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他大步流星地朝她走过来，瞧上去派头十足。
“鲍比，衣服蛮帅的嘛。”
“那当然啦，”说着鲍比紧挨着金妮在桌子旁坐下了，“我父亲有四家制衣厂，打算再开两家。”
“是吗，怪不得他对咱们这么大方呢。”
鲍比摇摇头，笑着说：“他对首相比对咱们大方多了，他给咱们钱只是图个保险，怕以后出什么事。他总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头，干什么事都神神秘秘的。”
她拍手表示称赞，声音穿到了大厅那头。他们现在正在保得利大厦里面坐着，大厦在泰晤士河边，威斯敏斯特桥的一侧，这地方很干净，每天都做消毒处理，带回音的大厅之上是一个大大的玻璃圆顶，下面由钢柱支撑着，旁边散落着一些闹哄哄的餐厅和咖啡馆。里头就座的那些人尽管都退下来了，却知道如何品尝美食。大厅一头有一幅三位党的领导人的巨大画像，正盯着他们看，时间永在流逝，这三位已不再是领导人了：布莱尔、肯尼迪和黑格都退下来了，在退下来的日子里，有的每天都跟心中的仇恨做伴，有的沉浸在酒精的麻醉中，有的年纪轻轻就谢了顶，他们任职时的功过，除了历史学家，没有人会再关心。墙壁上还散挂着的一些其他人的小幅画像，有内阁成员的，有反对党发言人的，还有普通议员的，画中人的目光无一例外地都盯着下面这个宽阔的大厅。这些人花费不少的钱才成为公众人物，工作却干得一塌糊涂，只知道贪图享乐，坐在这样的一个大厅里头，一个人不会有历史感。
金妮和鲍比坐在桌子旁聊天，头顶上是一棵高大的橄榄树。他要的是牛奶咖啡，她要的是薄荷茶，两人满意地喝着。周围的人都在低声说话，好像在密谋什么似的。这地方不像议会大厦，没那么庄严，让人觉得随便而放松，是个聊天的好地方。
“聚光灯下的感觉怎么样?”鲍比问。
“我发现……很让人兴奋，又很危险，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换取这样的一刻。那种感觉就好像你正站在一个路障上，而周围都是眼神狂热、准备发动革命的暴动分子。没错，那种感觉就是这样，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
鲍比注意到一丝微笑浮现在了金妮的脸上。
“到处都是照相机，到处都是，知道吗，鲍比。哦，天啊，就像一出戏，只是在表演，但情节让人激动，你很快便忘记了照相机的存在，你的心中充满了兴奋，你的身体变得狂热，让你觉得人们拍手叫好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出于礼貌，你觉得自己就像腾云驾雾一样，顿时变得晕乎乎的。”
“你刚才说什么麻烦，为什么会这样想?”
“因为你开始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了。你忘了这只是演戏，忘了照相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想起了你说过的某些话。”
“在那样的一个时刻你会想起我?真让我受宠若惊。”他冷漠地说，然后喝了口咖啡。
“快给我闭嘴，好好听着，你这个黑脸大傻瓜。”
“哦，别骂我好不好，我的太太。”他笑着说。
两人的关系到了无话不说的程度，你骂我，我骂你都没什么，反倒觉得很舒服。
“那天你提到了监控的事，还记得吗，鲍比?”
“记得。扫描器、铁丝网、警犬、全副武装的警察。各种手段都用上了，为的是把咱们和公众隔开。”
“上个星期那些监控设备是谁负责?”
“会场里的那些吗?除了总部酒店和会场中心的那些，其余的大部分由警方负责。”
“酒店里的那些呢?”
“酒店负责。”
“那儿你有认识的人吗?”
他面露怀疑之色，眼睛眯成了一道缝，“你想干什么?”
“我正琢磨呢，有没有办法瞧一眼那些监控内容，看看都记录了些什么。”
“干吗用?录的内容得有好几百个小时呢。”
“咱们可以把范围缩小一下，只看卧室通道这一块儿，午夜到凌晨6点这个时段的内容。”
“可是酒店有五层楼，光这一块儿也得有几百个小时的录像。”
“草草看一下不就行了，快进着看。”
“你到底想看什么?”
“我也不大清楚。一般说来，人们玩疯了的时候就忘了有摄像头了，很可能会做出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这么做未免太龌龊了吧。”
“发现你的丈夫正在跟一个小娘儿们胡搞，这种事也挺龌龊的。”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一个大块头的政客朝他们挥了挥手，俩人的谈话被打断了。
“那家伙是谁?”
