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章写得很简洁，都是大白话，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你是否注意到总把错推到别人身上是一件多么坏的事?如今，我们好像很难做到宽恕别人，更别提什么遗忘了。我们责备对方的错误，非要把人置于死地不可。这种做法会毁了我们。这就是医生害怕诊治，邻居不愿帮忙，保险费用越来越高，以至于每个人都快变成诉讼律师的原因。
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中需要一点点的宽恕，先从家里做起。这种事好像不总是那么公平，因为我们女人到头来宽恕男人的次数要比男人宽恕女人的次数多，作为政治家的妻子，在这件事上要做的就更多了。他把结婚纪念日忘了，因为秘书没有把这件事记在他的日记本中;孩子在学校参加运动会或者圣诞会，他没现身，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在工作;你独自一个人在餐厅里坐着，浪漫的晚餐都放冷了，他却没露面。这样的事情简直太多太多了。
我有位密友，她的丈夫也是政治家，最近她对我说，她丈夫已经变成了一个“口是心非的家伙”。其实，她的原话比这个难听多了，我在这儿就不转述了。你无法相信在威斯敏斯特这样的事情有多常见。诱惑多，压力大，夜不归宿和分居的日子多了去了，晚上开两瓶好酒，喝个烂醉，搞点儿龌龊事，真是有意思，这些白天里为我们设立规则的人，晚上却把这些规则都抛到了九霄云外。现如今，相信、崇拜政治家变成了一件很可笑的事。
现在回过头来接着说我这位朋友的丈夫。人不错，但我觉得离完美还差很远。她曾想到把他一脚踢开。我问她结束婚姻，让孩子承受无边的痛苦，她会从中得到什么。“报复!”她大声喊道。我给她列举了一些很实际的后果。这么做她会承受无法想象的痛苦、高昂的律师费、两个受到伤害的孩子和一张修道院般冰冷的床。哦，当然了，到头来她会另找个男人，却不过是甩开了一个不完美的男人，投身给了另外一个不完美的男人。
我是在伤害我们的男同胞吗?我认为并不是这样。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他们或许已经从山洞里爬了出来，但在情感上，他们还没有脱掉内衣裤。我的意思并不是忘掉痛苦，对他们犯下的错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如果你想方设法让他吃苦头，你受的苦也得让他尝尝，让他三番五次道歉认错，下次再面对诱惑时要长记性，那么你会为了惩罚他，连你自己和孩子也给搭上了，这么做简直划不来。站在你的男人身后支持他，这种做法好像已经过时了，不过我觉得像现在这样，匆匆行事、草率做判断并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幸福。
面对政治家时，我们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犯了一个错就狗屁不是了。我觉得这种态度并不能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如果一个政治家一辈子都没犯过错，那只能说明这个人一辈子什么也没干，一事无成。最好的领导人——比如我国的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和美国的肯尼迪总统，从政途中都犯过各式各样的错误。重要的是，好的政治家会从错误中汲取教训。
因此，我的建议是想办法解决问题。报复并不是最好的手段，打冷战也不可取。让一个罪人主动去忏悔，让他的良心感到不安，而我们要做的只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文章写得还不赖，提到了她和多姆之间的问题，只有那些愚蠢的家伙会认为她写的是“她的某个朋友”的事。是的，她和多姆之间已经有问题了，她担心以后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因此，她采取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手段，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原谅丈夫的出轨行为。
多姆按部就班地忙活开了：筹钱、与人握手、从总部探听消息和经验，一旦宣布自己参选的消息，他就得从党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了。要公正、公平，而且这种公平要看得见。
与此同时，金妮也在忙着准备。她找了很多人的私人电话号码，有各大报纸、杂志社编辑的，还有政治专栏作者的，电话费也多了不少，在冰箱里填满食物，因为好多时候忙得都没空做饭，还给多姆买了几条新领带。刚搬新家没几天，卧室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还没来得及整理，地上堆满了杂物，走的时候只能跳着走，另外，她给自己买了一种新的品牌的香水。
她去看望了圣泽维尔小学的校长本尼迪克特神父，把丈夫出轨和参加竞选的事对他说了，让他严守秘密，不让他们的两个孩子受到什么伤害。不要让别人吓唬他们、欺骗他们，也不要给他们拍照。他微笑着，苹果般红润的脸颊上泛着光，他在想一位两个孩子的父亲即将成为政治明星，并告诉她，他会为他们祈祷。金妮获得了神父的祝福，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她想一个人在教堂里待一会儿，这么做不会有什么坏处。
唱诗班正在唱圣诞颂歌。指挥挥舞一下手臂，白色的法衣袖子啪啪一响，唱诗班便发出了如夏日云雀般动听的声音。有那么一会儿，她的记忆将她带回到了童年时代。他的父亲什么也不信，却让她定期去教堂，每周二晚上祈祷，周日还要祈祷两次。她想起了她第一次参加午夜弥撒和平安夜彻夜不眠等待着耶稣降临的情景，那是她第一次熬过午夜12点还没有睡意。也是在同一个圣诞节，她第一次看到父亲打了母亲，从此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去过教堂，直到多姆尼克走进了她的生活中。她又回到了教堂，因为她想让他们两个人的生活和她小时候的生活区别开。她想要一个团结、友爱的家庭，而有的时候，她觉得这种憧憬还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但她现在不这么想了，她的生活中充满了波澜。
她又想，到这儿来是个错误。她不喜欢这个地方，不喜欢这里的音乐以及带给她的回忆，宗教中那种说教性的东西让她觉得困惑，她想站起来转身出门，却在唱诗班当中看到了本。他唱得很投入，眼睛跟随着指挥的动作一眨一眨的，歌谱也随着身体的摆动来回动着。他没有把自己参加唱诗班的事告诉她，因为他觉得作为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狂热球迷，干这种事一点儿也不酷。他正在长大，开始自己做决定，当然了，成长之路上也会犯错。他正在一天天地将她落远，就像一艘初次离港的船，一路上摸索着在各种各样的逆流中前行，却不知道要驶向何方。突然，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竟是如此悲惨，便偷偷抹着眼泪跑出了教堂。
鲍比给她打电话了。他的声音听起来疲惫而兴奋。她回到家，发现他正在等她。
“有什么高兴的事?”她问。她的心情并没有他的好。
“这里头有料。”说着他晃了晃手里的录像带。
哦，这时她才想起来，是酒店的监控录像带，最近的事情很多，她差点儿就把这事给忘了。鲍比用了好多工夫，晚上偷偷看监控内容，这才把有用的都剪辑到了这一盘上，给她带来了。她靠着杰玛的书包，这个书包还是她母亲给她的，现在她转给了自己的女儿。鲍比把录像带放进录像机，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机。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带颗粒的图像：一男一女，正在酒店的过道上走着，停在一扇门前，有说有笑，搂着进了屋。过了几个小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就见那个男的独自一人离开了那间屋子。又过了一会儿，这才看到那个女的手里拎着个包离开了。
“怎么了?”金妮心不在焉地问。
“那女的是黑泽尔·巴沙姆。”
“难说。画质不够清楚。”
“已经够清楚了。”
“那个男的呢?那个男的是谁?”
