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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和阿什利根本没有回来继续学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八个人阵亡了。对我们而言，在冬天第一场暴风雪来临前那三天，显然情况变得更糟了;在其他人眼中，情况很明显。不过如果你深陷其中、在红心热之中热昏了头，事情看来就只不过是稍微偏离常轨而已。
感恩节假期之前，交谊厅的四人牌局在上课时间往往不时拆散、重组;偶尔当大家都去上课的时候，交谊厅里甚至空无一人。但现在玩牌的搭档几乎都很固定，只有当有人摇摇晃晃地回房睡觉，或换到别桌打牌以避开龙尼高超的技术和粗暴的言语时，才会有些许变动，这是因为三楼的红心迷大都不是为了接受更高深的教育而回来这里，包括巴瑞、尼克、马克、哈维，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尽管上了大学，却几乎已经放弃受教育了。他们之所以回学校，只是为了追求毫无价值的“赛末点”。事实上，许多住在张伯伦舍三楼的男生现在都主修红心牌戏，悲哀的是，我和舰长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星期一去上了几堂课，然后心想“管他的”，就把其他的课全逃掉了。星期二我什么课也没去上，在梦中玩了整晚的牌(还记得梦境中有个片段是我的黑桃皇后掉到地上，上面变成卡萝尔的脸)，然后星期三整天都在玩红心。地质学、社会学、历史……全都是没有意义的空洞概念。
在越南，一群B—52战斗机击中了越共在东河的集结地，也顺带打中了一队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十二人死亡，四十人受伤——哎，可恶。气象预报说，星期四的天气会从下大雪转为下雨，而下午将会下冰雹。但没几个人注意到气象报告，当然我绝对没想到这场暴风雨将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星期三，我在午夜时分上床睡觉，而且睡得很沉，即使梦到了卡萝尔或红心牌戏，也全都不记得了。星期四早上八点钟醒来时，外面正下着大雪，我几乎看不见富兰克林舍的灯光。洗完澡后，我走到走廊的另一端去看看牌局开始了没有，只有一桌人在玩牌——是连尼、兰迪、比利和舰长。他们都脸色苍白、满脸胡楂，而且神情疲惫，好像通宵都在玩牌，也许他们真的彻夜未眠。我靠在交谊厅门口看着他们玩牌，而外面雪地里正发生一件比玩牌还有趣的事情，只是我们当时都浑然未觉。
31汤姆住在金舍，是附近另外一栋男生宿舍，贝卡则住在富兰克林舍。他们俩近三四个星期以来相处得颇为融洽，融洽到经常一起吃饭。在十一月下旬这个飘雪的早晨，他们一起吃完早餐、走回宿舍的时候，看到张伯伦舍的北面，也就是面对校园的那面墙上……正对着大企业举行面试的东馆，墙上画了一些东西。
他们走近一点，走下小径，踏在新的积雪上，这时积雪大约已经有十厘米厚了。
“你看，”贝卡指着雪地说。雪地上出现了奇怪的痕迹——不是足迹，比较像拖曳的痕迹，而且在拖曳的痕迹外面还出现一个一个小孔。汤姆说，这些孔让他想到有人穿着雪橇、拄着滑雪杆在雪地上走过的痕迹。他们俩都没想到，拄着拐杖的人也可能留下这样的痕迹。
他们再走近宿舍侧面，上面的题字又大又黑，但那时候雪愈下愈大，他们得走到离那面墙只有三米左右的地方，才有办法看清楚有人用喷漆喷在墙上的大字……而且从歪七扭八的字迹看来，他当时显然气疯了。(他们俩都没想到，喷漆的那个人可能同时需要用力拄着拐杖来保持身体平衡，因此没办法把字喷得很整齐。)
墙上的大字写着：
干!约翰逊总统，杀人总统
美国立刻撤出越南!
32我曾经在书上读到，有些罪犯——或许有很多罪犯——其实很想被逮到。我想斯托克利的情况就是如此。无论他当初来缅因大学是想追求什么，他始终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我相信他下定决心，觉得该是离开的时候了……而如果他即将离开，就要在离开前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拄着拐杖的家伙能力所及最惊天动地的临别秋波。
汤姆和几十个人提到宿舍墙上的喷漆;贝卡也一样，还告诉富兰克林舍二楼的舍监玛乔丽，她长得很瘦，是个自以为是的女孩。一九六九年之前，玛乔丽早已是校园中的风云人物，是CCA，也就是美国大学基督徒协会的创办人兼会长;CCA赞成美国参与越战，他们在学生活动中心贩卖尼克松时代流行的小旗帜别针。
我被排在星期四中午到旷野上的宫殿工作，尽管我偶尔会逃课，却从来不打算跷班——我不是那种人。我把交谊厅的位子让给东尼，在十一点钟左右开始往豪优克餐厅走去，看到雪地上聚集了一大群学生，全盯着我们宿舍北面看。我走过去，看看上面写什么，立刻明白这些字是谁写的。
有一辆校车停在班奈特路旁，还有一辆校警的车子停在通往宿舍的小径上。玛乔丽站在四名校警、男生训导长以及训导人员查尔斯的旁边。
那里大约聚集了五十个人，我走在人群后面伸长脖子东张西望，五分钟后，人数增加到七十五人左右。等到我在下午一点十五分洗完碗、走回宿舍的时候，那里可能已经聚集了两百个人，大家三五成群傻乎乎地在那里看热闹。我猜现在很难想象墙上的涂鸦会吸引这么多人注意，尤其那天的天气那么糟，但是那个年头和今天的世界截然不同，当年美国没有一家杂志刊登的裸照会露毛(除了《大众摄影》杂志偶尔会这么做)，报纸也绝对不敢对政治人物的性生活指指点点。在很久以前，距离遥远的世界里，当时亚特兰蒂斯尚未没入海底，谐星曾因在公开场合说出“干”这个字而入狱。在那个世界里，有些字眼仍被视为惊世骇俗。
没错，我们都知道“干”这个字，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经常说这个字：干，干你的狗，干你老妹等等。但是在离地五英尺高的墙壁上，用黑色喷漆大大写着：干!美国总统!杀人总统!居然有人胆敢叫美国总统杀人犯?我们简直不敢相信。
我从豪优克走回宿舍的时候，另外一辆警车也开到这儿来，总共来了六名校警——几乎全部的校警都来了——他们想用一块长方形的黄色帆布把墙上的字盖住。围观的群众窃窃私语，然后发出嘘声，警察看看他们，显得很不高兴。其中一名警察叫大家散开，各自回自己该回的地方。他说得可能没错，但是显然大多数人就是喜欢待在那儿，因为围观群众并没有减少多少。
抓着帆布左角的警察在雪地滑了一跤，几乎跌到地上，有几个围观的人鼓掌叫好，跌跤的警察怒视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脸上堆满深深的恨意。对我而言，一切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转变的，当世代之间开始出现裂痕的时候。
滑了一跤的警察转过身去，继续努力把帆布铺好。最后，他们终于用帆布把第一个和平标志和“干!约翰逊总统”的那个“干”字遮住，当他们把那个最糟的字眼遮住以后，群众确实开始散去。天空飘下的雪花现在夹着冰雹，站在那里很不舒服。
“最好不要让警察看到你背后的图案。”舰长说，我转过头去，看到他穿着有帽兜的运动服站在我旁边，双手伸进衣服前面的肚袋里，嘴里吐出的热气形成一道烟柱，目不转睛地盯着校警和还没被盖住的大字：约翰逊总统!杀人总统!美国立刻撤出越南!“他们会认为是你做的，或是我做的。”
舰长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转过身去。他的运动服背上，用鲜红色墨水画上那个麻雀爪印。
“天哪，”我说，“你是什么时候画的?”
“今天早上，”他说，“我看到奈特的图案，”他耸耸肩，“实在太酷了，我忍不住学他。”
“他们不会认为是我们做的，绝对不会。”
“我想也是。”
唯一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盘问斯托克利……不需要问太多问题，他就会从实招来。但是如果训导处的人和男生训导长还没有和他谈，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机会问——
“戴维在哪里?”我问，“你知道吗?”现在雨很大，冰雹打在树叶上，也乒乒乓乓地打在我每一寸裸露的皮肤上。
“英雄气概十足的迪尔波先生和十来个青年军官储训团的朋友在路上来回操练，”舰长说，“我们从交谊厅看到他们，他们开着真正的军车绕来绕去。龙尼说，他们的小弟弟可能硬得让他们一星期都没办法趴着睡。我想对龙尼而言，这样还挺好的。”
“等戴维回来的时候——”
“是啊，等他回来的时候。”舰长耸耸肩，仿佛表示那些事情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咱们离开这堆泥泞，回去玩牌如何，你说呢?”
