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点十五分
他在音乐声中醒来，总是在音乐声中醒来;每天清晨刚睡醒的恍惚时刻，他实在无法忍受收音机闹钟刺耳的哔哔声，好像垃圾车倒车的声音似的。不过每年到了这个时节，收音机的节目也够难听了;他的收音机闹钟都固定在轻音乐电台，而这段时间从早到晚都在播放圣诞歌曲。今天早上他醒来时，听到的是他最痛恨的两三首圣诞歌曲之一，歌声中充斥着换气的声音和虚伪的惊叹，大概是克里希纳合唱团或安迪·威廉姆斯合唱团之类的团体唱的。“你有没有听到我所听到的”，那充满气音的声音唱着，他在床上眨着眼坐起来，满头乱发往四面八方乱翘。他下了床，苦着脸，踏着冰冷的地板往收音机闹钟的方向走去，啪哒一声按掉闹钟时，他们正唱着：你有没有看到我所看到的。当他转过身来，莎朗恢复她一贯的防卫姿势——把枕头折起来蒙住头，只露出蓬松的金发、柔滑的肩膀和有蕾丝边的睡衣肩带。
他走进浴室，把门关上，脱下睡裤丢进篮子里，按下电动刮胡刀的开关。他一面刮胡子，一面想：何不把其他的感官也都唱一遍呢?你有没有闻到我所闻到的，你有没有尝到我所尝到的，你有没有感觉到我所感觉到的!
“鬼扯!”他一边转开淋浴器，一边说，“全都是鬼扯!”
二十分钟之后，他穿衣服的时候(今天早上他穿上深灰色的保罗·斯图亚特名牌西装，还系上他最爱的苏卡领带)，莎朗稍微清醒了一点，不过他仍然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
“再讲一遍?”他问，“我听到你说蛋酒，但是其他的就不知道你在说啥了。”
“我是在问你，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可不可以顺便买两夸脱蛋酒回家，”她说，“今天晚上艾伦夫妇和杜布瑞夫妇要来吃饭，记得吗?”
“圣诞节。”他说，仔细端详了一下自己在镜子里的发型，他现在和其他搭七点四十分火车进纽约市的上班族没什么两样，原先清晨五六点钟被音乐吵醒时坐在床上发呆的迷惘样子已经不见了，而他正希望如此。
“圣诞节怎么样?”她挂着满是睡意的微笑说，“全是鬼扯淡，对不对?”
“对。”他同意。
“假如记得的话，也买一些肉桂——”
“好。”
“——但是如果你忘了买蛋酒，我会把你杀了，比尔。”
“我不会忘记。”
“我知道，你很可靠，今天的样子也很好看。”
“谢了。”
她躺回床上，用手肘撑着身体，看着他在临出门前再调整一下深蓝色领带。他这辈子从来没打过红色领带，而且希望自己进棺材前都可以不要碰那种特殊病毒。“我替你准备了金箔。”
“嗯?”
“金箔，”她说，“就放在厨房餐桌上。”
“喔，”他记起来了，“谢谢。”
“不客气。”她再度躺下来，很快就进入蒙眬状态。他倒不羡慕她每天可以在床上待到九点钟才起来——如果她想的话，甚至可以睡到十一点——但是他很忌妒她可以随时醒过来说说话，然后又睡着。他当年在丛林打仗的时候也有这种本事——大多数人都办得到——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新人和记者老是喜欢称之为“下乡”;但如果你曾经去过那里，你会说在丛林里或草原上。
在草原上，是啊。
她又说了一些话，但说得含糊不清。他知道她大概是说：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谢谢，”他说，亲亲她的脸颊，“我会的。”
“你今天的样子很好看。”她又咕哝了几句，虽然眼睛已经闭起来了，“我爱你，比尔。”
“我也爱你。”他说完就走出家门。
