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在撤离军隅里之后的几天里，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现在的情况有多糟糕，而是以后是否会更糟糕。他们还要向南撤多远?11月28日，沃克连夜和麦克阿瑟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沃克信誓旦旦地认为，如果他们能撤回到平壤，就可以沿平壤 — 阳德 — 元山一线在朝鲜半岛最狭窄的部位建立一条弧形防线。他自认为有能力守住这条防线。后来在提到这个防线的时候，杜鲁门也认为从一开始就应该在这里画出一条线。由于朝鲜半岛由南向北呈逐渐扩大的蘑菇形，因此与北方的宽度相比，这条弧线要狭窄得多。但即使是在腰部，宽度也有125英里，如果在这条防线上部署七个师，这就意味着每个师需要防御的宽度仍然有20英里左右。这里距离南方还是太远，道路条件非常恶劣，因此给各部队提供补给极其艰难;中国人可以悄悄绕到他们身后直接切断后路，这恰恰是过去六个星期以来他们最应关注却没太留意的问题。[1]但是，当中国人在第一轮进攻大获全胜之后，每个参战者都意识到战争的天平正在向敌方倾斜：对方兵力明显占优，而且信仰极其坚定，面对敌人无所畏惧;他们在夜间作战勇猛灵活，敢于溜进联合国军阵地，冲进营房进行肉搏战。开战前一度压在中国人心上的恐惧——对美国先进武器的畏惧，现在转移给了第8集团军。对敌人的畏惧，这种战争中最危险的病毒开始侵袭第8集团军的每一个人。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对中国的作战能力不以为然，现在他们又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肆意夸大敌人的厉害。他们曾经像骑士一样向北进军，现在则需要面对毫无准备的撤退。在西线，高层的疏忽把撤退变成了溃败，把阵地变成了屠宰场。
现在，似乎没有一个人愿意对此负责。在东京，当完胜的美梦彻底粉碎时，那些大员们目瞪口呆、心灰意冷。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种危机好像只存在于麦克阿瑟的心里：他一直想让周围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现在他在战场上输给了一支农民将军领导的亚洲军队，因此对他失去信心的不光有自己的军队，还有他本人。在中国入朝参战之前，麦克阿瑟一直信誓旦旦地说他将取得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胜利，如果中国人胆敢参战，他必将让他们血染汉江。现在他的话似乎有点预示灾难的口吻：无非是战争正在扩大，可能需要动用原子弹或是放弃朝鲜半岛之类的论调。他最不情愿做的一件事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而后再想办法把七零八落的部队重新组织起来。以前，他喜欢谈论亚洲人的面子问题，认为白人绝不应该在这些黄皮肤人的面前丢掉了这个面子。现在，尽管他本人就是白人的代表，却不仅在全世界面前丢掉了面子，而且在自己的部队面前颜面扫地，不过最重要的是无法面对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后来，布莱德雷和李奇微都认为，麦克阿瑟的情绪在那段时期里明显出现了波动，而其他指挥官和高级文职官员历来认为他的情绪波动是个大问题。
让人费解的是，麦克阿瑟并没有承担失败的责任，每每谈到这个问题，他都会把自己说成是华盛顿政策的最大受害者。更糟糕的是，作为一名前线最高指挥官，他从来没有到战场上视察一下自己的官兵，甚至没有去过战败之地，踏上那片土地似乎就意味着他不得不面对那些了解这场惨败的人。他一直待在东京的豪华办公室里，没有风吹雨淋，更没有枪林弹雨，实际上直到中国人发动进攻两周后的12月11日，他才第一次亲临战场。在那段时间里，他发给华盛顿的很多电报中依旧带有一丝白日梦的味道：他声称当中国人发动进攻时，正在东海岸承受灭顶之灾的第10军并没有像华盛顿说的那样正在为了保命而战斗，而是牵制了6—8个师的中国部队，否则这些敌人将对第8集团军发动猛攻。李奇微后来说：“我们看到这样的消息时，都觉得那简直就是凭空臆造出来的痴人疯语。”[2]