关于很多事情，我都有满肚子话想要说……但是我依旧什么也没说。我们回去屋里，下午的牌桌照例又是满座，有五张牌桌在进行着四人牌戏。整个房间里烟雾弥漫，有人搬来一架留声机，因此我们可以一边玩牌，一边听着披头四和滚石合唱团的歌。还有人拿来《九十六滴眼泪》的唱片，至少连续播放了一小时：哭吧、哭吧、哭吧。从交谊厅的窗口可以清楚地眺望班奈特小径和班奈特路，我不停地往那边望，希望会看到戴维和他那群穿卡其制服的同伴瞪着宿舍墙上的喷漆，也许正在讨论是不是应该带着卡宾枪或拔出刺刀去追捕斯托克利。当然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在足球场上操练时，可能会高唱：“杀死越共!美国加油!”不过斯托克利是跛子，他们会很高兴看到他那热爱共产党的屁股被一脚踢出缅因大学。
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但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它发生。从一开学，斯托克利的外套背上就有麻雀爪印的图案，早在我们其他人还不晓得图案的意义之前，戴维就很清楚这点。更何况斯托克利一定会老实承认，他面对训导长和训导人员的质问时会完全豁出去。
无论如何，整件事情在我眼中似乎愈来愈遥远，就好像我修的那些课，也像卡萝尔一样，现在我明白她真的离开了;被征召入伍、开拔到海外，然后死在丛林里，对我而言也同样遥远。对我们这群人而言，眼前最真实而迫切的事情莫过于揪出那可恶的婊子或射下月亮，并把二十六分奉送给同桌牌友。在我眼中，目前最真实的事情只有红心牌戏。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33四点钟左右，冰雹变成雨，到了四点半，天色开始变暗之后，可以看到班奈特小径上面有八九厘米的积水。小路仿佛变成运河，水底下是结了冰后又逐渐融化的泥泞。
当我们注视着在餐厅洗碗部打工的倒霉鬼从宿舍往旷野上的宫殿走去时，牌局进行的速度慢了下来。有几个人——比较聪明的家伙——直接从斜坡切过去，踏过正快速融化的雪地。其他人则照常穿过下面的小径，不时在结冰的地面上滑倒。浓雾逐渐从潮湿的地面升起，让行人更难辨识方向。有个住在金舍的家伙在两条小径交汇的地方碰到了从富兰克林舍走出来的女生，他们一起踏上班奈特路时，男生滑了一下，他赶紧抓住女孩。他们几乎一起滑倒，但想办法维持平衡。我们全都鼓掌叫好。
在我们这张牌桌上，我们开始玩第一手牌。龙尼狡猾的朋友尼克发给我十三张不可思议的牌，也许是我拿过最好的一手牌，很可能有射月的机会：我有六张高分的红心牌，没有一张牌真的是小牌，另外还有黑桃国王和皇后，加上其他两种花色的人头牌 [44] 。我有一张红心七，不大不小的牌，但是在刚开始时，你可以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突袭成功，因为没有人会料到你在还没机会改善手中的牌时就计划射月。
一开始，雷尼先打出梅花二。龙尼缺这个花色的牌，所以扔出一张黑桃A。他以为情势大好。我也这么觉得，我的两张人头黑桃牌都可能会赢，黑桃皇后算十三分，但是如果我拿到所有的红心，就不必把那些积分吞下去，反而是龙尼、尼克和雷尼得吞下那些分数。
我让尼克赢了这一圈，接下来三圈我们轮流赢牌，先是尼克，接着是雷尼，都挖到钻石(拿到方块牌)，然后我拿到混在一堆梅花牌中的红心十。
“心开始碎了，彼特吃下第一个红心!”龙尼高兴地喊叫，“你要倒霉了，乡巴佬!”
“也许吧。”我说，心想也许龙尼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如果能够成功射月，我会让那个白痴尼克的积分立刻超过一百分，并让一路玩得很顺手的龙尼输掉这局。
三圈以后，大家都看出来我在盘算什么。不出我所料，龙尼原本堆满假笑的脸现在脸色大变，脸上正是我最想看到的表情——噘着嘴，满脸不高兴。
“你不可能办得到，”他说，“我不相信，根本不可能。”不过他的声音透露出，他知道其实这是有可能的。
“这个嘛，你们看!”我说，然后打出红心A。我现在不再掩饰我的盘算，何必掩饰呢?如果红心牌平均分布在每个人手中，我立刻就可以赢了这局。“我们就来看看——”
“你们看!”舰长在最靠近窗户的牌桌上嚷着，他的声音流露出不敢相信和敬佩不已的感觉。“我的老天!那是他妈的史托克!”
我们全放下手中的牌，把椅子转过去，从窗口往下面滴滴答答下着雨的昏暗世界望去，在角落打牌的四个男生则站起来看。班奈特路老旧街灯的微弱灯光投射在雾气中，我不禁想到伦敦、泰恩街和开膛手杰克。山坡上的豪优克餐厅比以往更像一艘巡洋舰，雨水顺着交谊厅的窗户往下流，豪优克的形象也模糊起来。
“他妈的哩噗—哩噗，这种烂天气还到户外去，我真不敢相信。”龙尼惊呼。
斯托克利从张伯伦舍北侧快步走下通往洼地的小径，四面八方的小径都在洼地交会。斯托克利穿着他的粗呢旧外套，显然他并不是刚从宿舍走出来，因为外套都湿透了。即使窗户上都是雨水，我们还是看得见他背上的和平标志——和墙上的字一样黑(尽管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用长方形帆布遮住了)。他的一头乱发因为湿透而贴在头上。
斯托克利没有抬头看一看他在墙壁上的涂鸦，只是往班奈特路快步走去。我从来不曾看过他走得这么快，完全无视于落在头上的大雨、逐渐升起的浓雾和拐杖溅起的泥水。他想跌倒吗?他想冒险试试在泥泞中会不会滑倒吗?我不晓得。也许他只是陷入沉思，完全没注意到自己走得多快或路况有多糟。无论如何，如果他不冷静下来，一定走不了太远。
龙尼咯咯笑了起来，仿佛星火燎原般，他的笑声传染给其他人。我不想和他们一起笑，但却停不下来，舰长也一样。一方面笑声仿佛会传染，另一方面也确实很好笑。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很无情，我当然知道，但是到了这个地步，我一定要说出那天的真实情况……因为即使过了大半辈子，我仍然觉得很好笑，每当回想起他的样子，一个穿着粗呢外套的发条玩具在倾盆大雨中快步前行，一边走着，手中的拐杖一边溅起泥水。你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你就是晓得，而这正是整件事最好笑的地方——问题是在该来的终于来了之前，他能撑多久。
雷尼用一只手撑着脸狂笑，眼睛从张开的手指缝隙往外望，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休用手捧着肚子，好像陷入泥洞里的蠢驴一样拼命鬼叫。马克则笑得停不下来，说他要尿出来了，他喝了太多可乐，快尿在他妈的牛仔裤上了。我笑得太厉害，连纸牌都握不住，仿佛右手神经完全麻痹一般，我松开手指，手上的牌散落在我的膝盖上。
斯托克利走到洼地底部时，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停下脚步，疯狂地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旋转，似乎靠着一支拐杖来维持平衡，另外一支拐杖拿在他手里好像机关枪一样向四周扫射——杀死越共!宰掉舍监!赶走那些上层阶级的人!
“所以……奥运裁判给他的分数是……满分十分!”东尼惟妙惟肖地学着体育播报员的声音宣布。这句话成了引爆点，整个交谊厅顿时成了疯人院，扑克牌到处乱飞，烟灰缸翻倒在地，其中一只玻璃烟灰缸还打碎了。有人跌到椅子外面，在地上滚来滚去，一边顿足一边吼叫。天哪，我们就是笑得停不下来。
“我的妈呀!”马克大吼，“我刚刚尿湿裤子了!我实在忍不住!”尼克在他后面往窗口爬去，眼泪从发热的脸颊流下来，双手往前伸出去，无言地恳求着：拜托，停下来，赶快停下来，否则我的脑血管快爆开了，我会笑死在这里。
舰长站起来把椅子转过来，我也站起来。笑够了之后，我们勾肩搭背，蹒跚地往窗口走去。令人吃惊的是，斯托克利仍然双脚着地站着，浑然不知上面有二十几个兴奋过度的扑克牌友正注视着他，而且大笑了一场。
“加油，哩噗—哩噗!”龙尼开始呼喊。“加油，哩噗—哩噗!”尼克附和，他已经爬到窗户旁边，用额头顶着窗，仍然继续笑着。
“加油，哩噗—哩噗!”
“加油，宝贝!”
“加油!”
“好好撑住拐杖啊，好小子!”
“加油啊，他妈的哩噗—哩噗!”