他的马克卡罗斯手提箱——即使不算最高档的手提箱，也相差不远了——立在前厅衣架旁边，他的大衣就挂在那里。他经过时迅速拿起箱子，走进厨房。咖啡已经煮好了——上帝保佑咖啡机——他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他打开手提箱，里面空空的，他把放在餐桌上的金箔球握在手里好一会儿，看着金箔球在日光灯下闪闪发亮，然后把球放进手提箱里。
“你有没有听到我所听到的。”他对着空荡荡的厨房说，然后关好手提箱。
早上八点十五分从左边脏兮兮的玻璃窗往外望，可以看到纽约市愈来愈近了。透过满是污垢的玻璃窗，整个城市看起来像座肮脏的大废墟——也许逝去的亚特兰蒂斯正浮到水面上怒视灰蒙蒙的天空。早上下了一场雪，不过他并不担心，离圣诞节只有八天了，生意会很好。
火车里弥漫着各种气味，早晨的咖啡、早晨的香皂、早晨的刮胡水、早晨的香水，还有早晨的胃散发出的各种气味。几乎每个座位上的乘客都打着领带，今天甚至连一些女士都打了领带。早晨八点钟，一张张浮肿的脸上流露着若有所思又毫无戒心的眼神，敷衍地聊一些有的没的。每天这个时段，即使平常不喝酒的人都一副宿醉未醒的模样，大多数人都埋首报纸中。当然啦，里根是美国之王，股票和债券都变成黄金，死刑再度成为时尚。人生一片美好。
他自己则打开《纽约时报》上的拼字游戏，虽然他在几个方块中填入字，不过这动作主要还是一种防卫措施。他不想在火车上和别人谈话，不喜欢任何形式的闲聊，而且这个世界上他最不想做的事莫过于结交一起通勤的哥儿们。每当他开始在车厢里看到熟悉的面孔，每当有人在找座位时开始和他点头寒暄，他就会换一节车厢。想要一直默默无闻并不那么困难，他只不过是从康涅狄格的郊区搭火车上班的通勤族之一，坚决不愿打红色领带是他唯一的与众不同之处。也许他曾经读过教会学校，也许他曾经在朋友用球棒反复重击一个哭泣的小女孩时帮忙按住那个女孩，也许他曾经在草原上作战。不过，火车上的通勤族完全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情，这就是搭火车的好处之一。
“准备好迎接圣诞了吗?”靠走道的乘客问他。
他抬起头，几乎要皱眉了，但又觉得这不过是无聊的闲谈，有的人搭火车的时候似乎非要这样哈啦一番、打发时间不可。坐在他身旁的是个胖子，毫无疑问，不到中午他就会满身汗臭，不管早上抹了多少体香剂都没用……不过他几乎没有在看比尔，所以没什么关系。
“是啊，呃，你也晓得，”他说，低头看着放在两脚中间的手提箱，里面除了一个金箔球以外，什么都没有，“我愈来愈感觉到圣诞气氛了。”
早上八点四十分他和成千个穿着大衣的男男女女一起走出中央车站，他们大都是企业中阶主管，一群打扮光鲜的沙鼠，到了中午又会去健身房拼命踩脚踏车。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灰暗的冷空气。莱克星顿大道上挂满圣诞灯饰，不远处有个看起来像波多黎各人的圣诞老人摇着铃铛，手里拿着钵请人捐钱，旁边一块广告牌上写着“今年圣诞节，请帮助无家可归的人”。打着深蓝领带的男人心想：圣诞老公公，广告里讲点实话好吗?为什么不说，今年圣诞节资助我继续吸毒?尽管如此，他走过圣诞老人旁边时，仍然丢了两块钱进去。他今天心情很好，很高兴莎朗提醒他金箔的事——要不然他可能会忘记带;他总是会忘记诸如此类的装饰品。
十分钟后，他就走到他的办公大楼。一个年轻黑人站在大门外，可能才十七岁左右，穿着黑色牛仔裤和脏兮兮的红色连帽运动衫，摆动着身体，嘴里喷出白烟，不时咧嘴微笑、露出金牙。他手里拿着残破的保丽龙咖啡杯，里面有一些零钱叮当作响。
“给点钱吧?”往旋转门走去的上班人潮经过黑人身边时，他不断说着，“给点钱吧，先生?给点钱吧，小姐?谢谢你，上帝保佑你，圣诞快乐。给点钱吧，先生?几毛钱就好。谢谢你。给点钱吧，小姐?”
