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兩稅法”所定，田賦“夏稅”不得過六月，“秋稅”不得過十一月。五代時雜賦增多，後唐初期又提前起徵田賦，史稱“其弊也先期而苛斂，增額而繁徵，至於五代極矣”④，其實到南宋才達到頂峰。
後唐明宗對徵稅時間的改革
後唐明宗不僅減輕了賦稅，天成四年（929）還規定，全境按季節早晚，分別規定幾種納賦期限，自氣候比較溫暖的黃淮地區，“夏稅”自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初一日納足，最北部的沿邊地區，則自六月初十日起徵，九月納足。比唐制晚一至三月，便於稅戶納稅，這是兩稅制（田賦）實行以來最重要的改革。
後周顯德三年（956），又規定“今後夏稅以六月初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初一日起徵，永爲定製”①，進一步推遲兩稅的起徵時間，但似並未能貫徹，宋初實行的大體上仍是後唐天成四年的制度。
宋代田賦徵收時間的變化
宋朝將後唐明宗所定，“兩稅”徵收時間不同的制度推向全國，原後周統治區中南部，夏稅以五月十五日起徵，七月三十日納畢；北部納畢的時間則爲八月五日，比後唐規定要早得多，這可能不是宋初的新創，而是後晉、後漢、後周三朝沿用後唐天成制度時逐漸改變所成。後周舊統治區南部的部分地區，以及後周、宋朝相繼征服的淮河、秦嶺以南廣大地區，夏稅起納時間爲五月初一日，七月十五日納畢，宋初的制度比後唐天成的制度苛刻。秋稅起納時間統一爲九月初一日，十二月十五日納畢，這比唐制秋稅不得過十一月，晚了十五日。但實際上夏秋稅的納畢時限還是過緊，端拱元年（988），規定夏、秋稅的納畢時間，均可比上述規定推遲一個月。淳化二年（991），又考慮到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九月初一日稻穀還未完全成熟，秋稅的起納時間改爲十月初一日。
北宋後來又對部分地區的徵收時限作了調整，西北部地區夏稅的起徵推遲爲五月二十五日，納畢爲九月十日。秋稅起徵，福建推遲爲十月十一日，而淮南則提前爲九月十五日；納畢的時限，福建地區推遲爲正月三十日，長江中下游、珠江流域則均推遲到二月十五日。
夏、秋兩稅的納稅時限，各分爲初、中、末三限，天數大體相等，各限又以本限時日之半，稱爲半限。當年的夏秋“兩稅”，通常都要分限送納，末限的半限時納足九成，末限滿時納足；積年所欠兩稅，則分別在中限的半限時納足七成，末限滿時納足。如遇災荒年份，可似減或免；也可延期交納，稱爲展限，也分爲三限。宋代田賦交納時限的法令，比唐、五代更適應農作物的收穫季節，也比較完備。
預催
“先期而苛斂”，五代時除後唐明宗、後周世宗時期外，都非常嚴重。北宋中期（含）以前和南宋孝宗時期解決得較好，孝宗以後，愈演愈烈，較之五代有過之而無不及。
提前徵收本稅季的田賦，稱爲“預催”。南宋初已是普遍現象，夏稅原規定八月半納畢，戶部決定夏稅必須七月底以前送到首都臨安，各地就必須六月，甚至五月就要收完夏稅。到宋孝宗時，送達臨安的時間，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淳熙四年（1177）二月，“劉溥奏：近
年諸郡違法預催夏稅，民間苦之”，孝宗認爲：“既是違法病民，朝廷須別作措置，安可置而不問。”採取動用南庫的庫金（儲備的軍費）臨時墊交戶部，解決當年的朝廷經費，待次年春季田賦解到後撥還南庫，以解決田賦“夏稅”的預催問題①。但在孝宗以後，預催問題日益嚴重。
預借
提前徵收本年度田賦或徵收下一年及以後年度的田賦，稱爲“預借”。建炎四年（1130），“於浙西民間預借秋料苗米”，是預借當年田賦。紹興六年，“預借江、浙來年夏稅絹之半，盡令折米”①，則是預借次年田賦。“紹興和議”以後，預借的事件更是不斷髮生，甚至預借第三年的田賦。
淳熙五年，有官員指出：“是名曰借，而終無還期，前官既借，後官必不肯承。”可見所謂預借，實際是額外增稅，其後宋孝宗明令以庫金歸還，並“委制、總及漕臣考覈實數補填。自今後預借，官以違制論，吏以盜論”①，因而有所遏制。
淳祐八年（1248），陳求魯指出：“常賦之入尚爲病，況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至於再，至於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於四，至於五。竊聞今之州、縣，有（預）借淳祐十四年者矣”①，反映了南宋末年的嚴重情況。
支移、折變（折納）