场面热烈得好像比分接近的足球赛中最后一次进攻，只是每个人都高喊着“加油，哩噗—哩噗”，而不是“好好守住”或“挡住他，不要让他踢球”。几乎每个人都在高声喊叫，但我没有喊，而我认为舰长也没有喊，不过我们都在笑，我们和其他人笑得同样厉害。
突然之间，我想到卡萝尔和我坐在豪优克餐厅外面的牛奶箱上的那个晚上，就是她拿童年和朋友合照给我看的那个晚上……并告诉我那些男孩怎么欺负她、他们用球棒做了什么事。卡萝尔说，他们起先只是在开玩笑。当时他们也在笑吗?也许吧，是啊。因为当你玩得很开心、猛开玩笑时，不都会这样吗?你会笑个不停。
斯托克利站在那里好一会儿，低着头、拄着拐杖……好像二战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塔拉瓦环礁般开始往上坡进攻。他走在班奈特路上，飞舞的拐杖把泥水溅得到处都是，我们仿佛在注视着一只患了恐水症的鸭子。
三楼的喊叫声震耳欲聋：“加油，哩噗—哩噗!加油，哩噗—哩噗!加油，哩噗—哩噗!”
他们起先只是在开玩笑，我们坐在牛奶箱上抽烟的时候，卡萝尔这么说。当时她正在哭，在餐厅透出的白色灯光下掉下银色的眼泪。他们起先只是在开玩笑，但后来……就不是玩笑了。
想到这里，我立刻停止拿斯托克利当笑柄——我敢发誓，真的是这样。不过，我仍然忍不住一直笑。
当斯托克利终于滑倒时，他已经往上坡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他把拐杖往前伸得太远——即使没有下雨，都伸得太远了——当他的身体往前移时，两支拐杖从他的腋下飞出去。他的腿猛然弹起来，就好像体操选手在平衡木上做出惊人的花式动作一样，然后就四脚朝天躺下，啪啦溅起许多泥水。我们从宿舍三楼都听得到那个声音，简直是最后的神来之笔。
三楼交谊厅现在简直变成疯人院，里面的疯子同时食物中毒。我们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又笑又叫，眼睛喷出泪水。我靠在舰长身上，因为我的双腿已经撑不住身子，膝盖感觉好像面条一样。这辈子从来不曾笑得这么厉害过，我想以后也没有再像这样笑过，但还是一直想到卡萝尔两腿交叉坐在牛奶箱上，一手夹着烟、另一手拿着照片的样子。卡萝尔说，哈利打我……威利和其他人抓住我，让我没办法逃跑……起先他们只是在开玩笑，但后来……就不是了。
在外面的班奈特路上，斯托克利挣扎着坐起来，努力让一部分上身脱离水面……然后又直挺挺躺下来，仿佛那冰冷的泥泞是一张床。他向着天空举起双臂，似乎在祈求什么，然后又颓然放下手臂。这三个动作仿佛投降三部曲：先是身体躺回泥泞中，然后举起手臂，最后双手张开，手臂重重摔下，再度溅起泥泞。简直就是去他妈的，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放弃了。
“走吧。”舰长说，他还在笑，但是也十分认真;我可以听到他带着笑意的声音里透着认真，同时也看到他笑得歇斯底里的扭曲脸上夹杂着严肃的神情。我真高兴看到他这样，老天，我真高兴。“走吧，在那王八蛋还没有把自己淹死以前。”
舰长和我并肩走出交谊厅门口，快速跑过走廊，好像弹珠一样不时相互碰来碰去，跌跌撞撞地往前奔，几乎像斯托克利在小径上疾走时一样快失控了。其他人大都跟在我们后面，只有一个人我很确定没有跟来，就是马克，他回寝室去换掉湿了的牛仔裤。
我们在二楼的楼梯口碰到奈特——几乎把他撞倒。他抱着一堆书站在那儿，紧张地看着我们。
“天哪!”他说，这已经是奈特最强烈的语气了，天哪。“你们到底怎么了?”
“走吧。”舰长说。他的喉咙很紧，近乎咆哮般喊出那几个字。如果不是先前还和他在一起，我会以为他刚刚哭过。“不是我们，是他妈的斯托克利。他跌倒了，他需要——”舰长突然忍不住又爆笑起来。他往后倒在墙上，眼睛转个不停，仿佛兴奋得快休克了。他摇摇头，仿佛拒绝接受这样的行为，但是你当然无法拒绝笑。当笑声不请自来的时候，它会啪嗒坐在你最喜欢的座位上，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们上面的楼梯开始轰隆作响，是三楼的牌友下楼梯的声音。舰长擦擦眼睛，把话说完。“他需要别人帮忙。”
奈特看着我，神情愈来愈困惑。“如果他需要别人帮忙，你们干吗笑得那么厉害?”
我没有办法解释给他听，可恶，我甚至没办法解释给自己听。我抓住舰长的手臂，猛拉他。我们开始走下楼梯，奈特跟在后面，其他人也跟在后面。
34当我们推开左侧大门走出宿舍时，看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长方形的黄色帆布;帆布摊在地上，上面满是积水和一团团烂泥巴。然后，路上的积水开始涌入我的球鞋中，我完全抛掉了看热闹的心态，外面真是天寒地冻，冰冷的雨水仿佛一根根细针般扎在我的肌肤上。
班奈特小径的水淹到我的足踝那么高，我的双脚起先只是冰冷，后来整个冻僵了。舰长滑了一下，我一把抓住他，奈特从后面稳住我们，免得我们往后跌倒。我可以听到前面传来闷声咳嗽的声音。斯托克利像根湿透的木头般直挺挺躺在地上，粗呢外套在身边漂浮着，一团团黑发漂浮在他的脸上。他咳得很厉害，每一次闷声咳嗽都口沫横飞。一根拐杖平躺在手臂和身体之间，另外一根拐杖则朝班奈特厅的方向漂去。
雨水洒在斯托克利苍白的脸上，他的咳嗽声中有一种闷声漱口的喉音，眼睛直直看着眼前的雨和雾。他似乎没有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但是当我在他身旁跪下来，而舰长在另外一边跪下来，他却想用力推开我们。雨水灌进他的嘴里，他开始拼命摆动身子，快在我们面前淹死了。这时候我不再觉得好笑，但是仍然可能笑出来。起先他们只是在开玩笑，卡萝尔说，起先他们只是在开玩笑。打开收音机，彼特，我喜欢听老歌。
“把他拉起来。”舰长说，然后抓住斯托克利的一边肩膀。斯托克利虚弱地甩了他一巴掌，舰长毫不在意，也许他根本不觉得痛。“快点，看在老天的分上!”
我抓住斯托克利的另外一边肩膀。他把水泼在我脸上，仿佛我们正在某人的后院游泳池里嬉戏。我原本以为他一定和我一样冻僵了，但是他的皮肤很热，有一种病人的热度。我看着舰长。
舰长对我点点头。“预备……起。”
我们把斯托克利拉起来，斯托克利腰部以上的部分离开了水面，但是仅此而已。我很讶异他竟然这么重。他的衬衫不再塞在裤子里，而是松开来，好像芭蕾舞裙般飘浮在他的腰部。我可以看到衬衫下面的白皙皮肤和肚脐，还有疤痕，已经愈合得歪七扭八的伤痕。
“快来帮忙，奈特!”舰长大吼，“把他拉起来!”
奈特跪下来，泥水溅到我们三人身上，他从背后抱住斯托克利。我们三人挣扎着想把他拉出水面，但是红砖道上的泥泞让我们摇摇晃晃的，几乎没办法一起用力。斯托克利虽然仍在咳嗽，而且半个身子泡在水里，但他还在和我们作对，拼命想挣脱我们回去躺在水里。
在龙尼的带头下，其他人也来了。“他妈的哩噗—哩噗，”他喘着气说。他还在笑个不停，但是微微露出敬佩的表情。“毫无疑问，你这回麻烦大了。”
“不要只是站在那里，笨蛋!”舰长大叫，“帮帮我们!”
龙尼沉吟了一会儿，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在评估该怎么做最好，然后他转过头去看看后面还有什么人。他在烂泥巴上滑了一下，还在咯咯笑的东尼一把抓住他、让他稳住。三楼交谊厅的所有牌友现在都齐聚在淹水的红砖道上，大多数人还是忍不住笑。他们看起来好像什么，我当时不晓得是什么。如果不是卡萝尔的圣诞礼物，我可能永远不会晓得他们像什么……不过当然啦，那是后来的事了。
“你，东尼!”龙尼说，“还有布拉德、连尼、巴瑞，我们一起抓住他的脚。”
“我呢，龙尼?”尼克问，“我要做什么?”
“你太矮了，没办法把他抬起来，”龙尼说，“不过如果你吸一吸他的小弟弟，说不定可以帮他打打气。”
尼克退后。
龙尼、东尼、布拉德、连尼和巴瑞从我们旁边走过去，龙尼和东尼抓住斯托克利的小腿肚。
“我的老天!”东尼大叫，一边笑着，一边露出厌恶的表情。“他的腿简直像细竹竿一样!”