麦克阿瑟的传记作家威廉·曼彻斯特写道，就在中国人进攻开始前的一段时间里，麦克阿瑟“始终就像一个凌驾于朝鲜之上的巨人，最终被自负彻底击垮”。在最坏的事情发生之后，“他根本无法接受以完败而结束职业生涯的现实”。[3]在外人看来，他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对一切都失去希望的老人。当时到东京拜访麦克阿瑟的英国将军莱斯利·曼瑟夫说：“他看上去要远比70岁的年纪老得多，焦虑与紧张就写在他的脸上。”在曼瑟夫看来，麦克阿瑟已经和战场完全脱钩：“他强调所有前线部队需要并肩作战，为了战胜共产主义，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那时我觉得他也许根本不了解整个战局。我真不敢相信他还会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他完全掌握我后来听到的事实的话。这个事实就是一些美国人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坚定执著了。后来我意识到，这场在东京策划的朝鲜战争忽略了某些最基本的事实。”[4]
对这位将军颇具同情心的传记作家克雷顿·詹姆斯写道，他“变得压抑和暴躁，夜里经常被失眠困扰，在大使馆的走廊来回踱步。他的情绪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1950年之前对赢得战争充满自信与乐观，现在则整日杞人忧天，担心如果不继续增兵，他的部队可能不得不撤回日本”。詹姆斯提到，在那段时期，他的周围没有一个人质疑他那些可能的决定，比如说让阿尔蒙德担任军长或是让整个部队分开北进。媒体开始取笑他，说他把原来的“圣诞节攻势”变成“武力侦察”，进而招致中国的干预;他对此勃然大怒。[5]
情绪波动成了一个大问题，华盛顿方面和他打过交道的每个人都能清晰地感觉到这一变化。他原指望华盛顿方面允许他与中国进行全面决战，借助这场更大规模的战争重新夺回只属于自己的胜利，进而证明自己，救赎自己，重拾自己的声望。[6]布莱德雷发现，当他的请求遭到拒绝时，他那“才气夺人却脆弱不堪”的思想，突然被现实彻底击碎。李奇微在向一名记者提到麦克阿瑟时也认为，他是一个才华横溢却反复无常的人，经常会陷入那个只有他自己才理解的自我世界，刚才可能还保持冷静和理性，转过头来就会自相矛盾。同样的话题，他会做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于是失败也不再是失败，敌人的胜利也不再是真正的胜利。[7]在中国入朝参战几周后，艾奇逊在形容麦克阿瑟的行为时曾引用古希腊诗人欧里庇得斯的话：“上帝欲让其死亡，必先让其疯狂。”[8]
在中国人发动进攻并且美军的失败日渐明显的日子里，记者们看到的多是一些离奇古怪的场景，反映出东京的认识和朝鲜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有一件事情让《美国新闻》记者乔·弗洛姆(此人长期挂名在威洛比的黑名单上)久不能忘。在兵败军隅里之后，威洛比在东京主持了一场新闻吹风会。威洛比站在演讲台后，依然信心百倍，似乎没有受到失败的影响。威洛比想证明的无非是他和他的情报人员一直没有错判中国的意图和行动，从中国军队离开南方时的动向一直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他们的每一个计划都摆在自己的面前。实际上，就在麦克阿瑟保证大家“圣诞节前回家过年”时，他就知道大批中国军队已经跨过了鸭绿江，集结在鸭绿江两岸的兵力至少有30个师，而且与美军的距离可以让他们随时发动攻势。一个记者当场发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既然已经知道敌我兵力之比达到三比一，为什么还要跑那么远去发动总攻呢?“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威洛比回答，“我们必须主动出击，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这就是说，北上的命令并非意外之举。几年之后，弗洛姆还记得，“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还一直在想，他们说知道这些，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出错;他们又说自己一直没感到意外，因为他们永远也不会感到意外;如果问问那些在朝鲜吃尽了苦头的小伙子们，他们肯定会说麦克阿瑟和威洛比知道的这些东西，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简直就是疯狂，纯粹的疯狂。某些人肯定是疯了。”[9]
逐渐，东京发出新的信号。所有的错误，就是因为华盛顿对麦克阿瑟的束缚和控制，阻止他当初对中国设在鸭绿江对岸的军事基地发动攻击。不久，麦克阿瑟便开始通过与其关系不错的刊物和编辑为自己的失败进行辩护。12月1日，也就是他亲赴前线视察的十天之前，《美国新闻》发表了一篇采访麦克阿瑟的长篇文章。麦克阿瑟在文中恣意攻击华盛顿当局，认为是他们阻止了自己“乘胜追击”中国军队，轰炸他们的东北军事基地。他声称，这让他“在军事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没有取得以往的胜利”。在华盛顿，这篇文章被看成麦克阿瑟的又一次“马后炮”，杜鲁门的愤怒可想而知。12月6日，他发布了禁止各党派擅自评论朝鲜问题的规定，有关朝鲜问题的任何政策性声明均须事先通过国务院的审查。在此期间颁布的各项规定中，这一条也许是麦克阿瑟最不关心的。