“还不敢确定——是谁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不是她丈夫。那个时候他正在诺福克睡觉呢。我怀疑是艾德里安·波尔汀。”
“新闻部的主管?你怎么会觉得是他?”
“他给她付的房费。”鲍比的手兴奋地颤抖着，从兜里掏出来一张纸：是一张开会期间巴沙姆在酒店住的3个晚上的消费单据的复印件。房费、酒费、闭路电视费、洗衣费、停车费等等，都是艾德里安·波尔汀签的单，用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单位的信用卡。“他很可能在下次报销的时候把这笔花费报了，”鲍比笑着说，“我想咱们逮着她了——逮着他俩了。很讽刺，是不是?这个女人还想在全国都装上摄像头，他妈的自己的屁股都不干净，呸!”看得出来，他很讨厌这个女人。
金妮仍然靠着女儿的书包在沙发上坐着，一声不吭地盯着电视机屏幕上暂停的画面。
“录像带上还有呢——别的内容，不过我觉得这个才是咱们想要的。”鲍比犹豫不决却又很兴奋地说道。
沉默。
“你这是怎么了，金妮?”
“我不能这么做，鲍比。”
“为什么?”
“我们不能在个人道德这方面做文章，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正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
“可没人会知道这件事是你放出去的。”
“可我自己知道，鲍比。我不想做一个伪善的人。”
“可你知道这盘录像带花费了我多少时间吗?花费了我多少个夜晚吗?”鲍比生气地揉捏着表带说。
“对不起。”
鲍比的情绪上来了。“你这是怎么了，金妮?怕了吗?”
“或许吧。我有些担心，如果咱们将巴沙姆的事说出去的话，到时候多姆参加竞选了，人家也会在这方面指摘他的，因为他自己就不干净，那不就全完了吗?他是个小角色，他的丑事就算上不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也够我们一家受的了。我想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我想我明白。当初我还以为咱们是一路人呢，可你现在说你打算不这么做了。你要知道，这个叫黑泽尔的女人可是愚蠢透顶，还以为别人发现不了她和别人挪用公款、跟别的男人乱搞的事呢。”
“对不起。”
“是的，‘对不起’，你就会说这句话。”他气鼓鼓地站起来吼道，“还有，你以前说过，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咱们都要朝着你的那个目标前进，可现在你反悔了，不打算干了。你可把我给坑苦了，你在玩我!你还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我觉得你冒犯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让我马上告诉你，原来都是骗人的鬼话!”
她听到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事情说来就来了。
蒂娜打电话说过来闲聊。“也好，这事跟她提提也好，在家里说更方便些。”金妮这样想着。蒂娜来了，随手把车子扔在路旁，就像扔一只垃圾桶。她穿的也是暴露至极，针织衫的领口开得很低，丰满的乳房汹涌澎湃，跃跃欲出。她这么穿就是为了惹人注意，真可谓是衣不惊人死不休。
她一路跳着进了门，向金妮问了好。金妮给她沏了杯茶。
“什么?现在不是正闹水危机吗，你还敢喝这个!”蒂娜开玩笑地说，“喝香槟吧，我一直喝香槟的。”金妮听了这话把茶壶端走了，拿过来一瓶香槟。
“我刚才跟玛吉·安德鲁斯一块儿吃饭了。”
“是吗?我还以为你对她没兴趣呢。”
“这人左右摇摆，当然靠不住啦，不过，就是因为这一点才有意思呢。她对谁都不忠心，谁都愿意聊。”蒂娜一开口就没完了，就像个小火炉，身体里烧得旺旺的，怎么都压不住。金妮倒好了香槟，听她说些关于查理·马特豪斯的废话。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以前在他手下干的一个秘书，有天晚上在自己家前门外的路灯杆上上吊了，多亏有人发现这才没死成。”
“她为什么上吊?”
“可能跟谁吵了一架吧，管他因为什么呢，反正是上吊了，其中的原因让那些搞媒体的狗杂种们去查吧。”
“你打算把这件事泄露给媒体?”
“那当然啦。为什么不这么做?”
“我只是在想……”
“想什么想。”她又滔滔不绝地说开了，一会儿让金妮透露些竞选的内幕，一会儿又跟她要总部的什么调查报告，根本容不得金妮打断她的话。
金妮找了个借口去了卫生间，她想让自己静静，把那件事告诉蒂娜，可她只看到了蒂娜那双涂着眼影的空洞的眼睛。她回来以后，发现瓶子里的香槟都被蒂娜喝光了。
“这香槟还真不错，”蒂娜的话匣子又打开了，“和那些思想上摇摆不定的人一块儿吃午饭，真有意思。刚才我要是叫上你就好了，不过也不急，等这场竞选会结束以后，咱们在一起玩的时间有的是。我听说可能有黑马出来。你觉得会是谁?去他妈的，管他是谁呢，反正明天一过提名就结束了。我想有些可怜的家伙得先把自己的私生活处理好再参加竞选。不过，这些家伙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多姆准备参选。”
蒂娜倒吸了一口凉气，不说话了，惊得都把酒杯打翻在了地上，“什么?”
