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很接近诽谤了，瓦西里。”
“你不觉得这是个好计划吗？”瓦西里爬到床上，双手撑在薄薄的床垫上，俯视着菲利克，“可怜的小老鼠，在出发度假之前发烧了，不得不错过黑海的阳光，多亏好心的邻居答应照顾他，感谢可靠的瓦西里。”
菲利克大笑起来，但笑意很快就消失了，用力推了瓦西里一下，害他差点撞到柜子的尖角上。瓦西里匆忙站起来，转过身，菲利克那个身高还不到一米七的匈牙利室友刚好推开门，站在那里瞪着他，像一只吓呆了的鼹鼠。
“别傻站在门口，尤哈斯。”菲利克说，他随手抓起了一本笔记簿，匆匆在上面写着什么，没有一点惊慌的意思，好像整个早上都安稳地待在床上似的，“这是瓦西里，你见过他的，我的邻居。”
“是的，我记得。”尤哈斯的俄语比瓦西里想象中好，只有轻微的口音。他用毛巾擦了擦脖子和额头，向瓦西里伸出手，“你好。”
瓦西里握了握他热乎乎、汗淋淋的手，点点头，什么都没说。
沉默在逼仄的宿舍里弥漫开来，瓦西里能清楚听到菲利克写字的沙沙声，思忖着他到底有什么好写的，也许只是在乱涂乱画。尤哈斯耸耸肩，走向自己的柜子，拽出一套干净的衣服，和毛巾一起搭到肩膀上，踢掉鞋子，冲瓦西里点点头，出门到浴室去了，一路哼着一首匈牙利语小调。
菲利克把铅笔和笔记簿丢到一边，松了口气。两人对视一眼，瓦西里倚到柜子上，双手插进裤袋里。
“你觉得我应该去浴室里把小土豆处理掉吗？可以伪造成一宗意外，他滑倒了，不幸磕破了——”
“瓦西里。”
“好吧，也许没有听起来那么好。”
“他应该没有看见我们。”
“看看我们四十八小时内会不会被开除就知道了。”
菲利克笑了笑，没有说话，低头看着自己屈起的膝盖。瓦西里想象着一只灰色的兔子窜过草丛，消失在地洞里。他想过去亲一下菲利克的额头，犹豫了一会，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在楼下等你。”他拉开/房门，回过头来，“菲利克？”
对方抬起头，挑起眉毛。
“别去黑海，让善良的邻居照顾你一个夏天。”
他及时关上门，挡住了菲利克扔过来的枕头。
——
他猜对了。不管菲利克口头上怎么说，最终还是会听瓦西里的话。当妈妈敲门进来，告诉他菲利克没法去“达恰”度假的时候，瓦西里费了很大劲才把快到嘴边的笑意压下去，皱起眉：“怎么了？”
“他发烧了，说是食物中毒。听着，小熊，我知道你可能不喜欢这样，但你这个夏天可能要照看一下可怜的菲利克。”
“为什么非得是我？我没空。”
“我知道，小熊。”妈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拍拍瓦西里的脸颊，她的手还是湿湿的，带着面粉和糖的味道，“当个好哥哥，行吗？”
“有尤莉娅一个就够烦了，谢谢。”
“不准这样说话。”妈妈掐了一下瓦西里的脸，好像他还是个十岁小孩，“每天至少要到对面去一次，知道吗？不准摆脸色给菲利克看，他也不想生病的。”
“知道了，妈妈。”
爸爸的汽车还没驶出亚森捏沃，瓦西里就已经搬进了菲利克的卧室，锁上门，花了至少一个小时和菲利克缠在毛毯里接吻，庆祝两人的小阴谋顺利执行。他也许撕坏了菲利克的衬衫，但两人都忙于床单上的小游戏，没空查看扔在地上的衣服。
菲利克坚称公寓里有窃听器，瓦西里不知道他这个荒谬想法是哪里来的。诚然，克格勃第五总局在莫斯科布下了巨大的蛛网，但总不至于窃听军官的家。为了解决争执，两人拆了一台旧收音机，把里面的无线电收发器改造成一个简陋的监测装置，果真在奥尔洛夫少校的卧室里搜出了唯一一个窃听器，藏在木制衣柜的缝隙里。他们跑到阳台上，压低声音争论是否要销毁它，瓦西里一开始不愿相信这是克格勃干的，认为是中情局渗透莫斯科的证据，但他没法解释为什么美国特工居然会用苏联制造的窃听器。两人最终决定把窃听器留在原处，用衣服和被子盖起来，既不会引起第五总局的怀疑，又不至于让他们听见不该听的声音。
