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军渡江
宋时轮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与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武器装备的美军硬碰硬，不会占到便宜。他要用暗度陈仓这几百年前的兵法，把美军装进口袋歼灭。
(一)暗度陈仓
在第一次战役结束前，随着朝鲜战场的变化，9兵团出兵朝鲜的日期也一变再变。朝鲜战场的战局急转直下，9兵团出兵朝鲜的日期一再提前。10月12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发电报，要求9兵团提前开赴东北。
“这哪来得及!”宋时轮跺跺脚，连忙找陈毅商议。陈毅在和宋时轮商议后，因装备尚待调整，要求把部队开拔的日期改为11月15日。经过考虑，毛泽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只过了一周，也就是10月19日，9兵团最后一批部队抵达山东的十天前，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即原东北野战军，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毛泽东于10月23日电令华东军区“宋兵团须从速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并准备先开一个军去东北”，同时要求宋时轮亲自赴京领受任务。
宋时轮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确定了入朝计划。10月28日，宋时轮刚刚返回兵团司令部驻地曲阜，就在三天前，志愿军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第一次战役开始。志愿军在东西两线作战，已到朝鲜的大部分志愿军部队在西线，东线只有第42军的两个师，他们面对的是美第10军近9万人的进攻，兵源严重不足。中央军委立即命令9兵团结束在山东的整训，开赴前线，投入抗美援朝的战斗。
朱德在10月29日给兵团团以上干部做了动员报告，他前脚刚走，10月31日，毛泽东的电报又到了，他和中央军委电令9兵团：“(一)9兵团立即开始行动，先开一个军，其余两个军不动，不要间断。(二)9兵团到后，接受志司(志愿军司令部)指挥，以寻机各个歼灭南朝鲜首都师、第3师、美军第7师及陆战第1师为目标。”此时中央军委已经明确9兵团的作战方向——东线，目标是美第10军。
接连改变的作战计划不仅是朝鲜战况瞬息万变的体现，同时也看得出中国第一次和美军作战时过于自信的心态。
军令如山，宋时轮不得不从，顾不得装备了。事实上，宋时轮在10月12日要求把进军日期改为11月15日，已经是能够完成准备装备的最快时间了。
11月1日，27军率先车运东北，接着是20军、26军。车轮滚滚、汽笛长鸣、骡马嘶叫，漫长的南北铁路线上又是一派忙乱。
遵照毛泽东10月31日电令，11月1日，27军作为先头部队，登车开赴东北，但在第二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电令27军的两个师抵达安东(今丹东)后，不做停留，立即入朝。当时9兵团的部队都在火车上，电台无法联络，电令无法下发到部队。为了节省时间，宋时轮请东北军区派人在车站拦截列车。一再变化的命令让宋时轮和9兵团司令部百思不得其解，西线志愿军足以应对美第8集团军，东线只有42军的两个师在苦撑，原来命令9兵团负责东线是没有错的，怎么又改变原计划，让27军的两个师开赴西线?难道战况有了新的变化?如果27军的两个师进入西线作战，那么20、26军怎么办?按照原计划进入东线，还是跟在27军后面?
直到11月4日，兵团司令部登上列车，宋时轮还不清楚9兵团入朝后到西线作战还是到东线作战。幸好，抵达沈阳后，宋时轮得知志愿军司令部已经命令27军返回安东，转道东线入朝。11月5日，毛泽东的电令明确了9兵团的军事目标：“如果东线打得不好或者打得不及时，江界可能失守，美将从东面威胁志愿军西线部队，西线志愿军完全可能处于敌东西两线部队的合围中……江界、长津方向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
9兵团责任重大，江界是金日成和朝鲜政府临时所在地，也可以说是朝鲜政府在朝鲜土地上建立的最后一个政府所在地，后面就是鸭绿江，朝鲜已无路可退。一旦江界被美军攻占，朝鲜就真的覆国了。
宋时轮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但他的焦虑却并没减轻。作为先头部队的27军原计划从辑安(今集安)入朝，11月7日前可抵达柳潭里，接替42军两个师的防务，现在27军兜了一个大圈子，被甩在20军和26军后面，从龙头变成了龙尾。经过9兵团司令部紧急会议商议，宋时轮赶赴辑安，亲自指挥20军首先入朝，27、26军则由临江入朝。
对于9兵团的运用，最初毛泽东认为9兵团可以“定11月1日起车运梅河口整训，前线如有战略上的急需可以调用，如无此种急需则不轻易调用”，原因在于对志愿军出现在朝鲜战场后，东线美军的动向尚不能确定。但此后考虑美伪军由咸兴向北进攻的可能性极大，毛泽东认为“必须使用宋时轮主力于该方面方有把握，否则于全局不利”。10月31日，根据东线敌军动向，毛泽东已经明确将9兵团用于东线。11月3日，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等的意见，使用27军于新义州东北方向，9兵团另两个军位于沈阳附近休整待机。此时第一次战役已接近尾声，彭德怀在对于下次战役的作战方案的设想中，考虑仍需集中力量，准备由38军、42军甚至加上40军由德川打出去，这样东战场就必须完全由9兵团负责，因而建议9兵团入朝。11月5日，毛泽东复电认为部署甚好，“9兵团之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同时函告李涛9兵团各军待命和休整的位置。这时，准备9兵团以两个军先行入朝，26军则休整待命。彭德怀11月6日的部署电就是以9兵团两个军为基础设想的。此后，毛泽东认为美军陆战1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志愿军以两个师围歼其两个团，兵力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作预备队，因而决定让26军也靠近前线。
