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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来，我都把我和法兰克最后那次谈话的关键内容深锁在心底。我告诉他，他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成绩落后那么多，他回答是因为他念书不太灵光，所以才会落后那么多。我们都错了。一个人的成绩的确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落千丈，这种事固然会发生在我和舰长及马克这种有小聪明的学生身上，但也发生在努力用功的学生身上。在我们内心的深处一定一直认为可以尽情玩乐，等时间到了再努力看书，尽情玩乐，再最后冲刺。我们大多数人在家乡高中念书时，不都是这么过关的吗?但是就像戴维所说，这里可不是高中。
我得告诉你，在秋季开学时搬进张伯伦舍三楼的三十二个学生里(如果把戴维也计算在内的话就有三十三个人，不过他对红心牌戏完全免疫)，只有十五个人在春季开学时出现在张伯伦舍。但我倒不是说离开的那十九个人都是玩牌玩上瘾的人，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一九六六年秋季，张伯伦舍三楼最聪明的家伙恐怕就是还没有真的被退学就赶紧搬走的那些人。住在我和奈特对面的史蒂夫和杰克在十一月第一个星期就搬去查德波恩舍，他们一起在申请表上列的理由是：受到干扰。当住宿处问他们究竟受到哪一类干扰时，他们说就是宿舍中常见的干扰——整个晚上摆龙门阵、把牙膏挤在别人头上、和几个家伙处不好等。两人都补充了一句，他们可能花太多时间在交谊厅打牌了，听说查德波恩舍比较安静，是校园里少数两三个“适合读书”的宿舍。
他们预先模拟了住宿处可能问的问题，然后像准备演说课的口头报告般再三演练。史蒂夫和杰克都不希望几乎永无休止的红心牌戏会因此画上休止符，如此一来，可能会招致各式各样的抱怨，觉得他们多管闲事。他们只希望趁还来得及挽回奖学金的时候，赶快搬离张伯伦舍。
16小考分数难看和报告写差了，只不过是不愉快的前哨战而已，对舰长和我及许多牌友而言，第二回合的考试才是真正的大灾难。我的英文随堂作文拿了A-，欧洲历史考了D，但是社会学和地质学考的选择题都不及格。社会学只差一点点就及格了，地质学则差很多。舰长的人类学、殖民史和社会学都没过关，他的微积分考了个C(但他告诉我只是低空掠过)，课堂作文则拿了B。我们都认为，如果只考随堂作文，也就是说，我们得在离三楼交谊厅很远的地方完成指定作业，那么一切就会变得单纯多了;换句话说，我们暗自希望能重回高中时代，连自己都没有察觉这一点。
“好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舰长在那个星期五晚上对我说，“我要开始用功了，彼特。我不在乎大学能不能毕业，或有没有文凭可以挂在房间的壁炉架上，但是如果要我回去德克斯敦，每天和那群智障一起鬼混，直到山姆大叔征召我去当兵为止，那我还真是该死。”
他坐在奈特的床上。奈特这时候正在旷野上的宫殿咀嚼着星期五晚上的鱼排;张伯伦舍三楼居然还有人食欲这么好。无论如何，我们不愿意在奈特面前谈这种事;我的乡巴佬室友自认上次考试考得还不错，全部科目都拿B或C。就算他听到我们谈话，也不会说什么，只会看着我们，用眼神谴责我们没出息。虽然不见得全是我们的错，不过我们在道德上十分站不住脚。
“我加入。”我说，然后走廊另一端传来痛苦的嘶吼声，(“噢……该死!”)我们立刻明白：刚刚又有人拿到婊子了。我们四目交接。当然，我不知道舰长怎么想(尽管他是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仍然在想：还有一点时间……为什么不会这么想呢?当时对我来说，永远有的是时间。
舰长开始咧嘴，我也牵动嘴角，他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也跟他一起笑。
“管他呢。”他说。
“只玩一晚，”我说，“明天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念书。”
“埋头苦读。”
“读一整天。不过现在……”
他站起来。“走吧，咱们去把婊子揪出来。”
我们去了，而且不是只有我们这么做。我知道这不算什么理由，只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第二天早餐时间，当我和卡萝尔在洗碗部并肩工作时，卡萝尔说：“我听说你们宿舍里玩牌玩得很凶，是真的吗?”