瓦西里在总部阴阴森森的档案室里做了三个多月无聊透顶的文书工作，几乎没留下任何印象。1970年夏天在他的记忆里更像一段醉酒之后的幻觉，堆积着性、汗水和压抑着的尖叫，夹杂着一种大难将至的紧迫感。房间变成了乱糟糟的露营地，毯子和枕头扔在地上，他们就在这些柔软的织物之间纠缠，争相在对方身体上留下抓痕和牙印。瓦西里喜欢把菲利克的手臂扭到背后，一边往前挺腰，一边俯身咬他的脖子，就为了听听菲利克的呜咽。菲利克喘息着叫他的名字，直到瓦西里把他翻过来，堵住他的嘴唇。
他们几乎没怎么说过话，瓦西里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他和菲利克每天像穴居人一样睡在地板上，在清晨的微光里恋恋不舍地接吻，却始终没有许下任何诺言，更没有谈论接下来怎么办。也许是因为衣柜里的窃听器，又或者说菲利克和他一样一开始就明白不会有“接下来”。这只能是短暂夏天的幻象，甜腻，充满气泡，用蜂蜜和薄荷甜酒灌满他们的脑袋，但终究是幻象。
“我有礼物给你。”菲利克说，那是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他们各自的家人次日就要回到莫斯科来。两人汗淋淋地躺在单人床上，呼吸和心跳都还没平复下来。瓦西里侧过身，把手放在菲利克腰上，心不在焉地抚摸那里的一小块瘀青：“谢谢？”
菲利克推开他，抓起衬衫披上，踢开落在地上的枕头，在抽屉里翻找，把什么东西握在手里，回到床上。瓦西里坐起来，靠在床头，看着他。菲利克冲他微笑，志得意满，像只把金丝雀叼在嘴里的猫咪。
“可惜不是新的，我也不确定你喜不喜欢，不管怎样，我已经请人在上面刻好字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菲利克抿了抿嘴唇，像是感到害羞，把手伸到瓦西里面前，摊开了掌心。
——
瓦西里·安德罗索夫上尉关掉水龙头，抹了抹脸上的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三天没刮胡子了，也不记得上一次好好睡觉是什么时候，双眼布满血丝，脸上泛着一种不健康的苍白。他中学时曾经是个游泳健将，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件事，他自己都快要忘记了。嘴里涌起一股腥苦的咸味，瓦西里以为自己流血了，但那只是水而已，沿着下巴流下来，滴在洗手台边缘。
他下意识地摸摸胸口——他总是把菲利克送的打火机放在制服内袋里的——这才想起自己刚才把那件银质小玩意扔在楼上的办公室里了，口袋里现在只有那封没拆开的信。这让他更烦躁了，低声咒骂起来。听到声音，等在洗手间门外的那个斯塔西把头探进来，问他是不是准备好去开会了。瓦西里吼了一句“滚开”，那人识趣地闭了嘴，缩回去了。瓦西里知道自己在东柏林的名声，斯塔西们背后嘲笑他像只坏脾气的老狮子，喜欢吼叫，牙齿却掉得差不多了。
而且菲利克恰好在最坏的时候拔掉了他最后一颗牙。
他闭上眼睛，试图回忆最近一次见到菲利克时的情形，然而他疲惫的大脑仍然沉湎在十九年前的夏天里，从箱底翻出了阳光下闪烁发亮的小溪，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在那里游泳，当然谁都没想到是最后一次。菲利克从浅滩上来，滴着水，发现瓦西里正盯着他看，笑起来，又脸红了。“菲利克”在他心目中始终是容易害羞的小老鼠，听话，安静，需要瓦西里的保护。但菲利克早就不叫菲利克了，也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他的工作名是彼得，克格勃内部流通的文件用的也是这个名字，“彼得·奥辛”。即使在第一总局里，知道这位“彼得”真名实姓的也只是少数。只有瓦西里私下里还在用他儿时的名字称呼他，菲利克并不阻止，但每次都显得有些尴尬，好像被错认成另一个人一样，好像“菲利克”是他急着丢弃的一件旧衣服。
信紧贴着胸口，像一块烧红了的木炭。瓦西里很确定菲利克此刻已经死了，躺在哪条污水横流的小巷里，太阳穴上有个血肉模糊的弹孔。就算他暂时还活着，那也活不了多久了，大半个欧洲的克格勃狼犬都在搜捕他。但这又有什么所谓呢？他的菲利克早就死了，不是突如其来的谋杀，而是天长日久的蚕食，直到最后只剩下“彼得”。