以上决策过程可见，毛泽东、彭德怀对9兵团的使用并无不妥之处。毛泽东关于美军可能由咸兴向北进攻的判断完全正确，如果不是基于这个正确的判断，并预有准备，那么很可能来不及在东线使用9兵团，那样二次战役可能会发生兵力不足的情况。
战后史密斯就曾对美军战史学家谈道：“长津湖地区根本就不适合军事行动，就算是成吉思汗也不会想去征服它。”
史密斯的话影响了不少研究长津湖战役的各国战史学家，认为志愿军9兵团在东线的作战是画蛇添足，或者说是完全没必要，削弱了西线的力量，如果将东线9兵团调到西线，可能志愿军二次战役的战果会更大。但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史密斯的话只是一个战败者的托辞罢了，或者说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说法。既然狼林山脉隔断了东西线联系，那美军为什么还要向长津湖地区派出重兵?史密斯的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包括他们后来吹嘘的什么“敦刻尔克大撤退”式的兴南大撤退，把一个败军之将说成了指挥艺术的典范。尽管9兵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冻伤所致的减员占减员数的90%，但取得的战果却是巨大的，一战便给予不可一世的美陆战1师重创，并将包括美7师、韩3师在内的美第10军全部击退。
克劳塞维茨说：“具有积极目的的企图引起歼灭性行动，具有消极目的的企图等待歼灭性行动。”此话果然不假。志在打好出国的第一仗的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宋时轮给美陆战1师准备的就是“具有积极目的的企图”。
宋时轮将要对阵的东线美军主力在向长津湖一带进发。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硬碰硬地打不会占到便宜，这一点宋时轮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要用暗度陈仓这几百年前的兵法，把美军装进口袋歼灭。
11月5日13时，宋时轮向20军、26军、27军发电，指示各师团将要深入长津湖作战，并且强调，军师团营均应沟通电话联络，在战斗发起前军师暂停电台通讯，并禁用号音以严保密。
宋时轮计划20军负责穿插包围，27军负责攻城拔寨，26军作为预备队，随时根据战事发展进行增援和堵截，并且告知各军指挥官，11月26日将会发动进攻，彻底消灭敌人。各单位务必在26日前进入到预定的战斗位置。
11月7日晚，58师抵达辑安后接到命令，部队两个小时后准备渡江。要求轻装上阵，不必要的东西，有解放军标志的军旗、文件、胸章、牙刷、钢笔统统丢掉，毛巾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红字也被剪掉。此外就是检查枪支弹药，补充粮食，每个战士准备三天粮食，粮食主要是馒头干和饼干(馒头干就是把馒头切成一片一片晒干了的馒头片)。
夜11时，部队通过搭在鸭绿江上的浮桥，离开辑安，进军朝鲜。
对于周文江和杨根思，对于绝大部分志愿军指战员来讲，前往朝鲜是他们这辈子唯一的出国经历。首批通过鸭绿江大桥的一些志愿军战士，从大桥的一端走向另一端时用步子悄悄计算着，这个距离不仅是祖国与异国的距离，也是生与死的距离。然而9兵团的战士们没有兴致也没有时间感慨什么，就急匆匆地开赴了朝鲜。
朱文斌是58师173团作战参谋。当参谋的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脑子要比别人多转，要给首长提供更多的建议，因此朱文斌一直在不停地思考，总结出志愿军在天气、地形、武器装备方面三大不利因素。
11月25日前后，长津湖地区普降大雪，鸭绿江开始封冻。过去9兵团在国内作战，多是丘陵地带，虽有一些山地作战经验，但是朝鲜北部的地形多是高山峻岭，山峰高过千米，甚至达到两千米，悬崖绝壁，而且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树茂林密，部队运动受地形狭窄限制，极大地影响了机动速度。而在国内，地形广阔，可以迂回包围，可以大范围地运动。以当时志愿军的装备，多是缴获国民党的，尽管国民党也有一些从美国得到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但毕竟是缴获过来，无法跟美国相比，差距甚大。志愿军没有空军，而朝鲜上空的美军飞机几百架上千架盘旋轰炸;志愿军没有坦克也没有大炮，9兵团只有少量小炮，多是火箭筒、无坐力炮、迫击炮，大口径的火炮运不进去，机动力、火力与美军相比差得很远。
但是朱文斌认为，志愿军有一种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培养出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两军作战，勇者胜，再困难，我们都可以克服。尤其是9兵团的部队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善于近战、夜战。天气越是恶劣，越是下雨下雪，越是要拉出去打，越是天黑越是要拉出去打。如果用此优点与美军较量，美国的优势就会变成劣势，而志愿军的劣势也能转化为优势。
