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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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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钟的时候,餐厅的食客纷纷上门了,再过一刻钟,洗碗工全会忙得不可开交,忙碌的情况会持续一个钟头。很多住宿生都回家度周末了,但星期六还留在学校的学生都会来这里吃晚餐。今晚的菜色是豆子、香肠和玉米面包,餐后甜点是果冻,在旷野上的宫殿,甜点几乎永远都是果冻。厨师心情好的话,或许可以吃到掺着一点水果丁的果冻。

  卡萝尔负责洗刀叉汤匙,当输送带的交通不那么繁忙时,她转过身去笑得全身晃动,脸颊红得发亮。舰长那天晚上后来坦承,输送带送来的是他的杰作,但其实我当时早已知道。虽然他就读于教育学院,而且或许以后注定要在母校德斯特高中教历史和当篮球教练,直到他在四十九岁左右心脏病发去世为止,但舰长其实应该学艺术……如果不是生长于世代务农的典型乡下家庭,他也许早就走上艺术这条路了。他是这个大家族中(舰长曾经说,他们都信爱尔兰酒鬼教)第二个或第三个上大学的孩子。柯克家族可以想象家里出了个老师——却无法想象当画家或雕刻家是什么样子。而年仅十八岁的舰长也没有办法看得比家人更远。他只知道自己似乎不太适合目前选的这条路,因此显得烦躁不安,经常晃到别人的房间里,翻弄别人的唱片,几乎每个人对音乐的品位都被他挑剔过。

  到了一九六九年,他已经比较清楚自己是谁以及想做什么了。那年他用纸黏土做了一个越南家庭的模型,在佛格乐图书馆前举行的和平示威活动结束前点燃烧掉,当时借来的音响正播放着热血青年乐团的歌曲《在一起》,一群业余嬉皮则随着音乐的节奏摆动身体,好像狩猎后手舞足蹈的部落战士。你现在知道在我脑海中,这一切是多么混乱了吧?我只是很确定,这是没入深海中的亚特兰蒂斯。燃烧着纸黏土越南家庭模型时,那群嬉皮一面跳舞、一面唱着:“汽油弹!汽油弹!”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丢东西,先是鸡蛋,然后是石头。

  在一九六六年秋天的那个夜晚,输送带传送过来、令卡萝尔忍俊不住的不是纸黏土越南家庭模型,而是一个长了角的热狗人站在一盘烤豆子上面,一根小香肠洋洋得意地突出在适当部位上。热狗人手里拿着一支小小的缅因大学三角旗,头上则戴着折成小片的蓝色手巾,看起来就像新生的扁帽。餐盘前端还小心翼翼地用面包屑拼出一行字:多吃一点缅因豆子!

  我在宫殿当洗碗工的时候看过很多食物做的艺术品,但是我认为这热狗人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杰作。斯托克利一定会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不过我认为他错了,能让你三十年后想起来还捧腹大笑的事情,绝不会是浪费时间。我认为像这样的事情已经接近不朽,有它永恒的价值呢。

  10我在六点半的时候打卡下班,拎着最后一袋垃圾走到厨房后面转角的地方,把垃圾袋扔进排成一列的垃圾桶中。

  我转过身来,看到卡萝尔和几个学生站在角落抽烟,望着月亮冉冉上升。我一边往他们那儿走去,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宝马牌香烟,其他两人正好准备离开。

  “嗨,彼特,再多吃一点缅因豆子。”卡萝尔边说边笑。

  “是啊,”我点燃香烟,然后没怎么多想就脱口而出:“今天晚上,学校礼堂会播两部亨弗莱·鲍嘉的片子,七点钟开始,我们走过去还来得及。你想看吗?”

  她吸了一口烟,没有搭腔,但脸上仍然挂着微笑。我知道她会答应。原先我一心只想回去宿舍三楼的交谊厅玩红心牌戏,但是既然已经离开了原先的牌局,玩牌似乎不再那么重要了。我之前玩牌玩昏了头时,是不是说了些把龙尼打得屁滚尿流之类的话?似乎没错——我还记得很清楚——但是和卡萝尔一起站在屋外冷冽的空气里,实在很难理解当时为什么会说那些话。

  “我在家乡已经有男朋友了。”她最后说。

  “你的意思是,你不去啰?”

