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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医务室探望斯托克利之后一两天，我打电话告诉妈妈，如果她真的负担得起，请她寄点钱给我，我想采纳她的建议，找家教来替我补习。她没有问什么问题，也没有骂我——当她不骂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次麻烦可大了——不过三天后，我收到三百元的汇票，再加上我玩牌赢的钱(加起来居然将近八十元，令我十分震惊)，还真是一大笔钱。
我从来没有告诉妈妈，不过事实上，我用她寄来的三百元请了两个家教，一位是研究生，她教我如何解析地壳板块运动和大陆漂移之谜，另一位家教住在金舍，是个抽大麻的大四学生，叫做哈维，他帮舰长补习人类学(可能还替舰长写了一两篇论文，不过我不是十分确定)。
舰长和我一起去找文理学院院长——十一月在张伯伦舍开过那次会以后，我们不可能去找盖瑞森求助——把碰到的问题摊在他面前。就技术上而言，我们两人都不属于文理学院，因为大一新生还没有决定主修科系，但是兰德尔院长耐心地听我们说。他建议我们去找每门课的授课老师，把我们的问题解释给他们听……差不多就等于向他们求情。
我们照他的话做了，过程中每一分钟都很难熬。在那些年里，我们两人之所以能成为好朋友，原因之一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相同的北方佬哲学的熏陶，其中一个观念是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不向别人求助，甚至即使万不得已，都不开口。而当时也唯有靠彼此间有难同当的情谊，才能支撑我们度过许多尴尬时刻。当舰长进去办公室和老师谈话时，我会在走廊抽着一支又一支的烟，等他出来。轮到我时，他也会在外面等我。
整体而言，我万万没料到老师还颇同情我们的，大多数的老师都尽心尽力帮助我们过关，不止低空掠过，而且高分过关，因此可以保住奖学金。只有舰长的微积分老师毫不通融，不过他的微积分考得不错，所以即使老师没有特别帮忙，仍然顺利过关。多年后我才明白，当时对许多教师而言，这是个道德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他们不希望日后在越战伤亡名单上看到学生的名字时，会一直纳闷自己是否要为此负部分责任。而成绩单上D和C-的差别，可能就影响一个孩子究竟日后是毫无知觉地呆坐在某处的荣民医院里，还是能听能看、活蹦乱跳的。
42有一次在经过类似的会谈后，由于期末考即将来临，舰长去咖啡厅和人类学家教老师碰面，准备在补充咖啡后好好临阵磨枪，我则去豪优克餐厅打工。当碗盘输送带停止转动之后，我回到宿舍继续用功。经过大厅时去看了一下信箱，里面有一张粉红色的包裹领取单。
包裹用棕色的纸包着，外面绑着棕色的绳子，但是装饰着圣诞铃铛和冬青树枝后显得生机盎然。看到回邮地址时，我的肚子好像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挨了一记闷棍：卡萝尔·葛伯，一七二步洛街，哈维切镇，康涅狄格州。
我一直没有打电话给她，不只是因为我忙着挽救课业。但直到我看到她写在包裹上的名字，才明白背后真正的原因。我一直认为她会回到萨利身边。那天晚上我们在车上听着老歌做爱，对她而言早就是陈年旧事了，而我，也早已成为往事。
奈特的唱机播放着奥克斯的歌曲，但是奈特却靠在床上打瞌睡，一本《新闻周刊》打开来摊在他脸上，封面人物是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 [50] 。我坐在书桌前，把包裹放在面前，伸手去拆包裹上捆的绳子，又迟疑了一下。我的手指在颤抖。她曾经说过，心是很坚固的，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心都不会碎，只会弯曲。当然，她说得对……但是，当我坐在那儿看着她寄给我的圣诞包裹时就觉得心痛;很痛。唱机播放着奥克斯的歌声，然而我脑子里听到的是更古老、更甜蜜的歌声;我听到的是五黑宝的歌声。
