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叙利亚有那么多死法：2014年5月
我们在约旦阿兹拉克难民营一间金属棚屋里，坐在低矮的床垫上，与一对夫妇谈话，他们从两周前难民营开放时起就住在这里。阿布哈尼186是个将近五十岁的英俊男子，看上去精疲力尽，好像一条被虐待的狗。他犹犹豫豫。他的妻子亚尔达比他说话多。
地板上有个水罐。这是他们仅有的水源。我们把它碰倒了两次，每次我们都道歉并且感到难过，因为要把它重新灌满，需要走五分钟到街区的角落，去找嵌在混凝土里的四个水龙头。沙漠的空气瞬间就让薄薄的地毯变干了。
这对夫妇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离开叙利亚。阿布哈尼曾经拥有一家小小的超市，但管理他所在城镇的“政府官员”故意破坏，往粮食和豆子里掺洗衣粉，抢走了他的股份。他花了所有积蓄重新买回商店，但等他重新开业，他们又让他永远关闭。人们遭到杀害。在本地新闻里，他们会播放发现的尸体，这样人们可以辨认出自己的亲属：有一次他在那里看到了堂兄弟被砍下的头颅。
他们的亲戚很多人直接消失了。亚尔达的兄弟和堂兄弟要去献血，为了给刚出生就做了心脏手术的侄子输血。在路上他们被路障拦住，审问献血的事情。这三个人没有到达医院，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我不想问那个小侄子怎么样了。亚尔达告诉我们，她的母亲崩溃了：她从警察局跑到医院，医院跑到警察局，打听她的儿子——警察对此厌烦了，为了让她别再来问，他们在这些人的名字旁边写了“死亡”。
阿布哈尼和亚尔达告诉我们跨越国境进人约旦时的事，他们试图离开自己的城镇，但没有给边防检查站的官员行贿，因此阿布哈尼被官员带进办公室，当着妻子和孩子的面，被拳打脚踢，还被人踩在脚下，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他们所有的钱都被拿走了。离开边检站的时候，他浑身是血，脑震荡，几乎不能行走，而且身无分文。
“每天清晨醒来的时候，我们都因为自己还活着而高兴，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早上也许不会醒来。如今在叙利亚有那么多死法。”亚尔达说。他们的亲戚遭到逮捕、失踪或者谋杀，还有的死于爆炸。
这对夫妇从朋友那里借了钱，他们第二次通过边检站的时候，现在收了一大笔贿赂的同一个官员向他们致意。他们身无分文地到达了约旦边境。
“我害怕约旦边境的军队，”亚尔达说，“我以为，如果叙利亚那边穿制服的人如此残暴……但我们人境的时候，约旦军队帮助我们，用微笑欢迎我们。”她告诉我们，军队给他们饼干、水和毛毯，这是联合国难民署（UNHCR）提供的。“我到了难民营，感觉就像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她这样告诉我。
我并未觉得阿兹拉克难民营热情好客，直到现在。这是一座废弃的城镇，四月底开放接受难民，现在容纳了大约四千人，但它所有方形白色金属棚屋的设计容量是十三万人。它感觉像是世界上最不好客的地方，生命、色彩或者个性的唯一标志是在建筑之间飘动的洗净的衣物。
阿布哈尼和亚尔达现在都在难民营找到了工作。亚尔达迎接新来的难民，阿布哈尼为他们搬行李（不过现在大家知道他有腰伤，让他干轻一点的活）。他们想在难民营攒下足够的钱，给四个孩子中的两个更换坏了的助听器，他们俩都是聋哑儿童。他们担心如果五岁的女儿听不到声音，她会忘记已经会说的那些词。
我们走去供水处，给这家人的方形油桶重新灌满水，赔偿我们碰洒的那些，但水龙头里没有水出来。人们在等补给车来。
约旦是世界上第四干旱的国家，难民营的每一滴水都是从外面的钻孔井运来的。
叙利亚的危机，骚乱变为内战，内战变为噩梦，产生了难民，自人类开始居住于村庄以来，所有战争都产生难民。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如果房子还没有被夷为平地），他们去其他的地方，至少也许安全的地方。
在过去两年中，超过二百五十万人逃离这个国家，其中六十多万人逃到了约旦。约旦人民和政府显示出极度的慷慨。约旦有六百万人口：叙利亚难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如果英国达到同样的比例，意味着接受大约六百五十万难民。
叙利亚人来到约旦，因为他们说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文化，通常有亲戚在那儿，还因为约旦历史上接受难民——多年以来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和科威特人都逃到那里。有时他们还会回到自己的家园。
联合国难民署不喜欢难民营。运营难民营基础设施花的钱原本可以花在更加直接的支持上，让难民生活在自己家里。但随着乡镇、城市和城市中心全都满满当当，每过一夜又有一千名难民来到，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难民营不得不建。他们花了两周时间开设第一个难民营——扎塔里难民营——原计划容纳五千人，结果逐渐增加，目前容纳了十万人口。