  她摇摇头,脸上仍然挂着浅浅的微笑,香烟的烟雾从她脸上飘过,脱下工作时戴的发网,她的发丝轻轻拂过眉梢。“只是给你一点信息而已。你还记得《囚徒》 [33] 那部电视剧吗?‘六号,我们需要……信息。’”

  “我在家乡也已经有女朋友了。”我说,“再多些信息。”

  “我另外还有一份工作,当数学家教。我答应今天晚上花一小时的时间教二楼的女孩微积分。她简直无可救药,而且很烦,但是我一个小时可以赚六块钱。”卡萝尔笑起来,“真不错,我们拼命交换信息。”

  “不过对鲍嘉而言,情况可不妙。”我说。不过我并不担心,我知道我们终究会去看鲍嘉的电影。我想我也知道我们将会发展出一段恋情,因此有一种奇怪的轻松感,仿佛移去了胸中块垒。

  “我可以在礼堂打电话给艾瑟,告诉她今晚改成十点钟才上微积分。”卡萝尔说,“真是悲哀,艾瑟从来不出门。她大半时候都卷着发卷坐在房间里写信,向家人抱怨大学生活真是难熬。我们至少可以看完第一场电影。”

  “听起来很棒。”我说。

  于是,我们开始朝礼堂走去。那真是旧日的美好时光,你不必请保姆来家里看小孩,不必把狗赶出屋外,不必喂猫,不必设定防盗警铃。可以说走就走。

  “我们这样算约会吗?”过了一会儿,卡萝尔问我。

  “呃,可能算吧。”我说。我们那时候正经过东馆,路上有很多学生都朝着礼堂走去。

  “很好。”她说,“因为我把钱包留在房间里没带出来,没办法分摊看电影的钱。”

  “别担心,我有的是钱,今天玩牌赢了一笔。”

  “玩扑克牌吗?”

  “红心牌戏,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开玩笑!我十二岁的时候,暑假在乔治湖畔参加温维娜营,那是青年会办的夏令营——我妈说那是给穷人家小孩参加的夏令营。那时候几乎天天下雨,所以我们整天都在玩红心,猎捕‘婊子’。”她的眼神飘向远方;当人们突然想起陈年旧事,就好像在黑暗中绊到一只鞋子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眼神。“找到黑女士,”然后他用法文重复一遍,“Cherchez la femme noire。”

  “没错,就是这个扑克牌游戏。”我说,我知道在那一刻,她几乎无视于我的存在。

  然后她回过神来对我露齿一笑,从裤袋中掏出烟。在那个年代,大家抽烟都抽得很凶,所有人都如此;那时候你甚至可以在医院候诊室抽烟。我告诉我女儿这件事的时候,她起先还不相信。

  我掏出自己的烟,我们两人都点燃香烟,在火光中凝视彼此。不像亲吻时那么甜蜜,但感觉很好。我心里再度感到一阵轻松,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有时候你的眼界大开,感到充满希望;有时候你觉得眼前一片清明,周遭一切都无所遁形,也许确实如此。那真是美好的时刻。

  我关上打火机,然后我们一边抽着烟,一边继续往前走。我们的手背离得很近,但还没有相碰。

  “你赢了多少钱?”她问,“足够我们私奔到加州吗?还是没有那么多?”

  “九块钱。”

  她大笑,握住我的手。“那么这算约会没错,”她说,“你还可以买爆米花请我吃。”

  “好。你会很在乎第一场放映的是哪一部片子吗?”