后来，布莱德雷认为这又是一个关键时刻，因为参联会没有对总统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华盛顿一直软弱无力，即使是在听到坏消息时也只好默默忍耐，而不采取任何措施去及时扭转战局。对布莱德雷来说，“麦克阿瑟正在准备甩手不管，丝毫没有重整旗鼓的迹象”。华盛顿的每个人都知道，在沃克南撤至平壤后，中国人马上又玩起了失踪战术，没有乘胜追击的意思。让布莱德雷疑惑不解的是，“既然如此，第8集团军为什么还要跑得那么快、那么玩命呢?麦克阿瑟为什么不安抚一下沃克，并用他一贯的花言巧语去鼓舞士气呢?这简直就是耻辱”。[10]这是一支被打败的军队。沃克或许当时就应该被解职，他的位子一直就不稳固。此时前线需要一个新的指挥官，也许是李奇微，也许是刚在镇压希腊共产党势力中表现优异的军界新秀吉姆·范佛里特。除此之外，麦克阿瑟还应该下令将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合并。布莱德雷还提到，那时，高层人士中只有腊斯克还在努力主张采取有效措施破除弥漫在全军中的悲观情绪。(腊斯克曾经指出，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重整旗鼓，拿出最好的军力和士气去摆脱困境呢?他说，英国人在“二战”中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到呢?)[11]
这肯定是杜鲁门执政时期最灰暗、最消沉的时刻。这场总统原以为已经结束的战争，现在不仅被进一步地扩大，更糟糕的是指挥这场战争的将军也成为政府的最大敌人——不但是政敌，而且还是军事上的对手。他明目张胆地怪罪政府没有提供应有的支持，甚至毫不掩饰地将失败的全部责任推卸给政府。11月30日，也就是中国人总攻开始的那一天，原本能全面掌控新闻发布会的总统突然变得语无伦次。当时在被问及美国将如何应对朝鲜战争局势的时候，杜鲁门居然回答，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应对挑战。另一名记者问道：“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呢?”杜鲁门原本可以巧妙地回避这个问题，但他却回答“包括我们拥有的各种武器”。于是，一名记者继续提问：“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呢?”杜鲁门的回答是“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之后，他说这本应是军界人士需要决定的事情，然后又说前线指挥官将“负责所有武器的使用”，这个不合时宜的回答令局面更加糟糕。
这让很多人极度震惊，不仅是美国民众，还有美国的盟友。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杜鲁门的话意味着战区司令官麦克阿瑟将最终决定是否使用原子弹。于是，政府不得不尴尬地收回杜鲁门的说法。在那几个月里，参联会名存实亡，不管从前多么勇敢和公正的成员都变得越来越官僚化。这也是军界文化中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以前在战场上不管多么勇猛无畏，一旦感觉自己走上了事业巅峰时，就会变得谨小慎微、超然淡漠——在朝鲜是这样，在越南更是这样。大多数人的心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勇敢：战场上的勇敢和官场上的勇敢(或者说独立)，二者永远不可能并肩共处。
参联会希望麦克阿瑟能重整军队，把第10军并入第8集团军以便统一指挥，这样就可以由美国军队自己来保护主力部队的侧翼。他相信，中国人的补给能力极为有限，而美军拥有超乎寻常的机动能力，这就可以让联合国军先回撤40 — 50英里，然后重新集结、整编。如果中国军队继续前进，他们可以用飞机和大炮组织起一个威力无比的防线。他们认为除了从清川江附近地区解救海军陆战队存在困难外，这个计划是可行的，因为在发起第一轮进攻之后，中国军队在大多数地方实际上已与后方失去联系。但麦克阿瑟拒绝考虑这个方案。早在11月9日，参联会就把这个计划电告麦克阿瑟，但关键在于这只是一个建议而不是命令，而麦克阿瑟马上回绝了这个建议，并在12月3日回电称：“现在还没有必要合并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以后也没有这个必要。”[12]他的态度让参联会瞠目结舌。他们不理解这封电报在军事上有什么依据，唯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的建议或许可以成为日后控告麦克阿瑟分兵作战策略的依据。电报又一次提醒人们：即使是将军犯错误的时候，那也不可能是他的错。