我扯断绳子，拆开胶带，打开棕色包装纸，拿出一个小小的百货公司白色纸盒。里面是用炫目的红纸和白色缎带包起来的礼物，还有一个正方形信封，上面她用那熟悉的字迹写上我的名字。我打开信封，拿出贺卡，上面有银箔雪花和吹着银箔号角的银箔天使。当我打开卡片时，从里面掉出一张剪报，落在她送我的礼物上面。那是从《哈维切日报》上剪下来的，卡萝尔在报纸的上缘、头条标题的上方写着：这次我办到了——可以得紫心勋章!别担心，在急诊室缝了五针之后，我就回家吃晚饭了。
那篇报道的标题是：征兵处的抗议活动变成一场混战，六人受伤，十四人被捕，照片则和刊登在《德里新闻报》的那张照片形成强烈对比。在《德里新闻报》的照片上，警察和临时起意展开反示威行动的建筑工人都一副轻松模样;但在《哈维切日报》的照片上，每个人显然都绷紧神经、神情困惑，丝毫轻松不起来。现场可以看到在鼓起的手臂上刺青、脸上充满恨意的强硬分子，而留着长发的年轻孩子则以愤怒叛逆的目光回瞪他们，其中一名年轻人还伸出手臂，仿佛在说：你恨不得宰了我吧，尽管放马过来呀?警察挡在两群人中间，样子显得很紧张。
照片左边(卡萝尔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左边，仿佛担心我会没看到)可以看到一件熟悉的外套，背面印上了“哈维切中学”几个字。她又转头了，不过这回不是把头转开，而是迎向相机镜头。虽然我并不想看得那么清楚，但是照片清晰地显示鲜血从她的脸颊流下来，她尽可以开玩笑地画上箭头，然后在旁边写些好笑的话，但是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好笑。她脸上流的可不是巧克力糖浆。警察抓住她的手臂，但照片上的女孩似乎满不在乎，也不在乎自己的头上流血了(如果她当时知道头上流血的话)。照片上的女孩只是不停地微笑，一只手举着“停止杀戮”的标语，另一只手则对着镜头，用两只手指摆出V的形状。我当时以为那个V代表胜利的意思，但当然不是如此，在一九六九年的时候，那个V字是要和麻雀爪印搭配在一起的，就好像火腿要配上鸡蛋一样。
我匆匆看了一下报道内容，但是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示威抗议……反示威……丢石块……相互叫嚣……有几次互殴……警察抵达现场。报道的语调是傲慢而充满反感的，让我想起那天晚上艾柏索和盖瑞森的模样：你们真是让我失望。后来除了三名示威者之外，警方释放了其他所有被捕的人，而且没有提及任何人名，所以他们应该都不到二十一岁。
她的脸上流血了，但仍然一直微笑……事实上，那是胜利的微笑。我逐渐意识到奥克斯还在唱着：我一定曾经杀了上百万人，现在他们要我再回去——我的背上突然起满鸡皮疙瘩。
我把卡片拿起来看，上面是押韵的典型圣诞贺词;这些贺词总是大同小异，对不对?圣诞快乐，希望你不会在新的一年翘辫子。我很少认真读这些贺词。卡萝尔在卡片另一面的空白处写了一些话，她写得很长，几乎填满整个空白。
亲爱的六号：
我只是想祝你有个最快乐的圣诞节，并且告诉你我很好。我没有回学校念书，虽然我一直和一些学生混在一起(请参见我附的剪报)，我希望我最后还是会回学校念书，也许等明年秋季班吧。我妈妈的情况不太好，不过她还在继续努力，而我弟弟的行为已经恢复正常，蕾安达也帮了不少忙。我和萨利见过几次面，不过感觉已经和过去不同了。有天晚上他来我家和我一起看电视，我们变得像陌生人一样……也许我的意思其实是我们变得好像旧识，或是两列往不同方向行驶的火车。
我想念你，彼特。我想我们的火车也同样驶往不同的方向，但是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共度的那段时光，那是我一生中最甜蜜、最美好的时光(尤其是最后一晚)。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写信给我，不过我有点希望你不要写，因为那样或许对我们两个人都不好。这并不表示我不在乎你或不记得你，因为我确实在乎你、记得你。
还记得那天晚上，我拿照片给你看、告诉你我挨打的事吗?还有我的朋友博比如何照顾我?那年夏天他收到一本书，是住在他楼上的老人家送他的。博比说那是他读过的书中最好的一本。当你只有十一岁的时候，通常说得不多，但是我高三时看到学校图书馆有这本书，于是我读了这本书，只是想了解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我觉得这本书还蛮棒的，不算是我读过最棒的一本书，但是写得蛮好的。我想你可能会想有一本，虽然这本书是十二年前写的，不过我有点觉得它其实是在谈越南的事情。即使不是，里面也充满信息。
卡萝尔
附：赶快摆脱那愚蠢的牌戏吧!