“没错。”我说。
她回头看我，对我微笑——每当我想起卡萝尔时，总是念念不忘她的微笑，直到现在还常常想起。“红心牌戏?揪出婊子?”
“红心牌戏，”我点点头，“揪出婊子。”
“我听说有些人玩得太入迷了，成绩愈来愈糟。”
“有可能。”我说。现在输送带上没什么东西要洗，偶尔才送来一个餐盘。我注意到，每当你需要的时候，偏偏输送带上就是没啥东西。
“你的成绩如何?”她问，“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不过——”
“交换信息，是啊，我明白。我的成绩还好，而且，我要戒掉这个坏习惯。”
她又抛给我那个微笑，当然我现在还不时想起那微笑，换做是你的话也会这样。她的酒窝、微翘的下唇、那么懂得接吻的嘴唇，还有闪动的蓝色双眸。那还是男生宿舍女宾止步的年代……总而言之，我知道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月那段时期，卡萝尔把很多事情都看在眼里，看得比我还清楚。但是当然，她当时还没抓狂。后来越战令她抓狂，也令我和奈特抓狂。比起来，红心牌戏根本微不足道，只不过是地球微微抖动了一下而已，只是会让纱门啪啦啪啦开开关关，还有架子上的玻璃杯铿锵作响的那种轻微晃动。会引起天崩地裂、死伤无数的大地震这时候还没有发生。
17巴瑞和布拉德都订了《德里新闻报》，报纸每天都会送到他们房间，然后整天在三楼传阅——我们晚上在交谊厅坐下来玩牌时会看到大家看剩的报纸，不仅页面撕破、顺序乱七八糟，填字游戏上面还有三四个人不同的笔迹。照片上的林登·约翰逊、拉姆齐·克拉克和马丁·路德·金脸上都被画上胡子(我一直不晓得那是谁的杰作，不过有人总爱在副总统汉弗莱的头上画上一对冒烟的角，然后用小小的大写字母在照片下面写着“魔鬼汉弗莱”)。《新闻报》对于越战采取鹰派立场，因此总是正面报道每天的战况，把反战示威的消息放到底下最不重要的位置，通常都是放在小区活动消息的下面。
不过，我们仍然发现在洗牌、发牌的空当，大家讨论电影、约会、功课或牌局的频率愈来愈少，讨论越战的时间愈来愈多。无论消息多么令人振奋、击毙越共的人数有多少，每天报纸上都至少会出现一张照片，上面不外乎是进行伏击后的美国大兵痛苦的表情，或哭泣的越南小孩茫然瞪着焚烧的村落。在舰长所谓的《每日杀戮专栏》底下总是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细节，例如在湄公河三角洲被我们击沉的越共巡逻艇上那些平白丢掉性命的小孩。
奈特当然没有和我们一起玩牌。他也不和我们争辩该不该打这场战争——我很怀疑，关于越南曾受法国统治或一九五四年驻扎在军事重镇奠边府的那些倒霉的法国人后来命运如何 [37] ，奈特知道的不会比我多，他当然更不知道是谁决定该是南越总统吴廷琰到天国报到的时候了，好让阮高祺和那群将领夺得政权。奈特只知道他和越共无冤无仇，而且在最近的将来，还不会在缅因州的玛斯山或普雷斯克岛看到越共。
“你到底有没有听过骨牌理论啊，你这呆头鹅?”一天下午，有个叫尼克的矮脚鸡问奈特，尼克是大一新生。我的室友几乎从来不去三楼交谊厅，他宁可在二楼安静地用功，不过那天，他刚好在那儿待了几分钟。
尼克已成为龙尼的虔诚信徒，他爸爸是捕龙虾的渔夫。奈特看着尼克叹口气说：“有人把骨牌拿出来的时候，我就离开。我觉得骨牌游戏很沉闷。这就是我的骨牌理论。”他瞥了我一眼，我很快把视线移开，但是速度还不够快，仍然看到他眼神中流露的讯息：你到底吃错了什么药啊?然后他就离开了，拖着毛茸茸的拖鞋回到三〇二室继续用功——换句话说，回到他努力从牙医预科迈向牙医系学生的既定轨道。
“彼特，你的室友是混蛋，知道吗?”龙尼说。他嘴角叼着一根烟，单手划着火柴，这是他的专长——长得又丑又粗、交不到女朋友的大学生都有各式各样的专长——然后点燃香烟。
