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朱由檢不得不從貨幣的應用的過程當中，出現的幾個問題，詳細的給侯侚指出來，也不單單是針對侯侚一個人，對於政治上面非常有追求的周延儒，溫體仁和範景文，王承恩和曹化淳來說，崇禎皇帝朱由檢的話，同樣是字字珠璣！
自唐宋以來，“錢荒”的記載不絕於史，流通中貨幣不足成爲長期制約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瓶頸‘。爲補錢幣之不足，政府只得以谷、帛等其它商品充當流通媒介，實際上實行了錢幣、谷帛的平行本位制，金銀主要用於貯藏。本質上並不適宜充當貨幣的谷帛長期與錢幣並行，即使在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唐朝鼎盛年代也是如此，重要原因就是金屬貨幣短缺。但由於錢重物輕，民間交易優先使用錢幣，政府又不得不出面強制推廣代用貨幣。僅在唐朝，開元二十年（732年）和二十二年（734年）、德宗貞元二十年（804年）、憲宗元和六年（811年）、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和八年曾先後多次下詔禁止交易只用錢幣。宋朝則三令五申，並在邊境設卡，嚴禁銅錢外流。宋代紙幣制度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是爲了克服硬幣不足的困難，滿足商品流通的客觀需要。元代雖然名義上以白銀作爲價值尺度，但從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發行至元寶鈔以來就一直使用不兌現紙幣，實行了全世界第一個紙幣本位制度。然而古代紙幣制度終因其內在的通貨膨脹傾向而在元末崩潰，明太祖雖發行了大明寶鈔，但不久就名存實亡。明代中葉以後，中國商品生產和交換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錢荒有增無減。對大宗交易所需的高價值交易媒介——白銀需求增長則更快。因鑄錢銅料不敷使用，明政府不僅數次下令銷燬民間銅器鑄錢，南京太僕寺甚至將大內舊銅器47萬餘斤也用於鑄錢。並允許將前朝舊錢投入流通。羅掘至此，明初至萬曆初200年間鑄錢數量也僅有1000萬貫。而北宋除開國初期每年鑄錢少於100萬貫外，百餘年間每年鑄錢都在100萬貫以上，熙寧六年（1073年）後每年鑄錢竟達600萬貫。商品經濟發展與錢幣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銳，由此形成的通貨緊縮效應嚴重阻礙着商品經濟的發展。海外白銀源源流入中國，消除了國內銀礦資源貧乏的制約，使這一矛盾最終得以化解。
直至明初，中外貿易仍以奢侈品爲主。自南宋以來，中國大量購買海外珍寶、香料、藥材。造成長期貿易逆差，金、銀、銅錢大量外流，成爲一個嚴重問題。歷朝均嚴禁金屬出口，但效力不大。西人東來後，中國日用消費品獲得了廣闊的新市場，中國對外貿易商品構成發生本質變化，國際收支隨之逆轉。
至晚明時，較之中國，歐洲在火器、鐘錶、“打簧器”、呢絨、船舶、玻璃等生產部門已佔優勢；但在國際市場需求量最大的日用品生產方面，中國商品則擁有千百年間發展起來的精湛工藝。質量優良，風靡歐、美和日本市場。此外，部分由於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成本低廉；部分由於宋明之間中國白銀需求增長一直快於供給增長，明代白銀購買力相當於宋、元時期的兩倍。而美、歐正處於“價格革命”時期，導致中國商品以白銀爲計量單位所表示的相對價格極爲低廉，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強大的價格優勢。當時墨西哥市場上中國絲織品價格是西班牙同類產品的1/3，在秘魯是1/9，在東南亞是荷蘭同類產品的1/3，在歐洲是歐洲產品的1/4-1/3。墨西哥市場歐洲麻織品幾乎比中國同類產品貴8倍。162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價格採購一批臺灣生絲，運到歐洲市場後售價爲每磅16.8盾，毛利率達320%。