“我一直想告诉你……多姆决定参选。”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一阵沉默。
“你这个两面三刀的婊子!”
“蒂娜，真对不起，可——”
“原来你一直在玩我啊。我却那么信任你……”蒂娜的话没说完，就疯了似的朝门口冲去，到门口以后却又突然停住了，转回身对金妮说：“他没机会的。他那个小婊子会害死他的。你想象不到会有多少污水泼在你的脸上。”
“蒂娜，你不能……”
“你他妈的就等着瞧吧!”
“蒂娜，求你了!”
可蒂娜早就出了门，朝自己的车子跑去了，掏出钥匙，打开车门，坐到了驾驶位上。把一块薄荷糖塞进嘴里，掏出镜子看了一下自己的样子，扭动钥匙开动了汽车。她开始倒车，倒了两次才把车从路旁开出来，上了主路。
金妮站在门口看着她远去，然后掏出了手机。
蒂娜在离家还有一半的路程的地方被警察拦下了。她待在车上，怒气冲冲地和两个警察吵，“你们他妈的知道我是谁吗?”不过这次这招不管用，她涉嫌醉酒驾车。警察让她下车，她不肯，其中一个将头伸进车窗就要拔她的车钥匙，她扬手就是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抽了那个警察一下，然后猛踩油门一溜烟跑了。她只跑了不到1/4英里，人家就又把她追上了，她跑进一家商店，装成顾客在买东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是一团糟。一群顾客过来把她围在中间盯着她，一个有些胆量的小伙子还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两个警察进来了，警告她，她可以什么都不说，不过她说的每一句话都会作为呈堂证供。
蒂娜应该就此认错，然而她已经发了疯，失去了理智，她威胁人家，说要降人家的职，把人家的睾丸割掉等这些不堪入耳的话，人家便拿出手铐，强行把她铐住。与此同时，又有一辆警车赶到出事现场，人家连推带搡把她塞进了警车，这下她出丑出大了，周围站着那么多人，一个个对着她指指点点。等到了警察局，她更是一句话不说，人家说她醉酒驾车、拒捕、侮辱警察，她也不说话。最后，她被带进牢房，在里面待了段时间，这才恢复了神志，她哭了，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同一句话：她想见她的丈夫。
金妮给鲍比打电话，但鲍比不接，也许是他故意不接她的电话。她打了两次，都是徒劳，第三次，她给他发了条信息，说觉得很对不住他，让他马上回电。
她想找个人说说话，找个能分享她心事的人。她慢慢走上楼梯去看孩子。本正在胡闹，躺在床上，用被单把自己包裹起来，还打了个结，胡乱蹬腿、伸胳膊，就像是在练武术，她没打扰他。杰玛正在安睡。她在女儿的床边坐下，伸出手，给她把落在脸上的一绺头发弄到耳朵旁，然后俯身亲吻她那红红的脸颊。她常想自己的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待的最后一个晚上，进来和自己道晚安，为自己整理好被子，确保一切都没有疏漏时是否也这么亲过自己。
那时候金妮11岁，比现在的杰玛要大一些。她的年纪不大，却已经搬了7次家，家总是母亲收拾，父亲总是让家变得冰冷。他统领的部队在福克兰群岛之战中失利，英国老百姓骂他们，朝他们扔酒瓶，上级降了他的级别，让他守着一个小小的设在外国的军事基地了却残生。他气急败坏，心灰意懒，既不配合总督的行动，也不听上司的话，只是拿手下的士兵出气。他每天用严厉的手段惩罚那些士兵，不断给他们压力，士兵个个怨声载道。后来又出了一件丢脸的事：出纳员挪用公款被查，这让他的部队蒙受了莫大的耻辱，大伙儿纷纷指摘她的父亲，说这是他父亲的错。他是指挥官，对手下的渎职行为负有责任。他转过头来把怒气都撒到了她的母亲身上。他并不是经常打她母亲，只有在喝了酒的时候才会打她，而是在感情上折磨她，忽视她，就当她不是这个家里的人，不存在。不论她的母亲为这个家付出多么大的辛劳，用什么样的方式讨好他，他都不为所动。他的父亲先是抱怨，后来就给她母亲白眼看，他自己也从失落陷入了绝望之中。
金妮想起了那天晚上的事，她能想起来的并不多。正睡到半夜，就听有人低声说出事了。她发现自己被父亲手下的一位军官抱着到了她父母的卧室门前，门口都是人，人们在嗡嗡地说着什么，接着她被放到了一辆汽车的后座上。此后，她有两年没见过她的父亲，再后来，她才听说了那天晚上的事：她母亲先是吃了很多药，而后喝了很多酒，就此结束了悲惨的一生。验尸报告上却写着“意外死亡”。直到又过了很多年，她的姨妈才告诉她，说她母亲死于“自杀”。后来，金妮问她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她的父亲就打了她。
金妮见过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被毁掉了，在那样的噩梦中生活过，她发誓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不让这样的结局降临到自己的孩子们身上。蒂娜有家，但她正在毁掉它，终日泡在酒精中。她这辈子就算完了，这一生注定过得不会很光彩。这时，不知道为什么，金妮哭了，她的心里很痛。
她用杰玛的羽绒被把眼睛擦了擦，然后站起身，出去的时候轻轻地关上了门。
第二天早上报纸的头条并不是杰克·桑德斯想看到的，因为在这一天，反对党领导人选举大会正式开始。
《法律和混乱》——这便是《档案》的头条，封面上是一张大照片，蒂娜正用手提包打一个警察。考虑到这张照片是用手机拍摄的，效果还不错，第四、五、六页的照片是蒂娜被捕的时候拍摄的。另外几家街头小报也纷纷发表文章，说政府刚刚刊发一年一度的醉酒驾车处罚条例，蒂娜就顶风作案，这还了得，应该让她在号子里过圣诞节。
杰克发表了一份声明，说蒂娜患有精神上的某种疾病，但这种疾病正处在潜伏期，蒂娜曾“非常勇敢地与疾病作战”，让大家给她留些隐私，让她先把身体养好再说。这个时候，一家媒体的评论员发表评论说，杰克获胜的概率很大。
《档案》的独家报道本来是多姆宣布参加竞选的事，但蒂娜这事好像更有吸引力。当天下午3点提名即结束，报社提议，届时多姆发表一份参选声明。人们都想不到多姆会参选，多姆本人也没什么经验，遇到杰克·桑德斯和埃德·古德瑟普那样的事，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谁又能说得准会出什么样的乱子。
下午3点，提名结束，整个选举局势也变得越发明朗。候选人一共7位，一位政府官员立即给他们7个起了个外号——“世界7大骗子”。黑泽尔·巴沙姆是唯一的一位女性候选人，肯·波士顿也是在最后一刻才冒出来的，此人身份不太明朗，据说是个同性恋。他知道自己几乎没有胜算的机会，故此只是想出出风头，引起新任领导人的注意。唯一来自苏格兰的候选人是雷恩·梅登，剩下的几位就是查理·马特豪斯、杰克·桑德斯、埃德·古德瑟普，当然还有多姆。
4周后，一切就会见分晓。这周末，选票会寄到各个党员手中，附带的还有一封卑躬屈膝的信，恳求人家给捐点钱，写好了的选票要在12月15日前寄回，到时候就该做统计工作了。刚开始的时候都挺热闹的，选票一发出去就安静了下来，整个气氛也随之变得凝重了。《卫报》发表文章说，候选人谨慎行事是现代选举活动中的重要特点。真的是这样吗?