  她摇摇头。“鲍嘉就是鲍嘉。”

  “没错。”我说,但暗自希望他们会先放映《马耳他之鹰》。

  结果还真是如此。电影放映到一半,我看看卡萝尔,她也看看我。于是我在大导演约翰·赫斯顿处女作的黑白月光下,低头吻了她带着爆米花奶油香的嘴唇。她的嘴唇很甜,反应积极。我退后一点,她仍然凝视着我,脸上又恢复浅浅的微笑,然后把手中的爆米花递给我,我也把手里的零食递给她,我们把电影看完。

  11在回张伯伦—金—富兰克林宿舍区的路上,我几乎不假思索地牵起卡萝尔的手,她也很自然地屈起手指握住我的手,但我现在可以感觉到她比刚刚多了点保留和自制。

  “你还要回去看《叛舰凯恩号》吗?”她问。“如果你还留着票根的话,可以回去看第二部片子,或是我也可以把票根给你。”

  “不用了,我还有地质学要读。”

  “我打赌你会整晚都在玩牌。”

  “我承担不起这样做的后果。”我说的是真心话,我真的想回去好好念书。真的。

  “狄更斯动人心弦的小说——《孤单的奋斗》或《领奖学金男孩的生活》,”卡萝尔说,“当彼特发现学校的助学金处取消了他的学费补助而鼓起勇气跳入河中时,你会流下伤心的泪水。”

  我笑了,卡萝尔说话真犀利。

  “你知道,我也在同一条船上,如果搞砸了,我们也许可以相约跳河自杀。再见了,残酷的世界。”

  “我不懂,像你这样的康涅狄格州女孩为什么会跑来缅因州念大学呢?”

  “原因有一点复杂,如果你还打算再邀我出去玩,应该要知道,你是在诱拐未成年少女。我要到十一月才满十八岁,我跳过了七年级没有读,因为那年爸妈离婚,我心情简直坏透了,如果不是成天埋在书堆里,我可能会在哈维切的街上沦为不良少女。那些在街头鬼混的女孩都精通法式接吻,往往十六岁就怀孕了。你知道我是指哪些人吧?”

  “当然。”在盖兹佛斯镇,那些女孩通常三五成群在法兰克冷饮店或戴瑞小吃店门口轻声谈笑,等着开福特汽车或普里茅斯快速跑车的男孩经过。在大街另一头,比那些少女长了十岁、胖了将近二十公斤的妇人坐在小酒馆里喝闷酒,你几乎可以预见少女日后就是这个模样。

  “而我成了书呆子。我父亲当时在海军服役,他因为受伤而退伍,搬到缅因州的达马瑞斯科塔住。那是靠海边的一个小镇吧?”

  我点点头,想到戴安歌中的男朋友,他说:船啊,喂!然后加入了海军。

  “当时我和妈妈一起住在康涅狄格,在哈维切中学念书。我申请了十六所大学,只有三所学校没有收我……但是……”

  “但是他们希望你自费上大学,而你付不起学费。”

  她点点头。“我想我的SAT成绩只要再多二十分,就可以申请到奖学金,如果参加过一两项课外活动也不错。但是我花太多时间啃书本了,而且当时我和萨利打得火热……”

  “你的男朋友?”

  她点点头,但是对这位萨利似乎不怎么感兴趣。“只有缅因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的助学方案符合我的实际需求,我决定来缅因大学念书,是因为当时和妈妈处得不太好,经常吵架。”

  “你和爸爸的感情比较好吗?”

  “我几乎很少看到他,”她以一种公事公办的淡漠语气说,“他和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他们经常喝酒、经常吵架,别再谈他们了。不过他是缅因州居民,而我是他的女儿,而且这是州立大学,我没有拿到全额奖助学金——老实说,康涅狄格大学的条件更优惠——不过我不介意打一点工,单单只为了离开家一阵子,都还是值得的。”

  她深深吸了一口夜晚的空气,然后又把它吐出来,吐出淡淡白雾。我们几乎走到富兰克林舍了。我可以看到大厅里有几个男生坐在硬邦邦的塑料椅上等着女朋友下楼,好像罪犯照片陈列室一样。她说,单单只为了离开家一阵子,都还是值得的;意思是包括离开她的妈妈、家乡小镇、高中母校吗?还是连她的男朋友都包括在内?