“你丈夫的一个副手，是我见过的最看不出眉眼高低的家伙。”
“我以前没见过他。”
“那家伙以为自己是上帝呢。不过话说回来，你见过大肚皮垂到睾丸下面的上帝吗?”
“你好像不怎么喜欢他嘛。”
“你也不会喜欢那家伙的。他为人不忠，想把你丈夫的位子搞到手，也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觉得你丈夫配不上这个位子，年纪太轻，成不了什么气候。”
“这样看来，我还太嫩啊，要学的东西还真不少。鲍比，不过我这个人勤奋好学。”
“你对知识的渴求程度让人吃惊。对了，那些录像，假如你发现了你想要的东西，你打算怎么做?”
“不知道。那得看发现的是什么。不过在这种地方，信息就是权力。不管怎么说，鲍比，反正咱们现在已经加入到这个权力游戏之中了。神经太过敏感的人搞不了这一行。”
他双眉紧皱，五官娟秀的脸上透着深深的忧虑。
“你这是怎么了，鲍比?你在担心什么?”
“呃……”
“良心上过不去?”
“不是。我在想这家酒店副经理的名字。这人见过我的伤心事，可怜过我，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微笑着说，“咱们根本不用跑腿儿。”
瞧瞧他们的眼神，疑惑、恐惧、残酷的命运将他们置于一个这样的境地，他们不是想当反对派领导人吗?可他们还不知道怎么玩这种游戏。英军在伊拉克又陷入了麻烦之中。威胁再次降临到了我们的孩子们的头上。但你得支持他们，你必须这么做，你还得支持那些派遣政策。其实你无须这么做，但这么做要保险得多，不用背上不爱国或者拿英国人的性命开玩笑的骂名。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政客开始支持现任政府的政策。到头来，这些人不但失去了他们的领袖，还失去了方向感，早就忘了怎样去反对。
“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金妮一边喝茶，一边小声嘟囔着。
“闲聊，发牢骚。说实在的，没什么好干的。我是说来看看她，”蒂娜用手中装满了香槟酒的酒杯朝交通部发言人的妻子盖瑞·哈珀利的方向指了指，“她换发型了吗?怎么看上去脑袋上像是扛着一只被撞死的动物呢。”
“大伙儿好像都在谈论哈珀利夫妇，有这回事吗?”
“一眼就能瞧出来，他俩是支持查理·马特豪斯的。”蒂娜哼了一声。
她俩此时正站在一座大帐篷的入口处，大帐篷一直延伸到一座庄园的后院。这座庄园的主人叫艾迪·布莱恩，是个买卖古董车的，也是财政部的一个发言人，人送绰号“时刻准备好了的布莱恩”，因为这人哪怕在激烈的辩论会上都忘不了向在座的各位推销他的古董车。这人结过3次婚，有5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叫亚力克斯，今天是他的生日庆祝会。来的人很多，个个兴高采烈，一方面是因为布莱恩发放的免费香槟酒，还有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个精致的书包，包里头既有电影票，也有法国迪士尼的门票，另外还有不少的精致礼物。亚力克斯上的是贵族学校，校内攀比风气盛行，作为父亲的布莱恩当然不肯让自己的儿子落在别人后头，学校每次举办什么活动，他自己也是非得出尽风头不可。别的家长可能给孩子举办一个小小的化装会或者一块儿做个小游戏就挺满意了，但布莱恩可不一样。就拿今天来说吧，在入口处欢迎亚力克斯的朋友的就有一大圈的吞火魔术师，后院里还有一个热热闹闹的卡拉OK演唱会。这个时候，家长们都入场了，大伙儿聊着天。
“孩子们觉得他们的新学校怎么样?”蒂娜问，“肯定和北安普敦郡的不大一样。”
“本说那地方香火太多，修女也太多。他好像正在变成一个不可知论者。我估计多姆要是发现了这一点肯定不愿意。杰玛很想念她的朋友，这个礼拜我带她看了场电影，她很喜欢。本成了个足球场上的小恶棍。他一直很喜欢切尔西俱乐部，但最近这段时间我慢慢地让他把兴趣转移到了女王公园巡游者俱乐部上来。这样一来，从长远来看能省下不少钱呢。”
“哦，好了，不说这个了，说正事。答应我，你我联手，咱们就能所向披靡，把领导人的位子搞到手，这个世界就成了咱们的盘中牡蛎了。说到牡蛎，你见过里面的珍珠吗?”