瓦西里摇摇头，重新拧开水龙头，把冷水泼到脸上，胡乱用袖子擦了擦，禁止自己再想菲利克。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担心，东柏林危在旦夕，就像即将崩溃的堤坝，如有必要，瓦西里决心一个人挡住洪水，而且他已经迟到了。
第10章
瓦西里是在1970年年底“进入旷野”的，这是情报学院毕业生之间的一个玩笑，意思是外派到铁幕另一边去，在笼子里打闹了这么多年，总算要被放出去跑个够，虽然后腿上还绑着克格勃长长的锁链，但好歹是出去了。他才刚离开学校四个月多一点，要是他爸爸不是克格勃少校，瓦西里也许还得等上好几年才能得到外派的机会。
总部保持了一贯遮遮掩掩的鬼祟作风，提早好几个星期安排他拍照片，没说为什么。出发前一天才通知他，只给他留了十二小时收拾行李。他没来得及告诉菲利克，后者已经回到学校去了，打电话太冒险，要经过情报学院的审查员，而且还会留下书面记录。自从在菲利克家里发现窃听器之后，他就对电话、台灯、碗橱和衣柜产生了全新的怀疑。瓦西里写了封没有署名的短笺，本想交给尤莉娅寄出，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借口出去抽烟，偷偷把那张纸烧掉了。
贴在护照上的签证是奥地利的，瓦西里原本以为自己会在维也纳的使馆里工作，事实上却被关在好几条街外的一家油腻腻的熟食店里。一楼是作为幌子的店堂，有一排落满灰尘的货架和一个塞满火腿和干肠的玻璃柜，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也卖放了冰块的基尔酒。二楼是克格勃的情报站，一个长霉的密室，堆满窃听设备和无线电发射装置，要到这里来还得先上阁楼，通过地板上的一扇暗门爬下来。大多数时候只有瓦西里一个人在里面，戴着耳机，监听一个西德外交官。当地外勤在他家里安装了十几个窃听器，瓦西里裹着大衣，在这个没有暖气的老鼠洞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咳嗽声，皮鞋在硬木地板上的敲击声，打开酒瓶的叮当声，婴儿号哭，模糊的谈话，一天十几个电话，打给修车行，打给肉店，打给保姆，打给餐厅，餐厅又打回来——“11号晚上七点半，五位客人，对吗先生？需要订酒吗？”——打给大使馆，使馆打回来，换了加密线路，听不见了。瓦西里揉搓冻僵的手指，一字不落地抄下他能听见的每一段对话，翻译成俄语，锁进一个特制的红色铁箱里，留给夜班发报员加密，发回莫斯科。
克格勃根本没给他机会好好看看铁幕后面的世界，瓦西里和其他外派人员一起住在一栋1900年建成的木石结构房子里，因为鼠患猖獗，所有人轮流喂一只行踪飘忽的黑猫。本应留给门房的位置长年坐着警卫，虽然穿着便服，但神情看起来就像克里姆林宫门口的卫兵。出入登记，晚上九点之后禁止外出。瓦西里每天按固定的路线步行去熟食店，晚上原路返回。这和学校里教的反侦查手段完全相反，要是有人在观察他，不出两天就能推断出熟食店是克格勃的窝点。瓦西里本想指出这个安全漏洞，但很快就惊奇地发现驻扎在维也纳的情报机构互相知根知底，中情局很清楚这家熟食店有问题，克格勃也早就知道直线距离五百米外一家买卖二手乐器的店是美国人的情报站。西德和东德也各自在使馆以外设立了小小的鸟巢，安置那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记者和贸易代表。
来到维也纳的第三个月，瓦西里总算得到半天休假，破天荒地离开固定路线，漫无目的地在市中心逛了一圈又一圈。他刚开始还担心情报站会派人盯着他，最后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像他这种刚从学校出来的小鱼，保密等级太低了，克格勃根本不关心他去哪里，只要在规定时间回去就可以。临近傍晚，瓦西里跳上电车，在低垂的冬日阳光里穿过这座奥地利城市的街道，目不转睛地盯着沿街的招牌，整个莫斯科的商店加起来，卖的东西恐怕都没有这里半条街的多。人们在冷风里低着头走路，怀里抱着颜色各异的纸袋，塞着奶酪和面包。一个骑单车的中年女人从三条交错的电车轨道中间穿过，背着小提琴盒，冷风吹起她的头发和灰色长大衣。瓦西里好奇他们都在想什么，铁幕在这里就好像不存在一样。菲利克也许会很喜欢这里。
