送查克拉瓦蒂教授大步走下正门口的台阶，向街垒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