现在，麦克阿瑟的电报里充斥着悲观情绪，除非有大批援助部队，否则他的军队马上就要撤回滩头阵地的碉堡里。随后的电报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悲观论调，实际上就是恐慌和绝望，这让参联会愈加失望和无助。后来，布莱德雷阅读了其中的一部分电报，愤怒地在页脚加注批语。他当时无限痛苦地指出，麦克阿瑟“简直就是把我们当小孩”。
但是，中国人的参战和联合国军在北方的惨败并没有唤醒整个国家应有的谨慎，相反，它进一步加剧了现有的政治分歧：一方面，国内的反华势力更加激进;另一方面，人们对麦克阿瑟的决定仍鲜有怀疑，这无疑会给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也让杜鲁门的民意印象分大打折扣。对于“亲华”派来说，这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彻底失败的绝佳证据;对于卢斯而言，既然艾奇逊错了，那就说明他一直是正确的。现在，卢斯也许希望政府在亚洲问题上更坚决一点。据卢斯的传记作者罗伯特·赫斯坦的记载，卢斯曾多次亲临朝鲜，当然“不是监督或视察，而是走到解放中国的战争最前线”。[13]现在，媒体出版界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肆无忌惮。约翰·肖·比林斯是卢斯的高级编辑，对卢斯的思想和感受进行了大量的详细记录，他提到：尽管军隅里的大撤退还在进行当中，但卢斯在12月5日的日记中，还是“希望出现一次‘大战’，可能不一定是现在，而是某个时候”。[14]卢斯比以往更坚信，他所设想的亚洲大战是准确的，只要政府不挡道，就可能推翻共产主义。与此同时，随着他们对共产主义与西方国家之间必将发生对峙的信念日趋深化，卢斯和他身边的很多高层人士甚至开始担心办公室的位置，万一共产主义国家扔下一颗原子弹怎么办?距离曼哈顿联合广场大约两英里的《时代》周刊和《生活》两家杂志的办公室一直被认为是原子弹袭击纽约的落地点。因此，他们一直认真讨论把办公室搬到几英里之外的曼哈顿中央公园，有些人甚至建议直接搬迁到芝加哥。[15]麦克阿瑟在参议院联合委员会上的软弱表现最终也没能影响到卢斯，他依旧希望麦克阿瑟能成为《时代》周刊1951年的“年度人物”，但最终在编辑们的劝说下放弃了。
在华盛顿的很多决策人眼中，中国入朝参战后的几周是他们执政生涯中最黑暗的时期，一个让人不知所措的时期。因为日益增加的政治压力而放弃更好的政策，这肯定不是艾奇逊愿意承认的事，他更喜欢让别人认为自己从不屈服于压力。但在那时，就在中国参战之后，他开始相信英国首相艾德礼的话：任何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他说，他一直“比任何人都热心”于把苏联和中国看成是两个相互区分的利益体，但是现在以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在未来出现分裂这样的前提推行政策，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最令他们难过的事实是：现在在朝鲜作战的这支军队，已经不再是战争开始时美国送到朝鲜战场上的那支漏洞百出的军队了，他们是美国最好的军人，可还是遭到了重创。现在，美国正在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打仗，他们原本装备不精的军队突然变得不可抵挡。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等式：战争越打越大，敌人越来越强，而国内的政治支持却江河日下，指挥官也开始对政府横加指责。毫无疑问，这些为政府工作的人应该是这个时代最有能力的人。当时有一本名为《最有智慧的人》的畅销书，这个书名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尽管早在10月和11月时，他们就意识到可能发生的悲剧(而且已经掌握了强有力的证据)，而现在每个人都在保持沉默，而让目中无人的麦克阿瑟毫无顾忌地发号施令。他们和那些一同前往威克岛的文职官员没有向麦克阿瑟提过任何关键性问题，唯一的原因就是担心政治气候对自己不利。他们从来就没有信任麦克阿瑟，却把他当成预言家，不光有权对自己麾下发号施令，还有权对中国的指挥官发号施令。现在，当麦克阿瑟在东京辩解时，他们再次对他和远东司令部无计可施。