蒂娜也没闲着。她只是一时的精神错乱，等她一清醒过来，警察就把她放了。她的律师说她是无辜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还说她是被她丈夫的那些政治宿敌害的。出来以后，她逢人便说，说自己是政治的牺牲品，在各大媒体上发表相似的言论，即便是对那些她不怎么喜欢的人也是如此说。她就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那位勇敢的老人，划着小船，挂着破帆，用锐利的言辞四处向敌人发起攻击，到最后就连杰克和她的律师的话她也不听了。她提醒大伙儿，古德瑟普是个大骗子，肯·波士顿是个流氓。
第一波攻击的余波刚刚散去，她就把矛头指向了梅登，说他之所以混到今天这个位子，完全是因为1993年在党代会上发表的那次演说，并在以后的每次重要党代会上试图再现当初的光辉荣耀。一句话，这个人只会耍嘴皮子，真本事一点儿没有。然后她铺天盖地地散播马特豪斯和他的秘书的丑事，休息片刻，她又端起霰弹枪，对多姆的风流韵事一顿猛攻。令她没想到的是，这场攻击慢慢消停以后，马特豪斯的那位前秘书去了澳大利亚，而朱莉娅也不见了踪影，要知道朱莉娅可是各大花边小报的卖点，如今人不见了，人家对蒂娜也就没什么兴趣了。
但蒂娜没有就此收手。一天，她和律师搭乘出租车去法院，车子到了门口，她下车以后逢人便说那7个候选人的丑事和自己沦为政治牺牲品的遭遇。等见到地方法官，她也不依不饶地拉着人家说个没完，她的律师见此情景赶紧过来阻拦她。她被判有罪时还在一个人瞎嘟囔。结果，法院判她入狱两个星期以儆效尤。听到这个消息她当场昏了过去，这是她被捕以来第一次变得安静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杰克·桑德斯宣布退出领导人大选。
这样一来，候选人就只剩下6个了。
差不多一夜的工夫，就在多姆筹备竞选团队时，金妮的世界里突然就涌进了很多的新朋友，这些人大都是搞政治的。说真的，有些金妮不太喜欢，有些还不认识。有些跟她见面时，仿佛是认识了一辈子的老朋友，有些表情冷淡，就好像她并不存在一样，还有的只把她当成了端茶倒水的家庭主妇。她说得少，听得多，一脸和气地跟每个人打着招呼，尽着自己的本分。如果多姆这次败选，这一切就无所谓了，如果他赢了，那她就知道这些人当中谁是可以信赖的，谁又是他们这次竞选旅程中的障碍。
她没有见到鲍比。他仍不接她的电话，后来她又去总部找他，他的同事说他好几天都没来上班了。
鲍比在肯辛顿一个时髦街区的一间公寓里住着，离高街并不算远。金妮把车子停在外面的路上，心里想，这儿的房租这么贵，鲍比的薪水又很有限，他肯定有别的收入来源，说不定常向他的父亲要钱。楼里没有电梯，楼梯两侧的墙上贴着19世纪30年代的广告，纸都老旧发黄了，却装饰得很讲究。走到半路上，一个年轻的女人从一个房间里冲了出来，打着电话，手里的宝马车钥匙叮当作响。就见这个女人抬起头，冲金妮抱歉和不耐烦地一笑，挨着她的身体下了楼，一路上还在说个不停。真是个典型的雅皮士。
鲍比住的那间公寓的门上没安门铃，金妮握紧拳头咚咚地敲起来。没人应声。她又敲了一通，过了一会儿，门慢慢开了，可她面前出现的那张脸让她觉得有些陌生。鲍比好几天都没刮胡子了，衬衣皱皱巴巴的，脚光着，但他的目光吸引了她的注意。他的嘴唇很红，透着怒气，瞳孔呆滞、死灰，看样子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见到她，他的眼睛里既没有欢喜，也没有惊讶;既没有露出表示欢迎的神情，也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认识眼前这个女人的迹象。
“你收到我的短信了吗?”她问。
他什么也没说，门也没关，转身回到屋里。他重重地倒在一个黑色皮面沙发上，瞧上去他好像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碗和杯子散落在木地板上，沙发前面有个矮桌子，上面放着些剩饭，一看就知道是在微波炉中热过的，一瓶红酒喝得只剩下了一半。屋里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气氛，臭气熏天，鲍比好像成了个50岁的糟老头子，孑然一身，无依无靠。
“你这是怎么了，鲍比?”
“真对不起。如果我事先知道您大驾光临，会让女佣把屋里好好收拾一下的。”
他这么说是故意惹她生气，她不动声色地说：“道歉的应该是我，那天的事是我们误解对方了。我一直在担心你，知道吗，鲍比?”