“他的腿简直像细竹竿一样，他的腿简直像细竹竿一样!”龙尼不怀好意地模仿他的腔调。“把他抬起来，现在可不是在上艺术欣赏课，死意大利佬!雷尼和巴瑞，他们把他抬起来的时候，你们把手放在他的瘦屁股上。当其他人把他抬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站起来，”雷尼帮他把话说完，“知道啦，你别老叫我们死意大利佬。”
“别管我，”斯托克利边咳嗽边说，“停下来，走开……他妈的失败者……”又是一阵咳嗽，他开始发出可怕的作呕声，嘴唇在街灯下呈现一片死灰而又带着些许光泽。
“瞧，是谁在这里嚷着失败者啊，”龙尼说，“是他妈的快淹死的跛脚同性恋。”他看着舰长，雨水从他的鬈曲的头发间流到长满青春痘的脸上。“柯克，可别指望我们。”
“一……二……三……起来!”
我们奋力一抬，斯托克利好像一艘待援的船般脱离水面，我们也随之前后摇晃。他伸出一只手在我前面挥舞，起先只是悬在那儿，后来就举起来狠狠在我脸上掴了一巴掌。哇!我又开始大笑。
“把我放下来!你们这群混蛋东西，把我放下来!”
我们在泥泞中摇来晃去，大雨淋在他身上，也淋在我们身上。“艾科尔!”龙尼大吼，“马崔特!布伦南!天哪!你们这几个他妈的愚蠢的混蛋，稍微帮帮忙好吗?”
兰迪和比利往前踏了几步，其他人——有三四个人是听到叫声和啪啦溅起水的声音而跑出来的，但大多数人都是三楼玩红心的那群人——也一起抓住斯托克利。我们笨手笨脚地把他转过来，好像全世界最愚蠢的拉拉队，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在大雨中练习。斯托克利现在不再挣扎了，他躺在我们手中，两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掌朝上，手中都是雨水。雨势渐弱，雨水从他湿透的外套和裤子滴下来。他把我抱起来，卡萝尔谈到那个理平头的男孩、那个初恋的男孩时曾经说道，他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里，一路爬坡把我抱回家。她的声音始终在我的脑中萦绕不去，直到现在。
“回宿舍吗?”龙尼问舰长，“我们把他抱回宿舍吗?”
“不对，”奈特说，“带他去医务室。”
由于我们已经把他弄出水——这是最困难的部分——而我们已经办到了，因此带他去医务室很合理。医务室在班奈特厅后面的一栋小砖房里，离这里不过三百多米。我们只要离开这条小径，走到大路上，就会好走多了。
于是我们抱着斯托克利到医务室;把他抬在肩膀上，就好像把作战阵亡的英雄仪式般的抬离战场一样。有些人还在偷笑，我也是其中之一。偶尔看到奈特用十分不屑的眼神看着我，我则拼命忍住，不让自己发出笑声。我成功地忍了好一会儿，然后想到他拄着拐杖旋转的模样，(“所以……奥运裁判给他的分数是……满分十分!”)我又忍不住笑起来。
一路上，斯托克利只开了一次口，他说：“让我死吧!在你们愚蠢、贪婪的一生中做件好事，让我死吧!”
35候诊室里空荡荡的，放在角落的电视机正在重播《牧野风云》，但一个观众也没有。那时候彩色电视的技术还不成熟，卡尔莱特的脸色好像新鲜酪梨一样。我们一定喧哗得好像一群刚爬出水坑的河马一样，值班的护士赶紧跑来，她的助理跟在后面(可能也像我一样，是个半工半读的学生)，还有一个穿着白袍的小个子，他的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嘴里叼着一支烟。在亚特兰蒂斯，即使医生都会抽烟。
“他怎么了?”医生问龙尼，可能是因为他一副老大的样子，或是他离医生最近。
“他在班奈特路跌了一跤，”龙尼说，“差一点淹死了。”他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他是个跛子。”
仿佛为了强调这点，比利挥一挥斯托克利的一根拐杖，显然没有人费心去捡起另外一根拐杖。
“把那根东西放下，你想打破我的脑袋瓜吗?”尼克生气地说。
“什么脑袋瓜?”布拉德回答，我们全都爆笑起来，结果斯托克利差一点掉到地上。
“亲亲我的屁股吧，蠢驴。”但尼克自己也笑了起来。
医生皱着眉头。“把他抱进来，你们的疯话可以省省了。”斯托克利又开始咳嗽，低沉的闷咳。你预期他的嘴里会喷出血丝，因为他咳得实在太厉害了。
我们成两列抱着斯托克利沿着医务室的走廊往前走，但是没办法以这样的队形穿过房门。“让我来。”舰长说。
“他会跌下来的。”奈特说。
“不会，”舰长说，“我不会让他掉下来的，先让我把他抱稳。”
他往前跨一步，然后先对站在右边的我点点头，然后再对右边的龙尼点点头。
“把他放低一点。”龙尼说，我们照他的话做了。舰长接过斯托克利的时候闷哼了一声，脖子上青筋毕露。然后我们退后，让舰长把斯托克利抱进房间里，放在看诊台上，覆盖在皮垫上的薄纸立刻湿透了。舰长退后几步，斯托克利瞪着他，整张脸一片死灰，只有两颊红彤彤的，雨水从他的发际汩汩流下。
“抱歉。”舰长说。
斯托克利把头转开，然后闭起眼睛。
“出去。”医生告诉舰长。他已经吐掉嘴里的烟，环顾我们这十来个闹哄哄的大男孩，大多数人的脸上仍挂着笑容，身上还滴着雨水。“有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跛脚?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治疗方式。”
我想到先前看到的伤疤，那些纠结的疤痕，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原本那种忍不住的笑意已经消失了，我觉得非常羞愧，羞愧得不敢开口。
“不就是平常那些跛脚的原因吗?”龙尼说。面对真正的大人时，他不再那么趾高气扬，声音有点迟疑，甚至似乎有一点不安。“肌肉瘫痪或脑部营养失调之类——”
“他出过车祸。”奈特说，我们都转过头去看他，尽管浑身湿透，奈特的样子仍然白白净净的。那天下午，他戴着福肯高中的滑雪帽。缅因大学足球校队终于达阵成功，奈特不必再戴扁帽了。“四年前，他的父母和姐姐都在那场车祸中丧生，全家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屋里静悄悄的。我从舰长和东尼肩膀间的空隙往里面看，斯托克利仍然躺在看诊台上，把头转向一边，眼睛闭起来。护士正在替他量血压。他的裤子紧贴在大腿上，我想到小时候在家乡看到的七月四日游行，山姆大叔夹杂在学校乐队及摩托车阵中，昂首阔步地跟着游行队伍行进，他戴着蓝色高帽子，至少有三米高，但是起风时，裤子被吹得紧贴着大腿，这时他在裤子里耍的花招就无所遁形了。斯托克利湿透的裤子包裹下的大腿看起来就是如此：仿佛在玩什么花招，只是个恶作剧，在锯短的高跷下面套了双球鞋。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舰长问，“是他告诉你的吗?”
“不是，”奈特显得很惭愧，“有一次开完反抗委员会后，他告诉哈利的。当时哈利直接问他的腿是怎么回事，斯托克利告诉他的。”
我想我明白奈特脸上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表情。他刚刚说，在那次会议之后。之后。奈特不晓得那次会议中讨论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当时不在场;奈特不是反抗委员会的一分子。奈特绝对只是个旁观者，他也许赞同反抗委员会的目标和策略……但是他得考虑他的妈妈，还有以后能不能当牙医的问题。
“脊椎伤害吗?”医生问，声音比刚刚轻快。
“我想是吧。”奈特说。
“好。”医生挥挥手，仿佛在赶鸭子一样，“回宿舍去吧，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我们开始退后，往门口走去。
“你们抱他进来的时候，为什么都在笑?”护士突然问，她站在医生旁边，手上套着血压计。“你们现在为什么还咧着嘴?”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生气，该死!她简直愤怒极了。“他的不幸有这么滑稽吗?会让你们大家笑个不停。”
我不认为会有人回答她的问题。我们只是低头盯着自己的脚，明白我们其实比自己想象得更幼稚，幼稚得像四年级的小学生一样。但是的确有人回答她的问题。舰长回答了，他甚至努力抬头正视她。
“他的不幸，女士，”他说，“正是如此，你说得对，正因为是他的不幸，所以好笑。”
“真可怕，”护士说，眼角泛着愤怒的眼泪，“你们实在太可怕了。”
“是啊，”舰长说，“关于这点，我想你也说得很对。”他转过身去。
一群人湿答答、垂头丧气地跟着他回到候诊室。我不确定被人家形容为“可怕”是不是我大学生活的低潮，(有个叫葛瑞威的嬉皮士曾说：“如果你还记得六十年代的很多事情，就表示你不曾经历六十年代。”)也许是吧。候诊室依然空荡荡的。现在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小乔·卡特赖特;迈克尔·兰登 [45] 后来和我妈妈一样，得了胰腺癌。
舰长停下脚步。龙尼低着头，从他身旁经过往门口走去，尼克、比利、雷尼和其他人跟着他。
“等一下，”舰长说，他们转过身来，“我想和你们谈谈。”
我们围在舰长身边，他瞄了一下通往看诊室的那扇门，确定没有其他人后才开始说话。
36十分钟后，舰长和我独自走回宿舍。其他人都先离开了，奈特和我们一起逛了一会儿之后，大概感觉到我想和舰长私下聊聊;奈特在这方面一向很敏锐，我敢打赌他一定会是个好牙医，小孩子尤其会特别喜欢他。
“我不要再玩牌了。”我说。
舰长没搭腔。
“我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拉高成绩、保住奖学金，不过我要试试看。无论结果怎么样，我都不在乎。重点不在那该死的奖学金。”
“他们才是重点，对不对?龙尼和其他人。”
“我想他们是其中一部分。”天色渐暗，我冷得不得了——又冷又湿，心情又坏。似乎夏天永远不会再来。“老天，我想念卡萝尔，她为什么非离开不可呢?”