就在这个时候，金妮的手机响了，她说了声抱歉，从包里把手机拿了出来，蒂娜冲她摆摆手去找酒喝了。
“喂。”金妮说着挤过了拥挤的人群。
“艾治太太，近来一向可好?”
“麦克斯吗?”金妮觉得有些吃惊，“我没记得给过你我的电话号码啊。”
“没错。”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大笑。
“有事吗?”她有些羞怯地问。
“想你了呗，”他停了一下，好像在想什么，然后接着说，“你曾对我说做母亲有时候挺难的，有点儿像搞政治，你们家又刚搬到伦敦。因此我想——让你给《档案》写点儿东西，就写一位从政年轻母亲的经历，你看怎么样?写写搬来伦敦的经历，再写写孩子们，反正就是一些很朴实的东西，女人爱看的那种。”
“你的报纸也有女性读者吗?”
“最近我们开了个专栏，是关于女性食谱的，你应该试试。金妮，我很欣赏你，你有写作天赋，写写吧。”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你的形象好，能够让人们认识你。他们会认识你的，艾治太太，事不宜迟，不要等到那些下流粗俗的报纸编造一些有损你的形象的东西之后再出手，到那时候可就晚了。”
“天啊，他们会说我什么呢?”
“这个嘛，会说你是个泼妇，要么就是个靠色相勾引男人的狐狸精。”
她用一只手把电话盖上，怕别人偷听。
显而易见，他从金妮的沉默中获得了勇气，便接着说：“听着，金妮，这种事我可不常干，只是给你提个好建议。快人一步把自己的形象树立起来。既然你已经投身了政治，就应该这么做，把你想让别人看到的一面展示出来，而不是等着别人胡乱猜测。”
金妮又沉默了。
“天啊，快别犹豫啦，这事你可不白干，我会付钱给你的。”
“你能给多少?”
“一个字一英镑怎么样?一篇1000字。”
“一个字两英镑我就干。”
“好吧，但有个前提，文章登出来才算。”
“你会登出来的。”
“那就说定了，明天下午5点之前我要把稿子拿到手。”
电话挂断了，金妮呆呆地盯着电话，心里头觉得有些怪怪的。
“坏消息吗?”蒂娜手里拿着一杯酒回来了。
“不知道，”金妮回答，“是麦克斯·摩根。”
“麦克斯?你认识他?”
“认识，不过不是很熟。”
“我可要提醒你啊，这家伙可不是个善茬，惯于放长线钓大鱼。你什么也没对他说，对吗?这帮家伙会把你的话使劲儿扭曲，就像搓一块旧洗碗布一样。”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我在想该不该把埃德·古德瑟普的事告诉他。”
“埃德?埃德怎么了?”
“什么?你还不知道啊?”金妮咯咯地笑着说，“我还以为你听说了呢。”
“听说什么?”蒂娜的兴趣上来了，狠命抓住金妮的胳膊让她赶紧讲。
“就是他入选《名人录》的事呗，”金妮开始揭倒霉蛋古德瑟普的伤疤，“不过我觉得把这件事搞得沸沸扬扬的对人家不好，尽管他愚蠢又可笑。”
蒂娜的酒意上来了，眼睛里闪着一丝奇怪的光，嘴角向下耷拉着，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话。“你做得很对，金妮，要是杰克这么干，我会杀死他的，就算当着那些干媒体的狗杂种的面我也会这么做的。”
“这么说你不打算把这件事曝光了?”
“不会，至少现在不会。”蒂娜笑道，“我想在此之前会有另外一个猛料爆出来。”
“什么意思?”