“用不着担心我。我现在不是挺好吗?”
“能看出来。”说着，她不自觉地开始为他收拾垃圾。
他一下子蹿起来，大声说道：“别动，我自己能收拾。”
“那咱们一块儿收拾吧。”
他犹豫了一会儿才动手，有些不情愿地捡拾着地上的垃圾。他走进厨房，在水槽边又停下了，看到她跟进来，拿起脏脏的盘子啪的一声摔碎在水槽里，“他妈的这是什么意思?”他怒气冲冲地说。
“什么什么意思?”
“这一切。”他转回身面对着她，“你们这场可笑的大选。我看到阿尔奇下注的账本了——你知道他赌博这事吗?他赌的不是马，而是政治。他妈的干得还真不错。那个小账本上说多姆胜选的机会一点儿也没有。就算杰克·桑德斯退选了，他也只能落个第四名，甚至连查理·马特豪斯都不如，被黑泽尔和雷恩·梅登远远地落在了后头。”
“所以我们才要扭转不利局面啊。”
“还有不到4周的时间啊!怎么扭转?哦，是的，多姆可以发表一两场漂亮的演讲，不过说真的，人们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他只是个陪衬罢了，就像一本没人读过的书的封面。”
“我觉得他会让人们熟悉他的。”
“我需要一些更加实际的东西，而不是你的女人的本能。”
“我们的友谊怎么样?”
他盯了她一会儿，然后一屁股又坐在了那个皮沙发上，拿起一杯酒喝着。她趁机打量了一下这间公寓，家具都很现代，摆着一台大的平板电视机，尺寸是那么大，她从来没见过。肯定又是他父亲给他买的。一面墙上挂着漂亮的民族地毯，另一面墙边有两只小巧的音箱，一看就价格不菲，是鲍比用来听音乐的，音箱上面有几行字，看不太清写的是什么，金妮猜测可能是先知的箴言。屋里的摆设给人的感觉并不和谐。
鲍比看出了她心里想的，扫视了一眼屋子，说：“没错，这一切都是我父亲给我置办的。他觉得我的一切都是他的，他就像个老哈里发。”
“出什么事了?”
“哦，也不是什么大事。一点儿家庭琐事。”
“什么事?”
“你认为呢?”
“你结婚这事吧。”
“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那姑娘的父亲和他在卡拉奇一块儿做生意。他打算下个月把那姑娘带过来让我认识一下。这事就定下来了，不管我同意不同意。”他发现自己被气得呼吸都困难了，话说得也不那么利索了。“我跟他说我不愿意，他说没关系，结婚是我对这个家庭应尽的责任，他受够了我的一再推诿。”
“我为你感到难过，鲍比。”
他突然蹿到她跟前，因为生气，他的整张脸都变得扭曲了。“你的难过还不及他的一半多。知道吗，我把我的事跟他说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再也受不了三天两头撒谎了。我告诉他了，说我是同性恋，是个狗娘养的。他说他知道，知道了一段时间了。他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哭，不过他坚持说我要尽责，结婚，不然的话，我不但会让自己受辱，也会让整个家庭蒙羞。”鲍比发现自己很难继续说下去了。记忆好像让他不能自持，整个人都开始颤抖了。
“你打算怎么做?”
“不听他的。”他的声音此时变得安静了，“在谎言中过日子是更大的屈辱。他老了，身体老了，思想也老了，而这个世界在不断向前发展。”他停顿了一下，睫毛眨了眨，接着说，“他说这个世界没有变，古老的智慧仍然有用，如果我离经叛道，无异于在先知的脸上啐唾沫。他作为父亲，是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儿子这么做的。”突然，鲍比的头又抬了起来，愤怒又回到了他的脸上，他开始来回踱步，回忆着当时的情景，一边走，一边挥舞着胳膊，“我告诉他我过什么样的日子用不着经过他的准许。他是个老傻蛋。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也是他一手造就的。”鲍比的声音哽咽了，他继续说道，“他说他既然能生我，也能毁掉我。他说要把我从他的世界里扔出去，和我断绝父子关系。”
金妮张着嘴，吃惊得什么也说不出来，鲍比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我发火了。我说配得上‘父亲’这两个字的人都不会这么威胁自己的孩子。我不想让自己被他像奴隶一样对待，说他比拉皮条的也好不到哪儿去。然后……他打了我。”说着他用一只手摸着一侧的脸颊，刚才眼里还冒着怒火，这时却浸满了绝望，声音也近乎于低语了。“他一脚把我踢倒在门口，我站起来对他说，如果他不希望我留在这个家，那好，用不着他踢我，我走。然后我就走了，从他身旁走了出去，走出了那个家，走出了他的生活。如今，我再也回不去了。”
“我敢肯定……”话说了一半金妮就打住了，鲍比现在需要的不是陈词滥调，她想不出合适的词语，便握住了他的手。
“如果我有一支魔杖，轻轻挥一下就能让自己变成他想看到的样子，我想我会这么做的。但我没有这种能力，我就是我，我不会听他的，哪怕是为了我的父亲。”他的手仍在摸着他的脸颊，金妮能够看到他脸上的伤。“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一次也没打过。他爱我，这一点我始终都知道，并且以我为傲，我也爱他。但他的爱并不是我想要的。现在我孑然一身了。”
“我不想让你这么想，鲍比，”她轻声说着，伸出胳膊抱紧了他颤抖的身体，“有我在这儿呢。”
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在担心。她面对的是一种新的生活，白天在匆匆中过去，有时候夜晚却总是不到头。多姆过了半夜才回来，白天忙乱一天，回来以后累得连话也懒得说。他比别的候选人行动得要晚得多，就像一场长跑比赛，起跑时就远远地被落到了后面。办公地点找到了，房租也是支持者支付的，招聘了一些人，媒体那方面也打好了招呼，就这样快马加鞭地把一个团队组建好了。
“那件事是怎么回事，多姆?”她问他，他躺在床上，也是辗转反侧睡不着。
他哼了一声，表明他也没睡着。
“听说阿尔奇·布莱克斯通有个小本子，你排在第四名。还不错，一周前还没人知道你呢。”
“每个人可都是削尖了脑袋朝里头钻啊，金妮，谁都想有个站脚的地方，媒体的兴趣现在都集中到这上面来了。如果我的曝光度能有那个可怜的老蒂娜的十分之一，就是死也情愿了。”
“多姆，你可要小心啊。”
“什么意思?”