才不是，我心里想，奈特很好，我们才是混蛋呢。有那么一刹那，我真的觉得很沮丧。霎时间，我明白自己已经陷入可怕的泥沼中，完全不可自拔。我知道舰长正看着我，我知道如果我抓起一把牌、把牌撒在龙尼脸上，然后走出交谊厅，舰长会跟着我走出去，可能也大大松了一口气。但那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来得快，去得也快。
“奈特没问题，”我说，“他只是有些奇怪的想法罢了。”
“有些奇怪的共产党思想。”休说。他的哥哥在海军服役，最近听到的消息是他们的军舰开到了南中国海。休绝对不是鸽派。身为拥护戈德华特的共和党员，我应该和他有同感，但是奈特开始对我产生一些影响。我吸收了各式各样的罐头知识，但是没有发展出什么支持参战的实际论点，更不用提了解美国外交政策了，我没有时间做这件事，只是成天忙着念社会学。
我还蛮确定就在那天晚上，我差一点就打电话给安玛丽了。交谊厅对面的公共电话正好没人在用，我的口袋里又装满零钱，都是刚刚玩红心牌戏的战利品，我突然决定该是时候了。我根据记忆拨了她家的号码，(虽然我得思索一会儿才想起来最后四位数是什么，到底是八一四六还是八一六四?)然后接线生要求我投入七毛五的硬币，我照她的话做了。我让电话铃声响了一次，然后就把电话筒砰然挂回去，听到硬币当啷地掉入退币口的声音。
18一两天后——万圣节之前——奈特买了一张我几乎没听过的歌手菲尔·奥克斯录制的唱片。奥克斯是民谣歌手，但不是民谣演唱会里面那种乒铃乓啷的斑鸠琴乐风。唱片封面是个狼狈的游唱诗人坐在纽约街头，和奈特其他唱片的封套(例如，穿着燕尾服、醉眼迷蒙的迪恩·马丁、米契·米勒笑着带动观众一起唱、穿水手领罩衫和戴水手帽的黛安·雷奈)摆在一起，显得极不搭调。奥克斯这张唱片名为《我不要再行军了》，当白昼渐短、天气转凉时，奈特经常播放这张唱片。我偶尔擅自拿这张唱片来播放，奈特似乎也不介意。
奥克斯的声音带着一种迷惑的愤怒;我想我喜欢他的声音是因为我自己很多时候也觉得很困惑。他和迪伦很像，但表达方式比较没有那么复杂，而且也更清楚表达他的愤怒。这张唱片中最好、最令人忧心的一首歌，就是唱片的主打歌。在这首歌里，奥克斯并非只是暗示，而是明白表示战争毫无价值，从来都没有任何事情值得一战。即使有值得一战的理由，仍然不值得发动战争。他的想法加上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反对约翰逊、反对越战的画面，激发了我的想象，和历史、政策或理性思考毫无关系的想象。奈特时髦的小唱机传出奥克斯的歌声：我一定曾经杀了上百万人，而他们现在要我重新回去，但是我不要再行军了。换句话说，停止吧。停止听他们的话，停止做他们要你做的事，停止玩他们的游戏。这是个古老的游戏，而且在这个游戏中，是婊子在猎杀你。
于是也许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你开始别上象征反抗的标志——其他人起先抱着怀疑的态度，后来可能同心协力、一起奋斗。万圣节后几天，奈特告诉我们那个标志可能的长相，他是从扔在三楼交谊厅那些皱巴巴的旧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标志。
19“他妈的，你们看!”比利说。
哈维在比利那一桌洗牌，雷尼正在计算目前的积分，比利趁空当很快地浏览报纸上的地方新闻版。满脸胡楂的柯比带着他的儿童阿司匹林，正烦躁不安地准备出去约会，也倾着身子去看。
比利连忙把身子缩回来，在鼻子前面猛扇着手。“天哪，柯比，你上次洗澡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哥伦布纪念日?还是国庆节?”