我把信读了两次，然后小心翼翼地折好剪报，放回卡片中，双手仍然抖个不停。我想我还留着那张卡片……就好像我确定“赤色卡萝尔”到现在还把她童年玩伴的照片收藏在某个地方一样，也就是说，如果卡萝尔还活着的话。我不太确定，因为她的一票朋友都已经不在世上了。
我打开包裹，里面——和充满欢乐气息的圣诞包装纸及白色缎带形成鲜明对比——是一本平装版的《蝇王》，作者是戈尔丁。我高中的时候没有读这本书，因为高三文学选读的课程，我选了《另一种和平》 [51] 这本书，而没有选《蝇王》，因为《另一种和平》看起来比较短。
我打开书，心想卡萝尔可能在里面题字，她的确写了一些东西，不过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以下就是我在书名页空白处发现的东西：
我突然热泪盈眶，用手掩着嘴，差一点就哭出声来。我不想吵醒奈特，也不想让他看到我哭。但我还是哭了，坐在书桌前为卡萝尔哭泣、为我自己哭泣、为我们俩哭泣，也为我们所有人哭泣。就我记忆所及，我这辈子就数那次最伤心了。她曾经说过，我们的心是很坚固的，大多数时候心都不会碎，她说得对……但是，那段日子又要怎么说呢?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又如何呢?我们留在亚特兰蒂斯的心，又要怎么说呢?
43无论如何，舰长和我存活了下来。我们补交了作业，期末考低空掠过，然后在一月中旬回到张伯伦舍。舰长告诉我，他在寒假中写了一封信给棒球教练温金，说他改变主意不参加校队了。
奈特也回到张伯伦舍三楼，令人讶异的是，雷尼也回来了——尽管在不及格边缘，但还是回来了，不过他的死党东尼却离开学校，其他离开的人还包括马克、巴瑞、尼克、布拉德、哈维、兰迪……当然，还有龙尼。三月的时候，我们收到龙尼寄来的卡片，上面盖着路威斯顿的邮戳，收件人只写着：张伯伦舍三楼的那群笨蛋收。我们把它贴在交谊厅的墙壁上，就在龙尼玩牌时经常坐的位子上方。卡片正面是《疯狂》杂志的封面男孩纽曼，龙尼在背面写着：“山姆大叔在呼唤了，我得走了，棕榈树在前面等着我，管他的!我哪需要担心呢，我最后拿到了二十一个赛末点，所以我是赢家。”后面署名“龙”。据我们所知，在龙尼的妈妈眼中，直到他合上眼睛的那一天，这个爱说脏话的小男孩始终都是“龙尼”。
斯托克利也离开了。有一阵子，我几乎没怎么想到他，直到一年半以后，他的脸孔和与他相关的一切记忆突然之间鲜活起来。当时我被关在芝加哥的监牢里。我不知道休伯特·汉弗莱被提名的那个晚上，警察在会议中心外面到底抓了多少人，不过人数绝对很多，而且很多人受伤——一年后，蓝带委员会在报告中称这次事件为“警方暴动”。
结果我被关在拘留室中，这个拘留室原本只打算容纳十五人——最多二十人，但却关了六十个吸了太多催泪瓦斯、嗑了太多药、被打得半死、狼狈不堪、工作过度、做爱过度、满身是血的嬉皮，有的人在吸大麻，有的人在哭泣，有的人在呕吐，有的人唱着抗议歌曲(从远处的角落，几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家伙散发着《我不再行军了》的歌词)，好像某种比赛挤电话亭一样的古怪刑罚。