朱文斌随部队过江后，便看到蜂拥而来溃退下来的朝鲜人民军残兵和逃难的老百姓，他们是往中国安东逃。很多会说中国话的人民军战士觉得装备奇差的志愿军很难击败强大的美军，他们把香烟、手枪等物品送给往前赶的志愿军战士，嘴上还说：“你们上前方了，我们到后边去了，这些东西留着也没用。”
朱文斌感觉很可笑，人民军怎么惨败到这个样子，真是溃不成军。
朱文斌跟着团指挥所前进，过了鸭绿江不过几十里路，团前卫连便与美军接上了火。前卫连战斗动作相当灵活，一接上火便向前贴上去，像膏药一样黏上了美军，并迅速穿插包围。当面之敌一看形势不对立即撤退，173团紧随其后奋勇追击，一追就追了上百里路，一直追到摩天岭、下碣隅里、黄草岭一线。从侦察得知，美军摆出的是一个长蛇阵，从下碣隅里到新兴里一直到滴水洞，当面之敌竟是美军王牌陆战1师。
58师174团政委项远早听说朝鲜爆发了战争，也知道中国派13兵团出国作战，但没想到担负攻打台湾的9兵团会到朝鲜去。接到部队到山东兖州一线集结的命令，项远才意识到战争就在眼前。各级开始国际形势教育，讲美国人已经在仁川登陆，中国边境受到巨大威胁，美帝国主义就是想将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因为部队时刻都在准备打仗，既然不打台湾，那么去朝鲜作战也是责无旁贷。各级干部当时的思想很简单。
项远原是173团副政委，上级派他到174团担任政委，但174团原政委是个老政委，174团又是他从山东带出的老部队，对部队的感情极深，入朝第一战，他一定要亲自带着这支部队征战。所以，项远当时并没有接替174团政委的职务，准备打完第一仗再到任。因此项远的准备也很简单，全部行李只有一个马包，坐着闷罐车就去了山东。火车到了天津，他看到天津日报上登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联合声明”，就拿着报纸在火车上给战士进行紧急动员，又给每个连队都发了一份报纸。
原计划到通化换装备，配发东北的棉衣，但军情紧急，来不及换装，20军战士明明是穿着又单又薄的南方服装，不能到寒区的，可大家都跟项远一样，二话没说，带着个马包便登上北去的列车。项远后来写过一篇回忆部队抗美援朝的文章。文章说，由于仓促，后勤分队没有跟上行军序列，缺少运输工具，医疗部队的急救设备没有准备好。后勤的同志就在火车上把自己的棉被撕开，做成绷带，把棉花做成棉花球，再消毒。
张成阁是58师174团特务连副连长，他的任务是带领侦察兵在前方侦察敌情，为全团开路。此时20军担任9兵团的前卫，他们得来的敌情要通报师、军和兵团首长，为上级首长判断情况、定下决心提供第一手资料。为了快速到达集结位置，他们要翻越朝鲜北部的狼林山脉。
那里常年积雪不化，平均海拔2000米，人迹罕至。雪寒岭、黄草岭，要翻越的山峰名字听起来就吓人，还有连鹰都飞不过去的死鹰岭，鹰飞到这个高山上面都要被撞死，更别提人和骡马装备了。张成阁带着侦察分队，翻山越岭，边侦察边前进。前进途中冻伤的人不断增加，有的人爬着爬着倒下去，直至被冻死。
11月7日，20军前卫59师乘火车抵达朝鲜江界。
马文考是59师177团2营教导员，他了解的情况比战士多。他清楚意识到部队仓促入朝会导致种种困境，除了装备和补给，部队还缺少向导和翻译。9兵团使用的地图是日伪时期的，找不到向导给作战徒增了很多困难，一些部队就是因为走错了路，耽误了宝贵的时间。
马文考的部队乘坐火车进入朝鲜后，停在了一个隧道附近，战士们开始装卸面粉大米和其他物资。
这时美军的飞机来了。
抗美援朝初期，美军有“三大件”：飞机、大炮、坦克。“三大件”都是志愿军没有的。美国空军占有绝对制空权，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美军飞机发现马文考的部队后，马上低空扫射，接着开始轰炸。部队还可以钻进森林隐蔽，火车可以进隧道，刚卸下的物资只能挨炸，大米、面粉被炸得精光。马文考看着四处飞溅的面粉心中充满愤恨，战士们刚进朝鲜就要饿肚子了。
马文考不停地思考着这一个多月发生的事情，快得让人来不及想，他甚至觉得已过去一个多月的国庆节就在昨天。他们的国庆节是在上海郊区过的，刚过国庆节，就登车北上了。到了兖州附近，下车休整。
不到一个月，又上火车，继续向北开，开始说是准备到中朝边境，重新集结，休整一下然后入朝。可是，军情一天十变，火车到天津的时候，情况又有变化，总部来了电报，由铁道部转给部队，20军在天津不得停车休息，务必立即入朝。
此时9兵团的前卫27军已经在安东，无法掉头回来，20军开出天津站以后变成前卫。59师是20军前卫师，而177团是59师的前卫团，马文考的2营又是177团的前卫营，成为第一批入朝的部队。
火车出了天津站便急吼吼越开越快，大小车站的货车、客车都停在铁路两旁，给军车让路。2营的战士就讲笑话说，“这次我们坐的是特别快车，怕是要中头彩。”火车一直开到沈阳以南的皇姑屯车站，铁道部门传来上级命令，任何人不得下车。此时，各级开始传达任务，马文考得知是要立即入朝作战。
59师师长戴克林就在马文考他们乘坐的列车上，这也是9兵团开赴朝鲜的第一列军列。
59师急急忙忙进入朝鲜，戴的是大盖帽，脚上穿的是球鞋，棉衣也是在江南部队发的薄棉衣，任务紧急，来不及补充，就在车上补发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后，继续全速开进。
马文考对部队的紧张集结感到惊讶，如此紧急的情况平生第一次遇上。他在天津车站时遇上20军政治部主任邱相田，邱相田刚在总政开完会，便急急忙忙赶到天津，上了马文考乘坐的这列火车。邱相田就在车上传达总政开会的精神，讲抗美援朝的意义，动员部队打好出国第一仗。
火车进入朝鲜后开得很慢，白天不敢开。只要天一亮，美国的飞机便跟上来，火车只能停在隧道里躲避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