她叹了口气说：“朱莉娅。”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能不能——”
“我不是故意提她的，多姆，我是说有这种可能性：你的曝光率比你渴望的要高得多，这要看你的敌人如何出招了。”
“敌人?我现在有敌人吗?”
“多的是，他们正像苍蝇一样围着你转呢。”
“我就想让英国好起来。我知道，这话听上去有点儿感情用事，可……”
“要想帮助别人，先得帮助自己，这便是威斯敏斯特的首要规则，这个你忘了吗?”
“这话听起来怎么这么自私。”
“一个无权的政治家就跟下水道里的一张糖纸差不多。你得说了算啊，得有立足的地方啊。”
“这我知道，我知道。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嗜血的印第安人团团围住的士兵，想要拼命突围。”
“你有什么想法?”
他一时间没有回答，头躺在枕头上。路灯透过窗户射进卧室，在天花板上照出一些奇怪的图案。他想了想，这才说。
“也没什么复杂的想法，时间不够用，只有几个还算清晰的念头。为什么咱们不能像你在报纸中写的那样，在家庭和未来这方面做点文章呢?要知道，黑泽尔那个臭婊子没孩子，雷恩还没结婚。”
“你想用本和杰玛帮助咱们竞选。”
“当然是有限度地用，但他们毕竟活生生地存在啊，这一点你总不能否认吧。他们是咱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们让我走上了今天这条路，是他们让我将全部心思集中到了一个目标上。如果咱们成功了，对他们也有好处。那句歌词怎么唱来着，‘迷失在沙漠中，然后永远地离开那里’。”
“我不想让本迷失在什么该死的沙漠中。”
多姆咯咯地笑了。“我想有你在身旁，他也不会迷失的。”说着他伸出一只手，在黑暗中握住了她的手。“说到沙漠，”他说，“我觉得现在应该把英国的全部士兵撤出伊拉克了，让伊拉克人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吧。”
“分道扬镳?”
“不只是跟现任政府决裂，还包括黑泽尔和雷恩。黑泽尔不把那该死的坦克开上去是决不罢休的。雷恩呢，这家伙只是黑泽尔的一个跟屁虫，自己没什么主张。伊拉克战争开打时现任政府说的那些大道理已经让咱们吃了不少苦头，该成熟起来了，该勇于面对这些事情了。”
“你会因此陷入孤立的。你觉得英国的老百姓会关心什么该死的伊拉克战争吗?你知道那些民意测验调查者都是怎么说的。”
他有些不耐烦地说：“金妮，别人关心什么，那帮可怜的记者说什么，我都不在乎，这次竞选成功与否，我也不在乎。这是我的信仰。”
她翻身把他压到自己身子底下，他能感觉到她那温热的气息。她深深地吻着他。
“这是什么意思?”
“知道吗，多姆尼克·艾治，你就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啦。”
自从出了朱莉娅这回事以后，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做爱。他们如饥似渴地索取着对方，动作热烈，情话露骨，酣畅淋漓。
阿乔克把她那件最好的裙子穿上，外面裹上她仅有的一件外套，朝劳务仲裁法庭走去。法庭位于伦敦市中心一条繁闹的街上，她以前不知道那块地方叫霍尔伯恩。法庭是一栋维多利亚时期风格的房子。
走进里面，光秃秃的，就像一间教室。朴素的家具，一面光秃秃的墙上开着一扇窗户，阳光射不进来，也看不到外面的风景。空气是循环的，墙边放着几壶温水，都好几天了。这地方让人觉得麻木，会把一个人身体中残存的激情硬给挤掉。阿乔克突然有一种迷失的感觉，渴望回到老家村子里集市中心那棵高大的胶树底下去。那时候，她常常站在树下，微风吹来，带着温热，把大胶树的叶子吹得哗哗响，风抚弄着她那裸露的皮肤，她觉得很舒服。她渴望重新去感受她的村子那独一无二的颜色和芬芳，再去听听奶牛们那低低的哞叫。她觉得自己离家太远了，心里慌慌的。
有人让她在一张桌子旁坐下，那桌子上没写字，只有个标识，表明她是原告，一切就是这么没人情味。工会派来的那个律师，试着帮助她放松，却笨手笨脚的，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人很年轻，阿乔克以前只和他见过一次面。他带了个旅行箱来，里头装着好多文件，不时把头伸进去扒拉一番，样子就像一头正在吃草的小公牛。她见过很多的小公牛，只瞥了他一眼，她就知道这头小公牛长得不太合格，太瘦了。在她的村子里，像这么瘦的小公牛会被阉掉的，这样一来，它就能长膘，成为人们的盘中美食了。另外，像他这个样子，拉车也是不行的。
另一张桌子是被告席，后面坐着个财务部的主管，此人原籍塞浦路斯，旁边坐着一位叫奥马尔的财政部的律师。克瑞希也来了，在旁边坐着，他真是个好人。这地方混杂着多种口音，陪审团有3个人，主审法官的皮肤黑黑的，显然不是纯种的英国人。开庭了，屋里顿时乱成一片。她的律师和主审法官尽量用简单的话问她，但他们都是律师出身，说的那些古怪的词语总让她一头雾水。
主审法官50岁上下，受过良好的教育，脸上挂着微笑，外套的上衣兜里露着一块手帕的一角。该她陈述事实了，主审法官让她宣誓，但她既不是基督徒、穆斯林，又不是印度教徒，因此不知道该怎么说。她相信万物皆有神灵，膜拜她的先人所膜拜的那些存在于石头中或者大树上的神灵。在这方面，法庭里没有现成的宣誓文本，所以主审法官就让她当庭郑重发誓，她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除了阿乔克，出庭的目击证人还有两个，他们都宣了誓，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撒谎。