在那个关键时刻，不仅参联会以及像艾奇逊这样的高层政治人士未能有效制约麦克阿瑟，即使是那个时代最受人尊重的政治人物马歇尔也没能做到。在结束了令人羡慕的国务卿生涯之后，他在国防部长这个职位上仅做短暂停留便告老还乡。在高层人士中，他的知识最渊博，经验最丰富，是偶像中的超级偶像。对于辅佐杜鲁门的大多数人来说，他更像一个父亲。他是那个时代最从容镇定、最心如止水、最谦逊平和的人：从不大声说话，从不以势压人，也从不威胁恐吓别人;他的力量来自他对目标的追求和他的责任感;他从不推卸责任，他对自我的控制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境界;他总能去伪存真，区分轻重缓急。正是这种令人敬仰的自律精神和高度自制的个人品性，人们很容易低估马歇尔的真正价值。他经常被人们看成优秀的企业管理者，却很少因为他的睿智和能量而得到认可，这也是最令他满意的掩藏。凯南也许是政坛中天才智者的典型代表，而机智敏锐和强大的表达能力则让艾奇逊成为公共辩论中的强者，但马歇尔的安静中却酝酿着不同寻常的智慧，他对未来的预见力令人惊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长期而艰难的政治生涯中，他是一个无师自通的人。无论他的地位多么低微，多么令人失望，他总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去结识周围的每一股势力。他总能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东西，也是这个世界最迫切需要的东西——那就是智慧。他拥有最行之有效的思想，从不哗众取宠，他始终坚持铭记在心的责任感要比昙花一现的小聪明更重要。绝大多数人更喜欢谈论麦克阿瑟的才智，却极少有人想到马歇尔，但平心而论，马歇尔在那段历史中所创造的政治财富远非麦克阿瑟所能媲美，因此他在这个时间选择退休，绝对是杜鲁门政府的一大损失。
在这种关键性时刻，比如云山战役后的那几天，马歇尔一直保持着令人费解的低调。在他漫长而高贵的政治生涯中，这也是他最孱弱的时刻，而他的不作为也让其他人迷惑不解。他的很多崇拜者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他与麦克阿瑟之间长期的不愉快，他们之间的隔阂甚至可以追溯到“一战”;他们觉得，马歇尔不喜欢像麦克阿瑟那样痴迷于给别人建章立制，他担心自己也会像麦克阿瑟那样变成自我嘲弄的人。但原因肯定不止于此。难道是因为这项工作的固有本性吗?马歇尔一直认为，国防部长的工作就是支持各军种参谋长，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军人。这是否意味着，他当国务卿时比当国防部长时更有可能随心所欲地对抗麦克阿瑟呢?或是他对篡夺参联会的权力而感到不安呢?他的最大优点——谦逊以及他对等级尊卑的认同，是否成为他的弱点了呢?当然，这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但归根到底，我们不可忽视的事实是：1950年的马歇尔已不再是“二战”中的马歇尔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政治斗争让他身心疲惫，让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的身体和思维都不再像顶峰时期那么好了。更糟糕的是，他们在刻意地回避马歇尔，对他有所保留，而现在这种保留几乎变成了对他守口如瓶。
华盛顿方面有人认为，麦克阿瑟的情绪波动的最明显表现莫过于他对中国入朝兵力所做的估计。一夜之间，他对敌人的态度就从大胆的低估变成了漫无边际的高估。在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之前，他和威洛比在估计中国兵力时最喜欢用的词就是“微不足道，6万人左右”。现在，麦克阿瑟却对赶来拜访他的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说，他正面对着敌人的50万大军，但华盛顿不允许他把战火烧到东北，这让他的空军对东北的军事基地束手无策。
对华盛顿的无能最愤怒的高级将领莫过于李奇微中将了。他从一开始就对麦克阿瑟的北上决定感到不安，这个决定的危险太大了，几乎是不计后果，置普通士兵的生死于不顾。现在，前线部队全盘崩溃，仍处在危险之中，却没有明确的战术，而麦克阿瑟拒绝承担责任的做法更是让李奇微怒不可遏。同样让李奇微感到愤怒的还有华盛顿的软弱，他们既没有目标，也没有指挥，以至于让麦克阿瑟一手遮天，形成不可思议的权力真空。
在华盛顿的所有高级军官中，李奇微对麦克阿瑟的批评无疑最直接。当越来越多的坏消息传到华盛顿时，参联会还在继续以商量的口吻向麦克阿瑟提建议，而麦克阿瑟对他们的建议却不屑一顾，只是一味地要求增兵。他想让华盛顿再增派四个师，但华盛顿恐怕找不到这四个师了。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仁川登陆的大胜还给他们带来了让人兴奋的消息，因为那时的麦克阿瑟颇为大方地答应华盛顿可以把一个师的兵力撤到欧洲。随着美国军事力量在其他地区的日渐稀少，向朝鲜战场增兵显然是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声音。于是，麦克阿瑟搬出了最致命的武器——“但我们怎么能体面地离开这里呢?”