“亲爱的，我发过誓要保守秘密的。发过毒誓，懂吗?这么跟你说吧，尽管乔治·帕斯卡在这次的领导人选举活动中开局的势头很猛，但结局会摔得很惨。”她用食指轻轻敲着鼻尖，像是策划什么阴谋似的，“这事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一个字也别说。这事你知我知，再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是个天衣无缝的组合，对不对?”说着她扬起头，脖子上松松垮垮的皮肤被拉紧了，然后像个即将上战场搜捕敌人的士兵那样肩膀一绷，走了。金妮看着她远去的身影，喝了口茶，没想到茶早就凉了。
蒂娜暗示的那些事刊登在了第二天各大报章的头版，内容翔实，占了不少版面。乔治·帕斯卡结婚了，有个女儿，就内容看，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甚至连他女儿吸食毒品的事也没提。这种事在高官的孩子中并不罕见，为了搞钱买毒品，他女儿开始卖淫。就这样，一个聪明又漂亮的花季少女的命运便终结在了大街上。后来，《世界新闻》的一个记者把这件事挖了出来，写了一篇深度报道。而后其他报刊跟进，唇枪舌剑纷纷向乔治·帕斯卡射去，搞得他体无完肤，一个政客的生涯就这样被毁了。
人们一致认为这不是她父亲的错。多年来，他想方设法搞钱帮助女儿戒毒，但都无济于事，他甚至转头向他信任的几个同事征求意见，却失败了。报纸把这件事曝光以后，他便承认了。对他的政治生涯来说，这无异于灭顶之灾，午饭前他便宣布了退选的消息。蒂娜向各大媒体通报了这则消息，毕竟这是她的本职工作。归根结底，杰克还是党内最可靠的候选人之一。竞选还没有正式开始，就有一个人倒下了。
那个星期天，金妮一直在厨房里坐着，餐桌上散放着一堆报纸，她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各种不安的情感。媒体的恶毒笔触赫然在报纸上显现着，她感到很伤心，又感到极其愤怒，但这种事适逢竞选大会开幕之际，爆出来以后的确让人们兴奋不已，算是为这次该死的竞选增添了一剂兴奋剂，但她的心中不由得一阵阵的刺痛。白天慢慢过去了，恐惧浸满了她的内心，她认识帕斯卡夫妇，虽说不是很熟悉，他们都是很正派的人，不该遭此厄运，不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毁掉。哪个母亲都承受不了这种刺激，不过话说回来，谁都有可能碰到这种事。也就是说，她金妮也可能会遇到这种事，杰玛要是有一天也染上了毒瘾，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身为母亲，恐惧在她的体内越积越深。
那天晚上他们去做弥撒了，并不是为了树立什么形象，也不是为了拍张照片登报用，甚至不是为了两个孩子上的是教会学校，而是因为这是他们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教堂里的香火味、诵经声和漆黑的角落让多姆觉得踏实。他总把教堂称为“上帝的烟雾弥漫的后屋”。金妮总陪多姆一起去，上大学的时候，俩人第一次认识那会儿，她就是陪他一起去教堂的，尽管她并不是天主教徒，也不信仰任何宗教。她是个很实际的女人，凡事总是自己拿主意，去教堂完全是为了多姆。多姆做弥撒的时候，她就坐在长椅上，不时环顾教堂内部，烛光闪烁，气味香醇，令人陶醉，石板铺就的路也不知道被多少信徒踩踏过，反正都磨出了光亮。从黑暗、布满灰尘的角落朝外听去，她好像听到了低泣的声音，或许是帕斯卡夫妇在哭，他们的生活被扯碎了，跌入了深谷，便默默地来到“上帝之屋”中寻找慰藉。唉，清白无辜的人竟然也要承受炼狱之苦。然后，她的目光落到了那个忏悔室上，她不知道那些忏悔的人都在里面说过什么，多姆在里面说过什么，便试着倾听从里面传出的回声。当然了，多姆是不会向神父忏悔他和朱莉娅的私情的，他觉得这种事太丢脸了。多姆至少在这一点上不及她的父亲。
俩人一块儿往回走的时候，她的心里乱乱的。起风了，风很大，她又想起了帕斯卡夫妇，想到了一个好端端的政治家庭就这样被毁掉了。伊莱恩·帕斯卡对女儿的感情正如金妮对杰玛的感情，也是那么深。金妮很担心，自己一旦从政，以后女儿出点什么事该怎么办。正想着，暴雨来了，他俩赶紧跑进了一家店铺的门道里。俩人打着一把破伞，身体突然就挨近了，这让金妮不由得想起了15年前，也是一个下雨天，那是在诺丁汉，暴雨也把他俩赶进了一家店铺的过道。那时他们才认识一个星期，正在雷斯市场周围弯弯曲曲的胡同里走着，地上到处都是垃圾。突然天降大雨，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俩人赶紧找了个躲雨的地方，他们的世界一下子挨近了。雨停了，俩人开了间房，偷尝了禁果，那是他们的第一次。事后多姆还开玩笑地列举了一系列的清规戒律，说他们破了戒，理应受罚。那一刻永远留在了金妮的心底。
狂风吹打着他们的伞，雨点啪啪地打在他们脸上，多姆伸出一只胳膊紧紧搂住了金妮的腰。她没有抗拒，“你也想起了那一幕，对不对?”