民戶將田賦由應交納地點改爲輸往其他地方，實際是服力役。最初只實行於西、北邊境，最遠不超過300裡，稱爲支移。元二年（1087），改爲一、二等戶300裡，三、四等戶200裡，五等戶100裡，不願支移的交納“道里腳錢”，後又在不承擔支移的地區也徵收道里腳錢，多的達到正賦的三分之一以上。北宋末年，已規定隨田賦兩稅交納，正式成爲田賦的附加稅。
將田賦的谷帛折變爲錢，或將錢折變爲谷帛，或將谷粟與布帛相互折換，甚至先將甲物折變爲錢，又將錢折變爲乙物，再將乙物折變爲錢等等，稱爲折變（折納）。朝廷利用擡高或降低“物價”的手段，千方百計變相加賦，以致實際交納數達正常賦額的二倍以上。折變成了變相加賦的重要手段。紹熙元年（1190）有人指出：“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②，反映了南宋的折變情況。
省耗、雀鼠耗及會州
另有加納十分之一谷粟，稱爲省耗，後唐明宗取消，後晉時恢復了省耗，並增爲加納十分之二；還增收十分之二的雀鼠耗，宋代沿襲徵收。
五代時，田賦夏稅收畢，州府官吏調各縣有關官員來州、府覈查帳目，稱爲“會州”或“會末”、“會鈔”。屬縣官吏即向州、府官吏行賄，行賄費則向民戶徵收，又乘機勒索，成爲稅戶的沉重負擔。後周顯德四年（957）曾明令禁止，宋乾德元年（963）再次下詔禁止，情況才改變。
沿納
宋朝建立後，史稱“每以恤民爲先務，累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斂，常加劃革，尺縑鬥粟，未聞有所增益”③，其實劃革的並不多。唐末五代，田賦以外收取各種物品，相繼折變爲稅賦，稱“雜變之賦”，也稱“沿納”。明道二年（1033），以類合併，分粗細兩類，隨田賦兩稅徵收，有省
耗、雀鼠耗、倉耗、頭子錢等，還有“丁身錢米”、陪錢、地錢、食鹽錢、牛皮錢、篙錢、鞋錢等，只有少數得到減免。如開寶四年（971），將南漢原先所用的大斗，改爲用標準鬥“省鬥”（一大斗相當於省鬥一鬥八升）①；淮南楊行密，在兩稅外以“借”的名義增加十分之五的稅收，直到慶曆五年（1045），揚州知州韓琦奏請後才取消；而“江東路（在南唐時）輸苗米（兩稅）一石者率皆納一石八斗”，至北宋末宣和三年（1121），在官吏奏請後才“改正”；江南西路地區，南唐時的兩稅增收三成，直到南宋紹興十八年（1148），地方官也只是“乞先將沿納一項錢米，特免支移、折變”①，而未敢提出廢除。原南漢、楚、閩、吳越所收的“丁身錢米”，宋真宗、仁宗時才逐漸免除“丁錢”，而“丁米”仍依舊徵收，以後有些地區纔有所減少。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僅南唐舊統治區的“沿納”就有14項，如鹽博絹、加耗絲棉、戶口鹽錢、耗腳、鬥面、鹽博斛鬥、醞酒麴錢、率分紙筆錢、析生望戶錢等，其中如徵收醞酒麴錢，原先是允許民戶私下造酒；而徵收鹽博絹、鹽博斛鬥等，也支付官鹽。宋代禁止私人造酒，鹽又不再支付，但照舊“沿納”，完全成爲“白取”。
和買（折帛錢）、和糴
和買也稱預買、和預買，鹹平二年（999），朝廷決定在春天借錢給需錢的民戶，預買絹匹，絹價也高於市價，民戶隨夏、秋田賦交納絹，試行之後，“公私便之”，逐漸推及全國②。仁宗時，改爲三分給錢，七分給鹽。後又變爲硬性分配預買絹數，預付的錢又收利息。徽宗時，改鹽鈔法後，佔絹價七分的鹽不再給，以後其餘三分的錢也不給，完全成爲“白著”（白取），變成田賦的附加稅，而且絹每匹的重量由12兩提高爲13兩，少1兩納200余文。南宋建炎三年（1129）開始，將田賦絹與“和買”絹，每匹都折錢2貫交納，稱爲“折帛錢”，以後增至6貫，甚至10貫，和買絹由實物稅演變爲貨幣稅，隨田賦交納。
宋代爲軍需而徵購糧草，稱爲和糴，後改爲按戶等、家產等強制徵購。南宋時，徵購的配額不少地方已與田賦相等甚至更多，支給的“糴本”大多是官告、度牒，部分爲紙幣，實際上已成爲田賦的變相附加稅。
④《金史》卷27《河渠志》。
①《金史》卷27《河渠志》。
①《宋史》卷174《食貨志》上二《賦稅》。
①《五代會要》卷25《租稅·雜錄》。
①《宋中興兩朝聖政》卷55。
①《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3，建炎四年五月壬寅；《宋史·食貨志·賦稅》。
②《宋中興兩朝聖政》卷56；《文獻通考》卷5《田賦考》五《預借》。
③《宋史·食貨志·賦稅》。
①《宋史·食貨志·賦稅》。
①《宋史·食貨志·賦稅》。
②唐代尚書省戶部頒佈法式，由太府寺所造的標準鬥，稱爲“省鬥”。五代、北宋前期仍由太府寺校造，熙寧四年（1071）末開始，改由文思院校造“省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