  走到宿舍大门口时,我用手环住她的腰,再度亲吻她。她把手放在我的胸前阻止我,没有推开我,只是用手挡住。她抬头看着我,露出那浅浅的微笑,我心想,我会爱上她的微笑——那是你在半夜醒来时会想到的微笑。她的嘴唇微弯,嘴角深陷,露出酒窝。

  “我男朋友的全名其实是约翰·苏利文,”她说,“和那个拳击手同名。现在轮到你说你女朋友的名字了。”

  “她叫安玛丽。”我说,当我嘴里吐出这几个字时,并不是很喜欢那个声音,“安玛丽·索思。她在盖兹佛斯中学读高三。”我放开卡萝尔,她也松开按在我胸膛的手,然后拉着我的手。

  “这是信息,”她说,“只是信息罢了。你还想吻我吗?”

  我点点头,我想得不得了。

  “好吧。”她仰着头,闭上眼睛,嘴唇微张,仿佛小女孩就寝前在楼梯口等着爸爸的睡前亲吻一样。她的动作实在太可爱了,我几乎要笑起来,不过我忍住笑,低头亲吻她,她高兴而热情地回吻我,我们的舌头没有碰到,但这仍然是个探索式的、深深的一吻。当她把身子退后时,她的脸颊泛红,两眼发亮。“晚安,谢谢你请我看电影。”

  “以后还想再一起出去吗?”

  “我得想一想。”她说,脸上挂着微笑,眼神却很严肃。我猜她脑子里想到家乡的男友,我知道我的脑子里也想到安玛丽。“也许你最好也想一想。星期一洗碗的时候见。你的班排在什么时候?”

  “中餐和晚餐。”

  “我是早餐和中餐。那么就中餐的时候见啰。”

  “多吃一点缅因豆子。”我说,这句话把她逗笑了。我把衣领翻起,手插在裤袋里,嘴里叼支烟,感觉自己像鲍嘉一样,目送她走进去。我看到她和柜台的女孩说了几句话,然后匆匆上楼,脸上仍然带着笑容。

  我在月色中走回张伯伦舍,决定要认真研究一下“地槽”。

  12我只是去三楼拿回我的地质学课本,我发誓我说的是真话。到了那里时,看到每张桌子——加上一两张从其他楼层掠夺来的桌子——全都被四人一组的红心牌迷给占满了。甚至角落上还有四个人盘腿坐在地板上,两眼盯着手中的牌,好像瑜珈修行者一样。龙尼对着大家喊着:“大家来追捕婊子吧,非把她揪出来不可!”

  我从沙发上捡起我的地质学课本,那本书已经在那儿躺了一天一夜(之前有人坐在沙发上,所以把书挤到椅垫中间,不过这本宝贝课本实在太大、太厚了,不会轻易被椅垫埋没),我茫然瞪着教科书。当我和卡萝尔一起坐在礼堂看电影时,这个疯狂的牌局仿佛一场梦,但现在换卡萝尔变得好像一场梦了——卡萝尔和她的酒窝,以及她那个和拳击手同名的男友,全都像一场梦。我的口袋里还剩下六块钱,荒谬的是,我竟然因为每张牌桌都没有我的位子而大失所望。

  用功读书才是正事,好好和地槽打交道吧。我应该去二楼交谊厅念书,或在地下室找个安静的角落用功。

  我把地质学课本夹在腋下,正打算离开时,柯比把牌一丢,大叫:“他妈的!我输了!全都因为那张该死的黑桃皇后不停跑到我的手上,我会把欠你们的钱还清,但是,今天我真的把老本都输光了!”他头也不回地从我身旁走出去,经过门口时低下头来——我一向认为,长那么高一定好像受到诅咒一样。一个月后,柯比更是全盘皆输,他先是精神崩溃,然后自杀未遂,饱受惊吓的父母为他办了休学手续。在那年秋天,柯比不是红心热唯一的受害者,但他是唯一企图借着吞下两瓶橘子口味的婴儿阿司匹林来终结生命的受害者。

  雷尼看也不看柯比,只顾盯着我,问:“想加入吗?”