“让我看看。”柯比说，根本不理会他刚刚说的话，一把抓过报纸。“他妈的，那是哩噗—哩噗!”
龙尼猛然站起来，因为动作太快，椅子都翻倒了，斯托克利上报令他大吃一惊。大学生通常只有在惹麻烦的时候才会上报(当然刊登在体育版的新闻则是例外)。其他人都围在柯比旁边，舰长和我也不例外。没错，那人正是斯托克利，而且还不止他一个，在后面还有很多学生，他们的脸孔模糊不清……
“我的天!”舰长说，“我想那是奈特。”他的口气似乎又惊又喜。
“站在他前面的是卡萝尔。”我说，声音透着古怪和震惊。我认得那件背上绣着哈维切中学的外套;认得垂在外套上金发绑成的马尾;认得那件褪色的牛仔裤。我也认得那张脸，即使半转过头去，而且脸孔笼罩在写着“美国立刻滚出越南”标语的阴影下，我还是认得那张脸。“那是我的女朋友!”这是我第一次提到卡萝尔的名字时，嘴巴里吐出“女朋友”这几个字，虽然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都把她当做女朋友。
照片标题写着：“警方驱散抗议征兵的群众”，里面没有提到任何名字。根据旁边的报道，来自缅因大学的十来个示威群众聚集在德里市区的联邦大楼前面，他们携带了标语，绕着征兵处的入口游行示威，嘴里唱着歌，并且“呼喊口号，有些口号还夹带脏话”。有人招来警察，起先警方只做壁上观，想顺其自然，但是后来出现了立场对立的示威群众——大多数是正值午休的建筑工人。他们也开始呼喊口号，虽然新闻报道没有提到他们的口号中是不是也夹带脏话，但我可以猜到，口号中少不得要示威者滚回苏联去，建议那些标语用完后可以贮藏在何处，以及指点最近的理发店在哪个方向之类的。
当示威群众开始对着建筑工人骂回去时，建筑工人拿起午餐盒中的水果往示威群众的身上扔过去，这时候警察开始介入。警方表示，他们未经申请核准就聚众示威(德里市警察显然从来都不晓得美国人有和平集会的权利)，于是围住那些年轻孩子，把他们带往维臣街的警察局，然后就将他们释放。“我们只是想让他们离开火药味浓厚的现场，”报道中引用警方的话，“如果他们又回去那里，那真是笨!”
这张照片和抗议科尔曼化学公司那次拍的照片其实没什么两样。照片上，警察领着示威群众离开，而建筑工人则摇晃着拳头嘲笑他们(一年后，他们都会忙着炫耀钢盔上的小小美国国旗)，其中一名警察正要伸手抓住卡萝尔，站在卡萝尔身后的奈特似乎没有引起他们注意。还有两名警察正护送斯托克利离开，斯托克利背对着镜头，但是拄着拐杖的人绝对是他。如果还需要什么辅助的身份认证的话，他外套上手绘的麻雀爪印是最佳证明。
“你们看那呆子!”龙尼得意洋洋地说，(上次考试中，他修的四科中有两科不及格，不过他还是敢叫任何人呆子。)“好像没别的事好做似的!”