他赶在书店关门之前买了两张明信片，一张寄给尤莉娅，一张给菲利克，这样在审查员眼中会显得没那么可疑，只是哥哥给妹妹寄一张漂亮画片而已，顺带也给邻家好友一张，正常不过。他用邮局柜台提供的漏水钢笔给妹妹写了一句干巴巴的“带着爱，瓦西里”，然后对着剩下的那张空白明信片发呆，直到柜台后面那个头发花白的雇员温和地提醒现在离下班只剩五分钟了，瓦西里才匆忙写下一句话，把明信片塞进邮筒里。
这次休假之后不到一周，他就被调走了，这次是去东柏林。于是在1971年初夏，他第一次亲眼见到那堵难看的水泥墙。这时候东西德已经被隔开整整十年。比起明亮的维也纳，东柏林就像地图上一团糊开的灰色颜料，只是深浅不同而已，连雨也是铁灰色的，一辆疲惫的伏尔加轿车把他和另外一个新来的参赞从机场送到大使馆，一路在凹凸不平的马路上溅起积水。瓦西里不由得思忖这种难看的汽车怎么无处不在。街道空荡荡的，偶尔有几个行人，像淋得透湿的老鼠那样窜进隧道里。
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热情好客，负责接待他们的斯塔西雇员带着新来的莫斯科客人到其中一个哨所去了。卫兵立正敬礼，面无表情，但瓦西里能看到挂在哨所办公桌上方的月历，那上面印着半/裸的泳装模特。因为下着雨，军犬没有外出巡逻，趴在椅子下面呼呼大睡。发现瓦西里盯着狗看，卫兵笑了笑，叫了一声狗的名字，让它过来。
“小卷饼很了不起，长官，他抓住了两个罪犯。”
“他们干什么了？”瓦西里并没有军衔，但他不打算纠正卫兵的称呼。
“非法翻越围墙，长官，一男一女，差点就成功了，小卷饼咬住了女人的腿。”
“男人呢？”
卫兵耸耸肩：“我们埋了很多地雷。”
瓦西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不回答。三个访客走过了哨所，沉默不语，在雨中仰望那堵把世界一分为二的水泥墙。
“很了不起，不是吗？”那个斯塔西问，挤出微笑，他有一头细钢丝般的短发，脸上的神情表明他是个习惯逢迎讨好的人，尽管瓦西里年纪比他小得多，但这人还是做好了拍马屁的所有准备。
确实是了不起的监狱。瓦西里差点说出口，及时制止了自己。他是不是和菲利克待在一起太久了，以至于沾染上了一些危险的想法？墙比瓦西里想象中更高，插满碎玻璃的顶端那么宽，可以在上面举行血淋淋的竞走比赛。墙后面是埋了地雷的无人区，然后又是另一堵高墙，把西德和支撑着它的美国人挡在后面，又或者说把东柏林关在里面，取决于人们站在什么角度看这件事了。瓦西里很明白菲利克会选哪个角度。
他隔着制服外套碰了碰放在内袋里的打火机，假装是在抹掉溅到衣服上的雨滴，暗自决定回去莫斯科之后一定也要给菲利克一份礼物，像这个打火机那样不起眼的，让菲利克带在身边，就像某种抵押品，兑换所有那些没说出口的承诺。菲利克收到明信片了吗？瓦西里想象他把那张印着美泉宫的硬纸片夹在书里，放在床头。瓦西里留在他身上的瘀青肯定都已经消退了，就像菲利克给他的吻痕也早就不见了，但瓦西里偶尔还会感觉到它们的存在，一种小小的刺痛，像针尖，像微弱电流。
“……就在那上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个斯塔西说。
瓦西里回过神来，完全没听见对方上半句话说了什么，只好借口说抽烟，走开了，留下新来的参赞和斯塔西继续闲聊。雨没那么大了，柔软的水珠偶尔滴在鼻尖上，像融化的砂糖，粘粘的。瓦西里没有抽完那支烟，烧到一半就扔进积水里，走回哨站。三人踩着泥水回到车上，到苏联大使馆去，套在大型监狱里的小型监狱。
他在东柏林的工作比在维也纳更枯燥无味，当地情报站需要一个德语熟练的人来为外勤准备假文件，所以瓦西里每天都在写字台旁边呆着，各式纸张和墨水放在手边，往假造的档案上填杜撰的日期和工作经历。每两周一次，他可以打电话回家，拿起听筒的总是尤莉娅。兄妹俩话题不多，这边问问父母，那边敷衍地回答几个字，放下电话的时候两边都松一口气。瓦西里等了一个月，才找准机会在尤莉娅挂电话之前漫不经心地问起菲利克，妹妹哼了一声，手指敲打着话筒，一阵嗒嗒声通过无线电传来，像山崖上滚落的石子。