由於歐洲商品難以與價廉物美的中國貨競爭。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後來躋身對華貿易的荷蘭人、英國人都不得不用硬幣購買中國商品，鉅額對外貿易順差一直保持到19世紀初鴉片貿易興起前夕。自阿卡普爾科返航馬尼拉的大商帆運載的主要是用以購買中國貨物的白銀。西屬美洲流往馬尼拉的白銀開始每年約100萬比索。後來達200-300萬比索，有時甚至超過400萬比索。1571-1821年間。輸入馬尼拉的美洲白銀共計4億比索之多，其中絕大部分（亦有1/2、1/4之說）又轉輸中國。有些外國學者則估計美洲白銀總產量的1/3-1/2都流入了中國。此外，還有部分輸入歐洲的美洲白銀通過貿易轉運澳門，然後流入中國內地。中外歷史文獻中有關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記載比比皆是。在《馬尼拉大商帆》中記載，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國商人把從新西班牙運來的白銀幾乎全部運走了‘；一位西班牙海軍上將則驚歎道：“中國國王能用來自秘魯的銀條修建一座宮殿。”僅1631年一年，由菲律賓輸入澳門的白銀就達1400萬兩，大約相當於永樂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內中國官銀礦總產量的2.1倍，是萬曆年間明朝國庫歲入的3.8倍。
美洲白銀流入中國數量之大，一度使歐洲貴金屬輸入量銳減。美國經濟史學家漢密爾頓就曾指出，與1591-1600年間相比，1641-1650年間美洲黃金輸入歐洲數量減少92%，白銀減少61%，這一減少與中國——美洲貿易擴大有關。由於美洲白銀通過菲律賓大量流入中國，17世紀上半期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議放棄菲律賓殖民地。
流入中國的海外白銀另一個主要來源地是日本。日本不僅用白銀購買中國貨物，而且用白銀交換中國錢幣。日本白銀流入中國，年代早於美洲白銀，流入途徑有民間走私貿易和葡萄牙人開展的轉口貿易兩途。有明一代，中日關係一直談不上熱絡，倭患頻仍和豐臣秀吉入侵朝鮮更使兩國關係落到冰點以下，明廷因而將對日貿易懸爲厲禁，隆慶元年重開海禁時仍將日本排除在外。然而，商人的趨利本性最終使這種制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成爲一紙虛文，走私貿易屢禁不止，成爲中日直接貿易的主要形式。在西班牙人征服菲律賓之前的嘉靖年間，正當中國白銀需求日增之際，中日走私貿易已經使不少日本白銀流入中國。儘管如此，中日直接貿易畢竟因爲明廷的禁令而受到很大制約。與明廷和日本沿海各大名均有良好關係的葡萄牙人遂乘虛而入，利用中日兩國給予的優惠待遇，在中日貿易中發揮了較大作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入據澳門後就主動招引日本人赴廣東方面貿易，最終建立了以澳門和長崎爲軸心的葡日貿易網絡。中國學者全漢升、李龍華估計，16世紀最後25年間，日本生產的白銀半數外流，其中大部分爲葡萄牙商人運走，每年數量達50-60萬兩；到17世紀前30年，每年運出100多萬兩，有時高達200-300萬兩。葡萄牙歷史學家在17世紀初估計葡萄牙大商帆每年從日本輸出的白銀價值超過100萬金幣。而根據日本學者新井白石調查，僅慶長六年至正保四年（即明萬曆二十九年至大明王朝尾聲，西曆1601-1647年）的47年間，日本白銀輸出總量即達7480餘萬兩，大半輸入中國。日本白銀外流中國數量之大，使日本政府爲之不安。爲減少白銀外流，日本政府於1689、1715年兩度頒佈法令，限制中國赴日商船數量和貿易額。
中國對日的貿易，有許多事情都還沒有發生，崇禎皇帝朱由檢也並不解釋，只是以假設性的方式向衆人闡述，他不用說的很具體，也不用說的很負責任，只需要將具體的情形，大概的描述出來便可以，他是皇帝，他不需要對任何人交代什麼？這就是他這個老師當的容易的地方。
“日本人已經停止了對大明的貿易，這彈丸小國，太過放肆，他們的海盜劫掠，對大明的影響原來如此之大！”在聽崇禎皇帝朱由檢深入淺出的解釋了半天之後，提出了對日貿易的話題。
崇禎皇帝朱由檢點點頭，“不錯，侯大人的話說到點子上了，只有大明自己掌握海外貿易的主導權，才能夠根本扭轉對外貿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