“是的。”
他咯咯地笑了笑，用手碰了碰她的乳房。
“别动，你这个大猩猩。咱们还有很多的事要做呢。”
“比方说?”
“这次的领导人大选。”
“你是说那个绿眼大怪物吗?”
“有些人天生就是搞政治的料儿。有些人刚把位子捞到手，还没坐热乎，就在眼皮底下被人家拿走了。”
“我觉得咱们有戏。还有杰克。”
“蒂娜把帕斯卡夫妇的事登在今天的报纸上了。”
“你敢肯定?”
她没说话，眼神给了他答案。
“真卑鄙，”他说了一句，风吹打着他们的伞，雨点拍打着他的领子，“这事和你有关系吗?”
“关系大了。我向来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蒂娜这么做真够缺德的。”
“如果她不是为了杰克才这么做的，那是为谁?”
“为你。”
“嗯，也许有一天她会为我这么做，可这次是为谁?”
“为你。”她又说了一遍，语气更坚定了。
他嘟囔了一句什么，可风太大，金妮没听清。
“你说什么，多姆?”
“未免太早了吧……太早了……”
“什么?你是没能力?还是没这个心?”
“去他妈的，金妮，我今天坐到了党主席的这个位子上，已经够幸运了。科林本是我的上司，现在他死了。如果这次我失败了，我的事业也会和他一块儿进坟墓的。”
“可你还没有失败啊，多姆。”
“可是——”
“别再说什么该死的‘可是’了，多姆。”她厉声说道。
“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当一把手吧?”
“当然愿意了，可是——”
她呻吟了一声，又是这个该死的词，“不管你有没有种，我都想让你当一把手。”
他哈哈大笑起来，“听着，金妮，这事咱们明天早上再考虑吧，在《暴风雨》38的一幕中讨论这事不合适。你刚才说有没有种这事，咱们为什么不马上回家，然后——”
“选战明天就开始了，你还有心思想这个。我写了篇小文章，是给《档案》写的。”
“阿尔奇听了这事会疯掉的。”
“我倒是盼着他这样呢。”
“可是——”他又说了这个该死的词，“你为什么没告诉我?”
“因为你肯定会把这件事告诉阿尔奇，阿尔奇听了以后肯定会疯掉的。”
“关于这次的领导人大选，你那篇文章中都说了些什么，金妮?”他迫切而焦虑地问。
“只字未提，什么也没说，连个口风也没露，写的都是瓶装水之类的事。”
“谢天谢地。”
“还有，我只花了几个小时，赚的钱就比你两个星期赚的还多。”
“开玩笑的吧?嗯，这事倒是应该庆祝一下。”说着他伸出一根手指把她脸上的一滴水珠擦去了，“这样的话，为什么咱们不马上回家开瓶好酒，然后——”
“不行，多姆尼克，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可不想让你分心。”
“分什么心?”
“考虑明天上午你要做的事啊。”
他轻叹一声，说道：“金妮，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别的女人一样，满足我这个小小的要求呢?”