  我内心短暂地交战了一会儿。我必须念书,我也打算念书。对于像我这种靠助学金念大学的学生而言,这才是上策,当然比坐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在一片乌烟瘴气中再添加我的宝马烟烟味要明智多了。

  于是我说:“好啊。”然后就坐下来玩红心牌戏,一直玩到将近凌晨一点钟。当我终于步履蹒跚地回房时,奈特正躺在床上读《圣经》。这是他每晚睡前必做的功课,他曾经告诉我,这已经是他第三遍读“上帝的话语”了。他已经读到“尼赫迈亚记”。他抬头看我,脸上带着一种冷静探询的神情——他的表情从来都没怎么变。现在每当我回忆往事时,总觉得奈特一直没什么变。他念的是牙医预科,而他也一直待在这一行。上次他寄给我的圣诞卡里面塞了一张照片,是他在霍尔顿新办公室的照片。照片里覆盖着白雪的办公室草坪上,可以看见在铺满干草的摇篮旁边,三位博士站在玛丽和约瑟夫后面 [34] ,门上挂着的招牌上写着:牙科医生内森尼尔·霍本斯坦。他娶了辛迪,他们到现在还是夫妻,三个孩子也都大了。我想灵弟应该已经过世了,另外一只狗取而代之。

  “你赢了吗?”奈特问。多年后,当我结束了星期四晚上的牌局、喝得半醉回家时,我太太问我的语气就和奈特当年问话的语气几乎一模一样。

  “确实赢了。”我在龙尼的牌桌上把剩下的六块钱全输光了,然后换到另外一张牌桌后又把钱赢回来,而且还多赢了几块钱。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读一读地质学或研究地壳板块。

  奈特穿着红白条纹的睡衣。我想在我的大学室友当中,无论男女,他是唯一会在寝室穿睡衣的人。当然,他也是唯一拥有《戴安·雷奈唱海军蓝调》的人。我开始脱衣服时,奈特钻进被窝里,伸手到后面关掉书桌上的台灯。

  “你的地质学都读完了吗?”当黑暗将他吞没时,他问我。

  “情况还不错。”我说。很多年后,当我在牌局结束后回家,太太问我喝了多少酒时,我也用同样快活的语气说:“只喝了两杯。”

  我钻进自己的被窝里,关掉我的台灯,然后几乎立刻进入梦乡。我梦到在玩红心。龙尼负责发牌,斯托克利拄着拐杖,弓着身子站在门口看着我——看着我们所有人——眼中带着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清教徒那种不赞同的严厉神情。在我的梦中,牌桌上放了大把钞票,有皱巴巴的五元、一元钞票、汇票,甚至一两张私人支票,几百块美金全堆在桌上。我看看桌上的钱,然后回头望一望门口,发现卡萝尔站在斯托克利旁边,穿着睡衣的奈特则站在斯托克利的另外一边。

  “我们需要信息。”卡萝尔说。

  “你拿不到信息。”我回答——在电视剧中,麦高汉老是回答“二号”这句话。

  奈特说:“彼特,你窗户没关,房间里很冷,你的报告被吹得到处都是。”

  我想不出来该怎么回答这句话,所以我拿起手上的牌,把牌翻开。十三张牌,每一张都是黑桃皇后,每一张都是婊子。

  13我们在越南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约翰逊总统飞越南太平洋时是这么说的,只不过吃了几场小败仗而已。越共在西贡的后院击中了三架美军休伊直升机;在西贡城外,大约一千名越共士兵把至少两倍的南越正规军打得落花流水。美国武装直升机在湄公河三角洲击沉了一百二十艘越共巡逻艇,结果船上载了——哇——大批逃难的越南儿童。那年十月,美国损失了越战开战以来的第四百架战斗机,一架F—105雷公战斗机。飞行员靠降落伞安全逃生。在马尼拉,南越总理阮高祺坚持自己不是骗子,他说他的内阁阁员也不是骗子,而且十来个内阁阁员趁阮高棋去马尼拉的时候辞职,也只是巧合而已。

  在圣地亚哥,鲍勃·霍普在劳军表演时说:“我想打电话给平·克罗斯比,叫他和你们一起去,但是那个老烟枪的名字已经不在征兵名单上了。”阿兵哥都又叫又笑。

  收音机一天到晚播放着“问号与神秘主义者”乐团的歌,他们的《九十六滴眼泪》在市场上发烧热卖,但是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其他歌曲能掀起如此盛况。