舰长不理会他，我也一样。对我们而言，无论龙尼说什么，那些空话都毫无意义。我们都很讶异会看到卡萝尔……还有奈特站在她后面看着示威群众被警察带走。奈特像平常一样打扮整齐，穿着常春藤衬衫以及裤脚翻边和有折缝的牛仔裤。奈特站在摇晃着拳头、得意叫嚣的建筑工人附近，但是他们对他毫不在意。警察也一样。双方都不知道我的室友最近变成了颠覆分子奥克斯的忠实歌迷。
我悄悄溜进电话亭中，打电话到富兰克林舍二楼。交谊厅里有人接起电话，我请她叫卡萝尔听电话时，那个女孩说卡萝尔不在宿舍，她和莉比一起到图书馆念书去了。“你是彼特吗?”
“是啊。”我说。
“她留了字条在玻璃上，”那时候的宿舍很流行这种做法，“上面说她等一下会打电话给你。”
“好，谢谢。”
舰长站在电话亭外面，很不耐烦地招手叫我。我们沿着走廊去找奈特，虽然我们都晓得这样一来，就保不住原本在牌桌上的位子了。但是就这次的情况而言，我们的好奇心压过了瘾头。
我们拿报纸给奈特看并问他关于示威的事情时，他的表情很平静，他脸上的表情从来都没有什么变化。我感觉到他很不快乐，甚至很痛苦。我不明白为什么——毕竟这件事的结局还不错，没有人坐牢，报纸也没有披露任何人的姓名。
我正在想，他平常都是这么沉默，不要想太多了。此时舰长问：“你怎么了?”
他的声音里透着关心。奈特的下唇颤抖了一下，然后紧紧抿住。他弯腰越过干净的书桌，在唱机旁的盒子里拿起面纸(我的书桌上早已盖了十九层垃圾)。他大声而用力地擤鼻涕，然后又恢复正常，但我还是从他眼神中看到那种迷惑和不快乐的神情。我一方面(很卑鄙地)高兴看到他这样，高兴知道即使他没有迷上红心游戏却还是碰上麻烦了。人性有时候就是如此卑劣。
“我和斯托克利、哈利，还有其他几个人一起去。”奈特说。
“卡萝尔也和你们一起吗?”我问。
奈特摇摇头。“我想她是和乔治那伙人一起去的。我们总共开了五辆车子去。”我完全不知道乔治是何许人也，但仍然涌起一股病态的妒意。“斯托克利和哈利都是反抗委员会的成员，乔治也是。总而言之，我们——”
“反抗委员会?”舰长问，“那是什么啊?”
“是一个社团，”奈特说，然后叹了一口气，“他们觉得那不只是个社团——尤其是哈利和乔治，他们是真正的反动分子——但其实那只不过是个社团，和戏剧社或拉拉队没什么两样。”
奈特说，他之所以参加是因为昨天是星期二，而他下午反正没课。没有人发号施令，没有人传着什么誓言或联名书要大家签名，也没有非游行不可的压力，或后来反战运动的那种军事化狂热。根据奈特的说法，他们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卡萝尔和同伴还一直打打闹闹，拿标语互相打来打去。(笑笑闹闹。和乔治一起又笑又闹，我心里又升起一股妒意。)
当他们走到联邦大楼时，有的人开始示威，在征兵处前面绕着圆圈游行，有的人则只在旁边看。奈特是没有参加游行的人之一，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素来平静的脸孔痛苦地扭曲起来。
“我原本想和他们一起游行的，”他说，“我一路上都想和他们一起游行。真是好玩，我们六个人全挤进哈利的绅宝汽车里。亨特……你们认识亨特吗?”