第二天一大早，送报纸的就把登着那篇文章的报纸扔到了金妮家门口的地垫上，上面一个大大的副标题写着“尖锐的艾治”。作为树立形象之用，用这样的标题还不算坏，文章写得也算合适，占了两页，配以金妮的几张私人照片，照片上的她很休闲地躺在卧室的床上，周围摆放着一圈半空的箱子，刚搬了新家嘛。她写的只是一些对生活的感悟：
我的快乐来源于三个要素：家庭、友谊和遗忘。说到政治家，众所周知，他们并不是完美的，如果你嫁给了一个这样的人，生活中就既会有坦途，又会有坎坷的泥泞的路，这就是我选择遗忘某些事情的原因。辛辛苦苦做出的饭喂了狗，电话铃声在深夜中响起，孩子的自行车坏了，他却忘了修理，早上不吃饭就出门，晚上从不回家，还有你的丈夫去某个女主人家做客时，要是赶上个风流娘儿们，趁你丈夫帮她在厨房里洗碗时会猛扑上去，猛烈地干一场，这样的事你也得承受。当然了，这种事不是每天都会发生，一周一次吧，你得学会应付它并学会遗忘。
写作风格不像托尔斯泰，也和金妮平时的写作风格不大一样，但文章中透着幽默，观点新颖，又有热情，这些都为她树立个人形象起了作用。
说到喝东西这件事，有些潜在的危险始终在威斯敏斯特存在着。不只是喝酒，喝水也一样。你会发现政治家们喝的都是瓶装水。不是自来水，而是盛放在某种很可笑的塑料瓶子里的水，这种水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在威斯敏斯特的某些餐馆，一小杯就要5个英镑，你能相信这事是真的吗?这个价比汽油都贵，比一杯上好的葡萄酒还贵。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生产这些瓶装水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运输费用更高，堆积如山的空瓶子会对环境造成污染。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喝的那些所谓的矿泉水竟有一半是自来水。因此，我的问题就来了：你想省钱吗?想对我们暂住的这个星球做出一份贡献吗?如果你喝水的时候非得喝瓶装的，那就找个空瓶子在里头灌满自来水，没人会看出来的。事实上，这种事我们已经做了好多年了，我怀疑有些餐馆也是这么干的。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是高兴的。
阿尔奇·布莱克斯通打电话来的时候正是早上7点半。
“哦，亲爱的，”金妮打着哈欠说，“你生气了。多姆说你会疯掉的。”
他像头驴子那样乱吼乱叫着。她的声音却是低沉的，上衣上落了条棉线，她捡起来扔到了一旁，然后站起身，端起茶壶、茶碗在屋里转悠，弄得叮当响，好让电话那头的阿尔奇明白她正在忙，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我们是一个团队，这一点你明白吗，艾治太太?你写的这篇文章到头来会反咬你一口的，还有卧室里的照片，你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你把私生活抖搂出来，当成诱饵。你会给你丈夫惹麻烦的——你会给全党惹麻烦的。”他停了一下，想看看她对他的话作何反应。
朱莉娅。他拿出了朱莉娅和她丈夫的风流韵事威胁她，也许他说得在理，这一点她倒是没考虑到。
“下次我写的时候会认真考虑你这番话的。”她冷冰冰地说。
“什么?还有下次!”
“我没告诉你吗?《档案》挺喜欢这篇文章的，想让我接着写，我想你会喜欢的。”
说完她便挂了电话，要是她能这么轻松地忘掉朱莉娅该有多好。
命运并没有关照阿乔克。工作没了，收入没了，靠着领取失业救济金过活，可就在这个时候，政府新采购的一套计算机系统出了点问题，导致救济金无法按时发放。这套系统可是花费了几百万啊，她却干巴巴地等着，一分钱也拿不到。她也明白工作人员的苦衷，每一分钱都有记录的，人家不可能自掏腰包周济她，只能等到系统修好之后再领钱。看着工作人员小心翼翼的样子，她忍不住想到，当初采购这套系统的那帮家伙要是这么小心就好了。
她的小儿子米约克想买双新足球鞋，这好像并不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因为米约克的球技突飞猛进，学校想让他进最好的足球队，可这里不是苏德，不能光着脚上球场啊。她想给人家洗衣服，可现在每家每户几乎都有洗衣机，谁会用她洗呢?就算有人一时发善心，用她洗，可衣服洗完以后人家总是抱怨这儿洗得不好那儿洗得不干净。