  在檀香山,跳草裙舞的女郎热情欢迎约翰逊总统莅临。

  在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恳请美国代表阿瑟·戈德堡至少暂时停止轰炸北越。阿瑟·戈德堡和正在夏威夷访问的“伟大的白人教父”联络上,转达了吴丹的要求。当时可能还挂着花环的“伟大的白人教父”回答,门儿都没有,只有当越共停火时,我们才会停火,在这同时,他们将哭着掉下九十六滴眼泪,至少九十六滴。(约翰逊和草裙舞女郎一起笨拙地摆动着身子;我还记得在新闻节目《亨特利与布林克利报告》中看到这个画面,我心想,他跳舞的样子和我所认识的每一个白种男人没有两样。)

  警察在格林威治村驱散了一场和平示威游行。警察说,示威群众事先没有获得许可。在旧金山,警方以催泪瓦斯驱散在棍子上悬挂塑料骷髅头、像哑剧演员般把脸画得白白的反战示威群众。在丹佛,警方撕毁数千张海报,海报内容是宣传博尔德市尚涛阔公园即将举行的反战集会。警方找到一条禁止张贴这类海报的法条。丹佛市警察局长说,法律并不禁止张贴电影广告,或关于旧衣拍卖、海外退伍军人舞会或悬赏寻找宠物的海报。警察局长解释,因为那些海报不含政治意味。

  至于在我们这块小小的土地上,有人在东馆静坐抗议,因为科尔曼化学公司正在那里举行征人面谈;科尔曼公司和道尔化学公司一样,都制造燃烧弹。但是原来科尔曼公司同时还制造橙剂 [35] 、生化肉毒杆菌毒素、炭疽菌,不过科尔曼公司在一九八〇年破产之前,没有人晓得这件事。校刊上刊登了一小张抗议者被带走的照片,另一张较大的照片则显示有个抗议学生被校警从门口拖出来,另有一名警察站在旁边,手上拿着抗议学生的拐杖——校刊上说抗议学生名叫斯托克利·琼斯,当然啰,他仍旧穿着那件粗呢外套,背上画着一个麻雀爪印。警察对他算是够好了,我相信——当时反战示威分子在大家眼中还很新鲜,还不是那么讨厌——但把高大的警察和残障男孩摆在一起,还是让人毛骨悚然。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之间,我常常想到这张照片,套一句鲍勃·迪伦的形容词,在那些年,“整场游戏变得愈来愈艰难”。当期校刊最大的一幅照片——封面上唯一的一张照片——显示在亮丽的阳光下,后备军官储训团的那群家伙穿着制服在美式足球场上行进,许多人在旁边围观,标题写着:演习吸引了破纪录的群众观看。

  更近距离的是,有个叫彼特的家伙,他的地质学小考拿了个D,两天后的社会学小考则拿了D+。星期五上课的时候,老师把我在星期一早上草草写完交去的英文作业发下来了,那是一页的“评论”,指定题目是:餐厅应不应该要求男人打领带,我选择的论点是:不应该。老师在我这小小的写作练习旁边空白处画了大大的、红色的C,自从来缅因大学就读以后,这是我第一次在英文课拿C,高中时,我的英文成绩从来都是A,而且我考SAT时,词汇部分拿了七百四十的高分。那红色弧形给我的惊吓远甚于地质学小考拿到D,而且也把我气坏了。巴布科克先生在作业上方写着:“你的思路依然清晰,但就这篇文章而言,只是更加凸显了内容的贫乏。你的幽默远远称不上慧黠。给你C已经是送分了,这篇文章写得真不用心。”

  我想过要不要下课后去找老师,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开学还不到一个月,喜欢打领结、戴塑料框眼镜的巴布科克先生就声明他最瞧不起喜欢找教授要分数的学生。而且现在已经中午了,如果我很快到旷野上的宫殿吃点东西,还赶得及在一点钟以前回到张伯伦舍三楼。交谊厅里所有的牌桌(以及交谊厅的四个角落)在三点钟以前都会被占满,但是一点钟的时候我还找得到位子。那时候,我已经净赚二十块钱,打算利用十月底的周末好好赢一笔钱,充实一下我的荷包。我也打算星期六晚上去参加体育馆的舞会,卡萝尔已经答应当我的舞伴。广受欢迎的校园乐团——坎伯兰乐团将会在现场演唱,还会演唱《九十六滴眼泪》这首歌。