舰长和我都摇摇头。我想我们两人都有一点讶异，这个拥有特里尼·洛佩兹和黛安·雷奈唱片的人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尤其是他还认识那些会吸引警察和媒体注意的家伙。
“反正他和乔治发起了反抗委员会。由于我们没办法把斯托克利的拐杖塞进车子里，亨特替他拿着，伸出窗外，我们一路唱着《我不要再行军了》，并且谈着如果我们能团结在一起，说不定真的能阻止这场战争——大伙儿全都聊着这些话题，除了斯托克利，他一直很安静。”
我心想，即使和他们在一起，他还是很安静……或许除非他认为该是来场小小演讲、谈谈公信力的时候，他才会开口。但是奈特心里想的不是斯托克利，奈特想的是奈特，纳闷的是他的脚为何莫名其妙地拒绝走向内心真正想走的方向。
“我一路上都在想，‘我要和他们一起游行，我要和他们一起游行，因为这样做是对的……至少我认为是正确的……即使有人对我挥拳，我还是会采取非暴力手段，就像那些在餐厅里静坐的家伙一样。那些家伙终于得到最后的胜利，或许我们也一样。’”他看着我们，“我的意思是，我的心里笃定，没有丝毫怀疑，你们知道吗?”
“是啊，”舰长说，“我知道。”
“但是到那里以后，我却办不到。我帮忙发了一些标语，上面写着：停止这场战争，美军撤出越南，让年轻人回家……卡萝尔和我帮斯托克利系好他的标语，所以他可以一面拄着拐杖、一面高举标语……但是我自己却没办法拿起标语。我和比尔、凯瑞、还有一个叫萝莉的女孩一起站在人行道上……我们在植物实验室一起做实验……”他从舰长手中拿起报纸来读，仿佛想再次确认，没错，这一切真的发生了，灵弟的主人兼辛迪的男友真的去参加了反战示威。他叹了一口气，报纸从他手中飘落地面。这实在太不像他了，我有一点受伤的感觉。
“我以为我会和他们一起游行，否则我去那里干吗呢?你们要知道，我一路上丝毫没有动摇过。”
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我点点头，仿佛真的明白似的。
“但是结果我没有参加游行，我不知道为什么。”
舰长在床上坐下来，坐在他旁边。我看到奥克斯的唱片，并把唱片放在唱机上。奈特看着舰长，然后又转头看别的地方。奈特的手很小、很干净，就像他的人一样，只有指甲例外，他的指甲被咬得乱七八糟，几乎只剩下肉根。
“好，”他说话的语气仿佛舰长刚刚大声问了他一个问题，“我知道为什么，我害怕他们会被抓起来，而我会和他们一起被抓起来。我的照片会登在报纸上，然后家人会看到。”接着是长长的沉默，可怜的奈特拼命想把话讲完。我拿着唱针对准旋转唱片上的第一道沟槽，等着看他会不会把话讲完，最后他的确把话说完。“我怕我妈妈会看到。”
“没关系，奈特。”舰长说。
“我不觉得没关系，”奈特以颤抖的声音回答。“我真的不觉得。”他不肯抬头正视舰长，只坐在床上，戴着扁帽、穿着睡裤，露出一身瘦排骨和白皮肤，低头看着被咬得乱七八糟的指甲。“我不喜欢辩论该不该打这场仗的问题。哈利喜欢辩论……还有萝莉和乔治。天哪，你简直没法让乔治闭嘴，委员会大多数人都和他一样。在这方面，我和斯托克利比较像，和他们比较不一样。”
“没有人像斯托克利。”我说。我想起那次在小径上碰到他的情形。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放轻松一点呢?”而公信力先生回答我：“你为什么不把我吃掉算了?”