60师政治部主任徐放听了朱德总司令在团以上干部会的讲话，觉得朝鲜的形势将异常复杂。朱总司令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在朝鲜不能将美国打回去，9兵团就要留在敌后打游击，所以各项准备工作必须扎实。而事实的情况却很仓促，部队到了沈阳已明显感觉到北方的严寒，可华东的部队居然没发棉衣。原计划在沈阳发放棉衣，可情况有变，火车到沈阳以后，忽然接到命令，不准下车，火车直接开到鸭绿江边，驻扎在通化一带。
接到马上入朝的紧急命令，徐放在火车上把政治部的几个科长找来研究，让他们分散到各节车厢，对部队进行动员。火车一直开了5天才在集安停车，集安对面就是朝鲜。徐放下车便进行动员，要求大家做好战斗准备。此时又接到上级命令，什么都不可以带，包括私人的信件、照片等都要留下来。盼望已久的棉衣也要到朝鲜以后再解决。随后各团都召开了抗美援朝誓师大会，上级给每人配发了一件棉大衣，部队迅速入朝。
匆忙行军到鸭绿江，江上已经架好了一座临时浮桥。
刚过了鸭绿江，朝鲜老百姓纷纷过来，一打听才知道到的地方是江界。朝鲜的老百姓看到志愿军连连摇头，说人民军的装备比你们好很多，都没有打好，你们这个样子能打吗?徐放很不服气，就告诉他们当中会汉语的：“我们打仗有名的嘛，怎么不能打啊，不在于装备好坏，抗美援朝是国际主义精神。根据你们说的情况，好像把美国打败有点困难。你们放心吧，我们有决心打败美军!”刚刚进入朝鲜，部队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首先是吃的问题，部队到朝鲜就断粮了。在国内时有工作队专门负责筹粮，到了朝鲜无计可施，就收集被炸死的骡马。
第二个问题是冷。没有保暖的棉衣，没有吃的，很多人都接近崩溃的边缘。一个团政委见到26军政治部干事支福田抱头痛哭，见到他背了两条刀鱼，要了一条，刀鱼冻得像冰坨子，他就啃着生吃了。
寒冷和饥饿导致部队士气低落，甚至出现逃跑现象。26军过江后向长津湖战区开进时，一些干部、战士开小差，其中受处分的20多人。宋时轮在全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说，他亲手枪毙了一名营长，这名营长受不了苦，带头往回跑。东征西讨这么多年的战友，宋时轮也不忍心，但稳定军心是最重要的，一个营长带头往回跑如果不处理，将来就没法约束普通战士。宋时轮称这叫挥泪斩马谡。
吴大伟是26军88师军务科参谋，26军作为攻打台湾的主力部队一直驻扎在上海崇明岛。和9兵团的其他部队一样，天天都在进行渡海登岛作战训练。
部队接到北上的命令时，要求尽快将部队的编制实力、人员装备数量统计上报，平时每个月才上报一次，这次这么突然，凭直觉，吴大伟觉得部队要紧急行动。
当时26军88师一共有8000多人，没有炮兵，一直到山东滕县，给一个炮兵团编制。所谓的炮兵团实际上也就是几门山炮，作为支援或者压制火力来说，根本谈不上打击效果。
88师在山东滕县住了不到一个星期，接着便铁路输送到辽宁抚顺，又休整了两三天，11月19日夜，接到军的命令，88师迅速铁路输送至临江，从临江鸭绿江大桥步行过江。
吴大伟走在鸭绿江大桥上，黑暗中只觉得有水声，什么也看不清，后来水声被急促的脚步声淹没。
部队刚过江，美军飞机便将大桥炸了。
过江以后，吴大伟看到没有什么像样的道路，路上布满了一个个的大弹坑，路旁的村庄没几栋完整的房子，有的还冒着残火和浓烟。
88师过江后驻扎在熊东，26军军部驻在中江，机关连队都住在附近，每个人都给配发了7天的给养，饼干和炒面之类的食品。
战斗打响前，吴大伟经常被派到下面团队，了解情况，传达指示，布置任务。战斗打响后，身临一线，随时为首长提供情况。战斗结束后，要进行总结，比较了解部队的情况。在入朝前普遍存在轻敌思想，甚至很多人没有思想准备，仗该如何打、遇到困难如何克服、美军的作战特点等等，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吴大伟也非常轻敌，甚至以为就是完成一个任务，一瓶牙膏用不了就可以回来了。
从上到下弥漫的轻敌情绪，在残酷的战斗打响后又变成一种可怕的恐惧心理，一见到美军的坦克、大炮，还有贴着房子、钻在山沟里飞的飞机，很多干部、战士不知所措，甚至还有消极避战的思想。
按照9兵团战斗部署，27军担负主攻任务。
27军尚未过江，就遇到了“敌情”。张桂锦当时担任27军80师第239团2营教导员，2营是尖刀营，2营的4连在国内战争是模范的连队，“常胜连”“战斗模范连”“一等功连”各种称号一大把，这个连的战斗英雄和功臣模范，占全营的50%。但239团集结的时候建制被打散，2营单独一个列车，列车指挥员就由张桂锦担任。列车开到丹东时，被志司留了下来，据说是突然发现了敌情，他们当即接到了志司的命令，说江对面20多公里处驻扎着英军27旅，要求2营做好战斗准备。2营在丹东停留了2个多小时，把列车上的装备全部卸掉，把武器架在车顶，从新义州入朝，随时准备战斗。
2营进入朝鲜后一边搜索一边侦察，火车抵达一个村庄后马上派出一个分队前出侦察，确定没有敌情后继续前进。就这样，一个晚上走了30公里路。到达一小镇后，向当地百姓了解英军27旅的行踪。当地百姓说，英军27旅两个小时前就走了，是坐汽车走的。
张桂锦下了火车便用电报请示志司，志司回复说原地待命并迅速构筑工事组织防御。
第二天大概七八点钟的时候，天空便布满了飞机，成群结队地飞来，一批一批，每批多的时候有二十几架，少的也有八九架，狂轰乱炸，从早上一直炸到晚上，将本来就是一片废墟的新义州炸成废墟上的废墟，尸横满街，到处是焦煳的味道，而张桂锦营又接到师部的命令，迅速返回丹东。
撤回的时候没有火车了，只能徒步行军。张桂锦一边走一边给部队进行动员，其实也用不着怎么讲，那几十里都能闻到的烧焦煳尸体的味道，那将天空覆盖的浓烟，那几十万人的城市被打得死尸遍地，凄惨的老人，无家可归的儿童，到处都是。战士们走了一路，个个憋了一股气，纷纷表示要在朝鲜战场上狠狠打击侵略者，打好出国第一仗。
部队回到丹东的时候，天已大亮。