主要的目击证人是个高个瘦脸男子，头发秃得没剩下几根，一双斗鸡眼，戴着一副厚镜框的眼镜。她以前从未见过他，但这并未阻止他竭力将她的生活撕得粉碎。这人在部里任职，好像是个什么人力资源助理。她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可现在他在这儿呢，手按《圣经》宣誓完以后，就和那个塞浦路斯人开始窃窃私语，不知羞耻地扯谎。他说她靠不住，总在抱怨。
“阿乔克太太在陈词中说她常常因为工作出色受到表扬，此种情况是否属实?”主审法官问。
“据我所知并不是这样，法官先生，”“斗鸡眼”回答，“恰恰相反，我认为她为人极不可靠。”说着他用手指了指装在深棕色档案袋里的一沓纸，“在她被辞退的那个星期，有天晚上她来得非常晚，还有一个晚上彻底没来。”
“可——”阿乔克想要反驳，却被她的律师和主审法官制止了。
“还没轮到你说。”她的律师对她小声说。但她只想解释，那天晚上她之所以去晚了，是因为米约克病了，发高烧，她得带他去医院。那个塞浦路斯人当时可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啊，当时也没说什么啊，可现在——
“我听说原告总在抱怨工具不好使。”“斗鸡眼”继续说道。
没错，那个老吸尘器老坏，谁使都坏，大伙儿你抱怨完了我抱怨，那个塞浦路斯人抱怨的次数最多。有一回，吸尘器又坏了，这人碰巧在楼道里经过，狠踢一脚，却也没有踢好。但“斗鸡眼”假装不知道这事，始终在说她干起活儿来总是磨磨蹭蹭的，上班总迟到，这种人不适合在政府办公大楼这种场所工作。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她以前可是从未见过他的啊。“斗鸡眼”每说一句谎话，阿乔克都觉得自己像被鞭子抽了一样难受。
该她的辩护律师向“斗鸡眼”问话了。他站了起来，现在在法庭上就座的各位该听听真话了。“阿乔克太太经常因为工作认真负责受到表扬，请问证人，此事是否属实?”
“没有这回事，先生。”
“她一次也没有受到过表扬吗?”
“据我所知，没有。”
“但她是你们那儿干的时间最长的员工之一。”
“是的，我们很有耐心。”“斗鸡眼”说道。
“但据我所知，阿乔克是你们那儿最优秀的员工之一，这就是她被调来负责打扫政府大楼楼道的原因。”
“我们不得不把她调来调去。她在好几个地方干过，别的员工都对她有怨言。”
“这些怨词你有书面性的东西吗?”
“没有。如果我们整天搞这些事的话，工作就没法干了。人家抱怨也是私底下抱怨的，而不是写个什么正式的文件。”
“这么说你没有任何能够证明存在这种书面性证据的东西了?”
“证明什么?”
“阿乔克太太的不称职。”
“她总换地方，这一点就是最好的明证。”
她干活儿不知辛苦，所以上头才把她调来调去，给她更多的责任，可现在这竟成了诋毁她的证据。她旁边坐着的每个人都很有礼貌，都很平静，她自己心里头却像着了火一样。她觉得自己发烧了，那个塞浦路斯人站起来提供证词时，她内心的怒火烧得更烈了。她以前从未见过他穿西装、打领带的样子，这人总是烟不离手，满口脏话。他连看她都没看她一眼，宣完了誓，开始陈述，他的话让阿乔克感到更加困惑和愤怒。
“从你的证言中可以听出，你本人很不喜欢原告。”主审法官说。
“不是的，先生，她有的时候很难打交道，脾气很臭——但我对手下的员工都是一视同仁的，我总是试着和他们沟通，和谐共处。”
“那你为什么不让别人打扫那间屋子呢?”
“我们都做得很辛苦，每个人都在忙。活儿很多，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宁可自己做，可……”他绝望地耸了耸肩膀，没说下去。
“原告说你侮辱她、骂她了。有这事吗?”
“没有，先生，我敢拿自己的名誉保证!”塞浦路斯人激动了，“我这辈子没说过一个脏字，我可是个敬畏上帝的人，先生，我从未骂过女人，绝对没有过。”
“你确定吗?”
“我愿意拿我母亲的坟墓担保，尊贵的教长先生。”
“用不着发这样的毒誓，我也不是什么教长，叫我‘先生’就够了。”
“谢谢，谢谢你，先生。听到有人这么说我，我感觉很难受，真的。我可是在一个正统的家庭中长大的，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拍着胸脯大声喊道。
“你是说——我想让你在这一点上做一个非常清楚的表示——原告说你侮辱她、骂她，她对你的指控是完全错误的，对吗?是谎言，对吗?”
他深吸一口气，说：“先生，你自己判断吧。但这不是真的，纯属捏造。”
“斗鸡眼”就在桌子旁坐着，此时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的样子就像一位在学校观赏孩子演出的父亲，但主审法官困惑地摇着头说：“我发现这个案子很棘手，证据很明显，却很难判断谁对谁错，”说着他掏出一块眼镜布用力地擦着眼镜，就好像这么做能让他的视力变得更好似的，“我和我的同事的任务是判断在这个案子中谁的行为是不合理的。阿乔克太太，我想再问问你。”他把擦好的眼镜重新戴上，像个恩师那般和蔼地对阿乔克说，“刚才每个人说的话你都听懂了吗?案子进行到了哪一步你都知道吗?请原谅我这么问，因为这些对你来说很重要。”
“我想我听懂了，先生。”她有些犹豫地回答。
“那好，我来问你，你受到的对待是否和别的清洁工一样?”
“别的清洁工?”
“比方说英国清洁工。”
“清洁工大部分都是外籍的。”
“这样啊，白人清洁工呢?”
“一样。”
“但你刚才说你的上司在侮辱你时专门提到你的肤色了。”
“他谁都侮辱，先生。他就是这么个人。”
这样的话对本案根本没用。主审法官心里清楚，在他见过的塞浦路斯人当中，几乎每一个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都觉得他们国家的文化比别国的要高级。阿乔克的上司很可能也是这样的人，但感觉不能当证据，所以他决定换个方式问：“你是否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你的举动有点儿过于莽撞了呢?”