奈特仍然端详着他的手指甲。“我的想法是，约翰逊把美国年轻人送去战场白白送死。但这不是哈利认为的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这根本和任何主义无关。约翰逊只是在脑子里把越战和西部拓荒英雄大卫·克洛科特 [38] 、丹尼尔·布恩 [39] ，以及纽约洋基队全混在一起了。我心里既然这么想，就应该把它说出来，我应该努力阻止这件事，不管在教会、学校或在童军团里，他们都是这样教我的。你应该挺身而出，如果你看到了不义的事情，例如有人正在以大欺小，就应该挺身而出，或至少试图阻止他。但是我担心妈妈看到我被警察逮捕的照片会哭起来。”
奈特抬起头来，我们发现他在哭。只是微微啜泣;眼睑和睫毛被泪水润湿了，如此而已。不过对奈特而言，这已经是非同小可。
“我发现一件事，”他说，“我知道斯托克利外套背上的图案是怎么回事了。”
“是什么?”舰长问。
“这个图案综合了两个英国海军旗语字母。你们看。”奈特光脚站起来，对着天花板举起左手臂，然后把右手臂对着地板，垂直成一条直线。“这是N。”然后他把手臂伸出去，和身体成四十五度角。我现在看出这两种形状交叠在一起，形成了斯托克利旧粗呢大衣背上的图案。“这是D。”
“这两个字母代表的是‘废除核武’。伯特兰·罗素 [40]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明了这个象征符号，”他在笔记本背面画上这个符号，“他称它为和平标志。”
“真酷。”舰长说。
奈特微微笑，用手指擦干眼角的泪水。“我也这么觉得，”他附和着，“酷毙了。”
我放下唱针，大家一起聆听奥克斯的歌声。就像我们这些亚特兰蒂斯人常说的，好好享受一番吧!
20张伯伦舍三楼的交谊厅已经成为我的木星了——吸力超强的恐怖星球。不过那天晚上我还是抗拒了强大的诱惑，钻进电话亭中打电话到富兰克林舍。这次我找到卡萝尔了。
“我没事，”她说，轻笑了几声，“我很好。有个警察甚至称呼我小姐。彼特，多谢你关心。”
那个叫乔治的家伙又对你表现出多少关心了?我很想这样问，但即使只有十八岁，我都知道不应该这么做。
“你应该打电话给我，”我说，“也许我会和你一起去，我们可以开我的车去。”
卡萝尔咯咯笑了起来，声音很甜，但令人困惑。
“什么?”
“我只是想到，开着一辆贴着戈德华特贴纸的休旅车去参加反战示威是什么样子。”
我猜确实挺滑稽的。
“何况，”她说，“我猜你有其他事情要做。”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的好像我没听懂似的。透过电话亭和交谊厅的玻璃可以看到三楼大多数房客都在烟雾弥漫的交谊厅中玩牌。即使关着门，还是可以听到龙尼的尖叫声。赶快追杀婊子，我们很快就会把她揪出来!
“不是在念书，就是在玩牌，”她说，“我希望你是在念书，和我住同一层的女孩和雷尼约会，或是应该说曾经和雷尼约会，当雷尼还有空出去约会的时候。她说红心游戏是从地狱来的牌戏。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唠叨?”
“不会。”我说，不太知道她到底唠不唠叨，也许我正需要有个人来唠叨一下。“卡萝尔，你还好吧?”
电话里一阵沉默。“是啊，”最后她说，“我当然很好。”
“那些建筑工人——”
“基本上只是嘴巴叫叫而已，”她说，“别担心，真的。”
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好……而且我还得担心那个乔治。我担心乔治就像担心萨利一样，卡萝尔在家乡的男友。
“你参加了奈特说的那个委员会吗?”我问她，“那个反抗委员会。”
“没有，”她说，“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乔治邀请我加入，乔治和我是在修课的时候认识的，你认识他吗?”
“我听过他的名字。”我说，紧紧抓着电话筒，丝毫不肯放松。
“这次示威活动就是他告诉我的。我和其他人搭他的车一起去。我……”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好奇地问，“你不会忌妒他吧?”