比尔经过他旁边时，把一枚五分钱和两枚一毛钱的硬币丢进了咖啡杯里。
“谢谢你，先生，上帝保佑你，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走在他旁边的女人皱皱眉头说：“你不应该鼓励他。”
他耸耸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圣诞节的时候，很难对任何人说不。”他告诉她。
他和人潮一起走进大厅，那个意见多多的女人往报摊走去，他瞪了她一眼，然后走到楼层号码都装饰着漂亮花样的老式电梯那儿。等电梯的时候，有几个人向他点头打招呼，他和其中一两个人闲聊了几句——毕竟这里不是火车，没有办法换车厢。更何况这是一栋旧建筑，电梯速度很慢，而且吱嘎作响。
“你太太好吗?”一个在五楼办公、脸上经常挂着笑容的瘦皮猴问他。
“卡萝尔很好。”
“孩子都好吗?”
“都很好。”他根本没有孩子，他太太也不叫卡萝尔。他太太以前叫莎朗·安·多纳休，圣盖伯利中学一九六四年毕业生，但是这个骨瘦如柴、笑眯眯的男人永远也不会晓得这件事。
“我猜他们简直等不及了，巴不得圣诞节早点来到。”那个瘦皮猴说，他的嘴咧得更开了，变得难以形容。在比尔·席尔曼眼中，他就好像漫画家笔下的死神一样，整张脸只看到两只大眼睛、巨大的牙齿和拉长且发亮的皮肤。他的笑容让比尔想到阿肖山谷 [54] 的谭保，那些第二营的家伙走进来时趾高气扬，仿佛他们是全世界的主宰，撤退时却活像刚从地狱半亩地逃出来似的，身上烧焦了，眼睛睁得老大，还露出巨大的牙齿。在东河的时候，他们的样子也差不多是那样，才不过几天，他们全都变成一个样子。在丛林里，他们经历了很多震撼和烘烤 [55] ，大家全都变成一个样子。
“当然等不及啦，”他同意，“但是我想莎拉已经开始怀疑那个穿红衣的老家伙了。”他心里咕哝着：电梯、电梯，快点下来呀，老天爷，救救我吧，别让我一直应付这些蠢话。
“是啊，是啊，通常都这样。”那个瘦皮猴说，在那片刻间，他的笑容消失了，仿佛他们现在正在讨论癌症，而不是圣诞老人。“莎拉现在几岁了?”
“八岁。”
“感觉好像她一两年前才出生一样，天哪，快乐的时光真是过得飞快，你说是不是呀?”
“是啊，真是光阴似箭。”他很希望瘦皮猴别再说了。就在这时候，四部电梯中的一部喘着气把门打开，他们全都一拥而进。
比尔和瘦皮猴一起在五楼走廊走了一小段，然后瘦皮猴在一扇旧式玻璃门前面停下脚步，门上的毛玻璃一边写着“联合保险”，另一边写着“美国保险理赔核算服务”。门后面静静响起敲打键盘的哒哒声和稍稍响亮一点的电话铃声。
“祝你今天一切顺利，比尔。”
“你也一样。”
瘦皮猴走进办公室，比尔看到里面有个房间门上挂着大花环，玻璃窗也喷上雪花的装饰。他打了个冷颤，心想：上帝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每一个人。
早上九点零五分他的办公室——他在这栋大厦中的两间办公室之一——在走廊最里面，相邻的两间办公室过去六个月来都闲置着，里面一片漆黑，他很满意这个状况。他自己办公室门上的毛玻璃印着“西部土地分析公司”几个字。门上有三道锁：一道是他搬进来的时候就已经装好的，他自己又另外加上两道锁。他开门走进办公室，把门关上、拴紧，然后上锁。
房间中央有张桌子，上面摆了一堆文件，但全都是没有意义的文件，只是为了做做样子给清洁工看。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丢掉文件，重新换一批新文件。桌子上还放了一部电话，他偶尔会打打电话，免得电话公司把这个号码登记为无人使用。去年他还买了复印机，复印机摆在办公室另一个房间门口，看起来还蛮像样的，但他从来没有用过复印机。
“你有没有听到我所听到的，有没有闻到我所闻到的，有没有尝到我所尝到的。”他喃喃自语，然后走到另外一个房间门口。里面的架子上高高堆着更多毫无意义的文件，还有两个很大的档案柜(其中一个柜子上放了一台随身听，偶尔深锁的办公室门外响起敲门声，但却一直无人响应时，他就拿随身听来当理由)，房间里还有一把椅子和一部梯子。