  我的良知已经用奈特的语气提醒我,这个周末最好至少挪出一部分时间来念书,我得读两章地质学、两章社会学、四十页历史(把中古世纪的历史一股脑读完),还得回答有关贸易路线的一连串问题。

  我会念的,别担心,我会念的,我告诉那个声音。星期天我会用功读书,相信我,我打包票。星期日的时候,我的确念了一点书,在玩牌的空当读的。然后牌局变得愈来愈有趣,我的教科书也就掉到沙发下面的地板上了。星期天就寝的时候——星期天的深夜,我突然想到,我的荷包不但没有增肥,反而缩小了,而且我也没念什么书。此外,我还有电话没打。

  如果你真的想把手放在那儿,卡萝尔说,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一直挂着那滑稽的、浅浅的微笑,脸上除了酒窝,还有一种特别的眼神。如果你真的想把手放在那儿。

  星期六晚上,舞会进行到一半时,我和她到外面抽根烟。那是个柔和的夜晚,沿着体育馆背面的砖墙下,至少有二十对情侣在月光下拥吻,卡萝尔和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没多久,我就把手伸进她的毛衣里,用拇指搓揉着她柔软的棉质罩杯,感觉到她的乳头微微挺起。我的体温开始上升,我可以感觉到她的体温也开始上升。她注视着我的脸孔,双手仍然环住我的脖子,她说:“如果你真的想把手放在那儿,我想你还欠某人一通电话,不是吗?”

  还有时间,当我快要进入梦乡时,我对自己说,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念书,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打电话,还有很多时间。

  14柯克舰长考砸了人类学小考——他有一半的答案都是猜的,结果只拿了五十八分。他的高等微积分小考成绩是C-,他之所以能拿到C-,还是因为高三的数学课已经教过一些高等微积分的概念了。我们一起修社会学,他的小考分数是D-,勉强拿到七十分。

  不是只有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龙尼是红心游戏的大赢家,他号称在十天内赢了五十多块钱(尽管我们都知道他一直在赢钱,却没有人完全相信他说的数目),然而却是课堂上的大输家。他的法文考不及格,和我一起修的那堂英文课,也没好好写小论文,(他说:“谁在乎进餐厅要不要打领带啊,我都去麦当劳吃东西。”)历史小考之所以勉强及格,是因为在考前匆匆读了一位仰慕者借他的笔记。

  柯比现在开始不刮胡子,而且在牌桌上不时咬手指甲。他也开始逃课。尽管已经过了加退选的截止日期,杰克仍然说服指导教授让他退掉统计学。“我稍微掉了几滴眼泪,”有一天晚上,当我们继续在交谊厅的牌桌上厮杀时,他用理所当然的语气说,“这招是我在戏剧社学会的。”几天后的深夜,当我正在临阵磨枪时,雷尼来敲我的房门(奈特早已呼呼大睡一个多小时了),问我有没有兴趣写一篇关于阿塔克斯 [36] 的报告,他听说我可以代劳这类事情。雷尼说他会出个不错的价钱;他目前还赢了十块钱。我说很抱歉帮不上忙,因为自己也有几份迟交的报告要赶。雷尼点点头,便悄悄走出房门。

  阿什利脸上冒出许多可怕的、化脓的粉刺;马克在一个大难临头的晚上狂输二十块钱以后,就偶尔会梦游;布拉德和一个住在一楼的家伙打了一架。那个家伙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后来布拉德自己承认那个玩笑无伤大雅——问题是,布拉德刚刚在牌桌上连续拿到三次“婊子”,只想去一楼的自动贩卖机打一罐可乐来润润被烟熏得十分焦躁的喉咙,所以他这时候的情绪可开不起无伤大雅的玩笑。于是布拉德转过身来,把还没开罐的可乐往旁边一扔,就对一楼的家伙饱以老拳。那个男孩的眼镜被打破,一颗牙齿也松脱了。于是,平常和图书馆的油印机一样毫无危险性的布拉德,竟然成为我们这群人当中第一个受到留校察看处分的人。