我小心翼翼地说：“他整个下午都和你在一起，我猜，我对这点很忌妒。”
“你不用忌妒。他的头脑很好，很聪明，但是发型却很糟糕，而且眼神飘忽不定。他常刮胡子，但老是好像有一块没有刮干净似的。他没什么吸引力，相信我。”
“那么，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我们能不能见个面?我想给你看一个东西，不会花很多时间，但是如果我能解释一下可能比较好……”她的声音发颤，我明白她已经快哭了。
“怎么回事啊?”
“你是说，除了我爸爸看到报上的照片之后，可能不准我走进家门以外吗?他这个周末以前就会把门锁换掉，假如他现在还没换掉门锁的话。”
我想到奈特说他很怕妈妈看到他遭到逮捕的照片。妈妈的乖小孩因为未经许可在联邦大厦前游行遭到逮捕。丢脸，真丢脸。至于卡萝尔的爸爸呢?情形不太一样，但也差不多，毕竟他爱说：“喂，船哪”，而且他加入了海军。
“他可能不会看到这则报道，”我说，“即使看到了，报纸上也没有登你们的名字。”
“那张照片，”她耐着性子说，仿佛在对一个不可救药的笨蛋讲话，“你没有看到照片吗?”
我说她的大半张脸都转过去、没有对着相机，而且脸上还罩着阴影。然后我想起她的高中外套背上耀眼的哈维切中学几个字。更何况，看在老天的分上，他终究还是她父亲啊。即使卡萝尔大半张脸都转过去，当爸爸的还是能认出来。
“他可能不会看到那张照片，”我无力地说，“那则新闻登在角落。”
“彼特，你就是想用这种方法过你的人生吗?”她的声音仍然透露着耐心，但是现在已经比刚刚尖锐了一些，“做一些事情，然后希望别人不会发现。”
“不是。”我说。我能因为她这么说而生气吗?想到安玛丽到现在还浑然不知世上有卡萝尔这号人物。我没有向卡萝尔求婚，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承诺，不过结不结婚不是问题所在。“我没有这么想，不过卡萝尔……你总不需要把那张该死的报纸故意放到他鼻子下面吧?”
她笑了，笑声里完全没有原先的轻快，不过我觉得即使懊悔的笑声都比不笑来得好。“我不需要这么做，他自己会发现，碰巧他就是这种人。不过我得走了，彼特。还有，或许我终究还是会参加反抗委员会，虽然乔治总是像小孩一样，而哈利的口臭叫人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因为……你知道……”她在我耳边沮丧地叹了一口气，“我没办法解释。嘿，你知道我们出去透气抽烟的地方吗?”
“豪优克餐厅外面吗?当然知道，就在垃圾桶旁边。”
“十五分钟后在那里碰面，好吗?”
“好。”
“我还有很多书要念，所以我没办法逗留很久，不过我……我只是……”
“我会在那里和你碰面。”
我挂断电话，走出电话亭。阿什利站在交谊厅门口，一边抽烟，一边走来走去。我推测现在是牌局之间的休息时间。他的脸色十分苍白，脸颊上冒出点点胡楂，衬衫脏得不得了，眼睛睁得大大的且炯炯有神，好像毒瘾很深的人。红心牌戏的确像毒品一样，但不是那种会让你飘飘然放轻松的毒品。
“怎么样啊，彼特?”他问，“要不要来玩几把?”
“晚一点也许会。”我说，开始往走廊走去。斯托克利披着破旧的浴袍从浴室登登地走回房间。他的拐杖在暗红色的地毯上留下水渍，一头长长的乱发也湿答答的。我很好奇他怎么洗澡，在今天的公共澡堂里，把手和扶栏已经是标准配备，但是当时什么都还没有。他一副完全不想讨论这个话题的样子;不管是这个话题或其他任何话题。
“你还好吗，斯托克利?”我问。
他不搭腔，只是低头走过去，湿淋淋的头发贴在脸颊上，手臂下夹着肥皂和浴巾，咕哝着“哩噗—哩噗，哩噗—哩噗”的声音，他甚至根本没有抬头看我。不管你想和斯托克利说什么，他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回骂你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