我挤在铁栅栏旁边，努力护住衬衫口袋(里面是宝马牌香烟)和裤袋(里面是卡萝尔送我的那本《蝇王》，现在变得破破烂烂，封面有一半不知去向，整本书快松脱了)，突然之间，我的脑海中闪现斯托克利的脸孔，明亮而清晰，好像高画质照片一般，似乎莫名其妙地突然冒出来，或许是因为头上挨了一记警棍或吸了催泪瓦斯后清醒过来，某个原本呈休止状态的记忆线路突然热了起来。我同时想到一个问题。
“一个跛子到底在三楼干吗?”我大声问道。
有个满头蓬乱金发的小个子四处张望——一个长得像摇滚歌星彼得·弗兰普顿的矮子。他脸色苍白，满脸痘痘，脸颊上和鼻孔下的鲜血已经干了。“你说什么?”他问。
“一个跛子到底在大学宿舍的三楼干吗?而且还没有电梯?他们难道不会让他住一楼的寝室吗?”然后我想到斯托克利昂首往豪优克冲的情形，头发在眼睛前面不住晃荡，喘着气，喃喃发出“哩噗—哩噗”的声音。无论到任何地方，斯托克利都把周遭的一切当成敌人;给他一枚铜板，他会试图射杀整个世界。
“我不懂你的意思，你——”
“除非他主动要求，”我说，“除非他可能直接要求他们这样做。”
“答对了。”满头弗兰普顿式金发的小个子说，“你有大麻吗?我想要快乐一下，这个地方烂透了，我想去哈比村。”
44舰长成为艺术家，而且还蛮有名的。他和诺曼·洛克威尔 [52] 这类画家不同，你永远不会在富兰克林明特礼品公司的瓷盘上看到舰长的雕塑复制品，但是他开过很多展览会——在伦敦、罗马、纽约，去年在巴黎也经常可以看到关于他的艺评。许多艺评家说他的作品不够成熟，只是一时流行(有的人二十五年来都说他是一时流行)，表现方式老套而缺乏想象力，其他人则盛赞他的真诚与活力。我比较赞同后者的说法。我从以前就认识他，我们一起逃离那个逐渐沉没的大陆，他一直都是我的朋友;而且从某种角度而言，他到现在还是我的死党。
也有些艺评家注意到他的作品中流露的愤怒，我第一次清楚看到这样的愤怒是在一九六九年，他在学校图书馆前、在热血青年乐团喧闹的乐声中，燃烧纸制的越南家庭模型。是啊、是啊，那件事透露了舰长的某一面。舰长做的事情有的滑稽，有的悲伤，有的怪诞，但大多数都充满怒气，他做的那些肩膀僵硬的纸黏土人形都仿佛在低语：把我点燃吧，喔，把我点燃吧，听我尖叫，现在真的还是一九六九年，我们还在湄公河三角洲，而且一直都在那儿。“柯克的创作最珍贵之处就在于作品中流露的愤怒。”他的作品在波士顿展出时，一位评论家这么说。我猜两个月后造成他心脏病发的也是同样的愤怒。
舰长的太太打电话给我说他想见我。医生认为他的心脏病不算太严重，但是舰长拼命否认。我的老搭档柯克舰长以为自己快死了。
我飞到棕榈滩，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枕在白色枕头上几乎全白的头发下面是一张惨白的脸孔——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乍看之下又想不起来曾在哪儿看过。
“你想到斯托克利。”他声音沙哑地说，当然他说对了，我咧嘴一笑，在刹那间，我感觉背脊一凉，有时候往事突然之间就涌上心头，只是如此而已。有时候，过往的一切全回来了。
我走进去，坐在他旁边。“你看起来还不错嘛!”
“不算太苦，”他说，“只不过把医务室那天的情景重演一遍，不同的是卡伯瑞可能已经过世了，而且这回手背上绑着管子打点滴的人变成了我。”他举起一只极具艺术天分的巧手，让我看看那管子，然后又把手放下来。“我现在不觉得自己会死了，至少这次还死不成。”
“很好。”
“你还在抽烟吗?”