李奇微认为，这段时间会议不少，但总是议而不决。李奇微写道，其他将军还在“无限迷信着这个言过其实、自以为是的军事领袖。他总喜欢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16]12月3日，华盛顿再次召集了一个冗长乏味的会议，与会人员包括参联会、艾奇逊和马歇尔在内的国防部及军界的所有高层官员。在李奇微的记忆中，他们依旧没能发布任何一项命令，用他的话说，也没能扭转“从糟糕到灾难”的局势。在会议的最后，李奇微请求发言，他后来也觉得这样做有点唐突。李奇微说，我们已经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讨论和争执上，现在是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要为那些在战场上战斗的士兵负责，“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必须对这些人的生命负责，我们必须闭上嘴，去做点事情了”。在李奇微结束发言之后，会场一片寂静，没有一个人说话，接替艾尔·格伦瑟尔担任参联会主席助理的阿瑟·戴维斯海军上将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为你骄傲”。之后，会议暂时中断，他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交谈;他在西点军校任教时就认识范登堡，那时范登堡还只是西点军校的学员。
“参联会为什么不向麦克阿瑟发布命令，直接告诉他怎么做呢?”李奇微问他的老朋友。范登堡摇了摇头，“那么做有什么用呢?他根本就不听指挥，我们能做什么呢?”
此时的李奇微几乎愤怒到了极点。“任何一个不服从命令的指挥官，你们都可以撤他的职，难道不是这样吗?”范登堡当时的表情也许是李奇微终生难忘的：“他的嘴唇动了一下，用疑惑和不解的表情看着我，然后转身离开，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交流。”[17]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的大部队还在全面撤退，那个被美国人称为“长手套”的地方正沐浴在鲜血之中;整个撤退持续了十天，撤退大军绵延120英里。实际上中国人的进攻并没有那么强大，至少在当时还没有达到令人生畏的地步。如此匆忙的南撤，无疑是整个战斗部队的大溃逃，正像马克斯·黑斯廷斯所说的那样，“与1940年的法国大撤退和1942年的英军新加坡大逃亡毫无区别”。[18]一些英国军官后来写道，他们就是在逃亡，“根本还没来得及看看中国士兵的威胁到底有多大;后来才发现，他们武器简陋，行军全靠徒步和骑马”。[19]第2师的幸存士兵在撤退过程中路经一个巨大的火堆，熊熊大火在几英里之外都能看到。这里是美军的一个军需库，火堆中是圣诞节攻势开始后运到朝鲜的军用设备和军需品，焚烧这些东西就是为了防止它们落到中国人手里。当时，有些美国士兵还穿着夏装，听说里面有刚运到朝鲜的冬装，他们试图靠近仓库拿点用得上的东西，但是被宪兵用枪顶着胸口赶走了。
12月初，第2师残部在平壤集结。看到他们的样子，自平壤向东修筑弧形防线的念头顿时消失。平壤火车站乱作一团。混乱、绝望的美军官兵焦急地坐在车厢里，希望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却因找不到火车头而在车里等了近两天。与此同时，几千名惊恐万分的难民也涌入这座城市，希望跟随军队逃往南方。不久，愤怒的难民便开始哄抢一切看得见的东西。寻找火车头的工作还是没有结果。最初，师部的部分人员还试图保护文件，但他们很快发现，如果有机会能离开，唯一需要带上的就是他们自己，于是开始焚烧文件、档案和军票。对于这些等候火车的人来说，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煎熬。12月4日下午，他们终于找到一辆机车，火车在四个小时之后终于出发了。
12月7日，他们终于在靠近汉城的永登浦找到一个宿营地。每个人都身心俱疲。“那种经历真是极端恐怖，遭到袭击时的恐惧、穿过山口时的惊慌难以名状，但正是因为失去联络、向南撤退时的混乱，使得所有部队乱作一团、无法重新集结，才真正让我对我们的陆军感到耻辱，不是对我的手下，不是对我这个师的人，不是对经历过这一切的人，而是对负责指挥的人感到耻辱。”梅斯说，“我知道，我们还要战斗，我知道，只要有好的指挥官，我们还能打好仗，但至少那是一个令人颜面扫地的耻辱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