“这话怎么讲，先生?”
“你是否觉得你让你的上司处在了一种很难做的境地?”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除了我，还有别的清洁工可以打扫那间屋子。清理完连5分钟都用不了。”
“你说你想要回你的工作。”
“是的，先生。我想工作。”
“你想在政府大楼工作。”
“是的，先生。我还想做以前做的工作。”
“那我问你，如果你能回去继续工作，你是否愿意清扫政府大楼的地面?”
“扫地没问题。但那间屋子我不愿清扫。”
“对不起，阿乔克太太，我可能有些逼问你了，但我必须确认这一点。你仍然拒绝清扫部长们开会的那间屋子，对吗?”
“是的，先生。”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引起了这么多的麻烦，你仍然不愿意清扫那间屋子，是这样吗?”
她想了想，然后点了点头。
“嗯，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喃喃道，“部级大楼里头是否还有别的你不愿打扫的地方?和战争相关的地方你是否都不愿意打扫?”
这时候她的代理律师插嘴了：“先生，请允许我说两句，让我的委托人做一些她觉得违背道德的事是不合理的。”
“请问你的道德底线在哪里?一间屋子、一条过道、一个角落或者一个裂缝都可能与战争有关，那这些地方你都不愿意打扫吗?”
“阿乔克太太并不是一个不讲理的女人，先生，她也没有任何的政治倾向。”
“她是个难民，对吗?她对战争肯定有着很强烈的看法。”
“她只想把工作干好，不愿做有悖良心的事。”
“不过，如果我们……”主审法官困惑不解地摇着头，就好像在驱赶几只讨厌的苍蝇，“阿乔克太太，可你为什么单单拒绝清扫这间屋子呢?大楼里别的地方你为什么没意见呢?”
“我不想捣乱，先生。但……战争。”她答道。
她的代理律师又插嘴道：“我想再重复一遍，先生，我的委托人并不是一个持有某种信仰的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分子。她不过是个持有某些道德准则的清洁工，只想要回自己的工作。”
“你说她不是激进主义分子，但她这个要求是很有政治倾向的。”主审法官叹道。然后，他双手紧握，一时间陷入了沉思中，像是在祈祷，“阿乔克太太，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倘若以后出现相同的情况，你的上司让你打扫那间屋子，你仍不愿意打扫吗?仍然拒绝服从命令吗?”
“是的，先生。”
“那么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很清楚了。”
主审法官和两位在庭审过程中几乎不发一言的人此时站起身，从一道边门出去了，午饭时间过后便回来了。主审法官收拾好卷宗，清了清喉咙，然后说他们觉得这个案子很棘手，证据都是矛盾的。不过，他最后宣布，即便这样也没什么关系。阿乔克拒绝清理那间屋子，就足以证明她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劳务合同，尽管她觉得清理那间屋子有悖良心。她明确表示倘若以后再有类似情况发生，仍拒绝服从上司指令，这说明她的行为有着很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她的行为至少就违背常理了。因此，主审法官当庭宣布，她的申诉是不合理的。她败诉了。
这一幕让阿乔克不知所措。这时候，主审法官和同事从后门出去了，“斗鸡眼”和那个塞浦路斯人站起来相互握手，恭喜他们的律师干得漂亮，而她的律师则失望地摇了摇头，嘟囔了一句什么，就低垂着头拖着旅行箱急匆匆地走了。克瑞希对阿乔克表示了同情，然后说还要赶赴另外一个法庭，也走了。过了好一会儿，她的脑子才清醒过来，而那个时候她的身边已经没有一个人了。她来这儿是寻求正义的，却没有找到。而在法庭上，她又不得不听着那些并不了解她的人把她的人格一点点撕碎。她愤怒了，受伤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赶紧跑进女卫生间，默默地去承受屈辱。然而，不论她如何努力，又狠狠地抽了自己的脸好多次，心中的屈辱感仍旧摆脱不掉。这时，困惑中的她突然感觉到有个女人在看着她，黑皮肤，身着正装，圆脸，短发。
“你没事吧?”那个陌生人问。
阿乔克说自己没事，谢谢你，但她很明显在撒谎。
“这地方太没有人情味儿了，”那个女人小声说，“哪怕你赢了。我猜你输了。”
女人那温柔的语调让她受不了，她突然崩溃了，任泪水在脸上往下淌。女人递给她一张纸巾，她很快便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对方。
“伊拉克?”陌生女人的声音突然变得警觉了，“他们开除你是因为伊拉克战争?”
阿乔克点了点头。
陌生女人听完，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想了想自己刚听到的话，然后作沉思状，叼着大拇指尖说：“你的案子还不算完，或许我能帮你。我叫索菲·加米那拉。”她伸出一只手，接着说道，“我是免费法律代理署的律师，我们是做公益活动的，专门为你这样的人免费打官司，为的是积累经验。尽管我们平日里接手的那些案子和你的有很大不同，但我愿意帮忙。”
主审法官说阿乔克的案子是政治性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她跑了大半个地球就是为了逃避政治的迫害，可最终还是逃不掉。她这辈子从未投过票，从未见过选票是什么样子。别人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她早就习惯了别人的发号施令。她是个传统的女人，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做事准则，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当然了，她的位置并不在这里。在这儿，她永远是个黑脸的丁卡人，永远都融入不到社会中去，但她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便接受了，而且是心怀感恩地接受了。换成在老家，她这样的人别的部落是不肯轻易收留的，而在这里，人家几乎没怎么盘问她就让她留下了。她没什么野心，只想给孩子和自己找个安全的住所，暂时远离战争的伤害。然而在这里，在离家2000多英里的英国，她仍觉得不安全。敌人仍在追捕她，想把她找出来惩罚她，夺走属于她自己的一切东西，包括尊严。他们不会得逞的，所以她对这个陌生的女人表示了感谢，接受了对方的好意。这么做总比默默地承受屈辱要强。然后令她没有意识到的是，她的这个举动竟会让她自己的世界和威斯敏斯特的世界在以后发生激烈的碰撞，而随之而来的结果也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