“我不知道。”
“他跌倒时，那里简直像疯人院一样，”我说，“不像大学宿舍，而像他妈的疯人院。”
“你当时也在笑，彼特，我也一样。”
“我知道。”我说。如果我当时是独自一个人的话，可能就不会笑，如果只有舰长和我两个人可能也不会笑，但是你怎么知道呢?事情已经这样发生了。我一直想到卡萝尔，以及拿球棒打她的那个男孩。我想到奈特看着我的眼神，仿佛对我不屑一顾。“我知道。”
我们沉默着走了好一会儿。
“我想，我还可以忍受曾经嘲笑斯托克利这件事，”我说，“但是我不想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早上醒来，孩子问我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只记得龙尼说的波兰笑话，还有那个居然想服用儿童阿司匹林自杀的可怜混蛋。”我想到斯托克利拄着拐杖旋转的模样，不禁想笑;想到他躺在医务室看诊台上的样子，又不禁想哭。你知道吗?那是同样的感觉。“我只是感觉很不好，觉得糟透了。”
“我也是。”舰长说。大雨淋在我们身上，感觉又冷又湿。张伯伦舍灯火通明，但却不能抚慰我们的心。我可以看到警察盖上的黄色帆布现在铺在草地上，上面则是模糊的喷漆字迹。雨水冲刷着字迹，到了明天，这些字全都看不清楚了。
“我小时候，老爱扮英雄。”舰长说。
“是啊，我也是。哪个小孩会想扮演动私刑的暴徒呢?”
舰长低头瞧瞧湿透的鞋子，然后抬头看我。“接下来几个星期，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念书?”
“随时都可以。”
“你真的不介意吗?”
“我为什么要介意?”我假装很生气，因为我不想他听出我在听到他这么说时是多么高兴，简直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一来，我们也许会成功。我沉吟一下，然后说：“其他……你觉得我们办得到吗?”
“我不知道，也许吧。”
我们几乎走到北边入口，走进宿舍之前，我指着逐渐褪色的字迹。“也许盖瑞森训导长和那个叫艾柏索的家伙会放斯托克利一马。斯托克利用的喷漆根本没办法持久，明天早上就会不见了。”
舰长摇摇头。“他们不会放过他的。”
“为什么?你怎么会这么笃定?”
“因为戴维不会放过他。”
当然，他说对了。
37几个星期以来，三楼交谊厅头一遭这么空荡荡，因为全身湿透的玩牌高手们全都在擦干身子，换上干净衣服，其中许多人也在处理舰长在候诊室建议的事情。当奈特和我及舰长吃完晚餐回来时，交谊厅又恢复了平常的盛况——三张牌桌全满，牌局正热烈地进行着。
“嗨，彼特，”龙尼说，“特威勒说他约了女友一起念书，如果你想补上他的位子，我会教你怎么玩这种牌戏。”
“今天晚上我不玩了，”我说，“我也有书要念。”
“是啊，”兰迪说，“要念自我虐待的艺术。”
“没错，蜜糖，只要好好用功几个星期，我的手上功夫就可以和你一样高明。”
我走开的时候，龙尼说：“我没让你的诡计得逞，彼特。”
我转过身去。龙尼在椅子上往后一靠，脸上挂着讨厌的微笑。在那短暂的时间里，在大雨中，我瞥见了和平常不一样的龙尼，但是现在那个年轻人又躲起来了。
“没有，”我说，“你没有。那局已经玩完了。”
“没有人能在第一手牌射月。”龙尼说，又更往后靠了点，然后用手搔搔脸颊、戳破几颗痘痘，渗出几丝黄白色的脓。“至少在我的牌桌上不会发生这种事。我用梅花牌打破你的如意算盘。”
“你根本没有梅花牌，除非第一圈明明有梅花牌却不跟。雷尼出梅花二时，你出的是黑桃A。而我手中拿到全部的红心牌。”
在那短暂片刻，龙尼脸上的笑容不见了，然后又咧嘴笑。他朝地板挥挥手，原本散落地面的扑克牌现在已经都收拾干净了(从翻倒的烟灰缸掉落的烟蒂还留在地板上;我们大多数人从小到大都很习惯让老妈收拾家里的脏乱)。“你手里有所有高分的红心牌，是吗?可惜我们现在没办法检查。”
“是啊，太糟了。”我再度迈开脚步准备离开。
“你的赛末点会落后!”他在我后面大喊，“你知道吧?”
“你可以把我的点数全拿去，我已经不想要了。”
于是我在大学里不曾再玩过任何一次红心牌戏。许多年后，我教孩子玩这个牌戏，他们立刻喜欢上这种游戏，就好像鸭子喜欢待在水里一样。我们每年八月在乡间度假的时候都会进行比赛，我们的玩法没有赛末点，但是会有个亚特兰蒂斯纪念奖——一个充满爱心的奖杯。有一年我赢了，便把奖杯放在书桌上，随时可以看到它。我在冠亚军决赛中射下两次月亮，但是两次都不是在第一手牌，就好像我的老同学龙尼所说，没有人能在第一手牌射月。同样的，你也不可能期待亚特兰蒂斯从海底升起或看到棕榈树摇晃。
38那天晚上八点钟的时候，舰长坐在我的书桌前，埋头苦读人类学。他的手深深插入发中，仿佛头很痛。奈特也坐在书桌前写植物学报告。我则摊在床上和我的老朋友地质学奋战。收音机正播放着鲍勃·迪伦的歌：“她是我所见过最滑稽的女人，克林先生的曾祖母。” [46]
门上响起了重重的“砰—砰”的敲门声。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盖世太保敲犹太人的门时，一定也是这样的声音。“三楼住宿生大会!”戴维喊着，“九点钟要召开大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
“噢，老天!”我说，“赶快烧掉秘密文件，把收音机吞下去。”
奈特把收音机关小声一点，我们听到戴维沿着走廊一路拍打每间寝室的房门，大叫着等一下要召开三楼大会。大多数寝室可能都空无一人，但这不是问题，他一定可以在交谊厅找到那些正忙着揪出婊子的人。
舰长看着我说，“我早就说过了吧!”