在来这里之前，我试图想象难民营会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一片地上几排帐篷组成的。可能满是灰尘，当然了，因为这地方在约旦，气候干燥，可能是很大一片地，因为有很多难民。我从没想象过城市。阿兹拉克是位于燧石与熔岩荒漠之中的一座白盒子鬼城，扎塔里是一座由帐篷和像盒子一样装人的集装箱组成的无政府的尘土飞扬的城市，每盏路灯旁边都包裹着像面条一样乱作一团的电线，偷出电来为人们的家中照明、手机充电、带动电视机。
基利安·克莱因施密特，是联合国难民署难民营负责人，也算是这座十万人“城市”的市长。他已经接受了每月五十万美元电费账单的事实，现在他集中精力在电线杆上装盒子，允许经认可的电工安全接电，敦促人们在雨天让缠在一起的电线离开地面。人们在扎塔里搬家的方式就是把轮子装在改做他用的栅栏上，把房子抬起来放到上面，拉着这东西穿过街道，孩子们跳上跳下，就像游乐场的玩具车马。
我一直想弄明白我怎样去约旦。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联合国难民署发现，我转推他们的推特和呼吁时，会有更多人阅读，并且按照他们读到的东西行事。所以我们交流了一下，我链接到他们的网站，在发推之前读了那些链接。我自愿更多地参与，联合国难民署提出带我去某个难民营，让我看看发生了什么。我同意了。
联合国难民署的科科·坎贝尔和时装设计师乔治娜·查普曼是同学。去年我写过一个短片电影，乔治娜是导演。科科问我能不能问问乔治娜，看她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去体验难民营，看看联合国难民署都干些什么，一起再做一个讲故事的项目。我问了她，她说有兴趣。乔治娜还带了她丈夫同行。她丈夫是电影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他从各个方面讲都非同寻常。在阿兹拉克难民营，哈维让人大吃一惊，因为他希望和我们一起去那儿，还对阿布哈尼和亚尔达特别关心。他告诉联合国难民署代表，他想承担他们的孩子需要的助听器的费用，现在就付。他们告诉他，事情不是这样操作的。有一个合适的系统，孩子们会得到助听器。
不管我们在难民营走到哪里，孩子们都围在乔治娜身边。她对他们微笑，他们聚集在她身边，抱着她的腿，拉着她的手。“她就像花衣魔笛手一样。”哈维说。在扎塔里难民营，我们看到人们如何维持生计，尽其所能建立一种新常态。甚至有了商店。我们吃了我尝过的最好吃的蜜糖果仁千层酥，在一间由集装箱和帐篷七拼八凑而成的蛋糕店，铺在一张带扫帚柄的金属桌子上。哈维和大家走散了，我在外面找到他，他正和一位老妇人聊天，她在战争中失去了儿子，但她和怀孕的女儿一起逃到了约旦。我们问她谁杀了她的儿子，她告诉我们她也不知道。
我们一次又一次听到这样重复的话，但我们仍然一直问这些问题，当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怎样来到难民营：谁轰炸了你的房子？在你开摩托车要把孩子从废墟中挖出来的时候，谁在你背后放冷枪？谁砍掉你表兄弟的脑袋？谁杀害了你的家人？谁开枪打死了你的儿子？谁切断了粮食供应？如果走出家门，谁朝你开枪？谁毒打你们？谁打断了你的手？
人们耸耸肩。他们不知道。和亚尔达告诉我的一样，有那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
回到那间简易的蜜糖果仁千层酥蛋糕店，面包师的妹妹正在给乔治娜讲述她在叙利亚流产的经历—他们搬家躲避战争时，她会怀孕，但每次炮击开始她都会流产失去孩子。她二十六岁，带着一条粉红色的头巾，非常美。她的丈夫离她而去，在难民营另娶新妻，能给他生孩子的妻子。难民营里有那么多婚礼。有人会借给你婚纱，不过你还是得买新婚之夜的内衣。
在难民营和我谈话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噩梦般的故事：他们留在叙利亚，经历如同地狱，直到再也无法忍受，然后他们带上所有能带的东西，通常只是孩子的替换衣服，去往边境的路程是穿越地狱之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如果能活着跨过边境，那就值得了。
我看着阿兹拉克难民营，还有能容纳十二万六千人的空间，所有这些人都会来到，大多数人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我知道那又是十二万六千个噩梦。
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停止思考政治分歧、自由战士、恐怖分子，独裁者以及军队。我心中想的只有文明的脆弱。难民曾经拥有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曾经拥有街头小店销售汽车，他们务农，在工厂工作，开办工厂或是卖保险。没有人预料到自己要逃命，放弃自己所有的东西，因为他们再没有家可以回，偷渡出境，一路经过想要越过边境然而被抓住或者被背叛的其他人残缺不全的尸体。
我一直走，一直交谈，和难民、管理难民营的人、照顾难民的人。然后，我陪同当班叙利亚护士志愿者艾曼换绷带：一位是个少年，被地雷炸飞了一只脚：另一位是个十一岁的女孩，迫击炮袭击让她失去了半边下巴，还失去了她的父亲。此后我意识到自己心绪难平，我只想大哭一场。我以为只是我自己，但摄影师萨姆也在流泪。
我想象世界正在划分为想要把孩子养大的人，和朝他们开枪的人。这也许只是一种武断的画风，但联合国难民署站在想要把孩子养大的人一边，站在人性尊严与尊重一边。你知道自己选择了正确的阵营，这事并不常有。你站在人民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