然后，派特·克瑞希给她打去电话，让她过去找他，说有件事对她说。她想把车费省下，就步行到了那里。每走一步，回家的渴望就越加浓烈。她并不是不心存感恩——这个新的国家给了她那么多：一间干爽的公寓、一部电话、一台电视机，甚至还有一台洗衣机，这是她做梦也没想到的。然而，她的心中始终充满了对苏德往昔生活的向往。这个地方不是家，也永远不会成为她的家。她想起了小时候蹲在地上看着成群的蚂蚁从尘土中穿过的情景，就算你朝它们身上泼一盆水或者拿起一根小木棍打它们，都无法阻止它们前行的道路。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的人让她想起了那些蚂蚁。一次，一位老妇人被撞倒在地，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刚买的东西散落了一地，可周围的人们仍像那些蚂蚁一样来来回回，永不停息，没人肯上前去看一下她。英国真是一个奇怪的部落，和她的父母从传教士那里听来的大不一样，传教士口中的英帝国是尊贵的，严酷的秩序延伸至世界的各个角落。其实，他们远称不上是一个部落——在苏丹人眼中，英国什么都不是。好像并没有将他们紧紧连在一起的某个纽带，他们没有共同之处。某个医生是旁遮普人，某个清洁工来自乌克兰，在失业救济处工作的那个女人的口音比阿乔克的还要浓重。走在街上，看到了那么多的人，看到了那么多的商铺和咖啡馆，却一样也无法让她和想象中的英帝国的样子联系起来。只有在某些慈善机构，那一张张脸和口音才让她想起上学时学过的那种标准英音。她觉得奇怪，觉得困惑。在阿乔克看来，英国是一个多部落的国家，并不纯粹。哦，她多想回到苏德，可她知道苏德已经走出了她的世界，只有在电视上才能一瞥它的样子。还有孩子们，那里什么也没给他们留下。阿乔克继续向前走着。
终于到了，派特·克瑞希正在等她，坐的还是以前那把椅子，“阿乔克，欢迎你来。请随便坐。我有件事要告诉你。”这个劳工部的男人笑呵呵地对她说。
阿乔克迟疑地坐在了那把硬硬的木头椅子上。克瑞希挥了挥手中的一封信，而后隔着黏糊糊的桌子递给了她。戳记还和原来的一样，也是财政部的律师寄来的。
“他们想把这件事解决掉，”克瑞希说，“想给你一定的补偿，不过，当然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他们的错。”
“他们不认错，怎么解决?”阿乔克一字一句地读着那封信。
“想把这事摆脱掉，如果咱们把他们告到劳动仲裁法庭，那他们可就亏大了，赔的钱比这个要多得多。”
她的目光落在了钱数上——850英镑。这笔钱对她是多么重要啊，能买很多的足球鞋、车票和课本，能买很多的干净毛巾和丰盛的饭菜。“你说我该怎么办，克瑞希先生?”
“这个嘛，你有可能还会多拿点儿钱，”克瑞希说，“不过，他们说了，错不在他们，是你的错，因此只给了一半的钱。咱们去法庭可以要求多赔偿一些。不过，我要提醒你，阿乔克，咱们也有可能白去一趟，法庭有可能会说你太固执，觉得你太贪婪。很难说这件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过就是某种游戏嘛。”
“是他们在玩游戏，我没玩。”
听了这话，克瑞希的声音变得没那么热情了，“劳工部的意思是要你把这笔钱留下。老梅西说这样一来整件事就变得简单了，还能省掉大伙儿不少的麻烦。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你是怎么看的，克瑞希先生?”
他抿了一口黑啤酒，这才说：“我个人觉得这件事越简单越好，钱对你来说很重要。”
“可这不是钱的问题，克瑞希先生。我想要回我的工作。”
“那你就得去法院告他们了，不过这么做很冒险，另外，这笔钱得推迟一段日子你才能拿到。”
她又扫了一眼那封信，又看了一下那个金额。她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然后她的目光落在了信的最下端，一个潦草的签名，签名下面又有一个机打的名字：阿卜杜·拉曼。不是英国人的名字，是阿拉伯人的名字，并且很有可能是巴拉加人。
在她的村子里，村民之间起了纷争，自有一套解决矛盾的方式。村里的长者聚集在那棵高大的胶树下面，由族长带头讨论。当事双方陈述过后，由长者进行判定。不只是简单的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涉及涉事双方受伤的感情和丁卡人的自尊。从早晨讨论到中午，大伙儿越讨论越热烈，好像永远都说不清。但到了傍晚时分，长者总会提出一个令双方满意的办法，比如说谁赔付给谁一头奶牛啊，谁赔给谁一头公牛啊，这事就算完了，因为当事人觉得这些长者是智慧的代表。这是让双方都有面子的唯一的解决方式，而后双方继续生活，和睦共处，而不是用刀枪说话。这种解决纷争的方式是在大白天进行的，双方面对面，心里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出来，用不着藏着掖着，而不是晚上在某个小泥棚子里或者小酒馆里偷偷摸摸地进行的。不行，这封信上说的都是谎话，不能就这么认了，阿乔克想。她想捍卫自尊。
“我不接受，克瑞希先生。”
“真的?”他盯着她的黑眼睛，她的眼神沉静却坚决，用不着她回答了。他把杯中酒喝干了。
“祝你好运，姑娘。我去告诉梅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