比尔把梯子搬回主办公室，站在桌子左边，架好梯子，把手提箱放在梯子上，然后顺着最下面的三级阶梯往上爬，伸手上去(他把手抬高时，大衣在大腿旁飘起)小心翼翼地把其中一个可活动的天花板移开。
上面漆黑一片，虽然的确有几根管线通过，但尚不足以称之为公共设施空间。这里没什么灰尘，至少眼前这片地方没有，也看不到老鼠屎——他每个月都用一次灭鼠药。当然，他来回进出的时候，衣服还是得保持干净，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尊重自己的工作和行业。这是他在军中学到的教训，当年在草原打仗的时候学到的教训，他有时觉得这是他这辈子学到的第二重要的事情。而他学到最重要的教训则是，唯有真心悔过才能取代认罪告解，也唯有真心悔过才能决定你究竟是谁。他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学到这个教训，当时他才十四岁，那也是他最后一年走进告解室说：“请祝福我，神父，因为我刚刚犯了罪。”然后把一切和盘托出。
悔过对他而言十分重要。
上帝保佑你，他在楼层间弥漫着腐臭味的黑暗中想着：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我，上帝保佑每一个人。
这片狭窄的空间(里面永远呜呜吹着阴森森的微风，带来灰尘的气味和电梯的呻吟声)上方是六楼地板，这里有个八十厘米见方的活板门，是比尔亲手装的，他很擅长手工，这也是莎朗最欣赏他的长处之一。
他把活板顶开，让微弱的灯光透进来，然后抓住手提箱把手。当他把头伸进地板之间的空间时，离他目前所在位置九米远的粗大厕所排水管里传来快速的冲水声。一小时后，当这栋大厦里的上班族开始咖啡时间，那个声音会出现得愈来愈频繁，而且就像浪涛拍岸一样富有节奏感。比尔对冲水声或其他地板间的声音丝毫不以为意，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他小心翼翼地爬到梯子最上段，然后从六楼办公室钻出来，把比尔留在下面的五楼。在这儿，他又变回威利了，就像在高中的时候一样，也好像在越南的时候一样，在越南，其他人有时称他“棒球威利”。
上面这间办公室好像工作室一样，金属架上整齐堆放着线圈、马达和喷口等，桌上一角则有个类似滤网的东西。不过，这的确是一间办公室，因为里面有打字机、录音机、公文篮(也是摆摆样子而已，他会定期更换里面的文件，就好像农夫会随季节轮耕不同作物一样)，还有档案柜。许多档案柜。
其中一面墙上挂着洛克威尔的画作，描绘一家人在吃感恩节大餐时一起祷告的画面。桌子后面则挂着一幅裱了框的沙龙照，照片中的威利穿着陆军中尉的制服(这张照片是在西贡拍摄的，不久之后，威利就因为在东河郊外的直升机坠毁事件中表现英勇而获得银星勋章)，旁边则挂着他放大了的退伍令照片，同样裱了框，上面的名字写的是“威廉·席尔曼”，退伍令上也提到了他获得的勋章。他在东河郊区的小径救了萨利一命，和银星勋章一起颁给他的荣誉状上面是这么说的，东河战役的幸存者是这么说的，更重要的是，萨利自己也是这么说。当他们终于在旧金山那座被戏称为猫咪宫殿的医院聚首时，萨利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兄，你救了我一命。威利当时坐在萨利床边，一只手臂还绑着绷带，眼睛旁涂满药膏，但其实没什么大碍，是啊，萨利才真正受了重伤。美联社的摄影师也在那天拍了他们两人的合照，那张照片后来刊登在全美国的报纸上……包括哈维切的报纸都刊登了那张照片。
当威利站在六楼办公室中，把比尔·席尔曼留在下面的五楼时，他心想：他握住我的手。在他的照片和退伍令上面贴了一张六十年代的海报，海报没有裱框，而且边缘已经开始泛黄，海报上画着和平标志，下面则用红、白、蓝三色写着画龙点睛的妙句：伟大的美国胆小鬼之路。
他握住我的手，他心里又想。没错，萨利握住他的手，当时威利差一点就要尖叫出声、拔腿就跑，他原本很确定萨利会说：我知道你做了什么好事，你和你的朋友哈利和里奇。你以为她不会告诉我吗?