“他没回来。”
“整个夏天都没回亚森捏沃？”
“应该是吧，我好久没见过他了。”
瓦西里想继续追问，但这样会惹人生疑，而且尤莉娅多半也不知道答案。他引开了话题，两人索然无味地聊了一会芭蕾舞和爸爸的风湿病，挂断电话。
自这天之后，瓦西里再也没有给莫斯科打过电话。
第11章
菲利克翻开书，看了一行，对着草地发起呆来。
花楸树把光斑筛落在密密麻麻的字母上，他不再关心这个故事了。瓦西里不怎么喜欢看书，但并不介意菲利克念给他听。夏天的时候菲利克磕磕绊绊地把这个用法文写成的故事翻译成俄语，分享给瓦西里，两人在床上笑成一团。他们读到第十二章 ，菲利克记得很清楚，书中的女孩扛着斧头走进寒冬的桦树林，再没有出来，八月结束了。
他心不在焉地抚摸书脊，想象瓦西里的手指也曾经在上面停留，他很熟悉瓦西里的手指，熟悉它们的温度和力度。有时候菲利克在天亮前的昏暗里醒来，能真切地感觉到瓦西里搭在腰上的手，听见对方稳定的呼吸声，只有当他转过身去，想钻进瓦西里怀里的时候，这个幻象才会消失。
开学之后的第一个假期他匆匆回了一趟家，但瓦西里并不在那里。尤莉娅说他被“派出去了”，是上个星期突然接到出发通知的，并不知道去哪里。菲利克在门口尴尬地站了一会，暗自希望她会拿出一封信或者一张纸条什么的，但对方困惑地看着他，问还有没有其他事。
“没有了。”他飞快地回答，“只是路过打个招呼，晚安。”
他躲在学校里过完了整个冬天，等着瓦西里的信。舍监每周都会抱着信件和包裹上来分发，信一般都是给外国学生的，来自住在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父母。每次听到舍监沉重的脚步声，菲利克都会紧张起来，强迫自己看向窗外，假装毫不在意。舍监敲敲门，把一封盖着“审查通过”印戳的信丢给尤哈斯，走了，皮靴像沾满泥的锤子一样敲着走廊。
菲利克合上书，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一只受到惊吓的蜻蜓飞出草丛，悬停了一会，径直冲向花楸树的树冠。他现在已经不再抱有期待了，瓦西里也许有他的理由，不寄信是最安全的，从铁幕另一边来的信件，无论内容是什么，总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谁也不知道这些书面记录什么时候会反咬你一口，所以最好不留下痕迹。菲利克拎起帆布包，走向课室，暑假理论上来说已经开始了，但他今年不能走，特勤处挑选了四个学生接受额外的训练，指望这些鸟儿明年毕业的时候能马上飞入旷野，菲利克就是其中一个。父亲显然也有过同样的经历，菲利克在电话里告诉他这件事的时候，少校丝毫不显得惊讶，让儿子向科里亚叔叔传达问候。
菲利克不认识什么科里亚叔叔，父亲故作神秘，没给他线索。见到新教官的时候他才意识到“科里亚叔叔”就是两年前带他到使馆区咖啡店的老猫头鹰，这个老头一点也没变，连贝雷帽都没有换，马甲和花呢外套打理得无可挑剔，花白的胡子仔细修过，边缘整齐。他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两分钟前刚刚从伦敦市区一家昂贵的理发店走出来似的。菲利克转述了父亲的问候，科里亚叔叔大笑起来。
“我记得安德烈。”他亲热地拍了拍菲利克肩膀，掏出烟斗，开始往里面填切成细丝的烟草，“非常精细，你明白吗？像手术刀。你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你也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我当时选了你。委员会里有些人觉得你不适合这里，还不如去莫斯科大学好好学法语，当个翻译。我说不，这孩子是一头食肉动物，放他到旷野里去。”他擦了一根火柴，点燃烟丝，仔细地吹气，让它们更快燃烧起来，老猫头鹰隔着烟雾打量菲利克，玳瑁边眼镜后面的灰眼睛让菲利克想起爬行动物，“不过你看起来更像你母亲。”