39这个住宿区的每一栋宿舍都是同时建造的，每一栋宿舍的地下室都有共同活动区域，就好像每一楼的中央都有个交谊厅一样。地下室有台电视机，播放连续剧或周末球赛时通常会聚集许多观众;角落里放着三台自动贩卖机;还有一张乒乓球桌和几个棋盘。另外有一区是会议区，那里摆着几排木制折叠椅，前面放着一个讲台。我们在这个学年刚开始时，曾召开过一次三楼住宿生大会，戴维解释宿舍规则给我们听，同时说明没通过内务检查的悲惨下场。我不得不说，内务检查是戴维心目中的头等大事，当然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后备军官储训团了。
他站在小小的讲台后面，讲台上摊着一个薄薄的档案夹，我想里面是他的笔记。他身上还穿着又湿又脏的后备军官储训团的制服，一天劳动下来，他的样子很疲惫，但也很兴奋……一两年后，我们都说他当时好像“开关被开启了”一样。
戴维以前都独自召开一楼住宿生大会，但是这回他有后援。男生训导长坐在绿色空心砖墙前面，双手拘谨地放在大腿上。他在会议中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即使讨论变得愈来愈激烈时，仍然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训导处的艾柏索则站在戴维旁边，灰色西装外面披着黑色外套，一副积极任事的模样。
等到我们都坐定、抽烟的人也把烟点燃之后，戴维首先回头看看盖瑞森，然后又看看艾柏索，艾柏索对他微微一笑。“请你开始吧，戴维，这些都是你的孩子。”
我感到一阵愤怒。我也许是卑鄙小人，也许会嘲笑在倾盆大雨中跌倒的跛子，但我不是戴维的孩子。
戴维抓着讲桌严肃地看看我们，心里可能想着：有朝一日，一批批部队开拔往河内作战时，他可能会像这样对军官训话。
“斯托克利不见了。”他终于说。他的语气中有一种严肃伤感的意味，好像查尔斯·布朗森 [47] 电影里的台词。
“他在医务室里。”我说，很高兴看到戴维脸上惊讶的表情。艾柏索也很惊讶，盖瑞森则只是继续和气地看着前方。
“他怎么了?”戴维问。剧本上原本没有这句话——不管是他自己写的剧本或是艾柏索和他一起准备的剧本里，都没有这句话——戴维皱起眉头。他把讲桌抓得更紧了，仿佛害怕讲桌会飞走似的。
“他摔了个狗吃屎，”龙尼的话逗得身边的人大笑，他显得洋洋得意，“我想他得了肺炎或支气管炎之类的。”他和舰长四目相接，舰长微微点头。这是舰长的场子，不是戴维的，但是如果我们够幸运的话——如果斯托克利够幸运的话——讲台上的三个人永远不会晓得。
“从头说给我听。”戴维说。他脸上的表情从皱眉变成怒目而视，他发现房门被抹上刮胡霜时也是这副表情。
舰长告诉戴维和他的新朋友，我们怎么样从三楼交谊厅窗口看到斯托克利往旷野上的宫殿走去，他怎么样在水中跌倒，我们怎么样把他救起来并带他去医务室，而医生又是怎么说斯托克利的病。医生其实什么也没说，但是他不需要说什么，碰触到斯托克利的每一个人都晓得他在发高烧，而且我们全都听到他沉重而可怕的咳嗽声。舰长没有提到当时斯托克利走得有多快，仿佛斯托克利想要毁掉整个世界，然后自己也死掉;他也没有提到我们当时都在笑他，马克甚至还因为笑得太厉害而尿湿了裤子。
舰长说完后，戴维不确定地看了艾柏索一眼，艾柏索面无表情地回看他，盖瑞森训导长继续在他们背后露出慈祥的笑容。他们的意思很清楚，这是戴维的场子，他最好表演得精彩一点。
戴维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看着我们。“我们认为，斯托克利应该为今早不知道几点钟在张伯伦舍北面恶意破坏公物的下流行为负责。”
我现在告诉你的就是他当时说的话，没有捏造任何一个字。除了“为了拯救这个村子，我们必须先摧毁它”之外，那可能是我这辈子听过最荒谬的话。
当真相快速揭露时，我相信戴维预期我们会像梅森探案最后一幕法庭戏中的临时演员一样议论纷纷，但我们却很安静。舰长仔细观察戴维的表情，当他看到戴维深深吸了一口气、预备发表下一个声明时，他说：“你怎么知道是他，小亲亲 [48] ?”
虽然我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我从来不曾问过他——但我相信舰长是故意叫戴维的绰号，好挫挫他的锐气。无论如何，这招很有效。戴维逐渐受不了，他看着艾柏索，心里重新盘算一番，血色逐渐从脖子涌上脸庞。我看着他涨红的脸，觉得有趣极了，有点像是看到迪斯尼卡通影片里的唐老鸭努力按捺自己的脾气一样。你知道他不可能按捺得住，所以悬疑之处就在于他到底能够保持理性多久。
“我想你应该知道答案，舰长，”戴维最后说，“斯托克利的外套上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图案。”他拿起带来的档案夹，从里面抽出一张纸，看了一下后把纸翻面，让我们都能看到。我们看到了，没有人感到讶异。“就是这个标志。这是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明的标志，代表‘通过渗透获胜’的意思，颠覆分子称它为‘断裂十字架’。这个标志在都市激进团体之间也很流行，例如黑色穆斯林或黑豹之类的团体。由于在我们宿舍的墙上出现这个标志之前很久，斯托克利的外套上早已经有这个图案，我想即使我不是火箭科学家，也可以猜到——”
“戴维，你根本在放屁!”奈特站起来说。他脸色苍白，而且还在颤抖，但他颤抖是因为愤怒，而不是出于恐惧。我以前听过他在公开场合说出“放屁”二字吗?我想没有。
盖瑞森仍然对着我的室友展露和善的微笑，艾柏索扬扬眉毛，礼貌性地表示兴趣，戴维则显得很错愕，我猜他完全没料到奈特会找他麻烦。
“那个标志是源自英国的旗语，象征的意义是废除核武，是一位很有名的英国哲学家发明的，我想他可能还曾经受封为爵士。你居然说那是俄国人发明的标志!老天爷!难道他们在后备军官储训团就是这么教导你们的吗?教你们这些屁话?”
奈特愤怒地瞪着戴维，双手插在臀部的裤子口袋中。戴维现在目瞪口呆，原本的气焰一扫而空。没错，后备军官储训团就是这么教他的，而他也全盘照收，不只吞下鱼钩，连钓丝和铅锤都一并吞下肚。你不禁好奇那些参加后备军官储训团的孩子还吞下了什么东西。
“我相信有关断裂十字架的信息非常有趣，”艾柏索这时候平稳地插话，“如果真是如此，这当然是很有价值的信息。”
“确实是真的，”舰长说，“不过发明标志的人是罗素，而不是斯大林。五年前英国年轻人游行抗议美国核子潜艇在英国港口附近出没时，衣服上就已经出现这个图案了。”
“他妈的!”龙尼大吼，对空挥拳。一年后，黑豹党员——就我所知，罗素的和平标志对他们从来没什么用处——在他们的集会中，也做了同样的动作。当然，二十年后，我们所有洗心革面的六十年代宝宝也在摇滚演唱会中做同样的动作。布鲁——斯!布鲁——斯!
“加油，宝贝!”休边笑边唱和，“加油，舰长!加油，奈特!”
“训导长在这里，注意你的用语!”戴维对龙尼吼着。
艾柏索对于围观群众的粗话和起哄完全置之不理，只是一直用一种感兴趣、怀疑的眼神盯着我的室友和舰长。
“即使你说的都是真的，”他说，“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问题，对不对?有人破坏公物并公然猥亵，而且纳税人现在比过去更严苛地盯着大学年轻人的行为。我们学校必须仰赖纳税大众的支持，各位先生，大家都责无旁贷。”
“好好想想吧!”戴维突然高声嚷着。他的脸颊现在几乎变成紫色，前额仿佛烙印般满是红点，两眼间青筋猛烈跳动。
戴维还来不及多说——显然他有很多话想说——艾柏索就把手一伸，制止他开口。戴维好像泄了气一样，他原本有机会的，但自己把它搞砸了。之后他可能安慰自己，全是因为他太累了;当我们整天都在暖和舒服的交谊厅里玩牌和耽误自己的前途时，他一直在外面铲雪和在人行道上铺沙子，免得老教授跌倒而摔破屁股。他累了，反应比较慢，讨厌的艾柏索又不肯给他公平的机会证明他是对的。不过这些想法此时完全无济于事：他已经被抛在一边了，成年人重新掌控全局，爸爸会解决掉所有的问题。
“我想大家都有责任指认做这件事的人，并让他受到严厉处罚。”艾柏索继续说。他大半时间都盯着奈特瞧，当时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他把奈特当做他在屋内感受到的反抗运动核心人物。
奈特昂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上帝保佑他的牙齿不要被打掉，双手仍然插在后裤袋中，眼神坚定而毫不迟疑，更不会闪避艾柏索的目光。“你有什么建议吗?”
“你叫什么名字，年轻人?请告诉我。”
“奈特·霍伯斯坦。”
“呃，奈特，我想这个案子究竟是谁做的，我们已经掌握特定人选了，对不对?”艾柏索以教师的语气很有耐心地说，“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个人自己已经露馅了。就我所知，这个不幸的家伙斯托克利简直是断裂十字架标志的活广告，从——”
“别再这样叫那个标志!”舰长说，他声音中的怒气把我吓了一大跳，“那不是什么断裂的东西!而是和平标志!”
“你叫什么名字?”
“史丹利·柯克，朋友都叫我舰长。你可以叫我史丹利。”他的声音暗藏笑意，但艾柏索似乎浑然未觉。
“柯克先生，我注意到你的说词了，不过你仍然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就是斯托克利从开学第一天起，就在校园内到处展示那个特殊标志。”
奈特说：“迪尔波先生甚至连和平标志是什么或起源自哪里都不知道，所以我认为你还这么相信他说的话，实在太不明智了。我自己的外套上刚好也有这个和平标志，艾柏索先生，你怎么知道墙上的喷漆图案不是我做的呢?”
艾柏索嘴巴张大，没有真的张得很大，不过已经足以破坏他脸上同情的笑容和仿佛杂志广告明星般的堂堂相貌。盖瑞森训导长皱着眉头，仿佛被搞糊涂了。很少见到聪明的政客或大学行政主管像他这样大吃一惊，这真是值得纪念的一刻，我从那时候起就一直把那一刻珍藏在心底，直到今天还没有忘记。
“你撒谎!”戴维说，声音听起来难过甚于愤怒。“你为什么要撒谎，奈特?三楼所有人当中，我最没有料到的就是你——”
“我没有撒谎，”奈特说，“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可以上楼到我的寝室，从衣橱里把我的外套拿出来检查。”
“是啊，也可以顺便检查一下我的外套，”我说，站到奈特旁边，“我的旧高中外套。你绝对不会看漏的，外套背后也画着和平标志。”
艾柏索微微眯起眼睛，仔细端详我们，然后他问：“年轻人，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把这个所谓的和平标志画在外套上的?”