几天后，他们奉命再次步行入朝，连续行军好几天，下雨、下雪、刮风、冰雹，各种恶劣的天气都被27军赶上了。张桂锦当时21岁，本没长一根胡子，可冰霜挂满了眼眶和睫毛，满脸都是冰条，像白胡子老头一样。战士们因为衣服潮了，身上也都被冻上了厚厚的“盔甲”，走起路来哗啦啦响，一夜行军六七十里路，到达目的地以后很疲劳。
部队到了宿营地又不能马上休息，又不敢住村庄，就在野外挖防空洞。挖完了防空洞，张桂锦并没有休息，他到各连检查工事构筑情况，发现4连、5连、机枪连和炮连都挖好了防空洞，防御组织得不错，同时也发现了问题。上级已经下达通知，不准用热水洗脚，主要是防止洗了脚以后血管膨胀导致脚肿而穿不上鞋。可是6连的连长、指导员，一个是首长警卫员出身，一个是文化干事出身，带兵没经验，挖了防空洞以后也不检查部队干什么，躺倒在防空洞里便睡了，连队的大部分战士就用饭盆烧了开水洗脚，还以为像在国内打仗一样，一有时间就要泡脚，结果第二天早晨起来脚肿得像个馒头，都穿不上鞋了，全连140多人，近120个人脚被肿坏。这事被报告到军里，27军在2营开现场会，6连成了“反面典型”。
27军81师243团1连连长黄万丰在参战前还发牢骚，人家四野的部队都到朝鲜跟美帝国主义战斗去了，可咱们9兵团不打台湾也罢，干吗要调到山东?到了朝鲜，才知道跟美帝国主义战斗。上级只发了一捆地图给营部，上面是密封的不能拆封。他的毛巾、脸盆都减得啥也不剩，补充的被装也就是每个战士不管脚大脚小只发一双鞋，连队干部给一个红杠大衣给个帽子。黄万丰看到后面的20军更惨，都戴着大沿帽，用帽底子把耳朵和半边脸捂起来，比他们冻得还厉害。
大家背了七八斤粮食，战士们体力消耗大，饭量也大，有的一顿能吃两斤饼干。后来没有粮吃，黄万丰硬是喝了一个礼拜的淀粉，把肚子撑得鼓鼓的，可只要一小便就饿得不行。部队有10余天没有吃到咸盐，就到旁边的村庄把老百姓扔掉的豇豆，刷一刷倒出来煮一煮弄点咸盐吃。
进了朝鲜向长津湖开进时，整个战场一片雪白，树枝都让雪压得下垂。黄万丰想起了毛主席诗词中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但他们没有半点喜。那满山是雪，一米深，部队又不能走大路，只能在雪山的小路上爬行，马和骡子都不敢走。宿营的时候还必须在山里，既可以保暖又可以挡点风。山上长着如蒿子一样的植物，下面是雪。战士们就把雪挖透，在上面铺上被，再盖一床被，谁都不敢脱鞋，只要鞋一冻就再也甭想穿上，冻得硬邦邦。大家互相抱着，我抱着你的脚，你抱着我的脚，把被子一蒙头保温。部队即便到了目的地也不能马上停下休息，还要不停运动，否则坐下去就容易被冻死。对那些稍懒些的人，就由黄万丰他们连队干部和骨干强迫运动。由于保暖措施得当，黄万丰的243团1连在整个战役结束只冻伤了3个人，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
李宗安是27军79师237团机炮连指导员，他的连队是全营的火器分队，在当时以步兵为主的志愿军当中算是重量级的部队，平时牛气得很，但行军打仗更遭罪。虽有骡马，但翻越朝鲜北部的狼林山脉，冰天雪地中行进，骡马都不敢走，重机枪和迫击炮、无座力炮都是人力扛运，难度可想而知。
从火车奔赴鸭绿江的时候，李宗安并不知道去哪儿，上级只传达说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火车一路绿灯，所有的车都给军列让路，到了沈阳停车吃饭，发现大批衣衫褴褛的军人，还以为是朝鲜人民军抓的俘虏运到中国来了。后来一问，不是俘虏，竟是朝鲜人民军跑到中国来了，这才知道朝鲜的战况不太妙。原计划在丹东过江，准备过江就执行战斗任务，消灭英27旅，其实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合并的一个旅。81师在前，79师居中，80师作为军后卫。后来前方来电话，说英27旅一看大事不好就跑了。
部队计划改变，没有在安东渡江，但给志愿军战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面朝鲜的新义州被美国飞机狂轰乱炸，城市成为一片火海。李宗安觉得朝鲜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美国一直把中国看成眼中钉，解放战争时期帮着国民党，新中国成立以后它不承认中国，对中国进行封锁，我们要解放台湾了它又要来阻止，现在又侵略朝鲜就是要以朝鲜为跳板下一步进攻我们。战士们都觉得必须打这仗，跟美国势不两立。
部队又向吉林临江市转进，一个军五万之众分乘多列军列，转进的难度可想而知，本来是兵团前卫，临时改成了兵团后卫，这一下让后面的20军先过了鸭绿江。
部队就在火车上抓紧时间动员教育，各级首长轮番上阵，大干部讲，小干部讲，快到临江的时候部队战士的战斗热情被激发得像滔滔鸭绿江水，愤怒不已。
27军从临江入朝时，过于仓促，但情况要比20军好一些，他们居然得到了宝贝似的东北边防军才穿的大衣、棉衣、棉裤。徒步过江后，马上就被美军飞机发现，并遭到轰炸。李宗安的通讯员是解放上海时抓的小俘虏，从来没有跟谁讲过他以前开过车，一见美国飞机对着车辆扫射轰炸，跳上一辆车开起来就跑，飞机就追着那汽车。“小俘虏”机灵得像个猴子，将车开离部队本队便纵身跳车跑了，美军当场就把那辆汽车炸毁了。勇敢的小通讯员让李宗安大开眼界，觉得他很勇敢。以前并不知道他会开车，如果没有他果断开车将美军飞机引开，机炮连的连部就完了，而附近房子里开会的营部也得遭殃。当时3营营部正召集营连级领导开会，一旦被命中，一个营的干部就全报销了。
王兰亭原来属94师，1949年解放军解放青岛以后，跟着部队南下，解放东山岛，而后马不停蹄，马上又返回来，入朝参战。
由于94师整个师转隶27军，王兰亭所在的特务连被打散建制，分别被编到27军的电话连、通讯连、通讯排，王兰亭又跟通讯排一道编到27军电话连查线组。从临江过了鸭绿江，王兰亭觉得越来越困难，应该进入艰苦的路程了。老天爷像是故意捣乱似的，下起了小雨，通讯排走到半山腰又开始下雪。每个人背上都着7天的干粮，这还不是最费力的，通讯排每人还要背一大捆电线，一部电话。电线足有20多斤，电话和粮食，再加上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和武器弹药，每个人身上都有五六十斤，雨越下越大，浑身都湿透了，到山顶上又改成下雪，身上再冻成冰，越走越沉，还不敢休息。好不容易休息一会儿，更不敢坐下。王兰亭知道，只要坐下去，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他亲眼见到路旁有的战友坐在地上冻僵的，死在路旁的有好几个，有的还没死，就在路旁喘着吸气，看上去已是没救了。