但萨利完全没有这么说，他只说：你救了我一命，咱们是同乡，而且你又救了我一命，他妈的，这种几率会有多大呢?以前我们竟然老是害怕圣盖伯利中学的男生!他那样说的时候，威利就很确定萨利完全不晓得哈利、里奇和他对卡萝尔做了什么好事。不过尽管知道自己安全了，他却没有因此感到宽心。完全没有。他微笑着捏捏萨利的手，同时心想：你当时觉得害怕是对的，萨利，你应该害怕。
威利把比尔的手提箱放在桌上，然后俯卧着，把头和手伸进两层楼之间呜呜吹着风又充满油味的黑暗中，将五楼办公室那片可活动的天花板放好、锁紧。他没有预期会有任何访客走进来(西部土地分析公司从来没有任何顾客上门)，但还是小心一点为妙。总是要未雨绸缪，绝不要事后追悔。
五楼天花板恢复原状后，威利又放下六楼的活动地板。这个活门粘在一张小地毯下面，所以移上移下的时候不会发出太多声响。
他站起来拍掉手上的灰尘，然后转过身去，打开手提箱拿出金箔球，放在桌上的录音机上面。
“很好。”他说，心想当莎朗用心做事的时候还真是个宝……而她做事通常很用心。他重新关上手提箱，然后开始脱衣服，他的动作小心翼翼，而且有条有理，把他在六点三十分穿衣服的步骤全部倒过来再做一遍，就像影片倒带一样。他先脱掉身上所有的衣物，包括内裤和黑色半筒袜，然后赤裸着身子，把大衣、外套和衬衫小心翼翼地挂在衣柜里，衣柜里原本只挂了一件衣服——一件厚重的红外套，不过还没有厚到能称为短大衣。下面则有一个像盒子的东西，因为体积有点大，不能称之为手提箱。威利把马克卡罗斯手提箱放在盒子旁边，然后把裤子放进衣柜里，尽量保持折痕平整，接着把领带挂在衣橱门后的架子上，领带孤零零地挂在那儿，好像一根长长的蓝舌头似的。
他光着脚丫走到其中一个档案柜那儿。档案柜上的烟灰缸上面印着一个难看的老鹰标志和“如果我在战地阵亡”几个字。烟灰缸里放了一对用链子系着的狗牌。威利把狗牌挂在脖子上，然后拉开档案柜最底下的抽屉，里面放着内衣裤，最上面则是折得整整齐齐的卡其拳击裤。他先穿上裤子，然后套上白色运动袜，接着是白色圆领棉杉。他的狗牌在棉衫里鼓起来，就像他的双头肌和四头肌一样。他的体格已经没有当年在阿肖山谷和东河的时候那么壮硕，不过对一个快四十岁的中年男子而言，已经算很不错了。
他走到另外一个档案柜那儿，拉开第二格抽屉，跳过一九八二年那些装订成册的本子，再快速翻过今年的一月到四月、五月到六月、七月、八月(他在夏天都不得不多写一点)、九月到十月，终于找到目前的这本：十一月到十二月。他坐在桌子面前把本子翻开，快速翻过一页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张。上面写的字基本上大同小异，都是：对不起。
今天早上，他只写了十分钟，飞快地动笔写着：对不起。他估计自己至少已经写了二百多万遍了……而这还只是刚开始而已。告解会快多了，但是他愿意绕远路。
他写完以后——不，他永远也写不完，现在只不过写完今天的份额罢了——就把本子放到已写完和尚未写的本子中间，然后回到充当五斗柜的档案柜那儿，打开放袜子和内衣的抽屉上面那格档案柜，开始低声哼着歌，不是“你有没有听到我所听到的”那首歌，而是门户合唱团的歌，关于日如何毁了夜而夜又如何隔开日的那首歌。
他穿上蓝格子衬衫和工作裤，把中间抽屉关起来，打开最后面的抽屉，里面有剪贴簿和一双靴子。他拿出剪贴簿，注视着烫金印上“回忆”两个字的红皮封面。这本剪贴簿很便宜，他买得起更好的剪贴簿，不过一个人不是永远都有权利买任何你买得起的东西。
夏天的时候，他通常会写下更多的“对不起”，但回忆却似乎陷入沉睡中。往往要等到冬天，尤其是圣诞节前后，才会唤醒他过去的回忆，这时候，他就会想看看这本贴满剪报和照片的本子，里面每个人都年轻得不可思议。