这一回奈特撒了谎。我当时已经很了解他了，知道他这样做一定很痛苦……但是他仍然像个勇士般说：“九月。”
对戴维来说，他真是受够了。今天如果我的孩子碰到这种情形，可能会形容说他核爆了，只不过这么说还不够贴切。戴维简直变成气炸的唐老鸭，他并没有真的暴跳如雷，像唐老鸭生气的时候那样挥舞着手臂、呱呱乱叫，但是他真的高声怒吼，用手掌猛拍满是斑点的前额。艾柏索抓住他的手臂，要他冷静下来。
“你是谁?”艾柏索问我，语气不像先前那么客气了。
“彼特·赖利。我在外套背面画上和平标志是因为我很喜欢斯托克利身上的图案。我对于美国在越南做的事情有很多疑问。”
戴维挣脱艾柏索，他高抬着下巴，露出整排牙齿。“我们在越南做的事情就是帮助我们的友邦，笨蛋!”他吼着，“如果你太笨了，自己想不明白的话，我建议你选修安德森上校的军事史概论!还是你只不过是另一个胆小鬼，不——”
“嘘，迪尔波先生，”盖瑞森说，他沉静的声音不知怎么的比戴维的吼叫还要大声，“这里不是辩论美国外交政策的好地方，现在也不是谈论个人抱负的好时机。恰好相反。”
戴维垂下愤怒的脸孔，盯着地板，开始拼命咬嘴唇。
“赖利先生，你是什么时候把和平标志画在外套上的?”艾柏索问。他的语气仍然很客气，但是眼里有一种丑陋的神情。我想，那时候他已经知道，斯托克利将可以躲过这次惩罚，他因此觉得很不开心。和斯托克利比起来，戴维根本微不足道，斯托克利代表的是一九六六年在美国大学校园中出现的新人类。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人，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需要艾柏索这样的人。他不是教育家，而是辅修公共关系的执法者。
他的目光告诉我们，不要对我撒谎，彼特，不要撒谎。因为如果你撒谎，然后一定会发现，我就会要你好看。
但是管他呢。反正到了一月十五日的时候，我可能已经离开学校了。到了一九六七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可能已经身在越南，先替戴维把地方暖一暖。
“十月，”我说，“我大约是在哥伦布日那会儿把它画在外套上的。”
“我把它画在我的外套和一些运动衫上，”舰长说，“衣服都收在寝室里，如果你想看的话，我可以拿给你看。”
戴维仍然低头盯着地板，满脸通红，一直红到发根，而他的头一直单调地前后晃动。
“我有好几件运动衫上也有这个图案，”龙尼说，“我不是和平主义者，但是这个标志很酷，我很喜欢。”
东尼说他的一件运动衣背后也有这个图案。
雷尼告诉艾柏索和盖瑞森他在好几本教科书的封底都画上这个标志，还有一本笔记本用这个图案作为封面，如果他们想看的话，他也可以拿给他们看。
比利的外套也有这个图案。
布拉德的新人扁帽上也画了这个标志。扁帽放在他衣柜里的某处，也许放在他忘记带回家给妈妈洗的脏内衣裤下面。
尼克说，他把和平标志画在他最喜欢的《遇见披头四》和《韦恩·方塔那与迷幻药》这两张唱片的封套上。“你根本没有脑子可以迷，笨蛋。”龙尼咕哝着，后面有人掩嘴偷笑。
其他好几个人也报告他们的书本或衣服上有和平标志。所有人都声称早在张伯伦舍墙壁上的涂鸦出现之前很久，他们的衣物上就已经有这个标志了。最后由休极其超现实地画下神来之笔，他起身站到走道上，拉起裤脚让我们看到他毛茸茸小腿上发黄的运动袜，他用马克笔在妈妈给宝贝儿子准备的衣物上画了一个和平标志——这很可能是他整学期第一次用这支马克笔。
“你看吧，”当大家都自首完毕以后，舰长说，“我们中间随便一个人都可能是嫌疑犯。”
戴维慢慢抬起头来，脸上的红潮全消退了，只剩左眼附近还红彤彤的，看起来好像水肿一样。
“你们为什么要替他撒谎?”他问，等了一下，但是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感恩假期之前，我敢发誓，你们根本没有一个人有任何东西上面画了和平标志。而且我敢打赌，在今天晚上之前，你们大多数人也没有任何东西上面有和平标志;你们为什么要为他撒谎?”
仍旧没有人回答，所有人都保持沉默，我们在沉默中开始感觉到力量，所有人都明显感觉到这股力量。但是这股力量属于什么人呢?属于他们，还是属于我们?我们说不上来，经过这么多年后还是没办法说清楚。
然后盖瑞森训导长往讲桌走去，戴维甚至似乎还没看到他，就挪动身子让开。盖瑞森的脸上带着开心的笑容望着我们。“愚蠢，”他说，“琼斯先生写在墙上的东西很愚蠢，而你们的谎话更愚蠢。说实话吧，坦白招认。”
没有人开口。
“我们明天早上会和琼斯先生谈一谈，”艾柏索说，“也许等我们和他谈过以后，你们之中有几位会想稍微改改你们说的故事。”
“噢，我不会太相信老琼斯说的任何事情。”舰长说。
“是啊，他就好像茅坑里的老鼠一样疯狂。”
周围响起一阵慈爱的笑声。“茅坑里的老鼠!”尼克嚷着，眼睛发亮，他就好像终于找到合适字眼的诗人一样开心。“茅坑里的老鼠!是啊，那就是老琼斯!”然后尼克惟妙惟肖地模仿卡通人物来亨鸡的声音胡言乱语，那可能是当天最后一次疯言疯语压制了理性的讨论。
尼克逐渐意识到艾柏索和盖瑞森正看着他，艾柏索的眼神中带着轻蔑，盖瑞森则颇感兴趣，就好像透过显微镜发现了新细菌一样。
“你知道，脑袋瓜有点毛病。”尼克最后说。当他逐渐恢复自我意识(所有伟大艺术家的致命伤)时，他不再模仿，赶紧坐下来。
“这和我说的病不太一样，”舰长说，“我指的也不是他跛脚这件事，而是自从他来这里以后就一直打喷嚏、咳嗽和流鼻水，戴维小亲亲，连你都应该注意到这件事吧。”
戴维没有回答，甚至连舰长叫他的绰号这件事都没有反应。他一定是累坏了。
“我想说的是，他可能会声称一大堆事情都是他做的，”舰长说，“他甚至可能真的相信是他做的，但是他和这件事情无关。”
艾柏索的脸上重新露出笑容，但是毫无笑意。“我想我掌握到你话里的重点了。柯克先生，你希望我们相信琼斯先生不该为墙上喷的字负任何责任，即使他真的招认了，我们也不应该相信他的供词。”
舰长也笑了，那是电力超强、会让少女心头小鹿乱撞的微笑。“没错，”他说，“我正是这个意思。”
此时屋里有短暂的沉默，接下来盖瑞森说的话，几乎可说是我们年轻岁月的墓志铭。“你们真是令我失望，”他说，“走吧，艾柏索，这儿没我们的事了。”盖瑞森提起公文包，迈开大步往门口走去。
艾柏索似乎很讶异，但还是赶紧跟着走了出去，只留下戴维和受他管辖的三楼住宿生彼此大眼瞪小眼，眼神中混杂了不信任和谴责。
“谢了，各位，”戴维几乎快哭了，“多谢了。”然后就低着头走出去，一只手紧紧拿着档案夹。之后的那个学期他搬离张伯伦舍，加入兄弟会。考虑所有的情况之后，也许这是最好的决定。斯托克利可能会说，戴维已经毫无公信力可言了。
40“所以，你也偷了那个图案。”斯托克利终于可以开口说话时，躺在医务室的病床上说。我刚刚告诉他，现在张伯伦舍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至少有一件东西上面有那个图案，我原本以为这个消息会让他开心一点，我错了。
“冷静一点，”舰长说，拍拍他的肩膀，“别发脾气。”
斯托克利仍然以谴责的眼神瞪着我。“你先是抢走了我的功劳，然后又把和平标志也抢走了。你们有没有人翻一翻我的钱包?我想里面还剩下九块钱或十块钱，你们干脆连那点钱也拿走算了，把我洗劫一空。”他把头转过去，虚弱地咳起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的寒冷早晨，他看起来比十八岁苍老许多。
那时候离斯托克利淹在水里已经四天了。由于我们不停到医务室询问斯托克利的状况，到了第二天，卡伯瑞医生似乎已经相信我们大都是斯托克利的朋友，尽管我们抱他进来时举止十分怪异。卡伯瑞医生在缅因大学医务室开药给喉咙发炎的学生或治疗在垒球赛中脱臼的手腕已经很多年了，他可能很清楚一大群年轻人在一起时做的事情很多都不能算数;他们看起来或许像大人，但大多数还保有许多孩子气的怪癖。例如，尼克在训导长面前模仿来亨鸡——我的情况就更甭说了。