没日没夜地行军，终于到达第一个宿营地。部队下山，到了朝鲜的一个村子，进去一看，村子被美国飞机炸得连砖头都不剩，一间能住人的房子也没有。当时还没有防空洞，还要防止美军飞机侦察、轰炸，部队就疏散在露天的野外，找个隐蔽地方，在山坡底下生火烧水，官兵们围拢在一个大的火堆旁烤身子。很多人的鞋子跟脚冻在了一起，鞋子脱不下来。由于没有经验，就伸着脚在火边烤，这一烤，鞋是化了，脚也一起烤化了。鞋子是脱下来了，脚已经烂了，一捏烂乎乎的。特务连一共冻伤30多人。
雪寒岭、荒山岭、死鹰岭、剑山岭，9兵团15万大军跋涉在一个又一个连名字都透露着寒气的山岭上，在几乎没有补给、严格进行隐蔽伪装的情况下，创造了连续行军10天、平均日行军30公里的速度，于26日集结在了长津湖指定的战斗位置。
很多年后，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和政论家约瑟夫·格登写道：
“以任何标准来衡量，中共军队强行军的能力都是非凡出众的。根据一个文件记载，3个师从鸭绿江的满洲一边的西北角安东出发，用16—19天的时间行军286英里，到北朝鲜东部的一个集结地域;1个师在18天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平均每天行军18英里。”
这就是宋时轮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
(二)宋时轮的担忧
周文江见过宋时轮。在他眼中，宋时轮不苟言笑，不怒自威，带兵打仗极其严格。
宋时轮，志愿军9兵团司令员，被日本军方称作“游击战的权威”，1955年授上将军衔。
长期血与火的战斗生涯磨出了宋时轮铁一般的性格。入朝和美军作战，他并不打怵。他是湖南醴陵人，既能吃辣椒又能喝烈酒，脾气也特别火爆，战争年代他喜欢剃着光头、身先士卒地在第一线指挥战斗。什么样的将军带出什么样的兵，9兵团很多军官也是海量，剃光头，所以9兵团被叫做“酒兵团”，也被叫做“光头兵团”。
宋时轮了解自己带的兵，这些9兵团的干部只要有仗打就会兴奋起来，对于他们来说，保家卫国、冲锋杀敌是军人的荣誉。所以这个时候，无论是宋时轮还是9兵团的各级指挥官，都觉得不管是面对哪国的部队，都有信心让对手领教一下自己的厉害。但是对于中央军委如此急切调他们入朝作战的命令，他还是隐隐不安。
9兵团入朝仓促，战前准备极不充分，入朝之后又由于美军的大规模轰炸(美军从11月初开始为了配合即将开始的总攻势，对朝鲜北部进行了大规模空袭)，后勤补给极其困难，粮食、被服、弹药等物资无法运到部队手里，而长津湖地区人烟稀少，根本无法就地解决食宿，部队81只好在雪地露营，加上粮食被服均严重不足，出现大量因冻饿而产生的减员问题。
“很显然，我们并没有为这一大型战役做好充分的准备。”20军58师172团1营排长王学东回忆道，“在进入北朝鲜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就遇到了一些想不到的困难。”
在1950年这个朝鲜50年间气温最低的冬天，9兵团每个班十多人只有一两床棉被，夜间，战士们将这一两床棉被摊在雪地上，十多个人挤在棉被上互相搂抱取暖以抵御零下30摄氏度的酷寒，入朝第一天，就冻伤800人。
“我们对北朝鲜的冬天会有多么寒冷没有一点概念。”王学东说，“当部队进入朝鲜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冬装，没有手套、帽子以及棉鞋等冬天的必需品。我们部队的战士大多是来自年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的华东地区。11月初我们离开家乡的时候，当地的温度还在15摄氏度左右。两个星期后，我们到了北朝鲜，当地的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18摄氏度。许多战士因为冻伤和感冒而跟不上队伍。我们师在第一个星期就有700名士兵因为严寒掉队了。”
对于入朝作战的仓促，27军79师235团3连指导员邹世勇也深有体会：“我们的鞋还是胶鞋，所以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时候，脚都冻坏了。我们每人只有一床小薄被子，可是美军每人都有一件大衣和一个鸭绒袋，钻进去以后，把拉链一拉，特别抗寒。所以我们从服装保暖上来说，跟敌人是没法相比的。”
11月27日，长津湖地区普降大雪，百年不遇，气温下降到零下30摄氏度。有记载显示，在战役展开的20多天里，零下20多摄氏度是家常便饭，受寒流影响，最低温度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很多战士还未投入战斗就被活活冻死，长津湖战役之惨烈可见一斑。
而在长津湖战役中，对战双方的装备、后勤补给状况称得上天壤之别。
下面是长津湖战役对阵的美军陆战1师和志愿军第9兵团的装备对比：
空军
美军陆战1师：每个步兵营都配备有前线航空控制人员，可以随时用无线电呼叫航空火力支援。这直接导致志愿军只能在夜晚行军和进攻，白天则是美国人的天下。
志愿军第9兵团：没有空军支援，防空武器基本为零。
坦克
美军陆战1师：每团有一个坦克营，下辖四个坦克连，共有70辆坦克，包括M-26潘兴式坦克和M-4A3中型坦克。每个陆战团的反坦克炮兵连另有5辆坦克。
志愿军第9兵团：无坦克和任何装甲车辆。
通信
美军陆战1师：每个陆战团一直到排级都拥有完备的电台等联络设备，可以随时获得空军几乎是不间断的火力支持。