  我想过打电话给安玛丽,告诉她我认识了一个女孩,而且开始和她约会,但是已经有这么多事要忙,打这通电话似乎太费神了。我暗自希望安玛丽会写信来说她觉得差不多是我们各自找其他对象的时候了。但相反的是,她来信拼命诉说有多么想念我,并开始为我做一件圣诞节的特别礼物;她可能是指一件有驯鹿图案的毛衣。安玛丽最擅长织驯鹿图案的毛衣了,还随信附上一张她穿着短裙的照片。看着那张照片,我没有性欲高涨,反而觉得疲倦、内疚,还有一种受骗的感觉。卡萝尔也让我觉得上当了。我想要捕捉恋爱的感觉,但并不想要让生活有太大改变,也不想改变她的生活。不过我喜欢她,这倒不假,而且很喜欢她。我喜欢她的微笑、她的机智。很不错,她曾经说,我们疯狂地交换信息。

  大约一星期之后,我在豪优克和卡萝尔一起打完工回宿舍的时候,看到法兰克两手提着大皮箱,慢慢在三楼走廊上走着。法兰克是西缅因州人,来自一个还未受到工商业污染、绿树成荫的小镇,他的北方佬口音浓厚得让你想帮他切掉一些乡音。他的牌技普通,每当有人积分超过一百分时,他的积分总是排第二或第三,不过他是个大好人,脸上随时挂着微笑……直到那天下午我看到他提着皮箱往楼梯口走去。

  “你换房间了吗,法兰克?”我问他,但即使在那个时候,我想我早已心知肚明——因为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他神情严肃、脸色苍白且垂头丧气。

  他摇摇头。“我要回家。我接到妈妈的信,她说我们家附近的湖滨度假村需要管理员。我说没问题,反正在这里也是浪费时间。”

  “才不是呢!”我有一点震惊地说,“天哪,法兰克,你是来接受大学教育的!”

  “但是我并没有接受大学教育,问题就在这里。”走廊十分阴暗,外面下着雨。不过,我还是觉得法兰克的脸颊开始泛红,我猜他感到羞愧,所以才刻意选在一个星期的中间、宿舍最冷清的时候离开。“我什么都没做,只是拼命玩牌。甚至连玩牌都没有玩得很好。我修的每一门课进度都落后了。”

  “你没有真的落后太多!现在才十月二十五日而已!”

  法兰克点点头。“我知道。但是我不像别人那么机灵,高中的时候我读书就没那么灵光。我必须脚踏实地,把东西牢牢记住才行。不过我没有这样做,如果你没有在冰上先打洞,就不可能抓得到鱼。我走了,彼特,我得趁他们还没有把我退学以前就先休学。”

  他继续往前走,手里拎着箱子,沉重地踏上第一级阶梯。他的白色T恤飘浮在午后阴沉的空气中;经过一扇滴着雨水的窗户时,他的平头闪烁着金光。

  他走到二楼了,屋里回荡着他的脚步声,我冲到楼梯口往下望。“法兰克!嘿,法兰克!”

  脚步声停住了。在黑暗中,我可以看到他抬起大圆脸看着我,还看到皮箱模糊的轮廓。

  “法兰克,你的兵役问题要怎么办呢?如果你休学,他们会把你抓去当兵!”

  他沉默许久,仿佛在思索该怎么回答。结果他一直没有回答,没有用嘴巴回答,而是用脚回答。楼下再度响起他的脚步声,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法兰克。

  还记得当时我站在楼梯口,觉得很害怕,心里想: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也许现在正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努力抛开这样的想法。

  我认为,看到法兰克拎着箱子是一大警讯。我得好好留意了,要想办法进步。之前我的成绩一直下滑,现在该是突飞猛进的时候了。但是,我可以听到走廊另一端,龙尼高兴地喊叫他要揪出婊子了、要把那娼妓给揪出来,于是我决定从今晚开始洗心革面,今晚我会有足够的时间来重新升火待发。今天下午,我要玩最后一次红心牌戏,或玩两次,或玩四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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