“去年就不抽了。”
他点点头。“我太太说，如果我不戒烟，她就要和我离婚。所以我想我最好试试看。”
“抽烟是最坏的习惯。”
“事实上，我想活着才是最坏的习惯。”
“省省吧，把你的俏皮话留给《读者文摘》吧。”
他大笑起来，然后问我有没有奈特的消息。
“就像往年一样，只收到一张圣诞卡，里面附了一张照片。”
“他妈的奈特!”舰长很高兴，“那是他的办公室吗?”
“是啊，他这次在院子里摆了耶稣诞生图，只是东方三博士看起来都需要补一补牙了。”
我们互看一眼，就咯咯笑了起来。但才笑了几声，舰长就开始咳嗽。真恐怖，这情景还真像斯托克利——有那么片刻，连他的样子都像斯托克利——我又感觉背脊发凉了。如果斯托克利已经过世，那么我会以为是他阴魂不散，但是他还没死。而且以斯托克利自己的方式，他和从卖可卡因到电话推销垃圾债券的那些退休嬉皮其实没两样，他们都出卖了自己。他超爱上电视。在辛普森受审的那段时间，你每天晚上都可以在某个电视频道上看到他，就好像秃鹰环绕着腐尸一样。
我猜，卡萝尔没有出卖自己。但卡萝尔和她的朋友，以及他们用炸弹炸死的化学系学生又怎么说呢?我由衷地相信那是一次失误——我所认识的卡萝尔绝不会认同枪杆子出政权的理论。我认识的卡萝尔会明白，那样做和说“为了拯救这个村子，我们必须先摧毁它”这类屁话没什么两样。但是你觉得那些年轻孩子的家人会在乎那是不是失误吗?真是抱歉，炸弹没有在既定的时间内爆炸?你觉得他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爱人、朋友会在乎谁出卖了自己，谁没有出卖自己吗?你认为那些需要捡拾尸体碎片、想办法继续活下去的人会在乎吗?心确实可能会碎，没错，心确实可能会碎。有时候，我觉得当我们心碎的时候，不如当场死掉还比较干脆，但是我们活了下来。
舰长努力调匀呼吸。放在他床边的监视器发出令人担心的哔哔声。一位护士探头进来，舰长挥挥手要她出去。哔哔声逐渐恢复原先的稳定节奏，所以护士也离开了。护士走了之后，舰长说：“那天斯托克利跌倒的时候，我们干吗笑得那么厉害呀?我心里始终感到疑惑。”
“我也想不通。”我说。
“所以答案是什么?我们为什么笑?”
“因为我们是人。有一段时间，我以为答案就在伍德斯托克利和肯特州立大学之间。 [53] 我们自以为不同，但其实不是。”
“我们以为自己是星尘。”舰长说，几乎面无表情。
“我们以为自己是黄金世代，”我笑着表示赞同，“我们拼命想办法要回那座创世花园。”
“靠过来一点，小嬉皮。”舰长说，我靠过去，看到曾经智取戴维、艾柏索和训导长、到处向老师求情、教我豪饮啤酒和用十几种不同音调骂粗话的老友，现在正微微啜泣。他对我张开手臂;经过这么多年后，他的手臂变细了，肌肉松松垮垮地垂挂着，而不是隆起在手臂上。我弯下腰来拥抱他。
“我们努力试过了，”他在我耳边低语，“千万不要忘了这点，彼特，我们努力过了。”
我想我们的确努力试过了。卡萝尔以她的方式，比我们任何人都努力，也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如果不计算那些丢掉性命的人的话。虽然我们已经忘了那些年所用的语言——就好像喇叭裤、手染T恤、尼赫鲁式上衣，还有写着“为和平而杀戮，就好像为贞洁而做爱”的标语都消失不见了一样——只是偶尔浮现一两个字。信息，你知道，信息。偶尔午夜梦回或回忆往事时(年纪愈大，我的梦境和回忆似乎就愈是一成不变)，我可以闻到那个地方的味道，在那儿，我是如此轻松而权威地说着那个时代的语言：一缕尘烟、一阵橘香，还有愈来愈淡的花香。
一九八三 年 盲眼威利
上帝保佑我们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