志愿军第9兵团：通信器材奇缺，只有团以上部队才有少量无线电台，营采用有线电话。营以下则主要用军号、哨子、信号弹和手电筒等联络。
服装
美军陆战1师：兜式防寒帽、羊毛内衣、毛衣裤、防风雨登山服。战斗长筒靴内有两到三层毛鞋垫。
志愿军第9兵团：南方部队入朝仓促，基本没有棉衣，这在此后的长津湖战役中导致了极为可怕的非战斗伤亡。
运输
美军陆战1师：拥有充足的汽车和装甲车辆。
志愿军第9兵团：空中、海上和铁路运输几乎为零。整个志愿军在一、二次战役时也仅有1000辆汽车，战役结束后已经被摧毁600多辆。
“由于敌人掌握制空权，他们的飞机非常猖狂，见人就打，所以我们后方的运输特别难。”邹世勇说，“我们入朝时每人背一个干粮袋，大约有五六斤的高粱米，等我们到了战场就吃完了。而美军的后方供应饼干、罐头、饮料等等，每个人都饿不着的。我们当时吃不上饭。战士饿了，就抓把雪吃。后来部队指挥员觉得战士老是挨饿就没有办法打仗了，我们的首长急着想办法筹粮。有一天他带着两个人走到很远的一个山沟里面找到了一家老百姓的房子，人已经跑了。他们在里面翻出了一袋稻草和一袋土豆。当时毛主席强调了，要爱护朝鲜老百姓的一草一木，可是我们出国又没带钱，这怎么办?后来他们就把土豆背走，给那个朝鲜老乡留下了一条军毯和一个缴获的美军鸭绒袋作为抵押。把土豆抱回来以后，首长就到前线去找我这个管后勤的。有了土豆怎么吃呢?又不敢生火，白天不能冒烟，晚上不能见火，因为飞机经常轰炸。到后来没办法，他又带了人，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一袋子土豆背到那家老百姓家去了，把这袋土豆煮熟了。因为路很远啊，天气又那么冷，他们从那个地方煮好了，送到上面去，就都成了冰疙瘩，没法吃。可是战士们饿啊，怎么办?硬啃，夹在腋下化，化一层啃一点儿，再化，再啃。”
解决食物供给，志愿军战士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应对办法，那就是取自于敌。“有一次我们在战场上休息。我们连有一个通讯员脱下了阵亡美军的一个背囊。脱下一看，里面有吃的，饼干、罐头、香肠什么都有。原来敌人包里面就有吃的。后来我就告诉战士们，见到包你就拿，所以后来我们很多的食品供应都是得益于敌人。28天，我们没喝过一口热水，就是吃干饼、吃雪。冰天雪地，别说喝水，睡觉都成问题。这一点，敌人比我们好得多。敌人在后方可以支帐篷，由于不担心空袭，敌人可以挖工事，即使地是冰冻的，他也敢生火。把土化开以后，挖成坑把树叶子放到坑里去，到了晚上，钻到鸭绒袋里面去，把大衣脱下来盖在上头，很舒服的，而我们呢?没地方睡，就在雪地里睡觉。”
美军士兵们不仅有完善的御寒装备，还能享受到丰盛的“感恩节大餐”。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第7团A连下士海洛德·摩尔豪森回忆：
“我们所到之处，冰天雪地，平均气温在零下20多华氏度。尽管有御寒的大衣，可是仍然挡不住刺骨的寒风。直到今天，每当我回忆韩战，总是想到那寒风刺骨的冬天。感恩节那天，我们又接到继续向北开进的命令。大家一片怨言，因为我们将吃不上盼望已久的感恩节大餐了。当天傍晚，我们到达指定地点，扎寨过夜。第二天一早，我们惊喜地发现，连队厨房已连夜赶到我们驻地，开始准备感恩节的晚餐。我们吃到火鸡、火腿、苹果派和其他很多好吃的。我吃得太多，肚皮都要撑破了。当时大家都沉浸在节日的欢快之中，根本没有想到，对于我们中间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最后的晚餐。”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拿破仑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军队靠胃打仗”，后勤补给历来被兵家视为重中之重，久经战争的宋时轮当然明白这个问题，冬装的缺乏确实是因为种种阴差阳错造成的。
9兵团的战士大多来自南方。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区，海拔在1000至2000米之间，林木茂密，道路狭小，人烟稀少，夜间最低温度接近零下40摄氏度，当年又是50年不遇的严冬。志愿军士兵穿着都是华东温带的冬季服装，团以上干部的棉衣还没有发放。原准备在辽阳、沈阳等地稍事休息并换装，但由于朝鲜战况紧急，20军的列车开进山海关时，总参谋部派高级参谋拦住列车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入朝”的命令。十几列火车只在沈阳稍停片刻，就继续火速开进。停车的时候，东北边防部队看见入朝部队如此单薄的衣装大吃一惊，立即动员干部战士脱下身上的衣帽换给这些部队，但数量极少，而且部队停车时间极短，当时脱下的衣服很多都来不及送上列车。
这些被冻得瑟瑟发抖的部队依旧士气高昂，在缺乏地图的情况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隐没在朝鲜冰雪皑皑的群山中。因为美军的空中优势，白天无法行动，只能在夜间行军赶路。当地朝鲜人冬季晚上都不到户外的，而志愿军则要雪夜行军。在第一天行军中，就冻伤了700余人。志愿军每个班只有1—2床棉被，士兵休息时，将它垫在雪地上，大家挤在被子上只是保持不被冻僵，根本谈不上取暖。美军白天掌握着制空权，9兵团本来稀少的汽车也被炸得所剩无几。志愿军辎重装备无法运送，所有重型装备都被留在后方，部队轻装携轻便火炮徒步行军。由于体力有限，直到战斗打响前，这些部队少则两天、多至9天已经没有吃上一顿热饭，有的只能靠打死的马匹和牲畜充饥，那时候还没有开始用炒面作口粮。在冷得浑身颤抖的同时，还得靠吃冰雪解渴。