卡伯瑞从来不曾告诉我们斯托克利的病情有多严重。其中一位助理护士(我相信她一看到斯托克利，几乎就爱上他了)向我们做了比较清楚的说明。卡伯瑞让他待在私人病房，而不是男性病房，透露出某些讯息;斯托克利住院的最初四十八小时，他们不让我们经常来看他，又透露出更多讯息;而他一直没有搬到只有十六公里外的东缅因，则说明了一切。卡伯瑞根本不敢搬动他，即使由学校救护车载他都不成。斯托克利的病情真的很严重。根据助理护士的说法，斯托克利得了肺炎，因为泡在水中而体温过低，还有高达四十度的高烧。她曾经听到卡伯瑞讲电话时说道，如果斯托克利的肺部因为他的残障而更加萎缩，或者他现在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而不是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他几乎一定会死掉。
舰长和我最先获准进入病房探视。如果换做是其他学生，他们的爸爸或妈妈一定会来探病，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斯托克利身上，即使他还有其他亲戚，那些亲戚也懒得找这个麻烦，根本没有出现。
我们把那天晚上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只隐瞒了一件事，就是从我们看到他在路上滑倒到我们抱着半昏迷的他到医务室，大家都笑个不停。我告诉他，舰长建议大家把和平标志画在书本和衣服上，这样一来，斯托克利就不会单独被挑出来受罚。我说连龙尼都加入了这次行动，而且他一口答应，毫不推托。我们告诉他这些事情是为了让他的口供和我们一致;同时也让他晓得，如果他现在硬要强出头，承担在墙上喷漆的责罚也好、功劳也好，他不但自己会惹上麻烦，也会带给我们麻烦。我们没有明说，但其实也不需要明说。虽然他的腿残废了，但是脑袋瓜仍然管用得很。
“把你的手拿开，柯克。”斯托克利把身子缩在床的一边，离我们愈远愈好，然后又咳了起来。我还记得当时我心想，他看起来好像只能再活四个月。但是我错了。亚特兰蒂斯虽然沉没了，斯托克利却依然随着浪潮在大海中浮沉。目前他在旧金山当律师，满头黑发早已变成漂亮的银丝，还买了红色轮椅，在CNN的报道中看起来炫得很。
舰长往后一靠，两手交叉。“我没有期待你会感激我，但是这样也未免太过分了，”他说，“这回你真的太过分了，哩噗—哩噗。”
他的眼睛发出怒火。“不要这样叫我。”
“那么，不要只因为我们想要救你这瘦皮猴，就说我们是小偷。真该死，我们还真救了你这个混蛋!”
“没有人要你们这样做。”
“的确没有，”我说，“你从来不要求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对不对?以你这副臭脾气，我想不必再过多久，你就会需要更大的拐杖了。”
“好吧，我就是有一副臭脾气，你又有什么呢?”
我有一大堆进度要赶，但我没有这样对斯托克利说，觉得他不会因为同情而软化。我问他：“那天的事情，你记得多少?”
“记得我把‘干，约翰逊’这几个字喷在宿舍墙壁上——我已经计划了几个星期——还记得我去上一点钟的课。上课时我大半时间都在盘算，盖瑞森把我叫进办公室的时候，我要说什么、要发表什么声明。之后，其他事情就成了片段、模糊一片。”他冷笑几声，眼珠子仿佛在瘀青的眼眶中转着。他已经在床上躺了快一个星期了，但似乎仍然有说不出的疲倦。“我想我还记得曾告诉你们我想死，我有没有这样说过?”
我没有搭腔。他一直在等我回答，但是我坚持我有权保持缄默。
最后斯托克利耸耸肩，是那种表示“好吧，算了”的耸肩，结果他穿的病服就从他瘦巴巴的肩膀上滑下去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衣服拉好，因为手上还在打点滴。“所以你们发现了和平标志，嗯?很好。你们去冬日嘉年华看尼尔·戴蒙德或佩图拉·克拉克演唱时，就可以戴着和平标志了。至于我呢，我要离开了，我在这里待够了。”
“你以为你到西岸上大学，就可以丢掉拐杖吗?”舰长问，“也许还参加赛跑?”
听到舰长这么问，我有一点惊讶，但斯托克利却笑了。那是真正的笑容，充满阳光、发自真心的微笑。“拐杖一点也不重要，”他说，“人生苦短，不能虚掷光阴，这才是重点。这里的人完全不晓得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不关心，只是得过且过。在缅因大学，只要买一张滚石乐团的唱片，就会被当成惊世骇俗的行为。”
“有些人知道比较多的事情。”我说……但是一想到奈特，又觉得很困惑，奈特担心妈妈可能会看到他被警察逮捕的照片，因此站在马路边上。这是一张在后面背景中的脸孔，在二十世纪迈向牙医之路的男孩阴郁的脸孔。
卡伯瑞探头进来：“你们该离开了，琼斯先生需要好好休息。”
我们站起来。“盖瑞森找你谈话的时候，”我说，“或是那个叫艾柏索的家伙……”
“他们只会知道，我完全不记得那天发生什么事了，”斯托克利说，“卡伯瑞会告诉他们，我从去年十月就有支气管炎，感恩节后又得了肺炎，所以他们只好接受事实。我会说，除了丢掉旧拐杖和参加赛跑之外，我那天很有可能做出任何事情。”
“我们没有偷你的标志，”舰长说，“只是借用一下而已。”
斯托克利似乎好好思考了一番，然后叹了一口气。“那不是我的标志。”
“不是，”我同意，“不再是你的标志了。再见，斯托克利，我们会再回来看你。”
“别把这件事看得太重要。”他说，我猜我们把他的话听进去了，因为我们再也没有回去看他。我后来在宿舍又看到他几次，但只有几次。当他等不及学期结束就搬走时，我正在上课。我再看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后的事了，那是一九八四年或一九八五年法国炸沉“彩虹勇士号” [49] 之后，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他在绿色和平组织的群众大会上演说。从此以后，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他为环保运动筹款，坐着炫目的红色轮椅在各大学校园演讲，在法庭上为环保激进分子辩护。有人称他为“拥抱树木”的保育分子，我猜他应该很喜欢这个封号。我很高兴看到他还是那副臭脾气，正如他所说，他有的也只是一副臭脾气罢了。
我们走到门口时，他喊了一声：“喂?”
我们回头看看枕在白色床单的白色枕头上那张苍白瘦削的脸孔，一头杂乱黑发是他脸上唯一的颜色。他藏在床单下的双腿形状又让我想起家乡国庆节游行时看到的山姆大叔。我忍不住心里又想到，他看起来好像只剩下四个月寿命的小孩。不过现在这幅图画中增添了几颗白牙，因为斯托克利正对我们展露笑靥。
“喂什么?”
“你们两位真的很关心我的情况，才会对盖瑞森和艾柏索说……也许我有自卑情结之类的毛病，不过我很难相信你们是真的关心我。你们两位决定要来点改变了没有，决定要好好上学了吗?”
“如果我们真的做了这个决定，你认为我们办得到吗?”舰长问。
“你或许办得到，”斯托克利说，“关于那天晚上，有件事我一直记得，而且记得很清楚。”
我以为他会说记得我们一直笑他——舰长也这么想，他后来告诉我——但结果不是。
“你自己一个人抱着我进看诊室，”他对舰长说，“而且没有让我掉在地上。”
“不可能掉下来，因为你没有多重。”
“不过还是一样……即使快死了，还是没有人喜欢掉在地板上，那样很丢脸。就因为你没有把我掉在地上，我要给你一些忠告。柯克，除非你必须仰赖运动员奖学金才能继续学业，否则就尽快退出校队。”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把你改造成另外一个人。也许需要的时间比后备军官储训团改造戴维的时间久一点，但是他们终究会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你对运动了解多少?”舰长客气地问，“你对于参与一个团队又知道多少?”
“我知道对于穿制服的男生而言，现在真不是好时候。”斯托克利说完之后就把头靠在枕头上，闭上眼睛。但卡萝尔曾说现在是当女生的好时候;在一九六六年的时候，当女生真好。
我们回到宿舍，然后回到我的寝室念书。在走廊的另一端，龙尼、尼克、雷尼和其他大多数人仍在想办法揪出婊子。过了一会儿，舰长把门关上，阻隔他们的噪音，但没什么用，于是我打开奈特的唱机听奥克斯的歌;如今奥克斯已经过世了，和我妈妈及兰登一样，都死了，他用皮带把自己吊死了。当年存活下来的亚特兰蒂斯人自杀率还蛮高的。我想这倒不足为奇，当你的大陆在脚底沉下去时，对你的脑子一定形成极大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