今天，他没有打开剪贴簿，而把它直接放回抽屉里，然后拿出靴子;靴子擦得闪闪发亮，仿佛一直到审判日来临或甚至更久远之后，这双靴子都还会完好无缺。这不是标准军靴，而是跳伞靴，是一〇一空降师的配备。但是没关系，他并没有真的要扮成士兵，假如他想扮成士兵，就会扮得像个士兵。
不过，他没有必要穿得太邋遢，就好像走道上不应该积太多灰尘一样。他对自己的穿着打扮一向十分小心，不会把裤管塞进靴子里——他可是走在十二月的纽约第五大道上，而不是八月的湄公河，这里不必担心蛇和虫子——不过，他希望自己看起来整整齐齐，这对威利和比尔都同样重要，说不定还更重要。毕竟一个人必须先自重，才会尊重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行业。
抽屉里放的最后两样东西是化妆品和发蜡。他挤了一些化妆品到左手掌心，然后开始抹在脸上，从前额抹到颈部。由于他经验老到，因此动作很快，才一会儿工夫，肤色就变得黝黑。然后他再抹上一些发蜡，开始梳头，把头发全部从额头往后梳，不再分发线。这是画龙点睛的最后一个动作，一个小小的动作，但可能效果最显著。现在没有人能认出这就是一小时前走出中央车站的通勤族了，储藏室门后的镜子里映照出来的这个人看起来像个精疲力竭的外籍佣兵，黝黑的脸上默默流露出一种压抑的傲气。人们通常不会盯着这样一张脸太久，否则自己会受伤。威利很清楚这点，因为他看过这样的事情。他没有探究原因，他早就习惯不问问题的人生，而且喜欢这样的生活。
“好，”他说，把储藏室的门关好，“看起来还不错，伞兵。”
他回到衣橱那儿，拿出两面都可穿的红色夹克和大箱子。他把夹克披在椅背上，把箱子放在桌上，然后打开箱子，掀起箱子的盖子，现在这个箱子看起来有点像街头推销员用来展示仿冒手表和来路不明的金链子的那种箱子。威利的箱子里只有少数几样东西，其中有一样东西为了能塞进箱子而拆成两半。里面有一面牌子、一双冷天戴的手套，还有第三只手套，是他以前在天气暖和时戴的。他拿出那双手套(毋庸置疑，他今天一定会需要这双手套)和绑着粗绳的牌子，绳子穿过厚纸板两端的孔之后各打了个结，所以威利可以把牌子挂在脖子上。他合起箱子，但没有锁上，然后把牌子放在箱子上——办公桌上实在太乱了，他唯有把箱子当桌面来用。
他哼着歌，打开膝盖上方的宽抽屉，把手伸进去摸索，摸到铅笔、润唇膏、回形针、记事本之后，终于找到订书机。然后，他解开金箔球，小心翼翼地把金箔绕在长方形牌子的四周，剪掉多余的金箔，再把闪闪发亮的金箔钉牢在牌子上。他拿着牌子端详了好一会儿，先评估这样做的效果，然后发出赞叹。
“十全十美!”他说。
电话铃响了，他愣了一下，转过去望着电话筒，眼睛突然眯起来，眼神变得很冷、很有戒心。铃响了一声、两声、三声，响第四声时，录音机启动了，他的声音开始回答——那是他在这个办公室用的录音版本。
“您好，这里是城中冷暖气公司，”威利·席尔曼说，“我们目前无法接听您的电话，请在哔声后留言。”
哔——
他双手握拳，站在那儿注意听着。
“嗨，我是纽约证券交易所黄页分类广告部的艾德，”机器里的声音说着，威利舒了一口气，才发觉自己刚刚还真是屏气凝神，他松开手，“麻烦贵公司的代表拨1-800-555-1000这个号码和我联络，就可以知道贵公司怎么样可以一方面扩大分类广告版面，同时每年又省下一大笔钱。祝各位圣诞快乐!谢谢!”
喀啦!
威利瞥了电话录音机一眼，仿佛预期它会继续说话——会威胁他，或许还会用他曾经指控自己的罪名来指控他——结果没有任何动静。
“准备就绪。”他嘴里咕哝着，把装饰好的牌子放回箱子里。这一回他关起箱子的时候，就顺便锁上弹簧锁。箱子上贴了一张写着“我很自豪能为国效命”的贴纸，旁边是一面国旗。
“准备就绪了，宝贝，你最好相信这点。”
他离开办公室，关好毛玻璃上印着“城中冷暖气公司”的门，然后把三道锁都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