9兵团在9月上旬奉命北调的时候，宋时轮通过军区致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装具补充我们当全力满足需要。目前该兵团冬衣悉按江南气候缝制，恐不耐寒，寒区气候我们亦无经验体会，不知如何缝制才合标准，可否请东北装备御寒衣被、棉鞋帽等。”电报发出去后，如石沉大海，9兵团由山东开赴东北时仍没有得到关于冬装的明确答复。这个时候华东军区还是按照南方气候缝制的棉军服下发部队，后来才得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10月27日给毛泽东发电，称9兵团所需棉衣已由第三野战军解决，保证11月1日前发齐。
这样说来，毛泽东得到的消息是，9兵团的棉衣问题解决了。事实上，棉衣是有了，但发到战士手中的是南方的棉衣，宋时轮要的是北方的棉衣。问题还是没解决。
战后，宋时轮才搞清楚这件事，原来是第三野战军的某位领导疏忽了温带棉衣和寒带棉衣的区别，向聂荣臻打了保票，结果聂荣臻、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都以为问题解决了。
9兵团抵达山东，宋时轮曾向山东政府反映情况，山东省委、省政府答应解决，但战况紧急，不待山东赶制冬装，部队已经开拔了。
宋时轮最后的希望只能寄托东北军区了。当年宋时轮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曾调到红15军团工作，与当时15军团81师师长贺晋年是老战友，此时贺晋年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老战友帮了大忙，宋时轮抵达沈阳，面见了高岗和贺晋年以后，贺晋年马上下令把军区仓库中存放的原日军大衣、棉鞋悉数调给9兵团。悉数的数量是5万，所以9兵团团以上军官的冬装是完备的，有暖和的日军军大衣，连级军官两人一件大衣。剩下的冬装完全拆散了发下去，有人发到棉衣，没有棉裤，有人只有棉帽，没有棉鞋。战略物资的匮乏让很多部队感到不安，但军情十万火急，什么都顾不上了。正是由于这种顾不上，后来导致9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大量减员。
有关保障第9兵团后勤的资料很多：据1950年8月26日东北边防军的后勤补给计划，棉衣原定东北做24万套，华北做10万套。其他如华北后勤部负责40万件棉背心，16万双棉皮鞋;华东后勤部负责做40万件绒裤，3万双棉皮鞋;中南后勤部负责做40万件棉大衣，6万双棉皮鞋;东北后勤部负责棉手套、袜子各70万双，毛棉帽40万顶。华东没有做棉衣的任务。
至10月18日，总后勤部、财政部给中央的建议中，认为应该“再准备棉衣20万套”，“由东北、华北、中南、华东各做5万套”，并在12月份完成。可见，此时华东应该准备的棉衣为5万套，且时限在12月份。
至10月30日，9兵团出动已成定局时，宋时轮到总后勤部找负责同志以及华东后勤部的邝任农讨论补给问题，提出棉衣没有发，但宋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发。
一方面，原定计划9兵团补给冬装应该在沈阳、梅河口，而出动计划改变后，物资要从沈阳、梅河口赶运辑安，当然手忙脚乱来不及。更重要的是，东北的确没有库存的配套冬装了。此前冬装大约已经配发13兵团了，因此据东北财政部副部长倪伟关于军事供应问题的报告，到11月底尚需赶制40万套棉衣。所以，9兵团到达后，只好发给棉大衣。
而单就棉大衣一项来说，也储备不足。11月六七日仅发棉大衣641件。8日20军到沈阳，将原准备发13兵团而未运走的35090件棉大衣赶运皇姑屯。此时沈阳的库存，也搜罗一空了。当10日兵团部和27军到沈阳，只有赶制的边防大衣2980件。高岗又批示由财政部拨给的新旧棉大衣10万件中，送给27军3万多件。此后，又不得不将剩余的6万多件也批给9兵团。此后，各地又紧急送来一些棉大衣。至11月底，总共发给9兵团新旧棉大衣226661件。
虽然领的棉大衣不少，但限于运力，实际发放下去的远远少于此数。如据1951年1月3日总后军需部的调查，13兵团领到的大衣和东北后勤部发放的数额基本一致，共发343998件，但在40军了解，就没有发大衣，其他军据说也有未领者。9兵团后勤运力不足，发放更加困难。
9兵团及所属部队对防寒缺乏经验，有的态度麻痹，也是主观上的问题。如有的部队干部随便说朝鲜不冷，不会过鸭绿江;如20军60师将东北补充的600余件棉大衣留在辑安，都是主观上不够重视的结果。
对照美军陆战1师长津湖作战的后勤供应情况，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存在物质上的巨大差异。根据总后勤部所编《外军后勤战例选编》中“美军陆战1师长津湖、兴南地区战斗后勤保障”以及《后勤战例选编》中“志愿军第27军长津湖地区进攻战斗后勤保障”中所提供的资料，美军除进行防冻训练外，有大量的防寒物资保障。陆战1师的冬装包括防寒帽、厚呢军装、毛衣、大衣、毛袜、皮靴和鸭绒睡袋。连队装备棉帐篷、火炉等。每班、每辆车除配备小汽油炉外，阵地上还有专门供热的电炉。由于弹药、汽油充足，为防止装备受冻损坏、汽车不能发动，规定隔一段时间射击一次，汽车发动一次。有肉、豆制成的熟食罐头(C种野战口粮)，甚至有肉、奶制品、蔬菜、水果罐头(B种野战口粮)供应。一线美军即使无法及时得到食物，当送来的是已经冻结无法食用的食物时，还可以靠身上的厚衣服焐暖再吃。由此可见，美军的防寒能力，许多条件是志愿军根本无法具备的。
由于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以及战局的急剧变化，更重要的是面对的是当时世界上军事、经济实力最强大的美军，志愿军后勤工作面临的客观上难题很多，有些不是靠个人或主观能动性就能解决的。比如运输能力问题，旧中国不能生产汽车，全靠进口。当时从苏联订购的汽车虽然到的速度不算慢，但仍赶不上战争进程;反复拉锯造成的无法依靠就地补充的问题;美军的毁灭性轰炸导致的运输损失问题;部队的临时紧急调动造成的后勤跟不上的问题等等，这些是无法从个人责任的角度去追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