“你见过我妈妈？”
“去过你父母的婚礼。”一股烟雾飘来，“钢琴家和年轻军官，多可爱的一对。可惜。”
可惜。菲利克想，如果母亲在世会有什么不同吗？也许此时此刻他会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练琴，一辈子也不知道领带可以拿来杀人。他想追问婚礼是怎样的，多听听关于母亲的事。父亲没有保留婚礼的照片，也可能是找借口不让菲利克看而已。他也很少谈起母亲，就像幸存者很少谈起海难一样。家里的钢琴上放着三个人的合照，照片上的菲利克还是婴儿，裹在毯子里，只能看清半边脸和一只握成拳头的小手。母亲直视着镜头，脸上挂着一个有些惊讶的微笑，好像有人突然向她打招呼，而她碰巧不记得这人是谁。
菲利克忽然意识到自己正用力交握着双手，好像一个过于紧张的祈祷者，他松开手，垂下手臂，压下把它们插进衣袋里的欲/望。老猫头鹰审视着他，因为隐约的笑意，眼角出现了愉悦的细纹，好像他比菲利克更了解菲利克似的。
“你的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吗？”科里亚叔叔把年轻学生从沉默里拯救了出来。
“我要去什么地方吗？”
“没人告诉你吗？你要到月球上去了，年轻人。”科里亚叔叔眨了眨眼，“而且时间不多了，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
——
从密不透风的车里出来之后，菲利克马上就明白这个训练营为什么会有一个“月球”的外号了，空旷，荒凉，射击场铺着黑灰色的碎石。和他一起来的其余三个学生四处张望，不安地挪动，石子在他们的靴子底下咔嚓作响。
除了尤哈斯之外，菲利克不认识任何人。两人没被分在同一个宿舍里，菲利克怀疑教官很可能是故意的。菲利克的新室友来自新西伯利亚，尤哈斯和一个列宁格勒人住在隔壁。除了101学校的四个人之外，“月球”上还有七个从其他地方来的士官生，从制服看来，也许是军事情报局，这七个人从来不和他们说话，每天天没亮就列队出门跑步，菲利克常常被他们喊口号的声音吵醒，不耐烦地翻身，用枕头盖住脑袋。
菲利克每天大部分时间是在射击场上度过的。先学的是如何拆卸和快速组装各种类型的枪，从托卡列夫手枪开始，到步枪，最后是狙击枪。菲利克在“月球”粗糙的砂石地上一趴就是好几个小时，学着调整瞄准镜，归零射击，计算风速，先射击固定靶，然后是设置在障碍物之间的移动靶。尤哈斯意外地擅长移动靶，总是排在第一，直到菲利克摸慢慢摸透了狙击枪的脾性，超过了他的匈牙利朋友。菲利克很喜欢那把分配给他的托卡列夫TT-33手枪，枪的触感和重量都给他一种从未有过的自控感，仿佛捆在身上的木偶线被剪断了，不是全部，只是几条，但也足够让他呼吸。
科里亚叔叔骄傲地把菲利克展示给其他教官，就像炫耀一匹得奖的赛马，不忘解释一句“这是安德烈·奥尔洛夫的儿子”，听者总会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这让菲利克有点不舒服，就像多年前在那艘摇摇晃晃的小舢板上，瓦西里粗鲁地说“你爸爸是个猎人，大家都知道”时一样。
“我爸爸在‘总部’是负责什么的？”他问科里亚叔叔，那时候射击场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菲利克故意慢吞吞地收拾靶纸和枪，不让对话结束得太快。
“他在特勤处，我以为你知道。”
“特勤处的什么工作？我大概能猜出来他不是译码员。”
他不该这样和教官说话，别的教官很可能当场就给他一巴掌，然后关一个月禁闭，但老猫头鹰仍然挂着一种惬意的微笑，像是刚刚挖了一勺焦糖，正在慢慢享受甜味。他琢磨了一会烟斗滤嘴，把烟灰磕到碎石地上，仔细地用丝质手帕重新把烟斗包起来，放回衣袋里。“你爸爸做一切总部认为有必要做的工作，而且完成得很好，你知道这些就行了，菲利克·安德烈耶维奇。”
“他杀人吗？”
“他为他的国家服务，你也一样。”
“不见得有什么其他选择。”